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和俄罗斯的大国归宿

这算是《1976年——2008年，一个70后的成长档案》的附加篇。对1989年到1993年这几年间的东欧剧变做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
东西方不同阵营出于各自的目的，对发端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其实更应该称为中东欧剧变，波兰、匈牙利和捷克都属于中欧国家）都有不用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描述，以及结论。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比如我国，出于各自意识形态的偏好，评论家们的结论也往往截然不同。这就是近20年来，我对于我所见到的数以百万字的有关此次剧变之描述的最深印象。
由于这场剧变涉及20多个国家，所以要对它们作出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评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我也只能就我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以及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一些有限的评论。
东欧剧变的最初几年，我国媒体对此次运动的评论，基本都持否定态度。在否定中普遍会采用经济发展状况这一指标，这是明显的中国式评论，充满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是东柏林的人冒死越过柏林墙，往西柏林跑，而很少有相反的案例？为什么西方能将东方和平演变，而东方却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时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权结构一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西方社会的国家结构由于经过无数代智者的思考，以及数百年的社会实践，比苏联阵营的国家一定更严密合理。靠一时的革命热情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维持的统治必然只能拥有较短的稳定期。社会有它自己的生态，一旦人为强行去破坏这种生态，然后用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人性去符合这种新的生态，社会就会失衡。这种失衡在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但一旦遭遇经济危机，社会的失衡就将以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对制度的强烈否定表现出来。
诚然，在1989年到1993年，甚至到1995年的这几年间，剧变后的东欧，其经济水平普遍一落千丈。其中，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但令许多观察家甚为不解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支持度和对未来的预期却未见相应的下降，波兰等中欧国家的这些数据反而呈上升趋势。比如波兰1993年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1989年的69%，但对政府运行情况的评价却从1989年的38%上升到1994年的69%（数据来源于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1995年的统计数据，和一份1993年11月——1994年3月间进行的调查）。再如俄罗斯，它的民主度发展轨迹和经济发展轨迹恰好是相反的，前者是个锥形，后者是个v型。
所以，要用简短的话概括东欧剧变的影响和积极与否基本不可能，只能进行有限的比较性评论评论。
中东欧各国的转型过程及前景，和其各自的社会发展基础以及该国的历史沿革严密相关。
概括地说，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转型越顺利，社会恢复也越快。这方面，匈牙利和波兰是典型，捷克和保加利亚以及民主德国其次。而社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转型中则会发生较大的动荡，甚至会回到原先的状态，这方面的典型是罗马尼亚。
越是曾经的大国，其发展的方向越是易转向大国沙文主义，其国内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势力约会上升，这方面的典型是俄罗斯。
几个转型案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
波兰等中欧国家的全能主义政权几乎都是在苏联的武力笼罩下被迫进行的，其根基一开始即不牢固。由于苏联的军事存在和对华约各国的内政干涉，这些国家始终存在强大的反苏势力，1956年的布达佩斯和波兹南，1968年的布拉格，反苏的力量无时不在。而且这些国家都拥有一定的反全能注意政权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它们的社团力量格外出众，仅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有1000万会员（当时波兰的人口只有3000多万），促使这两个国家早早进入“后全能主义时期”，并在1989年之后，能以较平稳的方式完成转型。
相对的是东欧国家，尤其是罗马尼亚的转型则充满反复和流血。1989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秘密处死是罗马尼亚剧变的缩影。这个国家是东欧的朝鲜，齐奥塞斯库本人在掌权后曾考察过东亚共产主义国家，但他只对朝鲜的宗教式的个人崇拜感兴趣，并迅速在本国复制这种统治模式，使罗马尼亚的后全能主义政权一下子变成了最荒谬最反现代的“苏丹制国家”（按马克斯•韦伯的标准）。1989年，当罗马尼亚部分掌权派发动了一场似是而非的所谓民主革命之时，罗马尼亚的公民社会几乎处在婴儿状态，根本无力对新上台者的动机和目标做出准确判断。他们只是出于对愚蠢的齐奥塞斯库家族的憎恨，而支持新政权，同时也盲目的轻信他的一切说教，帮助仅仅是换了一个名字的新执政党镇压进步力量。1991年后，罗马尼亚开始向极端民族主义过渡，其他意识形态在该国遭到大力压制。
罗马尼亚的这种转型状态可以从它的地缘、历史、宗教等方面加以引证。地缘上，它离中西欧发达国家太远，信息流通不畅，容易被信息封锁；社会经济发展也始终很薄弱，社会力量极其单薄，对上层建筑的压力毫无抵抗力；历史上，1945年以前，罗马尼亚就是一个落后的独裁国家，以后依然如此；宗教信仰上，一方面，齐奥塞斯库主义崩溃后，没有新的西方主义及时填入，让国家主义有机可乘。同时，它的东正教势力也无助于帮助它形成可与当局抗衡的社会力量——这一点与俄罗斯也很相似。
俄罗斯的大国归宿
俄罗斯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叶利钦企图把俄罗斯引向民主宪政政体，但他的努力在普京上台后被前功尽弃。在叶利钦掌权期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已经成功地迈向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为什么普京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功绩一笔勾销？其实源头海事处在叶利钦自己身上。1993年10月，叶利钦指挥军队以武力解散了议会。此前他宣称经济改革优先于一切，甚至优先于制定新宪法。他的独断专行遭到议会的反对，这导致议会与他的决裂，并为俄罗斯此后的政治改革挫折埋下了危险的伏笔。西方大大抬高叶利钦的形象，称他为自由民主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仅就他对宪法的藐视也可看出，叶利钦远未参透自由民主思想的真正内在——宽容以及对法律的信仰。这一方面，甚至戈尔巴乔夫也更优于他（有数据显示，叶利钦统治期间被查封的媒体多达20余家）。
叶利钦的经济改革是建立在前苏联的后全能主义基础上，但在当时，俄罗斯的社会力量还非常薄弱，尚无力接管对经济社会的掌控，所以此前的权贵们可以轻易的获得对经济命脉的垄断。这导致叶利钦的改革最终滑向了权贵主义以至现在的威权主义。
普京发现了俄罗斯存在的最大社会矛盾，1999年上台后，他开始一步步着手消灭原先不可驯服的经济权贵，尤科斯事件是他的这种努力的缩影，随后权贵们自觉倒向新沙皇，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开始大幅度恢复，并依赖能源出口，使它的经济也迅速得到恢复（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也为俄罗斯的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依赖能源出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手段如出一辙，和经济社会的成长并无太大关系。换句话说，直到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然远远落后，甚至还不如中国。
经济恢复后，普京开始强化其独裁统治，包括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压制独立媒体和反对党。保持对议会的绝对控制。这却要归功于叶利钦制定的俄罗斯新宪法，这部宪法中有如下描述：“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只有指控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十分严重罪行并经最高法院确认后才能弹劾总统。”如此，议会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反对总统。
尽管普京把叶利钦有限的努力一笔否决，俄罗斯几乎回到了1989年前的状态，但据各方观察，大部分俄罗斯民众似乎对此并无抱怨，反而是普京获得了更多支持。
这里的原因同样值得研究。
一方面是上面说的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来自于俄罗斯的历史。
俄罗斯在历史上始终是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俄罗斯民众拥有割绝不尽的大国记忆。这点与中东欧其他国家明显不同。中东欧国家历史上始终生存在大国的缝隙中，独立的历史很短，根本不存在大国记忆，大国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子也就小得多，同时也就更倾向于获得民主自由，而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俄罗斯则恰恰相反，除了大国记忆，他们还有严峻的外部环境，包括车臣及宗教极端势力问题、2500万俄罗斯裔的联邦外权利问题（其中就有格鲁吉亚俄罗斯裔的权利问题）、北约东扩问题、科索沃问题（事实上即使是亲西方的叶利钦，也因为科索沃问题而几乎和西方决裂）、伊朗问题、北冰洋归属权问题等等。1989年后的受挫心理（如年轻女性的大量外流和外国资本力量的渗透）和严峻的外部环境使得俄罗斯需要依靠一个强政府，以尽早恢复他们的大国荣耀，和满足他们的大国记忆。这种需求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团体煽动也会迅速滋长，几乎是俄罗斯转型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早在1993年之前，俄罗斯的光头党已经在街头巷尾不住向外国商贩频频挑衅。
普京的一系列政策和手段，包括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俄罗斯民众的这个心理需求，普京又恢复了一些前苏联时代的福利政策，这或许使得俄罗斯民众愿意忍受当局对一些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他们和政府做了一笔无声的交易，我献出自由和对政权的发言权，你给我面包和福利。
近段时间，俄罗斯又开始着手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与普京此前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俄罗斯最近的大国记忆是由斯大林赋予，要获得当下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先天合理性，就需要先恢复斯大林创造的强权帝国的合法性。斯大林——普京在此连接成为一个谱系，其理念和目标也一脉相承。俄罗斯未必要恢复共产主义，但俄罗斯一定要恢复大国地位。
东正教问题可算作一个小插曲。东正教一直缺乏一个国际性的朝圣地，这使它不同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缺乏超越国界线的国际性特征，故不得不依附于所在国的政权，所以也就无力促使所在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这和类似波兰这样的天主教或新教国家形成鲜明反差。
如果将东正教问题再延展为信仰问题，这就是普遍性的大问题了。中欧国家由于原有的信仰未倒，他们的社会基础依然有根基，依然可以在转型期间不至于产生信仰迷失。而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和国家信仰相抗衡的社会性信仰，当面临原有信仰的崩溃后，那些最肤浅最粗暴的信仰就容易抢先占据他们的信仰空间（信仰是一种固有需求）。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况我还很不清楚，小国家容易受大国影响，罗马尼亚既然已经加入了欧盟和北约，它的发展空间应该已很大，但俄罗斯却已经有了明显的向大国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进一步转型的倾向。
格鲁吉亚危机是俄罗斯新一轮转型的最显著缩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的领土吞并策略，让人不由想起纳粹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侵占。当然，反对者可以举出许多格鲁吉亚侵犯俄罗斯裔人权的事例，但在联合国缺位的情况下，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侵占他国领土却是在21世纪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何况并非格鲁吉亚异国存在这样的问题，2500万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侨民始终是个火药桶。世界的焦点将转移到格鲁吉亚，俄罗斯的走向也将在这一事件中得到更多确证。
东欧剧变的许多经验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借鉴到中国的发展上，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存在相似问题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或许也就将是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