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赞成：确实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主

王赞成：确实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主时间:2010-09-18 01:44 
 相关链接：高人：评《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  我们关心这件事，不是因为我们“数钞票”数够了也想创新，而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据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报道：我们机关里新近来了一个同事，是工程师，我们是个文化机关，和他所学的风马牛不相及。再打听一下，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在日本、德国留学多年，专攻航空工程，因为不善逢迎，先后被几家工厂和某机关赶跑了。有一次，他对我们发感慨道：“我过去以为切切实实学点有用的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用不着关心什么政治。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压迫你；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不仅报效谈不上，甚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因为人家讲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着你的本领啊！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觉悟到：无论学什么的，都必须关心政治，进而争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后决心跟随大家多多研究政治。”没有良好的政治，学什么技术，也还是没有保障。——摘自《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报道（一字不漏）。 　　这是六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如果那个工程师还活着，今天至少九十岁了，他会对自己的孙子辈说，那时的共产党啊，领导人民向国民党要民主，中共的报纸刊登这样的报道，是号召我们不要麻木，要跟共产党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在新中国已经生活六十一年了，你们还要什么民主？你们可能真的是混淆了什么呢！
　　光明日报刊载徐振华《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文章1200来字可谓精炼，若去掉两个零，剩下12个字意思也还是很清楚的：今日民主已经不是昔日民主，所以要做评论也只需12个字：今日民主为何不是昔日民主？
　　昔日：“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今日：“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今非昔比，昔日说“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今日说“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是否因为今日的党已是三个代表的党，今日的国已是人民的共和国，今日的民已是没了剥削阶级可以完全被代表的民？于是当年说的做的，和今天说的做的，不仅在“如何统治”上不同，甚至连“由谁统治”也有点不同了，不要说和姓“资”的比，就是自己和自己比也大不相同了。于是乎有人就曾以此要求共产党兑现当初的承诺，否则有悖政治伦理。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幼稚和简单了，因为党并无食言，它在取得全国胜利后按照自己的信仰和主义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一系列的革命壮举，那是无可指责的将理想付诸实践的政党行为。这是一段沉重的“苦难辉煌”，我们为此也付出过代价，但我们只能无怨无悔，因为我们也有错，我们也举过红旗，喊过万岁，宋庆龄先生还在自家院子砌过高炉炼过钢铁呢。
　　问题在于，当这一系列行为被实践碰得头破血流，共产主义并没有实现，国家也没有这么快消亡的时候，该怎么办？是继续“坚持完善”下去，还是另谋出路？年复一年，改革开放三十二年，一代多人的光阴又消耗了，难道当年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加上今日富士康的连续十几跳、惨不忍睹的挥刀屠童不断等等，还换不来“完善”者更多的顿悟和选择？难道共产党员们不知道坊间百姓已经用“比国民党还坏”来说事了？难道还要再如此的党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下去？有用吗？就不担心后果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为此忧心忡忡，毕竟如今党国一体，党国的命运和我们的身家性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谁也不愿意社会动荡、革命专政的惨剧再次轮回。党内的精英们应该也不是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应该比谁都更清醒地意识到“面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局面”（ 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他们也十分的着急，但是他们被一叶障目，找不到了方向。在他们的眼里，除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且二者性质不同，不可混淆。性质决定了一切，别无选择。事情果真是他们认定的这样吗？不是的。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在盲人摸象，而且摸得一塌糊涂。
　　不妨换一种思路。五十年前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时候，搞分田到户；三十年前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搞承包制，不都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吗？那时，中国满屋子的老鼠，主人却在那里研究白猫黑猫之不同，根本不考虑养猫灭鼠，以致鼠患成灾。教训之深刻，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民主就一定要先分成姓社姓资吗？如果人民都认同，不就姓社了吗？就算姓资又何妨？也比姓封好。今天的中国，封、资、苏、社，马、列、毛、邓、三、科，百家姓；加上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尽管关系复杂了一点，但人民还是懂得分的，有没有民主也应该是人民说了算的，代表说了能算吗？这么简单的道理被搅和了几十年，如今还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又要反对全盘西化，马克思不也是西边的？世界就这么一点大，谁不知道？谁也没有认为要把我们的黑眼睛黑头发染成蓝眼睛黄头发才能过好日子，为什么一定要成天拿着一个“性质”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呢？当务之急我们不关心猫的毛色，我们关心的是灭鼠，灭鼠！这难道不是核心价值吗？用“正式”的语言，就是不要搞教条主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是活生生的幸福，不是空洞的说教。
　　再换一种思路。若一定要说性质，纵观辛亥革命百年、包括中共建党近九十年的中国历史，确实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主，那就是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和建设时期的“宪政民主”。前者是革命党人用以号召和动员人民起来革命的目标、口号和手段，其目的在于尽快地推翻旧的国家制度，以争取“多数人的统治”；后者则是人民在获得自由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组织起来管理自己国家的制度安排，目的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二者都是一种手段，所不同的是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属于革命党，建设时期的“宪政民主”则属于人民不属于党；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是一个目标和口号；建设时期的“宪政民主”则是一种制度安排。二者的目的和属性不同，才是它们的根本区别，阶级属性不是它们的根本区别，否则无以解释六十一年来中国发生的悲与喜、黑与白，也无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冬去春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地球是如何转动的，当年把民主注入阶级性，再和专政捆绑在一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中共的精英们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健忘症，他们被骨子里头的阶级斗争为纲阻碍了思维，他们的理论仍然禁锢在阶级领导和阶级专政的教条中，所以他们无法完整的解释今天的世界，无法说服今天的人民，因而就无力改造世界。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国体即国家的权力属性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死守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条（这是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在宪法没有修改之前，我们必须共同遵守，无权解释，但是我们有权学习、理解和提出修改建议）。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来自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当时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时至今日，六十多年过去，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阶级领导”和“民主专政”以及“工农联盟”是否符合今日中国的国情？国家是否已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了社会管理的公器？这是回答“由谁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在这里，必须肃清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毒，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必须肃清前苏联老大哥的余毒。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思路。就是从坚持党的领导的角度，今天党的领导已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或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一话题在十六大前很热门了一阵，后来没有深入下去。现在看来，这场讨论对于中共告别革命思维、专心国家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至少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怎样才算执政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愚钝，但又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说它简单、愚钝，是因为它几乎不用思考，现实乃是如此；说它复杂敏感，是因为再多想一步，就会想到执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隐含着对现代政党政治的默认，其中自然也包含对在野党、两党制和普选制的默认。这就复杂了，这种默认显然是党内精英们不愿意想象也不敢想象的，尽管这只是某种可能的愿景，短期内不可能发生，他们也要极力抹杀这种很自然的联想，结果就产生出这样一个循环的悖论——大家一致认为，现在不能说中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因为现今中国没有谁的命好革了，党自然已经变成了执政党——可是一旦说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那么现代政党政治的要求就会接踵而来，党实在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加以拒绝——可是，为了拒绝，必须拒绝，就只能说中国没有执政党？只有一个党在执政？——可是如果说中国没有执政党，只有一个党在执政，那今天中国的各级党委政府岂不是成了改朝换代的朝廷或朝廷命官？——可是如果中国今天还存在朝廷或朝廷命官，那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要革它的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义是不允许封建王朝存在的，几千万革命先烈的英魂也不会安息，要奔走呼号的。于是党不得不又成为革命党，需要继续革命——按照党内那些精英们步下的政治逻辑，不存在这种悖论吗？这种悖论的核心在于没有划清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界限，忘记了过去，迷失了未来，出现了背叛，主观上先设定了不接受政党政治，客观上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现代政治理念的挑战，犹抱琵琶半遮面，反映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就是无法解决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如何统治”的问题，即政体问题。中国人大的作用长期被橡皮图章，就是这种革命党思维“老子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的结果。党的领导变成了一定要坐在那里才能领导。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而是积淀了六十年的死结，要一下子解开并不容易。
　　这里是不是确实存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本来，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拿性质来说话，因为一说到性质就容易使人想到阶级斗争，想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想到专政，不利于讨论问题，不是说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一上来就划定了性质、界限，钢铁牢笼，怎么交流？是非已定，甚至敌我都已分明，还叫人说话不？毛主席他老人家告诫我们，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结果是他的晚年自己不让人说话，天可就真塌了。君不见这种一上来就上纲上线的文章在网络上的反对票都在50%以上？错误率怎么这么高？难道真理总在少数人手里？敌人有这么多？那你就要考虑打得赢打不赢了。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如果一定要说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发展方向，那么，就中国当前的情形，就是：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假民主，一种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真民主。尽管这个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如果一定要在这里划清什么界限，那就是划清有还是没有，做还是不做，可行还是不可行的界限，归根结底，是人民答应不答应，有没有得到好处的问题。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假民主到了应该彻底收场的时候了。实现政治体制根本性转变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十三亿多人民发展民主的壮丽进军，一定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新的不朽篇章！
  （相关链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0年9月13日署名文章）（201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