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运用报纸工具的？

毛泽东的一生对报纸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设时期，他都时刻关注意着报刊，并利用报刊了解天下大事，指导工作。

毛泽东17岁离开韶山，走向广阔天地。他接触第一份报纸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从此开始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里，他一共花了160 元钱，其中三分之一是用于支付订报费的。他的父亲对此很不理解，多次责骂他把钱挥霍在费报纸上，但是毛泽东认定报纸是一所学校，是一部百科全书，始终没有放弃订阅报纸。

青年时，毛泽东曾是一个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报纸成了他从事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武器。他在他主办的新民学会的学习会上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报纸在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蒙、指引作用，他早年读报、办报的过程即是他踏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五四运动前的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任助理馆员，曾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在其中深受熏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会长由蔡元培担任，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进步学生运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创办《湘江评论》，他亲自任主编。《湘江评论》是一张小型周报，以述评为主，时事报道和评论相结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毛泽东发表政论、述评、杂文近40篇。他精心编辑这张报纸，把接受、传播、研究、施行世界革命的新思潮作为根本任务，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毛泽东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在这份报纸上连载，上海、北京、成都等一些报刊也相继全文转载或推荐此文。
　
《湘江评论》别具风格，在全国影响极大，深受读者喜爱。读者把它比作“湘江的怒孔”，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反动势力则攻击它为“异端学说”。而后，毛泽东接编《新湖南》周刊，全面革新，提出4条宗旨：“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之后，他第二次到北京，组织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向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报刊供稿。他还指导《湖南通俗报》的出版，任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

青年时代里，毛泽东有一次从一份《民报》上读到两个学生徒步旅行中国一直达到西南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的消息，很受鼓舞，产生了一股要学习他们的热情。第二年暑假，他就和同学肖子升一起，步行游历了湖南省内五个县，从事艰苦而有意义的社会调查。后来，当毛泽东读到《民立报》后，曾感慨地说：“报纸的宣传能改变人的观点的力量真大啊！”。

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毛泽东也不忘设法搞报纸来读。在井冈山时期，由于被敌围困，消息闭塞，毛泽东多次派人到敌战区买报纸、订报甚至是抢报。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红色根据地，能看到各种报纸，他大为高兴。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在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时，缴获来的大量《中央日报》成为了毛泽东同志了解时局信息的来源，他参考报纸资料，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名文章。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毛泽东从缴获的伪《山西日报》中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毅然决定“我们的长征，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一消息指引着中国工农红军拨开重重迷雾，胜利到达陕北。 此说来源于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该书上卷第290页写道：“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到延安以后，毛泽东有一次曾非常认真地说道：“要是一天不看报是缺点，三天不看报就是错误了”。

毛泽东读报纸，不仅善于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动向，还善于以他独到的慧眼发现人才。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杂文只有千余字，却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不浅。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犀利的解剖，他在文章中写道：“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只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观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深沉老辣，而作者竟然只有20岁！当毛泽东听说作者田家英的大概情况后，特地把他找去谈了一次话。鼓励他给“大后方”因看不见国家前途消极悲观、空虚颓废的人抽一鞭子。从此田家英在毛泽东的大脑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当需要为从苏联回来的毛岸英请一位老师时，毛泽东立刻想到了田家英。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非常忙，需要增加新的秘书。田家英经过毛泽东“面试”当场为毛泽东草拟了一份电文，结果获得毛泽东的首肯，于是调为秘书。

《解放日报》是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该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创刊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对《解放日报》，以及新华社、延安新话广播电台的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题写了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创办后，毛泽东经常亲自指导该报的工作，并为它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等文章。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解放日报》是整风改革的排头兵。同年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各方人士70多人开会座谈，就《解放日报》改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讲了话，他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这种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开展的方法，成为党报的一条重要经验和传统。

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指示《抗战日报》：“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这对办好地方报纸具有普遍意义。

毛泽东1948年4月2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对《晋绥日报》社编辑人员发表的谈话，刊载于同年5月出版的晋绥边区《新闻战线》创刊号上，是彪炳新闻史册的光辉文献。1947年前后，《晋绥日报》宣传了晋绥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反客里空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偏向，毛泽东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同志到河北平山县途经晋绥时，根据3月30日陆定一同《晋绥日报》社的同志座谈时同志们的要求，接见了《晋绥日报》社的同志们并发表了谈话。他指出：“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这个谈话，较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办报路线、报纸风格及新闻工作者的作风等有关党的新闻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报纸应具有生动、鲜明、尖锐和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并且强调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才能办好；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1947年3月31日，当刘少奇和朱德离开他们生活战斗10多个年头的陕北，带领中央工委去寻找新的中共中央落脚点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毛泽东把刘少奇他们指向白毛女的故乡，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白毛女》这部戏，虽然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未到过平山，连晋察冀边区都没有去过，但是他很早就在关注平山了。

毛泽东关注平山就是从读报开始的。山西的《朝阳日报》曾报道过平山县红军游击队的消息。早在大革命时期，平山县就有了共产党员，上世纪30年代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组建了平山县各级党组织。平山县的革命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平山县的红军游击队活动频繁，曾有力地策应了红军北上抗日及东渡黄河，平山县也因此一度被称作是“北方兴国”。1938年7月，《新华日报》再一次发表了一篇长篇采访通讯《一个不平凡的县》，详细报道了平山县抗日游击队和“平山团”的事迹，平山县再次以抗日模范县之名享誉全国。

正是这两份报纸的有关报道，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终选择了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

1948年，毛泽东一到西柏坡，就提出“凡是敌战区的报纸，不论是大报、小报都要，什么《世界日报》、《益世报》、《平民日报》、《华北日报》、《新民报》等等，能买多少，买多少，送给党中央研究”。坚持研究与分析报纸尤其是反动派的报纸，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正是毛泽东能屡屡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

建国后，毛泽东对怎样办好报纸多次发表看法。如1958年，他在广西南宁视察工作后，就如何办好《广西日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指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省长、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不光要说，而且要干，要共同研究，亲自挂帅，动手修改重要的社论。省报要发挥它对全省工作，全体人民的组织、鼓舞、激励、推动作用。”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就有120多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及其评论文章，超过200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20篇。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还亲自为40多种报纸题写过报头，遒劲有力的笔迹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延安时期，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有《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解放日报》解放后又为《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30多种中央及地方省市级报纸题写了报头。还有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壁报《青峰》和《安徽大学报》、《湖南大学报》、《湘潭大学报》、《新北大》、《农民四清报》等。（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