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农民工之痛

在福州，他挨家问招不招工，每一家都回答不要。通常的情形下，他连工厂门都进不了，“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周述恒无数次和守门的保安说，自己什么苦都能吃。得来的却是一瓢冷水：回去吧，中国能吃苦的人太多了。他把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看成是“逆来顺受”，把这次写作视为“反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 | 北京报道2010年4月6日，北京红十字宾馆里，31岁的农民工周述恒隔几分钟就能接到手机来电，全是媒体采访要求。这让他很为难。“手机马上就没钱了，我让老婆给我充钱，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先打宾馆的电话？”这样的情形让他受宠若惊。13年来，从未有哪怕一家媒体关注过他，尽管他评价自己这13年来的生活“震撼、恐怖，可当惊悚小说来读”。现在，他，一个老家在四川达州、工作地及居住地都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农民工，因为出版了一本46万字的小说《中国式民工》突然受到关注。小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首印三万册，一周后又加印了一万本。图书编辑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副部长“点名要看这本书”。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他给自己取名周小凡，他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像堂兄周小林、同乡张志伟、女友英子、工友刘全海??“都是真实故事，只不过名字改了。” 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面对本刊记者，周述恒应付自如。他似乎早就在等这一天，“只有媒体多多报道，国家领导人才可能知道有这么本反映农民工群体的书。”他戴着500度的金框近视眼镜，小心翼翼地坐在你面前，像个书生。不过，他一再强调，文质彬彬是假象，严肃起来时，他的眼神里会透出一股杀气：在他当农民工13年的日子里，不少即将要火拼起来的场合，这股杀气屡屡将对手吓走。他说，这得益于练过两年武。周述恒对农民工有自己的理解，“没有固定工作就是农民工。”在他的打工生涯里，多数工作都是如此，接个散工干几天，立马又得另换一家。这种日子很难捱。有段时间，散工也不好找，他只好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满福州乱转，寻找招工信息。最惨的一次，周述恒持续失业半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实在没饭吃只能找同乡借钱，再通过关系央求一家工厂收下他，“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和他年纪相仿的农民工，大部分都饿过肚子，“一个月生活费80元还要活下来”的日子，也经历过。尽管早已成熟练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周述恒又一次失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只是，这一次，多年的情感积累，让他有把话说出来的冲动。他把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看成是“逆来顺受”，把这次写作视为“反抗”。一个农民工写什么书这几乎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他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床、一桌和一个简易衣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因为女儿刚出生不久，这么间小屋子，现在又挤进了张婴儿床。写作期间，朋友来串门只能坐床上了。听说周述恒居然在写小说，朋友都觉不可思议。“一个农民工写什么书！”“异想天开！简直是神经病！”周述恒有些苦恼：真的要写下去吗？写完了又给谁看？他那台二手电脑也不听使唤，常常莫名其妙地坏掉。有一次好不容易写了一万多字，还没存档电脑就坏了，只得从头写起。好在妻子对此并不太反对。于是，17个月来，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周述恒白天出去跑跑活，晚上趴在电脑前写作。有时会一直写到次日凌晨。虽然很激动，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并不卖座。他将部分小说放在起点中文网首发，却很快被淹没。在这个“85后”网络文学阵地里，他写的这种反映现实疾苦的小说根本无人问津。穿越、重生、YY（网络用语，指“意淫”），主角快速成功，继而怀抱美女而归的情节，在这儿才是成功之道。这给周述恒带来无情打击：农民工文学，究竟写给谁看？在经历无数次泥牛入海后，他改将小说发布在读者群体更为小众的网络文学网站“红袖添香网”，居然当天引来一万人“围观”；几天后，他又找到了“烟雨红尘网”，“围观”人数迅速蹿至2万人。转机来了。不少网友开始联系他，支持他。更多的网友希望这本小说可别写着写着就“太监”了（网络用语，指“放弃”）。他坚持了下来，并因为网上的火爆而受到出版社垂青。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如今，小说出版了，记者纷纷邀约采访，对周述恒来说，眼前的一切似乎是场“白日梦”。这个梦，他在多年前曾做过。他生活的地方绝对是穷乡僻壤：房子用木块和土砌成；冬天睡觉时用稻草取暖；做饭是用罐子从房顶吊下来，下面点柴火，整个房间熏得漆黑；厕所就在猪圈里??这是1996年四川省不少农村的真实景况。当时的四川，正开始以密集的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温州、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沿海城市。周述恒就是在这一年坐上火车来到福州。他原本可以考大学，但在15岁那年，一场意外夺去了母亲的生命。他只能辍学。爱好武侠小说的他当时还天真地做着梦：自己会不会是一位“大侠”。或者，至少能妙笔生花，绘出许多侠客形象。但梦想很快破灭。他发现他练的那些所谓武术，对于谋生毫无用处；他写的一本30万字的武侠小说，七次拿到出版社咨询均遭拒：你有钱吗？你有名吗？没钱、没名，出什么书？他只好做了与同龄人一样的选择––––当一个农民工。此时，他仍然做着梦––––有一天“荣归故里”。他误以为，火车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迎面而来的会是一件又一件浪漫的事。只是这种浪漫一转身就变成了严酷。在福州，他挨家问招不招工，每一家都回答不要。通常的情形下，他连工厂门都进不了，“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周述恒无数次和守门的保安说，自己什么苦都能吃。得来的却是一瓢冷水：回去吧，中国能吃苦的人太多了。打工噩梦若干年过去，周述恒不得不感慨，自己当初把打工想象得太美好了。他至今仍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记忆犹新：用香蕉水抹去塑料桶上的字。这份工作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月工资仅120元。他每日闻着刺鼻的香蕉水味，拼死拼活干了一整月，月终时不仅没拿到工资，还因为没有擦干净等原因被工厂扣钱，最后反而欠了工厂80元。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得了急性哮喘。因为这个病，周述恒得以从工厂出来，但是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工厂说他是被“劝退”的。他身边的朋友们也并不比他好多少。周述恒不少从事装修业务的朋友，需要每日用电锯切割建材，却没有口罩可戴。有人为了省钱，甚至干脆住在装修屋里。积年累月的工作给这些农民工的身体种下恶果。周述恒亲眼见到一些农民工得了职业病，回乡后就死去了。还有些农民工，因为长期接触化学材料，生下智障的孩子。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工伤之痛。有一个叫秋娥的工友，在一次开工时，因为成品模具螺丝没固定好，一整块掉了下来，整只右手被齐齐砸断。工厂除了支付医药费外，另外给了一万五千元补偿金。秋娥伤愈后回了老家，没法再找工作。同样是这家工厂，另一位工友被喷出来的足有1000多摄氏度的塑料熔浆打在脸上，当即毁容。可事故后，她竟然没有去找老板赔偿，原因是这个职位能拿到1400多元工资，如果她去讨要赔偿，赔偿金能拿到多少不说，这份工作是肯定保不住了。第一份工作之后，周述恒跟着堂兄一起进了一家镗钢厂搬运钢材。对他那时的年龄来说，这算不得好差事，但总算能养活自己了。不久后，经堂姐的一位朋友帮忙，周述恒又跳槽去了福州市一家钟表厂。在福州，类似的电子工厂很多，已成熟练工的周述恒在不同的钟表厂之间跳来跳去，试图找到一家工资最高的，但结果却大同小异：交完房租、准备好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余下百来块钱。城管对三轮车“捉了放，放了捉”堂姐的这位朋友叫英子，说起英子，周述恒的脸上流露出光彩，因为他一度与英子成为恋人。 英子的原型是福州市城里人。与英子相恋那段时间，周述恒拼命工作，他去了电子城，那里可以只上白天的班，到晚上时，他还可以自己去摆地摊、骑三轮。之所以去摆地摊、骑三轮，是因为微薄的工资无法满足挣钱愿望。周述恒说他堂姐在福州干了八年，薪水总共涨了500多块，涨速基本上没跑过通货膨胀速度。然而干私活也有风险。城管很快盯上了周述恒。稍有不慎，他的地摊货物就会被抄走。最多的一次，当场损失了600多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这样的结局，让周述恒直想哭。三轮车更是城管“关照”的对象：抄走一辆三轮车，再让农民工赎回，就能收罚款250元。周述恒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福州城管对三轮车可谓“捉了放，放了捉”。1999年时，因为三轮车师傅对城管执法意见太大，甚至发生了集群殴打城管事件，这件事，周述恒也写进了小说。小说里，同乡张志伟为了挣更多的钱而去做了更为辛苦的建筑工，由于太累，在推水泥车的时候从四楼摔了下去，幸好因电线杆拦住，得以保命，但肋骨摔断了四根。同一时间，工友刘全海为前一份工作没有拿到工钱的事而奔波，他最终同意了劳动局的调解：对于拖欠的工资只要一半，不再闹事。刘全海对劳动局办公人员千恩万谢，但就在他拿着盖有劳动局公章的调解书去找老板要钱时，遭到工厂保安一顿毒打。95%以上的农民工归宿相同让周述恒痛苦的除了这些打工过程中的挫折，还有城市里那一道有形无形的“墙”：“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周述恒开始变得很敏感。有一次他去买菜，一个本地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买十斤莴笋，找钱时漫不经心地说：“两毛钱就不用找了，我不是那些农民工。”当场被激怒的周述恒立刻也拿出钱给老板：“老板，五毛钱就不用找了，我就是农民工。”另一次，他去药店买药，服务员看他的农民工装扮，白了一眼说，这个药很贵，你买不起的。周述恒当时就掏出所有的钱摆在柜台上，“这些钱买得起吗？”说完，他又把钱全部收起来，“我今天就是有钱，但我不买了。”这份敏感也让他选择了与英子分手，“门不当户不对，没有安全感。”他最终选择了与同样来自农村的方敏在一起。 如今，小说的出版并没有减轻周述恒的焦虑。他说从出版方拿到了一两万版税，“以后根据销量可能还会有一点”。但是，回到福州去当农民工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他也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千百种人就有千百种命，但95%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或是心血后回到家乡，有的甚至带着一身的伤残病痛，终老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薄地里。“国家虽然提供了一个打工的场所，却没有很规范地制定出保护打工者的法律制度。”周述恒说。他现在的希望是女儿的命运能与自己不同，“我希望她将来能做律师，不用害怕遭人欺负，还能帮人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