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感言——怀念我的父亲

清明节感言——怀念我的父亲

(2008-04-03 16:09:55)转载 标签：

情感

清明节到了，我非常想念我的父亲。借此机会对他老人家做个回忆以寄托我的怀念之情！他是一个普通的艺人，说过书、弹过三弦，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生于宣统元年，卒于1972年！至今已经36年了，可以这样说，每当佳节或是清明在旁人祭扫坟墓的时候，我都想到他老人家，我自己做了个总结，我是世上最不孝顺的人，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眼前，母亲亡故的时候我也不在眼前，最爱我的祖母死的时候我依然没在眼前！人家都说养儿防备老，可是我的三位最疼爱我的亲人都几乎没受到我的孝敬和侍奉，尤其是我的父亲。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啊？实话跟您说，我并非是不个孝之子，的确有客观原因，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1972）年，我正被遣送到台安县农村，接受监督和改造，属于四类分子，没有半点人身自由。1972年的春天，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突然大队通讯员王成文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就是几个字“父病重，速回沈阳！”这封电报是我的继母寄给我的，当时我想我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我没有相信，我心想：“爸爸啊爸爸，你好糊涂啊！难道你不知道你儿现在的处境吗？我现在生不生死不死，形同奴隶！领导能答应我的要求吗？即使我提出要求也得撞南墙。”所以我把电报放在怀里并没声张，也没请假，因为我跟我父亲分开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好，我根本就不信他病了。几天之后，我依然在地里干活，王成文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父病危，速回！”还是我继母拍给我的，这次我有点发蒙了，上次的电报是病重，这次的电报是病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见，他的确是病了，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并把电报递给他们，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大队书记说话了，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老单，你是啥身份，你知道不？你是现形反革命，在我们这接受劳动监督，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还经常的喊冤诉屈，让你的老婆回城上访，明白不？这就是不认罪的表现，所以不能给你假，去吧，回去干活！！！！”一时间我气堵咽喉，转身就走，我知道再说什么他们也不能准我的假，说也白说，何必哀求呢！回到大田里，那些老乡们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仅是摇摇头打了几个哀声而已，是啊，在那个时候那种大时代背景下，谁又敢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又过了几天，大队通讯员王成文又递给我第三封电报，在我没看之前，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打开一看上写：“父病故，速回”！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掉下了眼泪，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有个姓王的老乡认的字，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爸死了，这才几天的事啊，你快上大队请假吧，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或许能给你假。”于是我哭着跑进大队部，正好书记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沈阳为父亲治丧，书记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回去干活吧，我们研究研究！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于是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去干活，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的音容笑貌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两条腿一个劲的打颤，双手不住的发抖，眼泪打湿了前襟，因为在大厅广众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大伙看着我难过的样子也不敢说一句安慰的话，几分钟之后，大队通讯员跑来喊我：“老单，书记叫你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他们同意了，准了我的假，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一阵风到了大队部，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不给假，结果出乎意料，书记说：“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给你五天假，快点回家吧！不过你可准时回来，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后果自负！
”我当时被感动的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飞快的返回到家里，跟我老伴一说，老伴也哭了，她给我凑了几个钱，又拿了两件衣服，于是我带着我儿子老铁迅速赶到台安县城（18里路），登上了开往鞍山的客车，两年多我没见到鞍山了，感慨颇多，对于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于第二天凌晨回到沈阳我父亲家里，天似亮似不亮，我就咚咚砸门，可把屋里的继母吓了一跳，她开开门沉着脸把我们爷俩让进屋去，我往炕上一看我的胞妹林华也在这里，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的说：“你怎么才回来，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到死啥也指不上呢？继母小声的嘟囔一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简直太难请了！！！”我听罢此话心如刀绞，她们责怪我不是不对，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啊！我强忍悲痛询问了我父亲从病重到故去的经过，我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又惦记你又想你，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大声的喊着：“田芳啊田芳，你咋不快点回来，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她又说丧事都是她和继母两个人处理的。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八厂也很够意思，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到南塔火葬厂火化的，我马上问：“骨灰盒现在何处？”继母说：“寄存在火葬厂了，你说往哪放啊，也不敢往家里放，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于是我拉上我二妹妹和我儿子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按着号码找到了我父亲的骨灰盒，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大概才六块钱，上面镶着我父亲的一寸照片；我们抱着骨灰盒赶到休息厅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周围一片哭声，于是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我抱着骨灰盒说：“爸爸啊，儿看你来了，儿不孝，没有侍奉你老人家，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我就是个逆子，可是你知道吗？你儿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啊！我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我叫我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我妹妹问我那你想把骨灰盒放哪？我说：”我是儿子，我带走！”手续办完之后，我抱着骨灰盒又回到家里，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可不能放到我这，我害怕！”我说：“您放心，我把他带回农村去！”继母这才不言语了，又过了两天，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因为我不敢延误了日期。打那之后我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用一块毛巾盖着。1976年，我带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我三姨娘的家里（因为我在农村出逃了，带着我的一家人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只能求亲靠友，详情另发！）我三姨一看是骨灰盒，吓的不轻，她说：“你们来投奔我可以，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多不吉利，多吓人啊！快点找个地方，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我哀求说：“三姨，我现在的处境你也清楚，你说这骨灰盒，究竟怎么个入土法，咱家一无坟地二无合法手续，想把他老人家安葬也不可能啊，您老人家别着急，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可以这么说，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情我煞费苦心，最后想到了沈阳北陵，那个地方非常空矿，在陵寝的后面人烟稀少，地面又大，树木又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借了辆自行车带着我的堂弟拿了锹镐，带着骨灰盒直奔北陵。按理说这种做法人家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了。我们在陵寝的后头选了一块地方，那是一棵合抱的松树，一个根两个杈，就好象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我们把车子停好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用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上深深的埋在地下，我对我的堂地说：“你帮我记得点，就是这棵树下，将来我一旦过好了，我还要回来把骨灰盒起走。”光阴似剑，日月如梭，一晃几年过去了，1978年党中央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我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鞍山市曲艺团，这一切安顿了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的骨灰盒，托朋友帮我找到了一块墓地，之后我又请了假去了沈阳，干什么，去起我父亲的骨灰盒啊！！我又到了陵寝的后面，结果我一看傻眼了，没想到几年的时间北陵的变化非常大，小树变成了大树了，当年那颗有记号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只好对家人说：“大概就在这方圆之内，第二年，我又到北陵找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有朋友对我说：“老单，别找了，老人家能在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至今我父亲的骨灰盒还在北陵，我现在身在北京，每到清明的时候看别人拉着大队祭拜先人，我的心无比难过，只好摇望北陵祭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