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怀念——访刘松林

新华社记者  郭淑菊
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５０年前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的日子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毛岸英的结发妻子刘松林，打开了她回忆的闸门，畅谈了她与毛岸英的相识、相知和相爱。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们互助、互勉、互慰，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感情真挚的恋人。
这一天，身穿砖红色羊毛衫的刘松林，虽然已年近七旬，但思路敏捷，尤其是谈及毛岸英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仿佛就在眼前，清晰可见。
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
刘松林说，一提起毛岸英，人们都知道他是为了抗美援朝而牺牲的。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
在他母亲杨开慧１９３０年牺牲后，他与弟弟毛岸青在上海流浪，党组织派人找到他们后，将他们兄弟俩同其他一些革命同志的后代一起送往苏联。这时的毛岸英，不知疲倦地吮吸着革命的知识和理论，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着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将罪恶的战火烧到苏联。苏联被迫中断了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青年争先恐后地参加红军，怀着满腔热血的毛岸英两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参战。据说当时中苏两党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不让他们参加战斗。但毛岸英总是说，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参加正义的战争是我的义务。他机灵地走了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后门”，进入苏联军校学习。就这样，他名正言顺地成为苏军的一名上尉军官，担任了红军坦克连的指导员，与红军一同打到了波兰和捷克。卫国战争期间，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接见了他，并将一支小手枪赠给了他。
１９４６年，毛岸英从苏联返回延安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无愧于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６岁以前与母亲杨开慧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后来杨开慧被捕，毛岸英随母亲一起入狱。１９３０年，２９岁的杨开慧在长沙识宇岭牺牲后，毛岸英就与弟弟毛岸青开始了长达６年的流浪。刘松林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与毛岸英在西四胜利影院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毛岸英触景生情地说，我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我都吃了。因此，到苏联后，毛岸英觉得他是从“地狱”进了“天堂”，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１９４６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有什么特殊，而是服从父亲的安排，进入了中国的“农业劳动大学”，参加了山西省的土改和山东省的土改复查工作。刘松林，她至今仍保存着两本毛岸英参加土改工作时的心得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很深很真挚，对工作做得很细很认真。他曾说过，在划分成分时，对于谁该划为富农、谁该划为中农都要经过再三核实、审查，尽量将工作做得细而又细。他曾写信说，他时时不能忘记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感到压力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随毛泽东进了北京，他没有安享宁静、舒适的机关生活，又进入北京机械总厂，任厂总支副书记。抗美援朝时，他就是从工厂赴朝参战的。在他短暂一生中，工、农、兵全干过，所以有人说他是中国青年的榜样。
患难与共的伴侣
毛岸英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不幸牺牲。而三年后刘松林才得知这一噩耗。刘女士回忆说，尽管三年中我只收到过岸英的一封信，心中也有疑惑，但我时刻记着分别时他对我的叮嘱：
那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我在医院做阑尾炎手术，他来看我，开始什么话也不说，许久才说他要出差，如果我收不到他的信不要着急。我问他到哪里去，他只回答说是很远的地方。他看我的眼神是那样的恋恋不舍。我让他多呆一会儿，他还是匆匆地离去了。他心里很清楚，在我们结婚一周年前夕的分别意味着什么，但他为了不让我担心，还是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多问，因为在战争年代，分离是经常的，保密也是革命的需要。他临走给我提了三条要求：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完成学业、每个星期都要抽空去看望父亲、替他照顾好弟弟岸青。我含泪一一答应。谁知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刘女士说，我们是１９４６年相识的。那时他刚从苏联回到延安，我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和他只是兄妹相称。因为１９３７年我刚到延安时演过一个叫《弃儿》的话剧，我在剧中扮主人公弃儿，演完后主席从台上把我叫来，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认我为干女儿，从此我就和主席以父女相称。１９４８年我和岸英相爱了。但由于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又是洋学生，对他的爱我心存疑虑。他得知后对我说，“我的母亲为革命牺牲了，你的父亲也为革命牺牲了，我的父亲在为革命工作，你的母亲也在为革命工作；我８岁时随母亲坐牢，你１０岁跟母亲住监狱，所以我们的根是相连的”。经他这么一说，我的疑虑打消了，我认为他心胸坦荡、诚实可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新房是李克农的办公室，毛主席作为父亲送我们的唯一礼物是他参加重庆谈判时穿过的一件军大衣。婚后我们相敬相爱，他工作，我学习。
四次赴朝扫墓寄托哀思
当我得知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毛主席从我妹妹邵华口中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让我到朝鲜给岸英扫墓。１９５９年，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买了往返车票，并交待我们要私事私办，不要打扰朝方，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叮嘱，过去后就住在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朝方从我们送的花圈上得知消息后，因为我们坚持不打扰朝方，所以由朝方妇联负责人出面接待了我们。当我面对着亲人墓碑时，伤心之情难于言表。回国后我就病了，一病就是四五个月。毛主席得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诫我“毅力为主，药物为辅”。以后我就慢慢地坚强起来了。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０年我也曾两次赴朝为岸英扫墓，尽管心情也很悲痛，但比第一次好多了。
谈到今年７月份的第四次赴朝扫墓，刘松林说，这次扫墓的心情和第一次差不多。一是因为今年是岸英牺牲五十周年，二是由于我的健康原因，担心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给岸英扫墓了。因此，当我第四次面对他的墓碑时，心里特别难过，只想和他多呆一会儿，那怕多呆一分钟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
值得高兴的是，回来后经过确诊，我的健康没有问题。这样，我就又有给他扫墓的机会了。（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２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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