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战国时策士的雄辩与谋略

战国一百四十多年，礼坏乐崩，宗周瓦解，祭祀日微，宴会无诗，轻义重利。这时候各国纷争激烈，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频繁，儒家的仁义在列国激烈的争雄中显得毫无价值，像孟子这样的儒学名士在那个时期也不适时宜了，得不到重用，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有纵横才识的人，“辩士”迅速崛起，赶上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策士”们成了热门人物，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说客”的人，驰骋于政治舞台，纵横于国际外交活动中，尽显其风光。显然，《战国策》所反应的时代具有区别于春秋时期的显著特点，其中，贵士重策就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对策士的尊重和重用，对计策、谋略的重视，取代了原来对儒家、仁义的崇尚。
《战国策》的编校者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策士们达到“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重要程度，各国纷纷招纳有谋略的策士，策士的地位，举国轻重。早在先秦时，墨子就有类似的看法，《墨子》第一篇《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士关国家的兴亡，策士的智慧、计策、谋略，已经比儒术仁义、世袭身份等等都重要得多了。君王需要策士，因为在列国纷争的年代，只有策士最有可能利用谋略帮助君王获胜，巩固其统治地位，威慑邻国，称雄称霸。许多的君王礼贤下士，贵士、养士、尊士，拜士为师的风气非常盛行。《史记》记载了这一状况：“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参见《史记》之《吕不韦列传》） 四君广收门客，招纳策士，历史闻名。最明显的例子是秦昭王见范睢时所表现出来得那种对策士的尊重：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参看《战国策》之《秦策三·范睢至秦》）秦国君屏退左右，在虚静的宫中下跪求教，再三请求，很明显，策士高高在上，郡王毕恭毕敬。当时的各国君王，都在招纳士宾，并礼请为上宾，或聘为谋士，为增强权力作人才储备。当然，策士也因向君王提供智慧、谋略，换取政治权利，高爵厚禄，具有显赫、辉煌的社会地位。对这时期的策士来说，信义已经不是第一位，只有权和利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战国不同于春秋的另一个特点。
春秋时，儒家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耻于谈利的观念，已经被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对策士来说，为哪个君王出谋划策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他们所能得到的名利和权力，最著名的策士苏秦自己表明过心迹：“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为君主谋划是次要的，关键的目的在于能够得到“金玉锦绣”，能够取得卿相的尊贵和权威。《战国策》对苏秦当宰相前后的对比描述，明显地反应了那个时代对利益的赤裸裸的追求，也肯定了策士对现实权利的追逐。
据说，苏秦是战国时神秘的纵横高士鬼谷子的得意门生，但这位得意门生开头并不得意。拜别恩师鬼谷子之后，苏秦回到阔别多年的穷困家中，或许被认为学有所成，他受到父母、嫂子和妻子的盛情欢迎。稍作休息后，苏秦开始准备出门游说君王，家人劝说他先去游说离得最近的周显王。
苏泰以自强自重、富国强兵的道理来劝说周显王，周显王以为苏秦的建议空疏无用、不切实际，苏秦只好无功而返。回家后不久，苏秦又变卖财产，打算到秦国去游说，但家里开始怀疑他的能力，并持反对的意见。但苏秦充满自信，下决心游说秦国的君王。面对新掌权不久的秦惠文王，苏秦列举历史上许多实例，说明通过战争势力来取胜的强国道理，详细地分析了秦国的优势，为秦国新君王描绘了一幅兼并诸侯列国，吞占周朝王室，称霸天下的宏伟蓝图。秦惠文王在苏秦的滔滔不绝的劝说之下，虽唤起了称霸的雄心，这位精明的秦王可能觉得时机不到，加上刚刚杀了实施变法方略的强臣商鞅，对纵横游说的策士有所厌恶和心悸，所以并没有决定重用苏秦。苏秦不死心，编录了一本历史上攻战取胜、霸夺天下的专著，献给秦王。但秦王犹豫不决，秦国的高官嫉妒苏秦的才能，在秦王面前大贬游说之士，最后，秦王决定不用苏秦了。
游说又失败了，旅费没了，苏秦狼狈地返回，皮袄破了，腿上打着裹脚，脚穿着草鞋，挑着旧行囊，背着破书，容形枯槁，神色憔悴，脸色黑黄，显得失意疲惫。回到家里，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父母不和他说话，嫂子不给他饭吃，对着薄情的一幕，苏秦悲叹地说“失意了，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子，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引文出处参看上一条）但苏秦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从旧书箱中找出一部姜太公的《阴符》，奋发苦读，选择其中精要的部分熟读熟记，一边读一边揣摩演练，长时间读书疲倦要瞌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血流到脚，他自信地说：“哪有游说人主而不能让其拿出金玉锦绣的？哪里会得不到卿相尊位？”一年后，演练揣摩成功，他胸有成竹地感到：“这回真的可以去游说当世的君王了！”（参见《战国策》之《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
苏秦明白，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他改变策略，转向东方游说六国。这回情况改变了，他走进赵国的燕乌集阙宫门，在华屋之下与赵王握手交谈，赵王听后大喜，封他为武安君，并授以相印。有兵车百辆，锦绣千束，白璧百双，黄金数万，跟着苏秦后面，他到各国约谈合纵大计，拆散连横，以此来抑制强秦。苏秦赵国拜相，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当时天下众人，威武的诸侯，掌权的谋臣，都要听命于苏秦来决策。他不费一斗军粮，不征一个士卒，不派一员大奖，不坏一把弓，不损一支箭，就能使诸侯和睦相处，亲密’胜于兄弟。真可谓是：贤能的人当政，天下顺服；能人得到重用，天下顺从。苏秦由一个住陋巷、掘墙当门的穷困潦倒的人，摇身成了乘坐豪华战车，骑高头战马，游历天下的显赫人物，他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上游说君王，使君王左右亲信不敢开口，天下无人能敌。
当苏秦要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得知，赶紧整理房间，清扫道路，顾乐队，备酒宴，出城三十里远迎。妻子敬畏得不敢抬头看，只能侧眼偷观他的威仪，侧耳听他说话，嫂子跪在地上不敢起来，像蛇匍伏在地上爬，叩头谢罪。苏秦问：“嫂子以前待我那样傲慢不逊，而现在又如此卑贱下作呢？”他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财多富裕。”苏秦感叹地说：“唉！一个人穷困潦倒时，父母都不将他当儿子，而一旦富贵显赫，亲戚朋友都感到畏惧。人生在世，权势和富贵，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引文出处参看上一条）
这就是战国的重利轻义的观点，苏秦的至亲家人，对穷富卑尊的苏秦，态度完全不同。苏秦本人，也不讲任何信用，不遵任何的礼义，游说秦王不成，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转为游说六国反秦，而目的在于金玉锦绣、卿相尊位，追逐的目标是：权势和富贵。
与苏秦一样，张仪也是通过游说取得成功的，而且，张仪比苏秦表现得更加赤裸裸的追逐权势和富贵。张仪向秦王提出了击破合纵，实施连横的总战略方针，并表示连横战略如不成功，甘愿受斩徇国，他说：“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参看《战国策》之《秦策二·张仪说秦王》)
张仪的战略，对于渴望称霸的秦王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击破合纵联盟，破灭赵国、韩国，臣服楚国、魏国，密切与齐国、燕国的关系，伯王霸业功成名就，四邻诸侯均来朝拜。对此，秦王何乐而不为。张仪的游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全篇说辞以三方面的重要内容有序推进：一方面是详细地分析列国的历史、现实、优势、劣势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是具体说明秦国的历史、现实、优势、失误，特别是应该采取的策略；还有一个方面是指出秦国谋臣的无能、失策，以及虽不明言但能让秦王能感觉到的：张仪的机智能干和雄才大略。而张仪对所有这些内容的论说，又是在应有的尊重、巧妙的奉承，以及迎合秦王称霸欲望的言语氛围中进行的。这充分显示了张仪作为杰出的纵横家所具有的权谋韬略和政治才干。游说秦王的成功使张仪成为秦国的客卿，后来当上了相国。
张仪的纵横谋略在许多方面令人赞叹，但纵横家的根本目的是权力和名利，张仪的谋略是应该赞许的，但他在很多方面用的是诡计，表现出奸诈、虚伪、无赖，不是大谋略家应有的风范，收到了人们的谴责。《秦策二·齐助楚攻秦》里记载了张仪为秦国进攻楚国而拆散齐楚联盟的一些活动，充分显露了张仪“诈伪反复”的奸诈本性。
当时，齐、楚联盟与秦对抗，“齐国帮助楚国进攻秦国，攻下了曲沃，而后来，秦国想进攻齐国，但因齐、楚关系比较好，秦惠王为此甚为忧虑，他对张仪说：‘我想进攻齐国，而齐、楚关系正友好，你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办？’张仪说：‘请大王为我准备车马、财物，我愿试试看。’张仪便南下到了楚国，见了楚王，他说：‘秦王最喜欢的人，非大王莫属，我最希望的，也是能有机会做大王的臣子；秦王最痛恨的人莫过于齐王，我最痛恨的人也莫过于齐王。现在齐王对秦王犯下了重罪。我们想讨伐齐国，而贵国正与齐国友好，这样，秦王就不能听从大王的指令，我也不能做大王的臣子了。大王如果能封闭关隘，与齐国绝交，我愿让秦王献出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这样，齐国因无外援，必定衰弱，齐国衰弱了，就会受大王的制约。以此行事，在北边，大王使齐国衰弱，在西边，大王又施恩于秦国，还能白白获得商、於之地，这可谓是一举三得。’”
张仪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也满足楚王的霸主野心，让楚王感到有利可图，所以，“楚王听后大喜，在朝廷宣称：‘我得到了秦国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群臣听说后，都争先表示祝贺。而楚王的重臣陈轸却迟迟才来，而且并不祝贺。楚王说：‘我不出一兵，不伤一人，白白得到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我自认为是很明智的，大家都为此而祝贺，你为何偏偏不祝贺？’陈轸回答说：‘我看您不可能得到商、於之地，相反，必定会招来祸患，因此，我不敢盲目地祝贺。’楚王问：‘为什么？’陈轸说：‘秦国看重大王，是因为大王与齐国友好。现在，商、於之地还没有得到，您却先与齐国绝交，这样就使楚国自己孤立了。难道秦国会看重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吗？另外，如果秦国先拿出商、於之地，我们再和齐国绝交，那秦国的计谋就一定不能实现，秦国会愿意吗？而如果我们先和齐国绝交，然后再去要商、於之地，就必定会上张仪的当。如果大王上张仪的当，肯定会后悔的。果真如此，楚国的西边有秦国为患，北边又已与齐国绝交，秦、齐两国随之必定会进攻我国。’但楚王并不听从陈轸的意见，他说：‘我的计划已经成功实施了，你不必多说！等着我的计划成功吧。’楚王求成心切，派人要与齐国绝交，使者尚未返回，又第二次派人去与齐国绝交。”
陈轸在秦国时是张仪的老对手，他了解张仪的奸诈，所以他揭穿了张仪的阴谋，并向楚王说明了与齐绝交的危险性，可惜由于楚王的过分自信和傲慢固执，果真错误地采取与齐绝交的策略，结果也如陈轸所料：
“张仪从楚国返回秦国后，秦王便派使者出使齐国，齐、秦两国秘密联合。楚国随即派一名将军到秦国接受商、於之地，张仪却称病不来上朝。楚王说：‘张仪是以为我不会与齐国绝交吗？’于是，他又派了一名勇士到齐国去，大骂齐王。张仪了解楚国确实已与齐国绝交，才出来会见楚国使者，他说：‘从某处到某处，方圆六里。’使者说：‘我听说是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张仪说：‘我本来是个小人物，怎么有权决定六百里呢？’”
如果说，张仪前面对楚王的说辞，还算是机智的策划，那么，这回的装病和说假话，简直是政坛小丑的低下伎俩，但傲慢的楚王知道上当，但却不听贤臣的建议，与齐绝交后，又更错误地向秦宣战：
“使者回到楚国报告楚王，楚王听后大怒，要兴兵讨伐秦国。这时，陈轸说：‘我可以说话了吗？’楚王说：‘可以。’陈轸说：‘进攻秦国不是个好办法。大王您不如趁此送给秦国一个大邑，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我们虽然割去一个大邑给了秦国，却可以从齐国那得到补偿，楚国不还是照样完整无损吗？您现在已经和齐国绝了交，却谴责秦国的欺骗，这样，我国反而使齐、秦两国联合起来了，那么我国就一定要大受损失了。’楚王听不进去，于是发兵讨伐秦国。秦国与齐国果真联合起来，韩国也跟从着这两个国家。楚军在杜陵吃了个大败仗。结果楚国不仅土地和军民被削弱了，而且差点儿亡国。其原因在于：楚王没有能采用陈轸的计策，也过于轻信张仪，受骗上当。”（参看《战国策》之《秦策二·齐助楚攻秦》）
不言而喻，张仪的计谋是成功了，目的也达到了，但他所用所用的手段确实是比较卑劣的，行骗、离间、耍赖，花言巧语，承诺不兑现，俨然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政客。在他眼里，只有权势和财富才是第一位的。
策士们的辩才和谋略是值得赞赏和学习的，但他们的价值观和追求，就是在激烈竞争的当今时代，也是不宜提倡的，一味地争权夺利，不仅搞得别人不安宁，策士们自己也未必就是幸福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