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崩溃是没有预警的

作者：这里的深夜静悄悄  发表日期：2010-10-24 14:57:00         宇宙在大爆炸中产生，此后一直在扩张；宇宙也是有生命的，某时可能开始收缩、坍塌。国家和文明也都是有机体，如生物一样。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盛行的理论。在这100年中，西方关于国家、文明崩溃的研究绵延不断。现在，中国正热衷于国家崛起论，我们也必须了解崩溃理论。在刻意营造的乐观情绪中，系统收缩与崩溃的教训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理想都在中途破灭。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后殖民时代，扩张与收缩指国家与文明的生命力、影响力的增加与减少，不再是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因此，一国的扩张未必是军事扩张，可以是和平的、多国共赢的。
　　国家或社会的崩溃
　　像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复杂社会的崩溃可能突然到来，而且是在其生命力、影响力似乎仍在增长的时候，没有明显衰落作为预警。现代国家是复杂社会的一种。在今年3-4月刊的《外交》杂志上，尼尔·弗格森发表了《复杂性与崩溃》，指出国家可能突然崩溃，暗示美国的未来。
　　弗格森批判那些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 “长时段”的法国年鉴学派。这有点像中国佛教中的渐悟、顿悟之争。禅宗相信顿悟，可是，许多大德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参禅，然后才在某一时刻顿悟。有一个过程导向顿悟，禅师们似乎认为这个探索过程没有所得。其实，很少有人能像六祖慧能那样，听到别人念经就有所悟。国家、文明的崩溃过程也同此理，衰落经常比顿悟之前的时间还要长，可能需要数十年、数百年。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衰落的迹象，注意到也会被禁言。
　　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必有不可持续的道德、环境、发展模式，以及统治阶层过分侵占资源，把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控制社会而投入过高的成本。弗格森说：“大多数帝国的灭亡都与财政危机有关。”约瑟夫·泰恩特在 《复杂社会的崩溃》中总结说，崩溃是由于对复杂社会的投资边际回报在降低。例如维护稳定的成本，在一段时间之后，极高的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稳定，同时，财富不能满足权贵们增长的欲望，而平民却不愿意再承受那么沉重的剥削，他们想保留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时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投入，征收更多的税赋。于是，表面稳定的社会在走向崩溃的临界点。某一天，崩溃将突然出现。
　　在《崩溃》这本书中，泰恩特强调政治复杂性投资的 “边际回报递减”，递减的拐点即崩溃。即使官府有极高收入，财政危机仍有可能，因为需要的投入也非常高，而边际回报必然减少。
　　崩溃可能是国家、文明的彻底结束，更多时候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在后一种情况下，复杂社会在崩溃之后仍是社会，只是不再那么复杂，因此，对社会的各种投资回报又开始增加了。
　　在18世纪，蒋巴蒂斯塔·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三个循环的政治形态：神的（意识形态的）、贵族的、人道的（民主的）。民主制度必然取代贵族政权，但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民主会崩溃，一切从头开始。在古希腊之后，维科是西方哲学史上早期的历史循环论者，清理了直线的“进步”观，回到古希腊。在他之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持循环论，但他们不是哲学家或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们更像是西方文明的守望者，发出崩溃的预警。
　　在1980年代中期，许多人认定苏联已经在两强相争中占据了上风。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美国不要过度扩张。这本书出版3年之后，苏联突然解体，不辞而别。因为苏联先走一步，美国才没有崩溃，反而因为冷战胜利而享受到“和平红利”，于是顾盼自雄。
　　但肯尼迪的警告仍然有效。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停止扩张。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贪婪。2009年，美国出现了茶党，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支出，声势浩大。他们也许能够挽救美国。茶党的出现是偶然的，无组织、无预谋的。这个事实说明，自由的社会、民主的国家潜在着纠错机制。既得利益者不会欢迎这种机制，即使他们已经预见到崩溃，也不可能主动纠错，因为这样做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也与他们的人生哲学冲突。
　　清朝的兴衰
　　越复杂的社会，其崩溃的可能性越大。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是预先回到复杂系统崩溃之后的状态，从而避免崩溃。他的设想没有实现。从秦朝开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刚性的，缺乏弹性，因此不免崩溃。中国人持历史循环观，把崩溃与再生视为当然，豪杰们还有项羽取而代之的雄心。但在专制的重压下、崩溃的苦难中，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一个王朝之内也有崩溃与重建。清朝历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段：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两个时期之间是延缓了萎缩。盛世之中蕴藏衰退，盛世之后就是衰世。在1860年前的10年中，清朝频受打击：太平天国、捻军在大片国土上纵横驱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出逃；俄国割走外东北，窥伺西北；西北、西南等地回民多次起兵。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大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才有了 “同治中兴”（1862-1874），清朝又维持了40多年。曾国藩是儒家的守护者，他起兵对抗太平天国是为了反击从西方传入的邪教。他不知道，他挽救的文明在100年之后仍被摧毁。
　　清廷在崩溃的边缘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士大夫经常引用《易》：“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是，当时的西方观察家（如赫德、威妥玛）指出，中国的改革与西方人理解的不一样。中国的改革不是寻找一条向前的新路，而是要回到臆想中的、过去的“美好”时代。这或许是历史循环观的结果。清朝有对外开放，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在甲午战争、庚子之乱之后，官府似乎稳定了局面。1911年，在武昌偶然发生了士兵暴动，辛亥革命终于不可阻挡。
　　清朝在极其危险的时候没有灭亡，却在好像安全的时候突然崩溃了。其实，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大清一直在向崩溃的临界点摆动。同治中兴成功的原因在于清廷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在旧的政治框架内，皇室不可取代，因此少了许多豪杰之士的刻意破坏；在旧的思想系统中，儒家不可取代，因此有曾国藩等杰出士大夫的刻意扶持。而这两个“不可”早已不复存在。
　　历史周期中的理性
　　中国历史上的扩张与西方的扩张不同，主要是对内扩张。在腐败扩散之后，官府的工作是搜刮，而不是激励创造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的崩溃往往是内爆。在镇压民众的技术发达的时候，系统崩溃的原因必然是腐朽，不可能是反抗。腐败和镇压的成本日益高昂，至不可承担。
　　认识复杂系统需要理性。在思维方式较为原始的社会，本能占上风，理性受轻视；如果这个社会又是复杂社会，那么，崩溃的到来可能更突然。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精英是掌握大权的人以及通过权力获取利益的人，他们凭着本能聚敛财产，并凭着本能嗅到危险，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了维护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压制理性提出的警告，拒绝改革，把危险的现实描绘成美好的画卷，由此锁定了崩溃的必然。但崩溃的时机有偶然性，不是人的智力所能预见的。
　　地缘大战略是国家的扩张路线图。合理的地缘大战略必须从国内开始设计，否则，对外政策将缺少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持。更糟糕的是，如果国家“出师未捷身先死”，对外设想就会变成一个国际笑话。弗格森说：“为预测和推迟复杂系统的失败，任何战略的最关键部分是理解它们如何运作。”他是对的。更关键的是，提出警告的观察者不会被杀掉。当然，弗格森用不着担心这一点。
　　作为一个潜在世界大国，中国要为国际秩序的可能崩溃做好准备，同时更须远离国内临界点。
　　（作者最近新书《地缘大战略》两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丁力，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22日  中国统一之利弊　　
　　杨小凯 　　
　　Baechler (1976，页 77 --- 113) 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页77)。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Macfarlane (1988)， Jones (1981)， North (1981，1994) 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处。
　　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弗里敦邦都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弗里敦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弗里敦邦地位为代表。弗里敦邦不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弗里敦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弗里敦市，其弗里敦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弗里敦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其促进制度试验的浆果就不会很显著。用中国俗语而言「同行生嫉妒」，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间越强烈，而这种嫉妒的强烈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的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极大的创造性模仿的压力。例如英国的一整套制度 (自由企业，开办企业不要批准，专利制度，自由贸易，将王室财务与国家银行分开，十八世纪撤销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规例，例如撤销对高利贷的管制，废止对工艺、学徒制的管制，对外贸及移民的管制，废除谷物法，废除中世纪留下的保护主义法令等) 只花了五十年左右就被欧陆创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亚洲的成功，却至今没有被中国大陆成功模仿 (大陆办企业仍要政府批准，外贸企业的成立仍要许可证，自由贸易和议会民主更是非常遥远)。这种模仿速度的差别当然是因为英法之间文化相近，而中国人总认为英国式的制度不合中国「国情」，也就是中英不太像「同行」。
　　但法国被迫模仿英国，却有意标新立异，比如拿破仑法典在废除等级特权方面就超越英国制度。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故意与英国教育制度背道而驰，强调工程和科学的正式训练，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工业革命第一波中曾成功将资产阶级吸纳入上层社会，但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级概念，使英国制度相形见拙。英国吸纳资产阶级入上层体制虽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但却使企业家贵族化，反而在工业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国超过。
　　将这一起一落与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较， 可以看出这种「同行生嫉妒」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的制度是与整个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不但普通法与欧陆的罗马法完全不同， 而且政治权力通过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欧陆要彻底。 普通法由于不是政府立的法， 而是诉讼各方在公正条件下吵架吵出来的法律，加上衡平法 (Equiteng Law) 的实施， 确定了在何种条件下， 新个案可以推翻过时的个案，所以成为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在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根本瞧不起泰国一样。要不是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要不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英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绝不可能在八百年内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
　　上文引到的几位作者都提到，欧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异端邪说有处可逃，而中国的大一统相当于儒家一党制，异端邪说无处可逃。而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往往是政治分裂时期。
　　分裂国家之间的制度的差别还创造出比较利益和贸易的好处。例如英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不强 (由于英国教育不强调严格的工程和科学训练)， 但却很鼓励将聪明变成商业性的产品 (由于专利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 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从欧陆进口了很多发明思想 (欧陆的制度使这些思想难以商业化)， 然后变成商业性的新技术出口。
　　按照 North (1994) 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它们又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好坏在一个政治分裂的环境中会在统治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因而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 (Belief System)。这个反馈炼条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文化相同，则竞争压力越大，所以经济表现对意识形态的反馈影响也越灵敏，所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演进也会快。 North 指出很多亚洲国家相当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却不模仿政治制度，也没有吸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为和道德准则决定，而这些又由意识形态决定。所以光模拟技术，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那么好。而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会比硬制度慢得多。
　　由于制度试验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例如欧洲语言文学的不统一就成为民族国家抗拒政治统一的强有力武器。
　　而安格鲁 --- 萨克森 (英国) 文化分叉为美国子文化，英国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子文化也使英国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税制和其它制度的试验多样化 (例如澳洲没有消费税，新西兰将主要政府部门职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 因此，安格鲁萨克森文化下的政治分裂成为此文化在世界上占优势的一个原因。
　　英法之间在工业革命前后人均收入差别增加到 40% 时，政治压力就极大，而当今中国大陆与欧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压力也不如英法竞争那么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与欧美文化差别造成的隔绝竞争作用。今天如果湖南与广东是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已在一倍左右，竞争压力当会非常强。但湖南广东由于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也没有能力对此竞争压力作强有力的反应。
　　从这些分析看，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际合作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独立主权国家形成的条件。英国文化的分枝现象也以创造子文化认同为基础。这种子文化认同有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文字、字典的可识别性。例如，美国有意将原来差别不大的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加大差别，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两个字典系统。澳洲与新西兰也以用英语为他们的子文化标识。
　　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对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独特感情，与其它国家相异的电视网，军队，警察，大众媒体网络，教育制度，教材，货币，股市，等等都能成为独特子文化的标识。
　　以这些条件来分析，台湾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互相区隔的中国子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要比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得多。第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字典差别比英美的差别大很多倍。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已使海峡两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经过几代后，也不再可能合成一个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次政治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陆人民会毫无感情，而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人民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
　　因此从长远而言 (以英国文化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为测度单位)， 台湾的中国子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也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国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国文化分枝，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国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内被中国大陆子文化同化。
　　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拉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新加坡文化是盎格鲁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台湾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应西方挑战演化出来的。如果当年春秋战国的局面能延续上千年，中国的一次极优秀文化分枝 (例如强调科学的墨家) 也不会失传。东亚的大陆政治地理大概是这种分裂难以维持的原因。大陆便于武力征服，在无汽车时，贸易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昂。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统一的好处。这当然与欧洲不统一的坏处有关。欧洲的不统一虽然使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识形态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馈更灵敏，但却使战乱连绵。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更不要提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使人民生灵涂炭的事件。但这却是欧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比亚洲早形成的条件。加上十九世纪后形成国界不可侵犯和国际秩序的概念及制度 (例如神圣同盟，国联，联合国，各国的民主制度)，因此欧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后可能并不是战乱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侵犯国界要受罚，就像偷东西要受罚一样已形成全世界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战乱在海湾战争后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欧洲早在上世纪就形成的「住民自决原则」及其它欧洲冲开形态在亚洲并未被广泛接受，特别是这一原则根本不是台湾和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台湾大陆分裂仍可能成为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的确是台湾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台湾也只能在坚持中国统一的原则下减轻这个限制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将来「住民自决原则」成为亚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则台湾被迫用「统一」的承诺来自保国际安全就会成为不必要。但正如 North 所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比硬制度的变化要慢得多，即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住民自决原则」「LaissexFaire」，这些英国意识形态可能还不会真正被中国人接受。
　　因此在看得见的未来，台湾海峡两边都会用「统一中国」这个概念来保持台海和平的安全。
　　欧洲政治分裂的另一个坏处是要第二次在大战后才看得出来。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美国利用巨大国内统一市场的优势，大大超过了欧洲。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加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网络，统一的电视网，统一的文字，无洲际关税，统一的大众媒体网络，统一的批发零售网络，统一的洲际公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工业标准系统，统一的股市及其他各类市场。这些都使分工的演进比分裂欧洲高得多。欧洲的分裂使上述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即使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比美国低得多，市场分隔和垄断比美国严重得多，使分工演进受到限制。
　　所以欧洲人发现，如果他们不消除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必要交易费用，他们永远无法在与美国人的竞争中胜出。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及其它朝统一欧洲发展的趋势后面的经济原因。从这种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中国统一是台湾一定要搭的经济快车，反倒是中国大陆对此是无所谓。因为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市场的分割程度相当高，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很多市场都区隔成很小的地方市场，地方政府的垄断权力使中国统一文化减少交易费用的优势无法发挥。很多产业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甚至在地方市场，私人企业也无法与垄断性国营企业竞争。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对真正自由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可能还是促进因素。因为台湾商人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企业精神带到大陆，使政府企业的垄断及僵化的制度受到挑战。因此从中国短期而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分裂反而有利于真正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
　　正是因为很多在台湾的中国籍看到台湾可以在中国制度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很多台湾的「大中国主义者」真正有「统一大中国」的梦。统一大中国的梦当然主要不是基于上述经济学原理。「统一中国」概念有深厚的宪政渊源。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使人类意识形态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逆转。而中国和俄国是这个意识形态大逆转的主要受害者。共产主义试验使中国清末开始的立宪运动及一系列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发展被打断，使得目前的中国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传统的痕迹。更不要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迟早会认识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反宪政的。因此重新立宪，或宪政改革必会出现。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出现，就会在缺乏公平的分配政治权力和游戏规则下，由人们争夺权力的自发过程不太和平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人们开始有了共识，要以公平选举的游戏规则来决定政治竞争中的胜负，选举中总会有挫败者。这挫败都会有本能的冲动利用人们对新游戏规则缺乏信心，而输了不认输，不承认选举结果，造成宪政危机。正像南韩和菲律宾第一次选举时，在野党输了不认输一样。南韩和菲律宾在立宪过程中的政治危机是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利用它在这两国的军事基地和政治影响强迫选举挫败者输了认输 (尽管选举中的得胜方的确有大量舞弊行为)。
　　但是中国开始选举和立宪时，如果选举中的失败者不认输，谁来当这个警察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如果无人能担当此角色，中国又可能动乱起来。而防止立宪过程中这类动乱的有效方法就是深厚的宪政渊源，使得人民对新游戏规则有信心。中国自清以来已有深厚的宪政政治渊源，此渊源在当代中国由中华民国宪法及在台湾宪政实践的代表。
　　因此很多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体会到台湾之所以真正关心中国统一，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政法统对整个中国回归宪政轨道过程的巨大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当然不是一个台湾中国子文化中的宪法，它是在中国大陆制定，制宪过程有各个敌对的主要党派参加，因此它是民国初南北议和以来中国的第二次真正宪政过程。它有全中国的合法性。整个中国还没有任何成形的制度和人群关系能与中华民国宪法竞争在中国宪政过程中的法统上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制度过程中完全没有反对派参加，所以根本不具合法性，加上它本身的反宪政本性 (四个坚持) 所以在中共历史上不可能有宪政法统的合法性。
　　但是宪政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强制执法能力。这在美国是靠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自发地在缺乏强大武力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英国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历史上曾长期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可能避免外敌入侵。所以社会精英在军队和政界没有很多出路， (见 Jones，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因而朝经济和商界及技术上发展。这一大背景使得英国民风淳朴，宪政秩序的自发形成不是依靠一个对社会有控制能力的军事强人，尽管光荣革命时客籍荷兰国王 (英国威廉第三和玛丽) 的武力是这种新宪政秩序的后盾。
　　美国形成宪政秩序当然是以英国已有的宪政为基础。英国人治理北美殖民地与西班牙人治理南美完全相反 (见 North 最近对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英国人用法治，并给各殖民地以极大自治权，由他们自己管理本地事务，并决定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关系 (如联邦或分治)。税制稳定而不是掠夺性的。而西班牙人正好相反，直接控制殖民地，不给地方很多自治权，并将殖民地当成榨取税收的剥削对像。因此，美国独立战争靠本地绅士及一次乌合之众在短期内取得了独立。没有机会让毛泽东、拿破仑式的军事强人在独立战争中成长起来。这当然是英国人早有让地方自治甚至定渲退 (Devolutim) 的心理准备造成的。因此美国也类似英国是个长期没有常备军，不靠军事强权维持宪政秩序的国家。宪政秩序真正是像深谙英国传统的海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但对中国而言，历史的传统似乎指明，没有一具军人强权，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似乎不可信。人民一般相信有军事强权的人才可能有这种强制能力。从这点而言，中共在大陆的统治是有这种强制能力的公信力。而不少中国人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看成军事上的失败者没有强制执法和治国能力的证据。所以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上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军事强权又是个目前不可兼得的宪政秩序的两岸要件。这两岸要件是否能结合就完全看历史的机遇了。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作出结论，即使有前文中种种政治分裂的好处，很多当代中国人从自己的利益考虑 (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 都真正有一个统一大中国之梦。这个梦实现的机会并不渺茫。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必经立宪过程，当共产主义逆流把宪政过程完全毁弃后，一旦立宪重新回到国家的议事日程。正像俄国一九九零年重新立宪时，马上就把沙俄时代的杜马制度恢复了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本国的宪政经验是本国人民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在历史上不是成功的经验，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已从国家的文字记录中被抹去了七十年。
　　考虑到这些统一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我们就有一个两难的冲突 (TradeOff)。而其有效率的折衷既依赖各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历史的机会。就笔者而言，台湾与大陆的永久分裂或永久统一两种结果对我来说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论哪种结果出现，笔者都会乐观其成。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哈佛大学
 杨连宁：为什么房价止涨后，轮到物价开始暴涨了？
　　——参见拙著《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0月出版
　　房价像个高悬头顶的堰塞湖，一度曾拦截住了泛滥的货币。但作为临时的蓄洪区，房价终归是个客串角色。货币洪峰爆发，它只能抵挡一阵子。我国的货币泛滥，本是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超大洪峰，单靠房价怎么能拦蓄得住？这不，房价止涨后，货币漫溢出来，也就是洪峰漫过了堰塞湖开始下泄，开始造成遍地灾情——继白糖、大豆、食用油连连涨价后，粮价、棉价的上涨也成定局。我10月初回乡探亲，看到皮稻的坐地收购价已涨至最低1•28元/市斤（去年秋收约1元/市斤），粮商田头现金兑付，但农民还在看涨，还在捂仓惜售。国内第一大粮仓黑龙江的皮稻价格，今秋已经冲近1.40元大关，接近去年大米的价格了。由于农民惜售，不少碾米企业因缺米而停产。因缺棉而停产的用棉企业也不少。山东主要棉产区滨州市的盛龙棉织原料公司，因买不到棉花而停工。报道称，国内籽棉已涨至6元/每斤，棉花价格已由年初的每吨不到14,000元，涨至目前的26,000元，必将推高棉布涨价3成以上，估计会连带冬衣都有1成涨幅。
　　经济学家嘴里，“货币泛滥”终于替代了“流动性过剩”这句弯弯绕的表述，实话实说了。本来嘛，本来就是靠加印纸币，靠激素疗法救市，靠输血维持生命体征的经济体，为了续写经济奇迹，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戳破那层窗户纸，不肯说自己的“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泛滥”，就是印钱投资。媒体只说美国人加印美元，制造贬值，掠夺别国财富。 我一向受不了官方媒体“鸡毛掸子倒着拿——硬杆打别人，绒毛抚自己”的双重道德标准。我年轻时管这叫“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说起别人家的事，浑身上下都是嘴；轮到说自己家的事，仅有的一张嘴都不往开了张。我们怎么真的就当起了长舌小媳妇，只敢隔山打牛地数落邻居家的鸡零狗碎，不敢数数自己家的钱柜、粮仓被盗了没？还是怕当家的男人横吧？怕说错了话挨板子吧？
　　常有愤青对美国滥印货币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中国与美国，到底谁家在滥印货币？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只能是数据说了算。2010年9月中国广义货币M2总量为69.64万亿人民币，超过10•5万亿美元了。而同期美国M2才8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GDP仅有美国1/3的中国，流通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的总和（M2的含义），也就是法人和个人手里的钞票总额，已经超过美国30%了。我国有10•5万亿美元在境内流通，GDP3倍于中国的美国才有3•2万亿美元在其境内流通——别忘了，美元是世界货币，60%的美元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而人民币呢？人民币几乎100%在中国国内流通。经济总量只有人家的1/3，货币总量却超出人家30%，还全在国内流通。到底谁的货币泛滥了？到底谁在开闸放水，稀释财富？
　　货币不过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通俗地说，就是你长的到底有多么高大，镜子里你也应该多么高大。货币变成了放大镜后，你照到的自己就是哈哈镜了——你满足于自己变得高大威猛，其实，满足的怕是阿Q遗传给我们的精神胜利法吧？一国货币如果泛滥了，其经济不怕被人怀疑有“诈糊”之嫌？一直以来，精神胜利总会付出实利受损的代价，爱面子难免要忍住肚子痛。用我已谢世老妈的原话说，就是“你若要人前显贵，你必定人后受罪”——注水稀释财富，货币洪水四溢，我们需要承受经济奇迹的高成本高通胀煎熬，甚至需要附加上民生痛苦指数。什么叫民生痛苦指数？“就是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之和”！（菲利普斯语）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外一比，你不难看出我国的货币泛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大洪峰：目前我国的M2已达到GDP的 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你可能不知道，日本从来没有滥发过货币。中国从1992年起至今，含水的GDP年均增长率8•9%，而货币也在灌水，纸币的年均印刷量平均不低于23%，每年超出正常需求近150%！这么印票子，导致广义货币M210年内翻番450%，举世罕见。9月份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69.64万亿元），随即引发了学者对于货币泛滥的热议。经济学家们担心照此多印下去，泡沫继续升腾，势必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行长刚说过年内不加息，不旋踵即开始加息，不能不是物价轮番上涨的警讯，也不能不是紧缩货币的警讯。
　　重商主义曾误解了人们对货币的渴求，以为货币等于财富，甚至以为纸币越多财富也就越多。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人们渴求的其实不是货币本身，而是货币的购买力，是购物权。他认为真正增加一国财富的不是名义价值，更不是纸币，而是低廉充裕的商品。斯密发现了降低成本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为什么？因为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但无所剩，仍不能积累起资本。正因为“国民真实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国民纯收入的高低”，而作为资本维持费的货币，是唯一会减少国民的纯收入的因素。斯密因而发现：“节省货币使用量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反之，加大货币使用量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减少”——斯密的发现构成了货币金融理论的逻辑起点。无疑，只有这个伟大发现，才能解释眼下中国货币越发泛滥而民生越发维艰的两难困惑——国家印钱越多，老百姓购买力越低！货币泛滥不但不是财富膨胀，反而是财富缩水——先是1套小房子消灭1个百万富翁，接着就是水电油气、粮油肉蛋、瓜果蔬菜开始轮番削薄你的钱包，使你虽有所得但无所剩，被泡沫与通胀吞噬了财富！

作者：爱江山总爱美人　回复日期：2010-10-25　12:18:24　   　　对于政府来说，利用外来的资金，放出信贷，增加基础建设，是政府最喜欢干的事
　　------这句更搞笑了，政府利用外来的资金进行基础建设？简直是放屁！！！
　　外来资金1万亿美元，一笔两房债5000亿美元被赖账，一笔10多年的腐败官员无良老板资本外逃5000亿美元就干掉了外来资金!
　　与此相反,外来资金收回成本后,这些年来白赚3~4万亿美元,在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资产,每年2000~3000亿美元利润源源不断向国外输血,所有利润丰厚的产业,都被外资占据,由于外资生产效率高,挤占N多中国人就业的岗位
　　增加基础建设，OMG，居然还能说出这种幼稚和天真的话语
　　52万亿的基建，中央和财政抽不出多少钱来，最后只能向银行贷款，倒逼大规模印钞，想想看，52万亿的钞票总量，冲刷了多少居民和老百姓的财富，又将多大的通货膨胀？！
　　基建这几十万亿最终流向贪腐官员，外资，承包商!
　　这个游戏，是通过通胀将居民和老百姓的财富洗到贪腐官员，外资，承包商等等利益集团的口袋中,是最大的腐败!
　　知道为什么勾结的这些利益集团喜欢和撺掇基建和宣扬GDP为领导人洗脑了吧?
　　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与老百姓毛关系没有,助长了部分贪腐官员，外资和无良承包商将钱不断洗到国外!反过来,老百姓承担无节制发钞通胀造成的损失!
　　
　　转贴另一坛子里的铁杆兄弟的回复，
　　最近俺从央行网站截取了十年的M2和外汇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M2的增长峰值在2002是48%, 2009是27%
　　　　外汇的增长峰值是2004的51%和2007的27%.
　　　　 (外储)US$ M2 (万亿)
　　　　1999 1561 11.7
　　　　2000 1655.74 11.9
　　　　2001 2121.65 13.5
　　　　2002 2864.07 15.2
　　　　2003 4032.51 22.5
　　　　2004 6099.32 25.3
　　　　2005 8188.72 30.3
　　　　2006 10663.44 34.5
　　　　2007 15282.49 40.3
　　　　2008 19460.3 47.5
　　　　2009 23991.52 60.5
　　　　2010 26500 69.64
　　------10年翻了七倍，年均增长45%的货币增量，高速印钞能力全球第一，这在世界各国货币历史中都属于极度罕见的，通胀带来的唯一后果，是劫贫济富，将老百姓大量的财富人间蒸发，为什么经过3代人艰辛的付出和努力，老百姓仍然在温饱线和生存线上挣扎？手中的财富微薄得可怜？央行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钱印多了，你挣的那点可怜的工资远远跟不上缩水的速度，10年翻印7倍，多么惊人！
　　通胀被压抑，一旦经过这次货币战释放出来，滔滔洪水远不是视而不见的驼鸟政策能阻挡得了的，最后终将自偿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