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创立
[ 2007-8-21 21:15:00 | By: 朱燕妹 ]
“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和其他的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并立，成为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应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发展成熟。此前，特别是19世纪历史学发展成为科学的历史学以来，欧洲人也编写过许多多卷本历史，有的直接就命名为世界史，但欧洲人的世界是基督教世界，所以仍然是欧洲史，只有在涉及和欧洲有关的问题时才述及世界上别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战后满目疮痍，欧洲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幻灭，于是才有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对世界上欧洲以外的国家、民族的历史给予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所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计划写一部世界史，宣传人类的和平与相互理解。主编托尔诺希望它能成为教育人类和平相处的历史教科书。此书的主旨是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文化和宗教，是纯粹的和平史，没有爱国主义、没有政治、也不冒犯任何人；每一种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有其源头，有其或长或短的独立途径，最后汇成大河，但均不失其存在；即每一种文化均对世界文化有贡献。大家都给予，大家都接受，任一文化都在历史上有同等的地位。这一计划可称十分美妙，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就是占史坛统治地
《人类史》这部书偏重于描述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不能说是一部世界史，但它的编写过程却说明了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十分困难。随着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崛起，亚、非、拉美国家的历史受到史学家广泛关注，出现了许多带有世界性的综合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如布罗代尔的经济史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虽然主要论述的是西欧经济史，但也把中国、土耳其等作为经济世界来分析。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更纵论历史上各种官僚帝国，包括拜占庭、波斯、中国、欧洲专制帝国等。与此同时，苏联、美国，还有中国的史学家都展开了编写世界史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世界史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学科而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它仍然缺少一个大家承认的明确定义。对于苏联史学家来说，世界史就是世界各地按五种生产方式递进的历史。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世界历史是各地文化交流的历史。而吴于廑则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倾向于主张16世纪海道大通才使世界连成一片，才有了世界史。有人认为世界史就是“全世界的全部历史”，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原则的选择。这一简单的论述也许更适合大家的需要。
在世界史还未发展成熟之际，又出现了全球史的题目。本来全球史就是世界史的另一种称呼，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就是世界史。当然他的写法和其他人的有所不同。1961年他在美国西北大学提出全球史的教学计划，就在于破除单纯对地区、国别史的研究，而关注世界的、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才写成《全球通史》。不过，最近的全球史与以前的有所不同，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提出的，所以它关注的是导致全球化的那些因素的发展过程，是要在全球的水平上看过去的问题。所以它叙述的应该是空间发展、核威胁、环境问题、跨国公司、全球消费以及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也有人认为，过去的世界史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其描述的范式即是发达的西方通过掌握了技术和物质力量逐渐控制全世界、规定非西方的发展进程，而非西方经过曲折的进程，日益西方化，双方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却和这一进程颇为不同。如(1)工业发展的形式大有变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不发达地区出现工业飞地，而原来工业化地区也出现了被放弃的落后地区，超越了所谓的中心、外围理论；工业化重新划分世界，引起了新的暴力冲突；(2)原来的一些强有力的帝国主宰世界的情况已经过去，全世界的金融、贸易、信息不绝流动，跨国公司、网络等成为无国界的运动方式；(3)原来是欧美等强国向第三世界殖民，现在是第三世界各国向欧美等富国移民；出现了大众文化，各种文化形态都通过大众传媒如电视、广播、电影等向世界各地传播，形成一种公众认同；可是也有宗教、种族等差异导致的冲突和屠杀；(4)过去的民族国家作为自主结构也遇到了挑战，许多问题越过国家、政治机构寻求解决方法，家族、种族有时会取代国家行动。也就是说，原来是以普世的欧美为指导的现代性，而现在是多元的现代性，所以没有了指导世界历史的编写原则。其中马兹里士(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等在推进全球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已经召开过四次讨论全球史的国际会议。他们倡导要写出不同于世界史的全球史，因为过去的世界史没有全球意识，仍然是西方的历史观指导，没有第三世界的历史观。但是这种全球史还处在萌芽阶段，从对这几次讨论会所出文集的评论看，似乎全球史的倡导者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思维，他们的世界史中没有第三世界的地位，第三世界的人民只是殖民主义的牺牲者、抗议者、反抗者，没有写出第三世界的人民对世界历史、欧洲历史发展的贡献。所以他们被认为还没有做好编写全球史的准备。
客观的世界史可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有了人类，也可以说就有了世界，也可以说就有了世界的历史，因为历史就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这种客观的世界历史，不管人类主观上是否认识到它，是否记载下来，是否编写下来，它都是存在的。如同亚欧大陆上的人不知有印第安人时，并非美洲印第安人不存在。根据这样的认识，我想我们可以说世界史也就是全世界的人类的历史，是全世界的各民族、国家的自古及今的历史。但是编写出来的世界史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前已指出，科学的世界史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出现的。要编写一部世界史，当然不是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进行排列；把每个历史事件，不分大小，都进行记录、评述。而是要有所取舍，有所整合，需要解决的是(1)你叙述的单位是什么，过去是民族、国家，后来有文明、世界体系、世界网络，还是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2)世界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是否是中心、边缘式的，抑或是其他的如地区之间的先进与后进、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3)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4)各国家、民族或文明等的共性与特性，这同时也就说明，编写世界史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比较研究等。每一部世界史，实际上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是你自觉或不自觉的回答而已。所以每一部世界史——科学的世界史，都有一个理论、都有一个体系，这是无法回避的。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各种世界史、文明史(许多文明史实际上和世界史并没有区别)，我以为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体系，下面试图对之做一介绍。
第一种世界史的体系是苏联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俄文版第一卷出版于1955年，原计划出10卷，从人类的起源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增加为13卷，写到1970年。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全世界的历史(包括各民族、国家、地区，网罗相当详尽)做系统阐述，把主要国家、民族都按照五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编制起来，是一种世界史的格局。这一通史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革命变革、农民起义、奴隶起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各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做了分析，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全书各章节都由研究有素的专家写成，质量很高。当然，这种按照单线发展史观统一排比全世界各国历史的方法现在看来有不妥之处。从理论上说，五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的，还是斯大林的?是否是一种普遍的客观规律，还是只是西欧的规律，或者在西欧也不是规律，正在那里争论不休。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曾经发生过两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就是围绕着欧洲以外的国家有没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别的什么生产方式而进行的。实际上，苏联《世界通史》排列全世界历史的根据，仍然是西欧的模式。例如，由西多罗娃主编的该书第三卷序言，在谈到封建社会的基本规律时，认为封建社会的形成，都以农村公社解体、自由农民受奴役为特征，封建土地所有制都具有等级结构等，这显然是从西欧出发的，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定合适。第五、六、七卷为近代部分，强调英国革命、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等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三大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反抗运动。对非欧洲国家的历史本身则表述不够。而俄国的历史内容过长，对其作用也过分强调。
第二种世界史体系应该是由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为代表，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地区的传播即为其主要表现，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就是欧美文明的胜利进军。所以他的这本书以西方的兴起为标题，副标题是“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而书中第三部分的题目就是“西方统治的时代：1500年到现在”(这里的现在是1917年)。书中不少地方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的颂扬，如说它吸收了古典、拜占庭、伊斯兰文明，所以较其他文明更有理性，13世纪就发明了机械和钟，为其他文明所不及；尤其是群众参与政治和经济文化生活更为其他文明所不能及。这里的贸易很早就是大众消费品，而不是东方那样的奢侈品，这里的教士、贵族、市民、甚至农民，很早就识字了。虽然有贵族寡头，但人民很早就参与政治，如议会和三级会议等。二战以后，虽然西方短暂统治世界之地位已然消失，但同时进行的是全球各民族之西方化，西方的兴起正方兴未艾，今天依旧没有达到它的顶点。
《西方的兴起》出版25年后，在1988年的一次讨论会后，麦克尼尔作了自我评论。他认为该书反映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帝国情绪，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的形式(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而60年代它的畅销也和社会上的这种帝国情绪有关。麦克尼尔还认为，他对世界历史的分析太偏重于文明的单位，而对各文明交流形成的世界体系(在公元前1700—500年之间和1500年之后)关注不够，是该书体系上的一大缺点。他还认为，该书的1000—1500年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把中国作为中心来描述是不对的，这时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到中国，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也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
第三种世界史的体系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致力于编写一部新的世界史，主要是为了高等学校教学的需要，因此开展了多年的世界史体系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编写一部多卷本世界史的设想，所以对世界史体系进行过一些讨论。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体系的认识，突出的是对西方世界史所反映的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几乎每一个学者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另外，因为我们编写世界通史主要参考苏联的教材，所以对苏联的世界史用五种生产方式强制割裂各国的历史、造成世界史是国别史的机械堆砌也不满意。1985年，吴于廑在内蒙古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要把世界史建立为一个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他认为世界史所应该研究的是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即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历程，这是纵向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也相互作用，由相对孤立闭塞而走向紧密联系，这是横向发展；世界史就是要研究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闭塞、各个分散的群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全局的世界历史。以后吴于廑还写了一系列论文，具体阐述他的这一观点，如《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等。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对打破世界史是国别史的堆砌贡献巨大，但他也认为“十五、十六世纪以后的四百年中，由欧洲西北角这一率先变化而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和适应，新旧嬗递之中的批判和吸收，外来力量与固有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融汇，构成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这一宏伟过程的全景。”在他所写的系列论文中，有一篇是《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这都颇有点冲击—反应模式的味道。吴先生还组织国内的一些史学家，根据他所提出的论点，编写新的世界通史。1994年，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出版，甚有新意。但正如最近有人指出的那样，这部书的近代部分，与国内许多其他的世界史一样，仍然带有西欧中心论的倾向。他们把近代世界的历史，归结为由西欧率先启动，独立推进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上建立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体系，还创造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而其他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做出反应。依然是冲击一反应模式。
三
近年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或者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历史重新研究已经大力展开，因此出现了编写新的非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的动向，我仍然把它分为三种略作介绍。
第一种可以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等为代表，他们致力于编写一部能平等地对待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世界史。巴勒克拉夫早在1980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编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已经批评了各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包括苏联的世界通史)，后来他在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时，力求避免欧洲中心论，平等地看待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它们在世界上发生的作用。这本地图集的文字说明可以当作一本简明世界史来读，可是它仍然被认为是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声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不过他过分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导致它改变了世界。麦克尼尔从他写作《西方的兴起》以后，就逐渐致力于研究一种新的世界史的框架与体系，他从强调各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出发，认为这种交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研究了全世界各地区之间疾病的传播，物种的交流，特别强调商业把全世界沟通起来并拉动各地区发展的作用，写了《瘟疫与人口》，《竞逐富强》等著作。麦克尼尔认为在公元前1700—500年之间，在古代以中东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体系，有一系列的大帝国，如埃及、赫梯、亚述、巴比伦、波斯等，而后来的印度、希腊、罗马文明，也深受其影响。1000—1500年，则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新的世界性体系。他在1982年出版的《竞逐富强》中，已经根据哈特维尔、伊懋可、斯波义信等人对宋代的研究，把1000—1500年，标题为“中国称雄的时代”，认为中国宋代的商业经济拉动了欧亚大陆东部以至整个欧亚大陆经济的发展。麦克尼尔能比较平等地看待各文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断改进自己的认识。他在1992年为弗兰克的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到30年来他的观点一直在变化，最初是把文明、后来是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世界历史的框架，但他那时就提出人类的交流是一种联系网，后来他和他的儿子共同写了一本书，题名即为《人类之网》，虽然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但也还有它的特点。如书中把1450—1750年当作世界性网络编织时期，而1750—1917年才是新网络收紧时期；还指出在欧亚大陆贸易发展进程中，直到1750年，中国仍然是这一体系的中心；大部分的香料都直接运到中国，四分之三的白银运到中国和印度。到了18世纪，大西洋经济才可以与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经济相匹敌。强调文化交流、跨文化互动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力求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各个文明，这都是构建世界史新体系的好想法。只是文化交流、跨文化互动并不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世界历史的发展还要到它的内部去找动力。所以和麦克尼尔观点一致的本特利也承认拿跨文化互动作为历史分期的根据，没有顾及各社会内部的发展。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只能是世界史体系的一个内容，而够不成世界史本身。
第二种编写新的世界史的努力可以说是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这一理论本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他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并写有三卷本的著作，其本意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指出西欧资本主义从产生时起，就依靠对广大第三世界的剥削、掠夺而发展。他的分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也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展来的。后来弗兰克、吉尔斯等人把世界体系理论用来作为重构世界历史的模式，所以引发了对这一模式的研究和讨论。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16世纪)才开始有的，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世界体系，他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它只有500余年。可是弗兰克等认为沃勒斯坦所描述的世界体系特征早已存在，世界体系已有5000年的历史。这就牵涉到世界体系的定义问题，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把世界分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核心地区通过经济手段和超经济手段剥削边缘地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不断积累而发展的。但弗兰克认为资本积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所以他也就变更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资本”并不只是一种剥削形式，而且还是商人资本，所以他不强调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强调的是资本积累。在和沃勒斯坦的论战中，他认为沃氏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的12项特征，在5000年以来一直存在，这12项里面正好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一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符合他所说要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提法。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有中心、边缘、外围(core-periphery-hinterland)三个地区的划分，没有采用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半边缘(semi-periphery)的划分法和其分析逻辑。他认为边缘、外围都是受中心统治阶级剥削的，只是外围还保有自己政治上的独立。但他的世界体系是用商品交流或者政治霸权联系起来，有时还会出现超霸，所以在古代包括了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广大地区，是世界性的。还有人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之间的网络，其中的交往(包括贸易、战争、婚姻、信息交流等)对组成单位的内部结构的再生产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大影响这些结构的变化，所以有许多世界体系。小到氏族组织、村落，大到整个世界。这样的定义使得世界体系十分混乱，也失去了用来组织世界史的意义。
沃勒斯坦提出中心、边缘，是为了说明资本的积累，因为资本要靠不断的积累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弗兰克也提出中心、边缘，提出古代的积累。古代的积累，如果说是赋税剥削、贡赋剥削，当然是存在的。通过长途贸易来赢利，也是存在的。但是古代的统治阶级取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弗兰克强调古代的投资，他说投资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革新，这也是存在的，不过在当时的经济中究竟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阿明就认为古代时期是政治、文化交流为主，而现代才以经济扩张为主。曾经详细研究了13—14世纪世界体系的阿布一卢格霍德，也为这一时期没有可靠的经济统计数字而苦恼，虽然她认为这一世界体系是存在的。
主张存在世界体系的学者主要是从批评欧洲中心论出发的，他们并不一定要以这一模式作为编写世界历史的指导。只有弗兰克似乎在意以世界体系论来编写世界史，他说要以人类中心论替代欧洲中心论，说任何一部世界史均应着力探究并证实世界体系统一体及其各组成部分过去与现在之间发展的连续性。但我认为，即使这一体系能够证明自古就有，也只是对世界史的一种补充，并不足以成为世界史本身。世界历史研究的单位，仍然应该是民族、国家、文明等，因为无论经济、政治等，都首先并且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中进行的。离开了民族、国家，主要从中心、边缘的相互关系来建构世界史，正如前面从文化交流来重构世界史一样，不可能反映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
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著作，探索广大亚、非、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或者是力求用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叙述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如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该书前半部分讲由于西欧的侵略、扩张、殖民活动使第三世界逐渐成为落后的区域，处于欠发达状态。他指出英国人对印度经济，并不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是保存了经过挑选的有利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制度，这就如最近厉以宁所指出的，马克思说过的所谓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即破坏的使命和建设的使命，从破坏的使命来看，至少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还远未完成，乡村封建势力依然根深蒂固；而建设的使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建设英国殖民地的使命”，而不是“在印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这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叙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偏重于政治史的论述。阿明写有《欧洲中心论》一书，纵论非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他认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文化的，可以称为贡纳制，资本主义时代才是经济为主。古代存在多种文化，他还引用伯尔纳的说法，主张希腊文化的源头是埃及，而两河流域、印度等的文化也对希腊多有影响。亚历山大帝国把这些文化统合为一。到中世纪，起先是文明的东方(拜占庭)和半野蛮的西方，然后是北方的基督教和南方的伊斯兰文化(包括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的兴起。资本主义扩张创造了双重两极化，一是全世界的分配不公，另一是边缘社会内部也分配不公。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积累规律。伍尔福写有《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也是批评欧洲中心的历史对少数落后民族历史的忽视和歪曲。滨下武志著有《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他认为要把亚洲历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这个整体就是历史上存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由此形成了亚洲经济圈。以中国的茶、生丝、土布，日本的贵金属、海产品，泰国的米，印度的棉花和菲律宾的砂糖等货物构成了多边贸易网络，西欧加入亚洲贸易网络，输出牛国的茶叶和输入白银。因此西方的到来并非只是西方冲击，而是西方也要适应亚洲的贸易体系，也存在着亚洲对西方的冲击。只是他的这本书主要讨论19世纪后期的历史，而对16、17世纪亚洲经济圈着墨不多。乔杜里研究了近代以前印度洋的经济，他把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亚洲划分为四个地区，印度、中国、阿拉伯、东南亚，他强调亚洲的历史和欧洲的不同，即吃粮食的人的文明和吃肉的人的文明是不同的，所以印度洋的历史也不能用古典、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种西欧的分期标准。但这一地区从7世纪以来就有贸易商路连接，形成了奢侈品和日用品的贸易网络，并且围绕着丝绸、铁、瓷器等的贸易形成了为远距离市场生产的工业格局，在世界历史上存在了千年之久。麦克弗尔森更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构成的本土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英国人等，都是依靠和原来的商人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19、20世纪。还有就是最近王国斌、彭慕兰等的著作关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重新认识的大讨论，彭慕兰等提出的问题，是直到18世纪以前，中国不比欧洲落后。他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立论的，也许他的意见有缺陷，但他提出的问题应该说对于编写新的世界史是很有助益的。
四
通过上面的介绍，看来编写一本新的世界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什么是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也有许多不同的分析。大部分人谈到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即世界史是以欧洲为中心论述的，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地区的地位。其他的还有如吴于廑先生认为欧洲中心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欧洲历史的分期为世界历史的分期，二是宣扬近代史的内容是欧美文明的发展以及这个文明向世界的普及。郭圣铭先生认为西欧中心说的实质就是殖民主义。吴承明先生主张要区分开世界史上的经济中心和历史中心，经济中心是有的，但历史中心那就是不正确的了。所以如何认识欧洲中心论，还需要讨论一下。
我认为，世界历史上有诸多的国家、民族、文明，在发展的长河中，有时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走在前面，有时另外的国家、民族走在前面，而走在前面的一定也会是一个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传播自己的先进的东西。这是客观事实。工业革命以来，西欧的历史发展，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反映这种情况的世界史并不是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一种认识世界历史的理论，也是一种认识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它产生于历史学科学化之初，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形成为一种体系。这也就是我们编写世界史时所使用的体系。我们现在编写世界历史，大体上使用的是进化论的线性发展模式，即相信历史是进步的，人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这一模式是欧洲人发现的。经济上我们使用的还是古典经济学及由之派生的理论，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政治上则是启蒙运动建立的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这些都是西欧的产物。我们历史科学使用的概念、范畴、模式、理论、规律，都可以说是出自西欧的，是当时西欧人主要根据西欧的历史经验得出的，是西欧的规律。而对于非欧洲人，西欧人起初并没有多少认识，所以认为这些人是没有历史的，是停滞不动的，其命运只能受制于西方人。黑格尔就是这样的观点。到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满目疮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承认非西方世界也是有历史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单线说逐渐被多线说取代。但是，许多西方学者仍然认为，虽然非欧洲国家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可它们就是发展不到资本主义，自己实现不了现代化。所以，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人看世界的结果，而它的许多内容完全混合在他们所建立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必须把它从这些规律性认识中揭示出来，才能认识到什么是欧洲中心论，才能在编写世界历史中加以避免。
下面，我就试图说一下欧洲中心论在世界史中的一些具体表现。
环境—生态方面的。
虽然像孟德斯鸠那样明目张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历史学界已经基本没有人敢于主张，但类似的见解在欧亚洲的对比上却所在多有，这方面近来起示范作用的是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而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则可说是变本加厉。他直接说热带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下降，还流行奴隶制、疾病盛行，所以多是穷国，而温带国家多是富国，欧洲又是温带条件最好的地区，所以当然一直是富裕的。正如布劳特所指出，欧洲中心论者在环境问题上，使用的是两种理论，一种是说热带不如温带，用这种理论来诋毁非洲；另一种是说干旱地带使发展停滞，因为干旱要利用灌溉系统，而灌溉就是使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一理论主要用来诋毁亚洲国家(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洲中心论者在对比中所使用的方法。琼斯在他的书中，对比了欧洲和非欧洲地区的四种天灾人祸，即(1)地理的如地震、火山等；(2)气候的如洪涝灾害等；(3)生物的如人畜疾病等；(4)社会的如战争等。比较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些天灾人祸都是非欧洲的比欧洲的为害大，所以使非欧洲积累不出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来。历史上的天灾人祸确实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客观条件造成某地就是比其他地方严重，如游牧民族入侵对亚洲的破坏就要比对欧洲大得多，又如地震在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许多地方处于地震带上，另一方面中国的地震记录保存比较完整，所以看起来损失当然比欧洲要多。但是水旱洪涝之灾何处为大，就很难说。琼斯认为历史上印度和中国的饥荒都比欧洲的要多，如说中国公元前108年到1911年共有饥荒1828个，每年差不多都有饥荒。地方大了当然会这样，丰收之年局部地区仍然可能干旱。但是博学的布罗代尔曾经指出，欧洲15—18世纪的灾荒也是十分可怕的。小小的佛罗伦萨1371—1791年有111个荒年，丰收年只有16个，这大概比中国还要厉害吧。据说中国(流行的历史比较老拿中国当例子)在历史上疾病也特别多，像血吸虫病、鼠疫等，其原因就是南方气候炎热，容易滋生病菌。这时中国(还有印度)就被当作是热带国家，它的寒冷的北方和属于温带的中部就都不计了，而且疾病流行的材料，大都是20世纪西方的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中国的条件却没有改善时的材料(例如使用韩素音在小说中的描写)。还有奇怪的是似乎传染病都是来自亚洲或者非洲，然后传播到欧洲。鼠疫来自蒙古，梅毒来自美洲，天花来自印度，在古代记载不明确的情况下，做这样的结论，我想只是一种带有偏见的猜想而已。克罗斯比指出，流行病的交流并不平等，殖民主义者带来的天花等疾病使得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几尽灭绝，而美洲的梅毒并没有使欧洲人遭遇太大的祸害。战争的比较更为不客观，琼斯引用了铁木尔以人头垒成金字塔来说明亚洲战争之残酷，可是人人都知道法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之暴烈残酷，琼斯却并不提及。还说清朝入关之战中国损失2500万人，而德国30年战争只损失200万人。这种对比没有两国的人口基数，不能表示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口损失，所以并不准确。
环境问题中还有一项是农业生产差别导致饮食结构不同，这也成为欧洲与非欧洲发展上的一大问题。欧洲古代一般被认为实行的是粗耕农业，耕作粗放，土地不能连续耕作，实行休耕制，畜牧与种植结合，种植粮食多为大小麦，同时放牧牛羊，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较少，单位面积产量也低。中国、印度被认为是精耕农业，耕作细致，较早放弃休耕，土地可以连续种植，作物品种多为稻米，畜牧也与种植业分离。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双方地区都辽阔，农业习惯千差万别而且历史上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不同。如中国的精耕细作就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原来也是粗耕，畜牧业也很兴盛。精耕与粗耕农业的不同在中国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单纯种植粮食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由此也产生欧洲人和印度、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不同的问题。欧洲人多吃肉，印度、中国人多吃粮食，尤其说中国人主要吃稻米。这确实是一种不同的习惯，各种文明当然有自己的特点。不过由此推断出的是吃肉的欧洲人更健康，更强壮，他们拥有更多的畜力作为动力等等，却不一定合乎事实。要知道，生产肉类比生产粮食需要多得多的土地，所以在生产力低下、人口增多时人们往往是以吃粮食为主。而且穷人和富人的饮食也不相同，古代的穷人一般说来是吃不起肉的。所以即使是欧洲人，在中古时代穷人吃肉也不多。布罗代尔说中古时的欧洲家家户户的案子上堆满了肉，可是奇波拉主编的经济史却估计当时欧洲穷人每周只有半磅肉吃。布罗代尔指出，由于人口增加，从1550年起欧洲的饮食中粮食的比例越来越大，19世纪初，法国的穷人一周只吃一次肉。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农业革命后才发生变化。至于吃什么更健康、卫生，那也是随着人类医药知识的进步而不同，20世纪初当然都以为吃肉多了有益健康，现在大概都认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了。
家庭—人口方面的。
亚洲，特别是中国，早就背上人口众多的名声，而且是无法负担的人口重担，由此产生了不少错觉。1965年，哈伊纳尔提出欧洲家庭的，特别是西北欧的模式，说那是一种晚婚、低生育率的模式，这样有利于节制人口。这一看法被欧洲中心论者大肆宣扬，在没有详细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它作为欧洲独特的现象，而且和非欧洲的模式相对立。如琼斯把这种模式归之于日耳曼人时代，而曼更说这是欧洲人使用铁器时的产物。其实欧洲的家庭模式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非欧洲国家的家庭模式也各个不同。1986年比尔基埃等主编的《家庭史》，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家庭是一种小家庭——核心家庭(这是有中国历朝历代的统计数字为根据的)，而欧洲中古时也有核心家庭，也有扩大的大家庭。可是许多欧洲中心论者却依然对立欧洲和非欧洲的家庭模式，以之作为中国、印度人口众多的一种由来，证明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确。
西方的人口学说以马尔萨斯的最为有名，而马尔萨斯就是把中国和英国对立起来，说明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对人口实行的是预防性抑制，会理智地通过控制婚姻等手段限制人口增长；而中国实行的是现实性抑制，人口一直无节制地增长，最后引起饥荒、疾病、战争等使人口下降。马尔萨斯的学说现在已经被证明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实际，有关中国的部分被称之为一个神话。李中清等经过研究指出，即使在清代，中国也有许多主动抑制人口增长的办法，例如溺婴、男女性别失衡导致生育减少、已婚生育率低等，所以中国的人口并非无节制地增长。可是许多西方学者甚至中国学者仍然相信马尔萨斯有关中国的说法，曹树基等认为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在中国是存在的，而中国近代的许多饥荒、疾病、农民战争正是人口危机的一种表现。李中清等则以为这样的认识有一种人口决定论的味道。
著名的伊懋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其根源可以说就是一种人口论。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宋代经济的巨大进步，甚至视之为已经到达了现代化的边缘，但他把宋代以后中国经济不能取得突破的原因，称为进入了高技术平衡的陷阱，即当时中国人口过多，耕地开垦殆尽，而农业生产高度集约化，已经达到前近代的最高水平。过多的人口使中国资源严重短缺，不仅土地，而且木材、燃料、畜力均感不足，如要投资提高生产力，则在当时的高技术水平下，必需巨额资本。而人口增长、资源不足必然使人均收入减少，因而资金筹措相当困难。因为劳动力很多，所以用不着注意节约人力，要注意的是节约资本，这样更缺少投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必要。即使某一地区发生某种供应短缺，因为交通发达，可以很快从别处把货物运来，不会出现刺激投资的动力。所以中国陷入这种停滞的陷阱而无法自拔。黄宗智的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学说也是一种以人口论为基础的看法，特别是他的17—18世纪英国和中国农业生产的对比，更把中国和英国置于对立的两极，正如马尔萨斯对立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规律一样。黄宗智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变化可以称之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和中国单一种植业农业不断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小农的劳动因而导致过密化不同。彭慕兰承认英国的农业比中国农业资本密集，但是他指出黄只注意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而不注意劳动投入和产量的比率。经过彭的计算，中国农业并不比英国的过密。要知道英国这时的农业仍然是传统农业，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即种植牧草、饲料如芜菁、苜蓿以代替休耕，从而提高土壤肥力，并且增加了饲料。但这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即使这些劳动是安排在农闲季节，可是农民的劳动投入依然是增加了，即延长了劳动的时间。另外，牲畜的增加，当然伴随着肥料的增加，可是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喂养牲畜，运输肥料等等。总之，这时的英国农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增加产量也只能依靠投入劳动为主，仍然不能摆脱人口论者所主张的马尔萨斯陷阱，它和中国的农业在作为传统农业上其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欧洲的农业也面临着和中国的农业一样的劳动力富余，出现了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现象。正如彭慕兰所说，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所有人口密集地区都经受严重的就业不充分和失业，找到能使劳动力就业的新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形式。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在前工业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主要的是不能把中国、印度当作欧洲的对立面，即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人口模式，所以我们注定是人口众多，不堪重负的。这正是李中清、彭慕兰等提出问题的关键。
社会、政治方面的。
这方面最主要的论点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把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专制相对立，而且这个对立是从古到今的。这真是一种神话了。不过现在相信这一神话的依然不在少数。西方民主的源头往往从古希腊说起。我们知道，古希腊当时有200多个城邦，而雅典只是其中之一。雅典的城邦政治体制并不能代表整个希腊的政治体制，不过因为雅典史料较多，影响较大，所以给人以代表希腊的感觉。如果说雅典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话，其他的城邦大多不是民主的。我们熟知的斯巴达就不是。还有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原始民主，其重要的内容是每个公民可以抓阄做官，而不在于民选政治。古典作家一般认为它容易导向暴民统治，对之评价不高。
西方封建时代的民主，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它源于城市，西欧的城市是经济中心，是自由的渊薮，而东方的城市是政治中心，是受奴役的地方。韦伯归纳西方城市有六大特征，即应是一个堡垒，有一个市场，有法庭和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行会组织，有市民参加选举出的政权机关，而上述这些，东方的城市，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的城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具备的，即使有也仅仅是微弱的萌芽而已。韦伯还特别强调西方古代与中古城市所具有的民主，以同东方的受奴役的城市相区别。现在我们知道韦伯的说法大部分已经不能成立。西方的城市远不都是自治的，它们往往等同于君主下面的一个封臣，受君主的控制，为君主服役。而日本和印度，在封建时代都有强大的自治城市。可是韦伯的说法依然十分强有力，为许多西方学者遵守。布罗代尔虽然说过城乡不可分离，反对对立城市和乡村，可是他以为西方城市是自由的城市，享有无与伦比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根源，则是西方封建制度的特殊性。他认为西方中古城市负有建立民族市场、现代国家的任务，而西方的世界经济，则是以威尼斯、热那亚、安特卫普等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我并不否认，中古时代西方的城市组织有其特点，和中国、印度、阿拉伯等的城市不一样，也不能否认它们享有的不同程度的自由与自治。但是要否认的是它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东西方发展的分野似乎就是由此而起的。欧洲中心论者的逻辑是这样的，西方的封建主义是分裂割据的，从分裂割据的缝隙中发展出来了独立的城市，城市的居民组成为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发展成为市民(这就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来由)，市民建立了现代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由此而立，并由此而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而非欧洲国家因为没有封建，所以也不可能有现代国家。只有日本，后来被发现具有和西方十分相似、甚或相同的封建制度，所以日本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实现了现代化。至于古代亚、非国家的政体，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本是西方近代以来对东方政体的一种概括，我们就从孟德斯鸠说起。孟德斯鸠区分政体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君主政体、专制政体都是一个人执政，不过君主政体下君主遵照固定的法律管理国家，而“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而亚、非国家的政体大多是这样的政体。以后西方人逐渐了解到东方也有法律，甚至是比封建的西方更为先进的法律，亚非的古代君主其行动一样受到法律、礼俗的限制，就是阿拉伯国家的苏丹、哈里发，其个人权力也是受到沙里亚法的限制，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但他们仍然主张东方的君主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其政体是专制主义，把君权无限还是有限、受不受法律等的限制当作评价是否专制的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魏特夫发表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把灌溉农业、水利社会和专制主义统治联系起来，用核心、边缘、次边缘把亚、非、拉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苏联都归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甚至连曼都认为他把范围扩大了。曼是这样说的，“魏特夫把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准确的……然而其发展的原因并不是水利农业”。今天水利社会的说法已经不为大家所接受，可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三项特征(土地国有、农村公社、普遍奴隶制)中，土地国有还有不少人主张。亚、非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没有私有土地，土地属于国王或者国家，是一种贡纳制。曼还不同意布洛赫所说的封建的欧洲缺乏私人财产权的主张，而认为欧洲封建主义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私人财产权。安德森是赞成东方专制主义的，他说西方的专制君主并不享有对臣民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权力，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任意处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和地产，也未能达到完全的中央集权和司法统一。安德森是以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观念作为标准看待古代事物的。要知道欧洲也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法律，而西欧的君主在中古和近代早期没收其臣下、商人的财产者，可谓屡见不鲜。
专制主义和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政体形式，看来它们在许多国家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过。拿专制主义来说，有东方专制主义，也有西方专制主义，作为西方人的谢和纳甚至认为，中国清朝的专制没有法国路易十四的专制厉害。我不赞成的是把民主与专制当作西方与东方独有的政权形式，从而对立东西方，西方是民主的，而东方是专制的，甚至以为专制是我们东方与生俱来的特点(酋邦说)。而林志纯先生钩稽古史，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传统之作，似乎得不到更多人的赞同。可见东方专制主义说之强有力了。
 
 
过渡和现代化的问题。
欧洲中心论的最强有力论点，就是东方各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或者说靠自己实现不了现代化。这方面的看法很多。如琼斯引用其他学者的说法，说欧洲天生有发展能力，可以溯自远古，起码也可以从中古算起。中古西欧不但有希腊、罗马的遗产，还有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他们是一个由游牧转向定居的好战民族)的高能源、高消费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的偏好。麦克尼尔接受了正确的观点，后来主张1000—1500年的世界中中国最为发达先进。可是曼认为1000年时的欧洲要比亚洲先进，生产方面也是如此。他说欧洲的种植与畜牧轮作农业比中国的水稻种植业要先进，畜力和牲畜粪肥使欧洲比中国有多四倍的动力机制，我们当然不像启蒙学者那样，把西欧中世纪当作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它的进步。不过也不能做如此夸大的叙述。
认为东方发展不起来、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最著名的理论，到今天依然强有力的理论，是韦伯的理性之说。这和韦伯的清教理论有很大的关联。现在清教理论可以说已经偃旗息鼓，可是理性的光辉依然高扬。理性的起源可以追溯自启蒙学者，当时主要是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相对立，把人的思维从宗教迷信下解放出来而倡导的。后来韦伯把它当作欧洲独有的、使欧洲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东西，而非欧洲由于缺乏理性，所以是传统的、停滞的，由此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把欧洲和东方对立起来；韦伯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欧洲能独具理性，可能是因为他是以伦理、价值观来说明社会的，不需要做这种说明，在他那里不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理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理性应该是一种心理学的特征，一般包括发明性、革新性、进步性，抽象思维，做出道德和伦理上的决定等，所以问题并不是这些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是欧洲是否较其他人类群体有更多、更高的理性，是否这就是欧洲兴起的主要原因。布罗代尔早已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甚至在同一种经济中，可以有几种理性存在。自由竞争是一种理性，垄断、投机和权势是另一种理性”。在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理性更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没有一个理性冲破宗教复出的时代。
韦伯的理性主要在于说明欧洲发展出合理的资本主义，以同中国的只知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指出合理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六大特征，即(一)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二)自由市场，(三)合理的技术，(四)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五)自由劳工，(六)经济生活商业化。⑦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管理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高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的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韦伯的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像他所吹嘘的科学的簿记制度，布罗代尔已经详细论及。布罗代尔提及和韦伯同时代的桑巴特也说什么没有复式簿记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可是被认为创造了奇迹的复式簿记传播的既不快也不广，一些大企业长期不用复式簿记，一家伦敦的保险公司是1890年才采用复式簿记的。彭慕兰更指出，中国的商业有着远比韦伯所设想的复杂的会计制度。至于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密切关系，那是当时亚当·斯密的主张。现在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它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一看法以博兰尼开其端，而布罗代尔、沃伦斯坦对之做了进一步论述。
理性神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欧洲的独有的理性思维创造出了科学和技术，而东方、中国缺乏这种理性思维。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这在今天已经没有疑义。不过现在一般都得承认，古代时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的科学技术。中国古代有农学、医学、天文、数学四大学科，有陶瓷、纺织、建筑三大独特的技术，这都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向西传播后，对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举世公认的。李约瑟指出，中国人做过的事就是对自然现象加以分类，去发展出对他们的时代来说高度精美的器械，进行其他地方难以相比的长期观察和记录，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进行实验，怎么能否认中国人作为充分发展了的世界科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地位。后来中国(包括阿拉伯)的科学技术确实落后了，没有能继续向前发展，而从17世纪开始，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实验科学发展起来，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一大成就。虽然我们可以说科学在19世纪前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多少作用，但后来科学和技术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科学，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详细探讨。
在资本主义产生、现代化启动的理论中，我想还有两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
(一)夸大欧洲在15世纪的进步。他们把启动的时代定为15世纪，并主张15世纪的欧洲、英国在世界上是最进步的地区。例如，自称要写出从月球上看地球的世界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评价1500年的世界时是这么说的：“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兰德斯更说，从军事力量比较，1400年左右的中国与欧洲，中国也许会占上风，50年之后，即使在亚洲海域，欧洲也会轻易打败中国的舰船。16—18世纪，是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区域，如中国、印度、西欧等找寻工业化道路的时代。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亚欧大陆和北非的一些文明发达地区，其发展差距还不是很大。布罗代尔曾经引用贝洛什的统计，指出当时如按人均收入计算，18世纪的英国为150—190美元，而印度1800年为14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而这些计算引起了兰德斯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反对，嘲笑历史统计学的无用，这就只能归之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了。其实，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人均生产能力不会有太大差距。生活条件也不会有太大差距，应该是一种常识。而意识形态问题蒙蔽了许多像兰德斯这样的人的眼睛。所以彭慕兰提出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处于差不多同一发展水平上的问题后，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响，而一些主张用正确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会遭到如兰德斯等人的反对。
(二)如何评价殖民主义的问题。过去有所谓的双重使命问题，那是就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而言的。我这里说的是殖民主义侵略对宗主国起了什么作用。这里存在着持久激烈的争论。18、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还一般承认殖民地给宗主国带来了利益和繁荣。可是后来他们逐渐改变看法。黑人历史学家威廉斯认为黑奴贸易的利润和对黑奴的残酷剥削是西欧资本主义成长的强大动力，可是这一理论遭到许多西方史学家的反对，至于整个殖民主义侵略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则更被一些带有有色眼镜的历史学家所忽视。例如，奥布赖恩否定18世纪海外贸易对欧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为它只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2％，说“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对于欧洲的意义远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大”。这样就可以把殖民地对宗主国工业化的贡献一笔勾销了。彭慕兰认为，欧洲以外的利润肯定比欧洲内部赚到的微不足道的利润要大，不过他认为欧洲在18世纪还没有后来所具有的比亚、非洲的强烈的优势，所以这一问题没有原来争论的意义大。
 
 
 
 
五
上面所说的欧洲中心论的种种表现，我以为还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还有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这些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我们编写世界史，在这方面回答的不外就是两种问题，一种是欧洲社会(当然首先是英国)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过渡的，为什么能完成这一过渡?其他非欧洲社会是否完成了这一过渡，为什么没有能完成这一过渡?因为历史研究只能从既定的史实出发，所以比较的方法只能是拿完成了工业化的欧洲模式和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非欧洲来比较，看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完成工业化，究竟和欧洲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彭慕兰和弗兰克等主张中国到18世纪并不落后于欧洲，也只是把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向后推迟到18世纪，仍然还要解释18世纪以后非欧洲(或者说他们认为原来发展最先进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彭慕兰解释亚洲为什么18世纪落后，是因为缺乏殖民地和没有合适的煤炭资源，生态压力未能缓解；弗兰克修改了伊懋可的高技术平衡陷阱说，认为是亚洲人口增长过快，收入分配更不平均，并且缺少资金，阻碍了对节约人力的机器发明。似乎是拿偶然性代替了因果论的分析。而且他们的比较只限于经济领域，如果我们把比较扩及政治、社会领域，涉及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也会遇到同样难以解决的麻烦，因为我们可以比较的仍然是欧洲政府的成功经验和非欧洲政府的迟滞。
对非欧洲国家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说也有了不少研究。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不过当时过分遵循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所以没有太大的突破。近来许多学者更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吴承明对近代市场、物价的研究，方行对小农经济的研究，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研究等。乔杜里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分析。这些研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历史研究只能是对过去历程的分析，虽然我们指出了亚洲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它们最终还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所以只能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欧洲道路作比较。只能说我们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大能说这条道路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还开展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还只是以欧洲的经验来评说亚洲的事实，还远不足以写进世界近代史，成为一种全面的解释。
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可是因为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个超越。第三世界的历史科学，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历史科学而后建立的，我们使用的是出自西欧的理论与方法，大而言之，像公元纪元、把历史分为古代(古典)、中古、近代这样的分期，使用的就是欧洲标准。其他更是如此。印度学者夏尔马，写有《印度封建主义》一书，就是按照西欧的封建主义来考察印度是否有类似的现象。这一学说后来遭到另一印度学者慕克吉的批评，双方展开论战，但争论的是印度有没有农奴制，以此作为印度有无封建主义的标准，依然是西欧的模式。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我们的现代历史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有一位外国学者评价我们的史学说，在20世纪50、60、70年代，大部分中国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到了80、90年代，中国的史学家也学着读些丹尼尔·贝尔和一星半点的马克斯·韦伯，并且试图把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的企业精神和欧洲的加尔文教徒相比较，可是西方的史学家已经厌倦了现代化的研究，转而走向后现代研究了。另一位学者更反对萨义德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说法，主张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他举例说，费正清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冲击—反应模式，为人所诟病。但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的序言中，和费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我们是没有和西方抗衡的理论，所以建立不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观，所以写不出自己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并不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什么是我们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所以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论。也无法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
写不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还在于到现在为止，对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充分，欧洲的历史(包括古代的希腊、罗马，中世纪史以及近现代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已经有长期的积累，构建起完整的体系，可以写进世界历史。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虽然也悠久，也光辉灿烂，可是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体系，在世界史上是依附于欧洲史的体系而存在。这在编写世界历史时是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所以现在说什么世界史上出现非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等等，可能是言之还早。想要按照这样的中心论写出世界史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写出来的世界史，可以说还是一个准世界史，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史学家，包括欧美的史学家，都努力来克服世界史编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而且可以说欧美史学家还走在了这一运动的前面，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要让各个国家、各种背景，各种文化传统的史学家，都来参加这一工作。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且按照自己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然后许多的史学家共同交流，相互学习，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的体系，我们大概才可以编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这当然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