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德鲁克与毛泽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5:06:23
经营管理学的创始人德鲁克在现代西方世界久负盛名，素有现代社会最高哲人之美誉。毛泽东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不仅亲手缔造了新中国，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堪称是二十世纪东方文明最卓越的代表。他们二人虽然在阶级立场、价值观以及自身的知识结构方面截然不同，但是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见解却是惊人地相似，充分验证了“英雄所见略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德鲁克在二十世界五十年代前后相继推出了许多部重要著作，全面地论述了现代经营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并使其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无独有偶，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也对企业经营进行了悉心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鞍钢宪法”。 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两参一改三结合堪称是终极真理，与德鲁克的经营管理学可谓是殊途同归。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整套先进的管理经验却由于政局的波动而逐渐失传，以至于许多企业管理人员不得不舍近求远地从德鲁克当年的故纸堆中去寻求答案。
德鲁克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人。不管一个人是多么地志向远大、多么地贪图享受、追求荣华富贵，到去世的时候都只是孑然一身而已，所以人在社会上总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制度来规范彼此的行为，人生的意义则取决于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因此人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这样就从两个方面确立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观察社会，而是要发现社会的不足之处，以便及时予以纠正。在以人为本的问题上，毛泽东无疑比德鲁克走得更远，看得更深。林彪当年在军队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概念，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做人的工作只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便会事半功倍，这个表述可谓言简意赅，丝毫不在德鲁克之下。
德鲁克同时还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社会生态学的要旨并不在于分析和逻辑推理，而是重在观察与感知，这正是社会生态学与社会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德鲁克认为：在社会生态学领域，分析与逻辑往往失去其用武之地，这是因为社会的运行并非完全有规律可寻，仍然按照传统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认识社会，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他还认为：理论的优势在于系统化而不具备创造性，系统化本身不过是进行一些归纳整理而已；但是社会总是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而且其变化飘忽不定，毫无规律可言。社会学科中的所谓范例，一旦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范例作用也就失去了意义。而社会生态学不但要观察社会的各种风云变化，而且还要在考虑加速度的条件下看到其变化的实质。社会生态学不能只是在局部条件下考虑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高屋建瓴，以便放眼全局把握其整体形态。德鲁克所观察的都是活生生的事物，全体并非各个部分的集合，其总量也未必一定要超过部分量之和，所以只有活的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关于这个问题，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德鲁克与毛泽东最大的共同点集中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认识上。德鲁克认为人类社会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始一直到1965年，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以继承为主的现代社会阶段，而从1965年开始则进入了以变革为主的后现代社会阶段，这个历史进程大约一直要持续到2020-2030年左右。而毛泽东在1965年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人家在文革初期曾经豪情万丈地说：“今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时代”。 虽然对文革的历史功过很难简单地进行评判，但是如果站在向后现代化进军的角度重新予以审视的话，那么对于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以及文革的历史意义恐怕就会产生很多新的认识。
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写出了旷世名著《富国论》，他认为自由地追求利润就是人类的幸福源泉，把人看作是经济的附属物或戏称为“经济人”、“经济动物”。亚当•斯密的这种经济人的观点一直流传至今。德鲁克认为，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堪称死敌，但是在经济至上主义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都是经济至上主义的翻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何尝不是想从经济至上主义的桎梏中寻求人类自身的真正解放呢！
德鲁克对于教育革命可谓是情有独钟，认为变革时期最后的一场革命将是教育革命，那些无法让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长处、仍然照本宣科的学校将会无人问津，学校教育的宗旨将不再是“补其短”，而是“扬其长”。对于现代人来说，必须掌握的知识有两类，一种可以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而另一种则必须循序渐进、受教于人。那些通过反复学习即可掌握的知识，诸如算术中的九九表等，是可以借助于网络学习软件来获得的。目前已经出现了游戏与学习功能兼而有之的复合型软件了。当学习与兴趣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这将是教育革命迈出的重要一步。教师将名副其实地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应尽责任，而不必再去督促学生们做功课了。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写道：“在IT技术的惠顾下，教师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进，花费在填鸭式教育以及重复、矫正等科目上的时间必将大为减少。”教育革命必将继续深入，学习将会减少盲目性，对于各种知识则力求择其善者而从之，并且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中，要想获得高精尖的专业知识的前提，就是对其他相关知识有着本质的了解并能取其所长，单打一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教育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继续接受教育将会融入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
其实，毛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教育革命的问题，而且明确地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并称为三大革命运动。德鲁克在书斋里提出了全部理念毛泽东非但认识到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付诸于行动，二人在未曾相互交流的情况下通过各自的亲身观察与社会实践而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充分说明了真理客观性和可知性。
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德鲁克思想入门》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少而精”，对德鲁克博大精深的思想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说明。读者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经营管理学的起源，还可以利用经营管理学的理念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反思，对认清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0710.shtml
德鲁克在二十世界五十年代前后相继推出了许多部重要著作，全面地论述了现代经营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并使其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无独有偶，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也对企业经营进行了悉心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鞍钢宪法”。 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两参一改三结合堪称是终极真理，与德鲁克的经营管理学可谓是殊途同归。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整套先进的管理经验却由于政局的波动而逐渐失传，以至于许多企业管理人员不得不舍近求远地从德鲁克当年的故纸堆中去寻求答案。
德鲁克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人。不管一个人是多么地志向远大、多么地贪图享受、追求荣华富贵，到去世的时候都只是孑然一身而已，所以人在社会上总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制度来规范彼此的行为，人生的意义则取决于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因此人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这样就从两个方面确立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观察社会，而是要发现社会的不足之处，以便及时予以纠正。在以人为本的问题上，毛泽东无疑比德鲁克走得更远，看得更深。林彪当年在军队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概念，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做人的工作只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便会事半功倍，这个表述可谓言简意赅，丝毫不在德鲁克之下。
德鲁克同时还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社会生态学的要旨并不在于分析和逻辑推理，而是重在观察与感知，这正是社会生态学与社会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德鲁克认为：在社会生态学领域，分析与逻辑往往失去其用武之地，这是因为社会的运行并非完全有规律可寻，仍然按照传统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认识社会，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他还认为：理论的优势在于系统化而不具备创造性，系统化本身不过是进行一些归纳整理而已；但是社会总是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而且其变化飘忽不定，毫无规律可言。社会学科中的所谓范例，一旦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范例作用也就失去了意义。而社会生态学不但要观察社会的各种风云变化，而且还要在考虑加速度的条件下看到其变化的实质。社会生态学不能只是在局部条件下考虑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高屋建瓴，以便放眼全局把握其整体形态。德鲁克所观察的都是活生生的事物，全体并非各个部分的集合，其总量也未必一定要超过部分量之和，所以只有活的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关于这个问题，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德鲁克与毛泽东最大的共同点集中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认识上。德鲁克认为人类社会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始一直到1965年，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以继承为主的现代社会阶段，而从1965年开始则进入了以变革为主的后现代社会阶段，这个历史进程大约一直要持续到2020-2030年左右。而毛泽东在1965年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人家在文革初期曾经豪情万丈地说：“今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时代”。 虽然对文革的历史功过很难简单地进行评判，但是如果站在向后现代化进军的角度重新予以审视的话，那么对于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以及文革的历史意义恐怕就会产生很多新的认识。
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写出了旷世名著《富国论》，他认为自由地追求利润就是人类的幸福源泉，把人看作是经济的附属物或戏称为“经济人”、“经济动物”。亚当•斯密的这种经济人的观点一直流传至今。德鲁克认为，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堪称死敌，但是在经济至上主义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都是经济至上主义的翻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何尝不是想从经济至上主义的桎梏中寻求人类自身的真正解放呢！
德鲁克对于教育革命可谓是情有独钟，认为变革时期最后的一场革命将是教育革命，那些无法让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长处、仍然照本宣科的学校将会无人问津，学校教育的宗旨将不再是“补其短”，而是“扬其长”。对于现代人来说，必须掌握的知识有两类，一种可以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而另一种则必须循序渐进、受教于人。那些通过反复学习即可掌握的知识，诸如算术中的九九表等，是可以借助于网络学习软件来获得的。目前已经出现了游戏与学习功能兼而有之的复合型软件了。当学习与兴趣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这将是教育革命迈出的重要一步。教师将名副其实地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应尽责任，而不必再去督促学生们做功课了。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写道：“在IT技术的惠顾下，教师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进，花费在填鸭式教育以及重复、矫正等科目上的时间必将大为减少。”教育革命必将继续深入，学习将会减少盲目性，对于各种知识则力求择其善者而从之，并且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中，要想获得高精尖的专业知识的前提，就是对其他相关知识有着本质的了解并能取其所长，单打一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教育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继续接受教育将会融入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
其实，毛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教育革命的问题，而且明确地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并称为三大革命运动。德鲁克在书斋里提出了全部理念毛泽东非但认识到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付诸于行动，二人在未曾相互交流的情况下通过各自的亲身观察与社会实践而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充分说明了真理客观性和可知性。
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德鲁克思想入门》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少而精”，对德鲁克博大精深的思想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说明。读者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经营管理学的起源，还可以利用经营管理学的理念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反思，对认清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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