中国式中产之惑

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产的群体也在急速膨胀，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同样也是中国式的中产之惑，无论在概念、标准、数量、状态和作用等方面，都有许多待厘清的空间。

诱人的概念

如果给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中产？很多人都能够给出自己的答案，但同时却又难以把它说清道明。这是一个概念上困惑，它一直困扰着人们，让大家在中产的大门口左右徘徊，在似是而非摇摆不定。

在太多人的印象中，中产的概念是这样一幅“美国梦”似的场景，一家四口开着车到野外郊游，母亲准备着野餐的食品，而孩子则在草坪上嬉戏。的确，中产可以说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 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该书一经发行，立即把“白领”和“中产”的概念推介到了全球，并使之泛化成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而自20世纪40年代起，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相继进入“橄榄型”社会，被称为“中产”的群体人数，约占社会就业人口的40%左右。对此不少专家认为，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的群体，中产的概念也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然而在当代中国，这个概念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模式化，他们又被称为“中间阶层”、“中产者”、“中等收入者”等等，大家都把他们与高收入紧密相连。社会学家陆学艺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中产出现的重要原因，包括：一是职业结构进一步趋向高级化，特别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更快，为以高级职业为特征的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创造了空间；第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得社会财富的积累随之加快，导致一个迅速扩大的高收入群体出现；第三，国内资本市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得居民通过投资资本市场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使得财富分化效应放大，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商品房价格的一路攀升，使得那些投资于房地产和拥有房产者的财富价值迅速增加；第四，高校扩招使得数百万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流动机会逐步增多，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直接为以高学历为主要特征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

然而其实在西方，中产更被形容为一种“Bourgeoisie”(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颇具小资和情调，而这一切在我们这里却变了味。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人能够对中产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在我们大多数眼中，中产往往就是与“白领”、“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收入的高低和消费能力大小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标志。这种倾向性前提的存在，也让中产甚至完全成了财富资产的代名词，从而走入了一个误区。

虚胖的数量

接下来的问题同样无法回避，中国目前有多少中产者？这是一个太多人关注的话题。其实在我们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对中产的研究，也不存在什么数量之争。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产的概念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也终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首要的变化便体现在中产的数量上。然而与此同时有不少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数量上的虚胖。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于2002年5～7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抽取大、中、小城市3997户居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进行了中国首次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考虑到这是户均财产总值，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了，所以报告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众多关注。2002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2002学术前沿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指出，20 年后，那些经济上比较殷实、思想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中产阶层”应该成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换算”，完成了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国人，即为中产阶层。根据这一标准，中国2005年已经拥有了6550万“中产”人士。

而近年来，中产的阵营更呈现出急速膨胀之势。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全球中产阶级”标准，2010年中国有8亿中产人士。而此前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则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另据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介绍，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0年之后崛起速度加快，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根据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短短几年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脆弱的状态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中国内地中高收入者的数量出现了急速增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像大多数人想像的那样悠闲自得，脆弱和忧虑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共同特征。对此，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式的中产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近日，亚洲开发银行最新报告把中国的中产阶层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该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层。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底层”为何意，但放眼四周，的确有太多所谓的“中产者”生活在迷茫中，房价高涨、通胀高企、股市波动都常常搅得他们心神不宁，他们的生活状态甚至比不上被社会视为“贫困”的那群人。

那么，中产者们的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人说，至少应该有车有房，生活从容，有一定闲暇。然而让很多人感到不解的是，与以前相比较起来，大多数中高收入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切实的提高，那为什么他们还会感到如此焦虑不堪呢？除了社会层面的原因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在不断地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随之产生，从而最终沦为脆弱的一群人。

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于近日发布，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这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岁~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关于“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问卷统计结果所得，选择中产家庭的标准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调查发现，从收入看，家庭年收入在11万~20万元的人群幸福感最强；从年龄看，30岁~35岁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强，从地区看，生活在二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幸福感较一线城市强。深圳无疑被公认为中产者的聚居地，然而据报道几年前，深圳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项目组对深圳全市户籍登记系统进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结果令人感叹：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达21.19%，10年中患病率上升了4.4倍。

有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颇为有趣，540万和40%，这是《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最新定义的北京中产人群数量和比例，然而，另一组随之公布的数据却令起草专家们多少有些尴尬，在被认定的中产阶层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

的确，当有越来越多人“被中产”的同时，他们的生活状态却是让人不敢苟同的。他们辗转在各个市场之间，为着自己下一个财富目标拼搏，同时也备受着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压。在很多时候，他们进退两难，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财富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他们是否能维持住自己中产的“地位”，由此即使疲于奔命也在所不惜。

待尽的责任

最后，人们之所以关注中产，更着眼于其在整个社会的框架中的深刻意义。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有这样观点，中产人群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促进消费的主体，更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会稳定、健康。

从古至近，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中产阶层始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海内外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产者们的浓重的手笔。毋须质疑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产人群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让大家不可小视。有专家曾这样形容，他们既是社会生产的重要承担者，也是经济的经营者、理念的创造者、观念的传播者、传统的继承者。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禾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中产人群多承担着国家或者资本管理的延伸职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力资本上，他们呈现出“信息管理”的特征。随着中国中产人群的进一步扩大，他们会撑起与之相关的整个行业的发展，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就是中产者的职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中产者还有着许多可发挥的空间。可以预计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整个社会中中产人群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一个中产人群占主流的社会，往往也代表了城市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中产的意义绝不仅仅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所起的作用会更大，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的社区，中产人群的生活观念、生活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将会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赖特•米尔斯曾道出了中产内涵公认的几个要素，其中就包括了责任，因为中产的关键不仅在于收入，还有与其生活、心理和社会地位状态相连接的责任、权利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