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王南寿总设计师访谈录（节选－－航空档案2006.11）

王南寿, 访谈录, 航空, 设计师, 档案, 王南寿, 访谈录, 航空, 设计师, 档案 王辉：王老，拜读完您的《沉重的翅膀》一文，在感慨歼9命运多坎坷的艰难历程之后，尚有些疑问需向您请教。在1964年新型飞机的项目展开时，还没有歼9这个名称，只是一种改型，那么这种改型时工业部门提出来的还是军方提出来的？
王老：是工业部门提出来的，单是代表了空军的意见。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工业部门已经下部队征求意见。1964年9月份我们还去空军部队征求意见。

王辉：那么在1964年您下部队征求意见的时候，部队对新一代战斗机的要求是怎样的？是否是高空高速？
王老：是的，部队的定位是高空高速，主要的目标是敌人的侦察机，比如U－2等。但部队对新一代的战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则是瞄准了美国的F－104、F－105以及F－4B等飞机，并希望最终能全面超越F－4B。
王辉：当时关于发动机的确定，我们在新机研制之初久提出走涡扇的路子，是不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英国罗罗公司造出的世界第一台涡扇发动机――－“斯贝”后，我们迅速捕捉到这个发展方向？
王老：是的，“斯贝”的问世给了我们启发。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的飞机有个很大的弱点――“腿”太短，巡航时间太短。以前都是地面雷达（大概有效距离350千米）发现目标后命令战斗机起飞，但是过去的机载武器系统限制战斗机只能绕到敌机后面才能打，对飞机的滞空时间有一定要求。“米格”－21引进之后，我们一方面和工厂一起研究，一方面去装备该机的部队了解该机，在这个飞机基础上，我们开始摸索新飞机的发展方向。涡扇比窝喷省油，也就意味着滞空能力更好。

王辉：王老，我的第2个问题是您于1964年开始进入到“米格”－21的改型设计工作，而相关资料显示，同期我们已经有“东风”－104、“东风”－107和“东风”－113等飞机下马，这之后您接手了歼9设计工作，那么下马的“东风”系列对后来的科研工作有没有可继承的成果？
王老：基本上没有，那几个型号都是突然间甚至是一个晚上就决定了的项目，很粗糙。说得难听一些，几乎形如“画饼充饥”。我国的航空设计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到底应该怎么做，脑子里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比较“浪漫”。而科学的严谨性是不能容忍这种“浪漫”的。

王辉：当时歼8、歼9两个方案都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2股力量合到一起，集中力量搞一个项目，您看有必要分2条战线吗？
王老：这个是上级领导的决定，单是主要力量基本都集中在歼8身上，歼9只是很少量的人在搞方案而已，在方案没有确定以前，工作都没有铺到下面去。飞机的重量怎么样？重心怎么样？飞机要什么样的操作系统？什么样的武器系统？什么样的电源系统？都没有确定，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方案。

王辉：最终我们所看到的歼9的气动布局经过很多次的改变，从变后掠翼到无尾三角翼，再到鸭式布局。歼9的性能主要是突出高空高速，但是鸭式布局对这个高空高速有什么积极影响呢？
王老：在1969年我正式接手歼9后，空军第一次提出了他们要什么样的飞机。1970年5月份，因为要搞歼9，所以组建了601所的分所，往成都去，这是三机部和六院联合下的文。常副司令员是4月份到的601所去，他找我谈说歼8已经成了，歼9怎么办，总不能2个飞机一个技术要求吧。并示意是不是可以把“腿”加长，高度和速度降低，可以为轰炸机护航的歼击机。于是后来我们又去空军部队征求意见，他们也表示同意。但是这个方案在我一个人到北京向“航空领导小组”汇报（这个“航空领导小组”由空军的人牵头，还有三机部和六院的），小组里的某副司令员一下子否定了这个方案，还借着用语录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对飞机的指标直指“双三”（3倍音速，3万米爬高）。

周日新总编：人不是万能的，在偏离科学的正确轨迹之后，即使一些德高望重的、并对我国国防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导有时也会走入误区。因基础薄弱，在歼8的发展历程中，有多少科研人员为之废寝忘食、拼命工作，即使如此，当时也才刚刚上天，还不能算成功，直到1979年才定型。因此，更加印证了一点：对科学如果缺乏严谨和认真，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王老：的确，我们技术储备薄弱，什么都要追求高指标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人必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才能看清发展方向。

王辉：鸭式布局究竟突出了高空高速还是大航程、机动性呢？
王老：歼9一直到后来也是突出高空高速性能。
王辉：那么鸭式布局对高空高速会有什么有利因素呢？
王老：如果不是鸭式布局，当飞机上升时候水平尾翼要偏转一定角度，但是这就增加了阻力。鸭式布局在升力增加的情况下，会相应减少阻力，有利于提高速度。
王辉：但是我们的鸭式布局是固定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王老：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当时也在研究可调整的，后来发现比较复杂，问题较多，于是把固定式作为开始。我们对鸭式布局的形状、面积、上下位置作了大量的实验。
王辉：在您确定的时候您有没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类似设计呢？
王老：国外当时能看到的就一个“萨伯”－37，别的都还没看到过。但是我们对其分析后认为它的性能不是很高，所以我们要在参考的过程中增加升力，减小阻力，这样的结果就是还是使用三角翼，前缘加大一点并配上小前翼，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王辉：您的文章中还提到歼9方案中有过一种机腹进气，也为我国第三代机作了一些技术论证。这个机腹进气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呢？
王老：作为飞机设计来说，这是一个集体创作。作为总设计师来说主要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另外通过研究来解决问题，最后拍板。总设计师并不是说他一个人有多么聪明能干，而是把所有参研人员的智慧总括起来。他只是总体来考虑飞机设计，最后方案由他来定。比如说歼8飞机双发方案，首先提到我这里来的是宋文骢和方宝瑞，我再反映到黄志千那里，黄志千表示支持。所以说不能说飞机总设计师有多么伟大，主要还是靠群众们的力量，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我认为，作为总设计师来说，每个参研人员的特点你必须了解，这样你遇到什么问题就不会被动，就知道和哪个参研人员探讨，他的意见如果是好的，必要和可行的，你就可以采纳；不好的你有权不采纳，总师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由他自己解决。而负责人的最终拍板，他所依据的是飞机设定的战技术指标要求和新机研制的三个约束条件，并结合本人的分析判别来决定项目的存亡。
王辉：听您以上说的话，是否能够理解为，按照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一个项目的成与败，关键是项目总负责人的决断。
王老：是的，在实施过程中，一个型号的定与不定的下来，是由项目领导来决定的。
王辉：歼9在1978年最终下马，作为总设计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老：我心里对歼9的前景其实是明白的，因为我搞飞机不是凭空的。空军给我提出的高要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做，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做得成，每一步都是在经过计算和实验后我再向上级汇报。后来上级让我做歼7大改，（后来叫歼7III）时，情况就不同，我认为我们是有把握搞成的。我只提出一个条件，让我出国（原型机出口国）考察一次，回来后我一定给你做出来……。但是歼9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敢作如此保证。其实对于歼9，我早就估到了（结局），但是无论成败，我心里想的是一定要把科研队伍带起来。对于歼9其实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在群众面前我从来不动摇搞歼9，要不然科研队伍就散了。虽然空军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但是作为设计队伍我们一定要尽力，想尽办法去实现，实在实现不了，我们也要向上级汇报我们究竟作了什么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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