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悼词是如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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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悼词是如何确定的?

    1976年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要误事。”说完放下了电话。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先后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9月16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下午2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华国锋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说:“东兴同志讲,他对悼词文稿看了三遍,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悼词文稿基本可用;二是他提议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他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很有必要。”

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

会后,我根据会前华国锋的交待,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毛主席的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入被动,所以,他们采取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多天后,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注释:文中“我”为周启才,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