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网站—我的回忆与思考（谭天荣）

《我的思考与回忆》前言
谭天荣
一
谢泳在《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一文中写道：
“1957年最知名的学生“右派”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林希翎，还有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他们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毁了中国最有才华的大学生，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都没有发展。林希翎到了法国以后，思想没有超越当年的体系，也并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造成什么影响；谭天荣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专门写信给时在青岛大学教书的谭天荣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但谭先生回信说，他已不愿意再有人打扰他的生活。”
我老了，记性不好，想不起有谢泳说的这件事。虽然我确实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原因是我担心再一次成为“名人”。1997年，我已经在自己当时那个“小环境”里默默无闻，这种小环境可来之不易。但是，“不愿意再有人打扰我的生活”似乎不是我的习惯用语。
还有，我觉得谢泳说我“消沉”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957年我成为“最知名的学生‘右派’”，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提出了“很有思想性”的“许多问题”，这是我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而在那以后的几十年，无论是在高墙内还是在学院里，我都没有停止思考。在这方面，现在的我与1957年的我相比，变化不大。诚然，按照当前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我的探讨并没有什么成果。但我相信，100年以后，人们会有另一种看法。
今天，我已经年逾古稀，还能活多久，这不好说，但各种迹象表明，我能工作的时间肯定不多了。因此我觉得该把我探讨过的某些结论写下来，让我的一生有一个交代，这才写了这本书。今天，我不敢奢望这本书能有知音。我是为100年以后的读者而写这本书的。
我的探讨涉及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在这本书里，我只为我所探讨的主要问题给出一个摘要，我想这个摘要已经能够回答如下问题：对于我所探讨的问题和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当前学术界为什么会不理不睬。
我的一生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我总是在不断地思考，用英国哲人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我的生命是一个“无尽的探索”的过程；第二是我总是与世隔绝，我写的文章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我更没有与别人以促膝谈心方式交流过我的想法。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或许可以算是通常意义下的回忆录，在这里，我主要反思自己的“右派生涯”。首先，我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其次，我陈述了自己在1957年的主要右派言论。最后，我才简单地回顾一下自己的“苦难的历程”；其中有一段对林昭的回忆，这是我的初恋，也是我一生唯一的爱情故事。可惜的是，具体情节大多已经遗忘，留在记忆中的只是几段刻骨铭心的对话。
在这本书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中，我都在与波普尔论战。我在每一个领域都似乎与权威们作对，在这里我之所以选择波普尔作为对手是因为我和他由最多的共同语言，甚至连人生历程都有某些相似之处。诚然，我的生平与这位英国哲人迥然不同：波普尔是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而我却始终是一个无名小卒；波普尔在世时与当年的一流学者密切交往，曾经会见爱因斯坦，与薛定谔争论，我远没有这样的殊荣。尽管如此，我与他却至少有两个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第一是概率论与量子论，第二是“历史哲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由于我长期在不同领域与波普尔神交，在某些方面我不自觉地模仿他，例如，我写的这本书就似乎是在模仿他的自传《无尽的探索》。
如果在波普尔的《无尽的探索》中删去他的学术观点，它就不再是什么名著了，但毕竟还有一些内容。例如，关于他与薛定谔的争论，即使去掉争论的学术内容，至少还有如下情节：“那是在1947年或1948年，薛定谔通知我他正准备到伦敦来，我在他的一位朋友的一所平房里会见了他。从那时起我们就通过书信定期接触，在伦敦，后来在都柏林，在阿尔普巴赫、梯罗尔，以及在维也纳直接会面。1960年我住在维也纳医院里，他也生病住到这所医院，他的妻子安妮玛丽·薛定谔每天来看我。在我回英国以前我在帕斯特盖斯他们的寓所拜访他们。”等等……。不幸的是，在我的生活中却没有类似的内容。就说现在吧，我每天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每天的独自学习、饮食与运动，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除了我思考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因此在本书中，“学术”的份量显得比波普尔的《无尽的探索》更重一些。这不是因为我比波普尔有更丰富学术思想，而是因为我的实际生活实在太平淡。
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恩格斯谈到费尔巴哈因为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他不能从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从而限制了他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想，这话对我也是合适的。比费尔巴哈幸运的是，我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从这个虚拟的世界我多少能弥补孤寂的现实生活的不足。
二
我想，当前学术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经过创造性发展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青年马克思的那种据说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更不用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造成什么影响了。
近年来，攻击、贬低、嘲弄甚至凌辱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人们把马克思的不肖子孙们的种种歪理邪说通通说成马克思主义。当年曾经铺天盖地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一个个成了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这些攻击与我的信念无关。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也遭到攻击，这就与我的信念相抵触了。刚才说的谢泳的文章就特别突出“民间思想家”徐璋本、陈维太等人对马克思本人的学说的批判。由此看来，如果在1997年我果真接受了谢泳的采访，那么他对我的评价恐怕就不再是“消沉”，而是“顽固不化，刀枪不入”了。
今天，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狂风暴雨中捍卫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唐吉柯德与风车作战。然而，我在1957年所扮演的也正是这种角色，虽然那时我所反对的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也不遗余力地反对真正的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比今天自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丝毫也不逊色。他们像波普尔一样，认为“观念比物质手段更基本”，有过之的是，波普尔所说的“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普遍观念，而他们所说的观念则是个别领袖人物的“长官意志”，按照他们的意见，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例如，前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是因为斯大林“骄傲”了。我在1957年就说过：这是“*裸的唯心主义。”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当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绝对不容许异议的。在这一点上，今天我的处境与1957年也相差不远。总之，我整个一生都被迫与风车作战。除了风车以外，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对手。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主要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发现，现在，剩余价值学说固然成了众矢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幸免。各式各样的人从各种角度反对它，这里我先举一个例子。
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多处嘲弄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个人逆进步历史潮流而动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咩地叫一声都不敢。”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表明，一个人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任意胡作非为；当代历史好像一块无人管理的墙壁，听任歹徒胡乱涂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对当代历史是不适用的。
但是，还是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中，同一个索尔仁尼琴在另一处又写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在这里，“暴政”属于上层建筑，而“社会状况”则属于经济基础。既然前苏联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的“物理场”，它就不可遏止导致暴政。这样，正是这个索尔仁尼琴极为形象地告诉我们：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斯大林的胡作非为导致俄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暴政，恰好相反，是当时的俄国社会状况孕育了暴君斯大林。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作家，他未必精通社会历史科学。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考察两位专家对马克思的批判。
一位是波普尔，他反对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观念比物质手段更基本”。此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说：马克思的“可能发生暴力革命的预言，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具伤害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波普尔又在他的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说马克思是“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而“‘历史决定论’纯属迷信”。
另一位是我国学者王若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书中试图证明，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脑力劳动。不仅如此，王若水还由此得出更深远的推论：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没有根据，从而“‘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立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再是科学，从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批判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也批判了王若水对马克思的批判。
三
我的一生都在研究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我相信现存的量子力学就像十七世纪的微积分一样，虽然取得辉煌的成果，但其基础却还有待建立。困难的是，这个题目太大，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在互联网上我看到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在该书中波普尔从概率理论的角度考察量子力学，从而既避开了敏感而又艰深的物理理论问题，又接触到量子力学中的那些众所周知的疑难，这种做法给我很大启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我顺着波普尔的思路，考察了概率的诠释及其量子力学中的应用。
对于概率，我与波普尔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都发现了同一事实：在实际应用中，概率这一用语与观察者有关，而概率的频率定义则没有观察者容身之地。对于这一矛盾，波普尔用如下方式解决，他把概率的频率定义给出的概率陈述作为概率的正式陈述。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实际应用中，概率的陈述离不开观察者。他把这种依赖于观察者的概率陈述称为“形式上单称的概率陈述”，把它们列为另类单独讨论。而我则采取相反的处理方式：把波普尔所说的“形式上单称的概率陈述”看作概率的一般陈述形式；另一方面，修改概率的频率定义，使它能够容纳观察者。于是，对于概率的诠释我和波普尔的基本观点恰好相反：他从现有的频率定义出发，坚持概率的客观诠释；我却从概率的实际应用出发，采用概率的主观诠释。
尽管如此，对于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的意见，我们几乎是一致的。一般地说，对于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所阐述的早期的概率理论，我和他的分歧更多是用语方面的；但对于他后来的“概率的倾向性诠释”，分歧可就是原则性的了。在我看来，波普尔后来的概率理论完全背弃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站到他原来反对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立场上去了。
波普尔曾说他猜想（后来发展成为确信）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概率计算的诠释问题。我认为不是这样，概率计算的诠释问题只是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中的表层的问题，但确实有许多挠头的量子力学问题仅仅是概率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电子的双缝衍射”的问题，关于“量子态的迭加原理”的问题，还有脍炙人口的“贝尔定理”问题，等等。可惜，这些问题刚好是波普尔不曾考虑或虽然考虑过但一无所获的问题。
说起“贝尔定理”或“贝尔不等式”，我们听说过一连串的故事：爱因斯坦如何与玻尔进行“世纪之争”，如何提出“EPR关联”对玻尔进行质疑；玻姆如何把“EPR关联”改写成两个电子（或其他1/2自旋的粒子）的自旋相关的形式；而贝尔又如何从表现爱因斯坦观点的“定域隐变量理论”导出贝尔不等式，并证明这个不等式与量子力学的“自旋相关公式”不相容，从而使得有可能通过实验来评判爱因斯坦与玻尔的哲学论战；物理学家们如何称颂贝尔的工作，例如，约瑟夫森把贝尔的工作称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新进展”，斯塔普则把它称作“科学中最深刻的发现”；还有，克劳色与西莫尼又如何改写贝尔不等式，使得有可能立刻通过实验来判决量子力学与定域隐变量理论谁是谁非；最后，阿斯派克小组的实验了确切地证明量子力学的“自旋相关公式”成立而贝尔不等式被实验否定，从而证实了玻尔的量子力学观点，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论”的观点，等等。虽然这些故事个个都引人入胜，但对我们来说，波普尔对实验结果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实验结果使我大吃一惊。当我第一次听说克劳色与西莫尼向检验贝尔定理时，我希望得出的结果能够反驳量子理论，但看来我的预期错了，大多数检验的结果都适得其反。”
我和波普尔一样坚持实在论，但我对贝尔定理及阿斯派克小组的实验结果的看法却与波普尔大大不同。我认为：第一，贝尔不等式表现了经典概率论的特征，特别是表现了其中的事件运算的布尔代数的特征，它的推导既不需要隐变量理论也不需要与定域性原理；实际上贝尔定理的核心内容——贝尔不等式与量子力学的自旋相关公式不能同时成立——乃是一个极为平庸的结论。第二，只要对量子现象有最基本的认识就可以预期，量子力学的自旋相关公式将得到实验事实的证实而贝尔不等式将被实验事实所否定，阿斯派克小组关于贝尔不等式的实验只不过证实了这一预期，这些实验的结论并没有使我们获得新的知识。因此，贝尔定理不是“物理学中最重要的进展”，更不是“科学中最深刻的发现”，而是物理学家们不宜外扬的“家丑”。
“难道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与计算全都错了吗？”
在我看来正是如此。我在《对贝尔定理的再考察》这一章里，详细地阐述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本来打算在本书中不用数学公式，但在写这一章时，我放弃了这一打算，原因贝尔不等式的问题不用数学公式是说不清的。前人在这一问题上失足刚好是因为数学步骤不清晰。真理存在于细节中！为了阐明贝尔定理的意义，我选择了E. P. 维格纳对贝尔定理给出的“最简捷的”的证明。我把这个证明的每一步推导用数学公式表述的明明白白，从而显示原来在这个证明中，维格纳曾经不自觉地用了好几个可疑的前提，其中有一个前提是致命的，它表现了一个经典概率论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刚好是不适用于微观过程的。
关于贝尔的原始证明，我指出贝尔有两点误解：第一，贝尔把他所应用的特殊的隐变量理论当作隐变量理论的一般形式，而他所应用的隐变量理论原封不动地保留经典概率论的全部运算规则；第二，贝尔从他的前提导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内容比较丰富，在他看来表现了他所说的“定域隐变量理论”的特征，第二个则极为简单，表现纯粹的经典概率论的特征。贝尔从这两个命题导出贝尔不等式，而实际上导出贝尔不等式的只是其中的第二个命题。不幸的是，由于贝尔应用第二个命题是间接的和不自觉的，他把贝尔不等式追溯到第一个命题。这样才得出他的贝尔定理。
在我之前，法国物理学家吉·洛查克已经指出：贝尔用以表征“定域隐变量理论”的贝尔不等式其实来自经典概率论，与定域性原理无关。可惜“主流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洛查克的工作。此外，洛查克的工作还留下许多漏洞，他仅仅指出贝尔不等式的推导应用了经典概率论，却没有指出究竟是哪一个经典概率论的公式导致贝尔不等式。我对洛查克的论证作了如下补充：导致贝尔不等式的是一个特定的经典概率论命题，这个命题既为量子力学所不容，又与实验事实不符。为什么会如此呢？量子现象的“事件空间”原来是“非布尔的”，而这一经典概率论命题却对这个非布尔的事件空间应用了布尔代数的运算规则。
四
去年是国际物理年，人们纷纷撰文纪念爱因斯坦，纪念爱因斯坦当年的丰功伟绩，纪念100年以前爱因斯坦创建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的现状，有学者认为：“曾经风光无限的物理学现在正在走向衰微，沦为一门边缘学科。”也有学者满怀信心，坚信物理学正处于突破前的酝酿期，而纪念爱因斯坦的最好方式就是忘记他，并迎接下一个爱因斯坦的诞生。
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下一个”爱因斯坦一旦问世，物理学将恢复昔日的光辉。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底期待新时代的爱因斯坦提出什么样的理论，解决一些什么问题，人们的回答想必就会各式各样、因人而异了。
爱因斯坦通过他的相对论使人们确信，物理世界的规律是远离人们的常识的。如果说在过去，只要勤奋、耐心和严谨就能使物理学家取得成功，那么，现在情况不同了，要获得关键性的突破，这些品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具有像爱因斯坦那样非凡的想象力才能胜任。在那以后，一流的物理学家们的想象力一个比一个更丰富，玻尔、海森堡等量子物理学家们提出的“匪夷所思”的新颖观念，甚至爱因斯坦本人都拒绝接受。但是，魔术师已经把瓶子打开，再也不能把魔鬼收回去了。一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就一直朝越来越“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的前几十年，新的发展方向确实使物理学成绩斐然，日新月异的新颖观念让人们目不暇接，使得物理学成了高高在上、玄之又玄的“天书”，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们只有望书兴叹，只可仰望而不可接触；另一方面，物理学的最新成果的实验验证也越来越昂贵，只有富甲天下的国家才敢问津。物理学家长期以来认为，在众科学中独领风骚的物理学本该如此。但到了今天，这个发展方向似乎已经把物理学引向尽头，连物理学家们自己也觉得“曾经风光无限的物理学现在正在走向衰微，沦为一门边缘学科”。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还能期待“下一个”爱因斯坦会提出更加匪夷所思的新颖观念把物理学引向中兴之路呢？
在今天，试图异想天开地在物理学领域里靠“创造新颖观念”来轻易取得惊天动地的成果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他们能做出爱因斯坦在1905年做出的工作来吗？不可能！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前人已经创造了这么多的新颖观念，其结果却是“物理学现在正在走向衰微，沦为一门边缘学科”。
第二，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再也没有人靠创造新颖观念成为一流的物理学家。
第三，即使今天有一个人，他又一次创造“匪夷所思”的新颖观念，并因此而成了一流的物理学家，甚至成了我们的时代的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他的工作还是不能与1905年爱因斯坦的工作媲美！爱因斯坦1905年做了些什么？他改变了物理学的发展方向，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想象中的这位最卓越的物理学家却并没有改变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他还是行进在爱因斯坦1905年所开辟的老路上。
那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与1905年爱因斯坦的工作媲美呢？或者说，“下一个”爱因斯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既然爱因斯坦在1905年改变了物理学的发展方向，对这一问题顺理成章的回答是：新时代的爱因斯坦必须再次改变物理学的发展方向！这一历史使命意味着：永远结束依靠不同凡响的想象力、依靠“匪夷所思”的新颖观念为物理学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历史，重新回到依靠勤奋、耐心和严谨来发展物理学的传统道路上来。
在近代的思想史上，数学和物理学一样，也经历过从“经典”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过渡，如果说对于物理学，这一过渡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建立为标志，那么对于数学，同样的过渡的标志或许可以算是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这一早一晚的两个过渡都经历了光辉而又苦难的历程，但两者的发展进程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新数学的建立使数学家们发现，过去的数学中的逻辑形容枯槁、惨不忍睹。人们伤心地发现，过去的数学中包括错误的证明，推理的漏洞，还有稍加注意就能避免的疏忽，这样的大大小小的错误比比皆是。此外，还有对概念的不充分理解，不清楚逻辑所需要的原理，在某些已经给出的证明中，直觉、实证和借助于几何图形的证明取代了逻辑的证明。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那么，在从“经典”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过渡中，物理学的情况又怎样呢？由于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人们重视实验事实超过重视逻辑推理，因此从“经典”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过渡并没有促使物理学家们去检查经典物理学有没有和经典数学一样的随处可见的错误；相反，这种过渡使物理学家们相信，高速领域与微观领域有新的物理学规律。
我相信，将来的物理学家将会更加伤心地发现，与数学相比，物理学中的错误更加惨不忍睹：除了和数学一样的计算与推理的错误以外，还有一些数学中所没有的错误：无所不在的概念混淆，对实验事实的误解，还有不合逻辑的、古怪新奇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幻想。“下一个”爱因斯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这些错误。做这件事需要的不是某种特殊的想象力，而是传统的物理学家的基本素质：勤奋、耐心和严谨，当然，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独立思考精神也是不可缺少的。而这件事只要小有成果，物理学家们就能认识到：经典物理学退出历史舞台原来是这些错误积累的结果，高速领域与微观领域其实并没有新的物理学规律。
我是不是说我自己具有“下一个”爱因斯坦所需要的素质呢？不！我有自知之明，或许我原本的素质还不差，但是从22岁到44岁长期的“修理地球”的生活，使我缺少一个物理学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但我认为，我的某些思考，可以为新时代的爱因斯坦作一些铺垫。
据说有一位记者曾经问爱因斯坦：你能不能用三两句话说明你的相对论究竟是怎么回事？爱因斯坦回答说：从前人们认为：如果你把物质从宇宙中取走以后，时间与空间还留在那里，可是根据相对论，如果你把物质从宇宙中取走以后，时间与空间页跟着被取走了。
如果有人问我的物理学观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回答是：自从量子力学建立以后，人们认为看不见的原子世界与看得见的“宏观世界”遵循不同的规律，而且原子世界的规律是匪夷所思的；而我试图证明：这两个世界遵循同一个规律，原子世界的规律也是直观的、“因果”的和“决定论”的，一言以蔽之，是“经典”的。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爱因斯坦实际上也坚持同样的观点。他试图应用艰深而复杂的数学来建立符合这一观点的“统一场论”，来完成这一思想领域的万里长征，结果他失败了。对于这一未来的长征，我走的是另一条路。
刚好在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曾经如醉如痴地研究波动方程，结果得出一个基本观点：“电子和其他的微观实物粒子‘浸润’在自己所激发的电磁场之中。”当时立刻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德布罗意波就是电子束的固有电磁波；第二，电子的角动量包括自己的固有电磁场的角动量，因此，电子自转的边缘线速度不会超过光速。在物理学史上，这两个问题曾经让多少人绞尽脑汁而又一无所获啊，而我却通过人们意想不到的途径找到了答案。
关于电子的所谓“波粒二象性”之谜，量子力学的初学者成天听到“电子不是既是粒子又是波”、“电子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之类的谁也不懂的怪论，现在，我的第一个结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电子既有粒子又有波，电子的粒子浸润在自己所激发的波场之中。”我想，对于一个不是刻意追求新颖观念的人来说，这个回答应该是更容易接受的。我的第二个结论则把“电子自旋”从虚幻的数学王国迎回现实的物理世界。有了这两个结论，电子成了活生生的实在，再也不是某种“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抽象符号了。
到了1957年的春天，我满怀激情地把我的这种想法与同班同学交流，满以为会引起轰动，结果大失所望，同学们说我这些想法都不过是“假设”。我问：“电子有一个固有电磁场是不是假设？”回答是：“是假设。”我又问：“电荷会激发电场是不是假设？电流会激发磁场是不是假设？”回答还是：“是假设。”我完全绝望了：人们怎么会这样？不言而喻，这次“交流会”也只好草草收场了。
其实我早该想到这一结局，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争论一个问题，他说他的观点是从一本名著上看到的，从而有恃无恐地问我：“人家是权威，我信他的还是信你的！”原来我周围的同学与我的学习态度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相信的只是自己的“理解”，而人家却优先考虑“权威”的意见。在一般情况下，两者似乎没有多大冲突。不幸的是，我刚好遇到了这两者针锋相对的“特殊情况”：我在这次交流会上要说的内容与权威们的共识迥然不同。既然如此，同学们对我的反应早就确定了：不分皂白地一概反对，根本和我说什么无关。可怜我还要过好几十年才能领悟这一残酷的事实哩！
无论如何，我的一生是历程是：失败，再失败，最后还是失败。诚然，我性格上的缺点，我不幸的遭遇，不能说不是我失败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我的历史使命本身就注定了我只能失败。在100年以前，物理学家们普遍感到，物理学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现在，至少在基本理论领域，人们感到已经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了。就说电子吧，过去这位小人国里的“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捣蛋鬼如此令人困惑，人们都不遗余力地试图理解它，如今人们却已经获得共识：“一个电子是一个抽象的事物，它不能使用日常经验所所熟悉的样子去直觉地理解，而是要运用数学算符、可观察量和态等形式上的步骤去确定的。”试问，当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时，对电子还可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吗？还需要思考“电子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吗？这是人类对电子的认识的终点，一个多么可悲的终点！
本书的第四部分基本上是我在1957年准备在那个倒霉的交流会想要说的话的重述，看来，我也只能指望得到同样的反响：人们会完全不动脑筋的全盘反对，提出“‘电荷会激发电场，电流会激发磁场，’是一个假设（而且还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假设）”之类的种种论据，甚至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论据，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因此，我写这本书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呢？我只能再说一遍，这本书是我为100年以后的读者而写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指望它今天有任何知音。
《我的回忆与思考》  谭天荣著
转载自《五柳村》2006/07/05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