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智慧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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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加减法


  宇宙的一切道理,都是一加一减,非常简单;好像天平一样,一高一低,这头高了,另一头低了,所以只有加减,包括了乘除,也包括了一切数理。

  —— 南怀瑾《易经杂说》


让猴子做加法(1)


  古时候有个老头养了一群猴子,由于经济问题,老爷子打算缩减猴子们的口粮。于是对猴子们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猴子们说:“先说坏消息。”

  “坏消息是,从明儿起,你们的早餐要从4升橡子减少为3升橡子了。”

  “哦,”猴子们沮丧地叹息着,“那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晚餐的口粮不变,仍然是4升。”

  群猴一听大怒,要扭断老头的脖子。老头赶忙改口,“好吧,好吧,我把坏消息改成好消息,你们早上仍然吃4升,晚上吃3升,怎么样?”

  众猴一听大喜,把老人家抛到空中,然后用连起来的尾巴把他接住。

  这个故事改编自《庄子》,是个成语故事,名叫“朝三暮四”。庄子大概是把不懂道家真谛的人比作猴子,认为他们不知道万物表面上看起来形形色色,实质上没有差别,就像猴子,吃的仍然是橡子,不管是3加4,还是4加3,一天的口粮仍然是7升,名实都没有变,先怒后喜为哪般?

  不过,对这则故事也可以有别的解读。它其实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管理上的成功策略。喂养猴子的老人愚弄了猴子,因为他知道猴子既没有抽象数字概念,也不会做加法。结果,他既没有增加财政支出,又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猴子骚乱。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与猴子之间的基本差别之一,就是会不会算术运算或做加减题。

  “总裁”与“会计”的加减法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和很多人。有些东西的数量在增加,比如骗子和艾滋病病毒;有些东西或人的数量在减少,比如珍奇动物和诚实的人。因此,加减法首先是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把一个数和另一个数合起来,或者是把一个东西和另一个或另一些相同的东西合起来,计算它的数量。

  比如,1根手指加上另1根手指,等于2根手指,或者,1个骗子加上另1个骗子等于2个骗子,3升橡子加4升橡子等于7升橡子,等等,这就是加法;如果其中1个骗子被执行了死刑,或者他纵欲过度,突然暴毙,就得从骗子总数里减去1,这就是减法,但这里的加法或减法只涉及数字运算。

  这种只涉及数字运算的加减法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事物数量的变化与计算者无关,比如,我从骗子总数里减去1个骗子,但我并不是那个检举揭发该骗子的人,也不是宣判该骗子死刑的法官,更不是对其执行枪决或注射毒针的人。

  还有一种加减法,事物数量的变化不仅与操作它的人有关,而且操作者还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唯一原因,或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这种加减法就不是数字运算,而是事物本身的增加或减少、诞生或灭亡。

  比如你左手有6根手指头,你到医院里切掉一根,剩下5根手指头,这和小孩子扳着指头算糖果的数量不同,他扳下去的指头还会翘起来,你切掉的指头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把小孩子扳指头算数的加减法叫做运算的加减法,切指头的加减法就是运作的加减法。

  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军需官是做运算加减法的,拿破仑是做运作加减法的。军需官的工作只限于在报表上统计军队数量,而拿破仑的工作则是在战场上改变敌我双方的军队数量。在联想公司里,会计做的是运算加减法,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做的是运作加减法。会计的加减法不会减少或增多公司资产,除非他或她贪污,把公司的钞票“减”进自己的腰包;而柳传志的加减法就不同了,他的加减法做对了,联想公司的资产和利润会增加;做错了,公司的资产和利润会减少。

  因此,基本的加减法有两种,一种是用于运算的会计加减法;一种是用于运作的总裁加减法。

  这本书要写的当然是后一种加减法,这不是一本会计书,而是一本战略与谋略书,要介绍的是潜藏于几乎所有成功战略和谋略中的一条最简单的原理,即加减原理,以及如何运用它的若干法则。

  从女王到报童

  我们虽然把运作加减法称为总裁加减法,但并不等于说,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公司总裁。实际上,大到国家领袖和军队首脑,小到家庭主妇和街头小贩,每天都在运用它。

  一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丈夫吵了架,丈夫独自回到卧室,把自己反锁在内。女王处理完王国军机大事,准备就寝,但进不了卧室,只好敲门。

  “谁?”里面的人问道。

  “女王。”外面的人傲然回答。

  里面没有反应,只得再敲门。

  “谁?”里面的声音又问。

  “维多利亚。”敲门者放低声音回答。

  门还是没有开。女王不得不第三次举起那只刚刚放下王笏的玉手继续敲门。

  “谁?”里面的声音再次明知故问。

  “你的妻子。”声音谦卑而轻柔。

  这一次,门开了。

  这个女王做的就是加减法中的自减法,在这里,自减等于自降身段。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门是专门为尊荣开放的,但总有一些门,只有谦卑者才能进入,比如爱之门。进不了这扇门,女王就有国无家了。

  1983年11月1日,处理美国军国大事的是一位7岁的小总统,他聘请里根先生做他的助手。这个小“总统”名叫比利,患了一种绝症,将活不过当年的生日。看来,他心中的那个当美国总统的伟大梦想只能化作泡影了。

  里根总统得知此事后,决定让他当一天美国总统,自己给他当一天助理。在那一天,里根先生伺候在那位“总统”身边,接受他的咨询,替他签署文件,给他传递电话听筒……

  这是总统做的加减法中的加法。

  里根总统在这一天虽然没有击溃他心目中的邪恶帝国的军队,但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爱戴。他不仅要膨胀美国的权力,还要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他不仅要当角斗士,还要做守护神,这大概是他最终成为美国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的一个原因。

  某个地区有两个报童卖同一份报纸。报童甲很勤奋,每天沿街叫卖,嗓门也亮,可每天卖出的报纸并不很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


让猴子做加法(2)


  报童乙也很勤奋,也沿街叫卖,但他比报童甲多做了一件事:每天坚持去一些固定场所,先把报纸送给大家看,过后再来收钱。他和这些人的关系越来越熟,卖出去的报纸也越来越多,虽然偶然有几个白看报的,但收入还是大于损耗。结果,报童甲卖出去的报纸越来越少,无法与乙竞争,只好另谋生计。

  这是报童乙做的加法。通过先看报后付钱,让潜在的顾客流向自己。该加法的奥妙之一是让你无法拒绝他的好意,之二是让顾客有占便宜之感,之三是把一次性交往的小买卖变成了多次交往的固定客户关系。你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一个陌生的报童,但你很难拒绝天天送报给你看的一个熟悉的男孩。

  因此,加减法就有点像孔老夫子讲的“君子之道”,既通俗平易,又奥妙无穷。它平易得连家庭主妇和卖报小童都会运用,但又奥妙得甚至连大国领导人和所谓“圣人”都可能用不好。

  毛泽东可不是个平常人,我们曾经觉得,为了评价他,汉语里所有最高级的形容词都不够用,他既是一个大国领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他为革命“圣人”。但他晚年在加减法方面可出了不少问题。

  举例来说,该做的减法不做,让泼妇兼野心家江青始终赖在身边;不该做的减法老做,把“阶级斗争为纲”当做烟卷一样总叼在嘴上,越叼越有瘾,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到最后,让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偷窃自己


  这样说来,在人世间,加减法无处不在,无人不用,可是,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最简单地说,就是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你的利益。上面讲的三个故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女王的利益包括英国的强大,以及她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她对丈夫用的自减法就是为了后者。

  美国总统与女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国家强大是他们都要追求的目标,但美国总统作为民选首脑则要比女王更关心选民的利益和梦想。他在这方面做得越多,就越受选民爱戴,不仅可以帮助他自己竞选连任,还可以帮助他的党派继续执政,甚至可以让自己成为不朽的伟人……他运用加法,请一个身患绝症的小孩品尝做总统的梦想的滋味,就是在争取上面所讲的利益。

  小报童的利益比较简单,就是多卖报纸。要多卖报纸,就要清除竞争对手,要清除对手,就要让顾客只买或多买自己的报纸,少买或不买对手的报纸。他以加法为手段:让别人先看报纸后付费,达到了减法的目的:赶走了竞争者。

  如果这就是加减法,那它也是《盗窃手册》或《吸毒者指南》。盗取最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符合窃贼的最大利益,但看了下面这个故事,你会另有想法:

  有个叫贝利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的珠宝大盗,他偷盗的对象,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上流人士。他同时还是一位艺术品鉴赏家,所以有“绅士大盗”之称。虽然他是他那个行当的大师,本领高超,很少被擒获,但最终还是进了班房,被判了18年徒刑。

  刑满出狱时,他接受记者采访。一个记者问他:“贝利先生,作为一个神偷,你曾经让谁蒙受过最大的损失?”

  “让我自己,”他回答说,“我盗窃了我自己。以我的才能和天分,我本可以成为社会名士或华尔街大亨,但我现在不仅一贫如洗,而且被我自己偷掉了四分之一的生命——18年失去自由的生活。”

  运用加减法就是要避免这种结果,运用它追求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角色的最大利益,更是为了追求作为一个“人”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窃贼是偷了别人,最大利益是偷得越多越好;但作为一个人,他最终偷了自己,他的最大利益是越早结束偷盗生涯越好。

  像袁世凯那样的窃国者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弄权者他偷了一个国家,但作为人,他最终不仅偷了他自己,还偷了他的子孙:如果不是活着受审判,必然死后留骂名,让子孙难以做人。如今,很多人恨不得自己是孙中山留下的根,大概很少有人希望自己是袁大头播下的种。

  同样,作为一个吸毒者,获得越多的毒品越感到幸福;但作为一个人,他的人生幸福有赖于自己戒除毒瘾,或是毒品从世界上绝迹。

  显然,运用加减法不仅是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你的利益,而且要在实现你的利益的同时消除副作用,或者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偷盗和吸毒的副作用大于你获得的幸福,因此要对这两种嗜好进行彻底的减法。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给运作的加减法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了:

  所谓加法,就是自我发展,以及增加、扩展或组合对自己有利的正面因素的方法,包括通过学习增加知识的方法;所谓减法,就是削弱对手,以及消除或减少对自己有害的负面因素的方法,包括消除偏见,戒除不良嗜好等把自己还原成完好状态的方法。


加减法的用途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 《中庸》第十二章

  9年前我写《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那本书时,还是从门缝里看加减法的:把它看扁了(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在门里面待得多,在门外面待得少)。我当时看它,很像暗器,只在谋略行为里派上用场。如今看它,却像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可大可小,可长可短,长大可以柱天地,短小可以掏耳朵;既可以用于实践,也可以用于思维;既可以当做谋略使用,也可以当做战略使用;运筹时可以创大业,应急时可以救小命。


七步诗(1)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应急救命的加法大概就是曹植的那首“七步诗”了。

  魏文帝曹丕是曹操的长子,陈思王曹植是曹操的幼子。三曹都才华横溢,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的主将。曹丕虽被立为太子,但父亲更爱的却是曹植,不仅因为曹植比他哥哥才气更大,俗气更少,也因为他年龄更小。疼爱幼小,父母常情。但让曹丕寝食难安的是,父亲心里一直有将大位传给曹植的想法。

  此外,曹丕还有一块心病,难为外人道。曹家在官渡之战中从袁绍那里缴获了一件特殊的战利品——袁绍的二儿媳甄氏。要问这位美人长得如何,读读曹植的《洛神赋》就知道了:“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在曹植动口吟诗的时候,曹丕已经动手打劫了,将那片“轻云”、那阵“流风”纳入了自己的后宫。他的兄弟曹植却从此害上了相思病,曹植日思暮想的当然是那位美如洛神的嫂夫人。

  对男人而言,有两样东西最难与别人分享,即便是亲兄弟:一样是最高权力,另一样当然就是心上人。只为了其中一样,秦王李世民就杀了两个兄弟,况且曹植同时觊觎曹丕的两件至宝。曹操驾崩之后,曹丕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要治两个弟弟曹植和曹熊的死罪。曹熊畏罪自尽,曹植被带到魏都邺郡。

  曹丕不仅想害他弟弟的性命,还想害他弟弟的才名。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曹丕对跪在阶下、恃才自傲的弟弟说,“你老拿你写的文章炫耀,我怀疑那是你雇枪手干的。现在我要试试你是否真有才学。以那边那幅斗牛图为题,限你在七步之内诌诗一首,诌出来了,饶你不死,否则……别怨我。还有,听好了,诗中不能出现‘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的句子。”

  曹丕心想:谅你也没有那个牛皮,七步成诗?哼!你如果成不了诗,就坐实了伪文欺君之罪,我后宫那位也不会心仪于你了。

  不料,曹植七步未到,诗已出口:

  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相遇块山下,砉起相搪突。

  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毕。

  曹植诗一吟完,满朝文武既惊又喜。惊的是本朝竟然有如此旷世奇才,喜的是有幸能与他同处一室,且他将因其才华而得救。但是,他们错了。

  “慢着,”曹丕忽然从御座上站起来喊道,“七步才能吟一首诗,算什么本事,不嫌慢吗?我要求你在我话音一落时就成诗。”

  “请赐题目。”

  “以兄弟为题。”

  “题”字尚未离曹丕之口,曹植的吟哦已入众人之耳: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一听,潸然泪下,立即赦免了曹植,将其贬为安乡侯。

  一般人都以为是曹植的诗歌才华救了他,我不这样看。真正救了他的是他的应变机智,他把自己与曹丕之间的顶牛变成了牵手。

  七步成章的“斗牛诗”可能是一首好诗,但肯定是他自己的挽歌。因为它是一首做减法的诗:作者在自己与曹丕之间不恰当地用了减法。诗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相斗,你活我死,但你没有什么可牛B的,不是我不如你,是你获得了可以盛气凌人的权力。这是真性情的曹植,面对死亡,依然骨傲气骄。听到这首诗,曹丕当然不愿轻饶他,即使以背弃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为代价。这里问题的实质不是他嫌曹植的诗作得慢了,而是嫌他的气太傲了。

  曹植立即就明白了他哥哥的心意。于是把出口成章的那首“豆萁诗”做成了一首加法诗。如果前一首诗是在“斗气”,这首诗则是在“用情”,意思是说,我们是两个兄弟,不是两头斗牛,我们一母所生,把我煮死,你也成灰(当然是心灰),何苦呢?

  从曹植所作的这两首诗看,他不仅才华盖世,也智略过人,如果曹操把玺印交给他,司马家族未必能最后得手。

  在这个故事里,被曹植诗化的加法既不是精心筹划的谋略,也不是反复论证的战略,而是一项应急性策略,用以化解突发性危机。加减的这种用法在生活中十分常见,不同的是有人用得好,成为千古佳话;有人用得不好,结果祸己殃人。

  前面说的“女王敲门”的故事是应急减法里用得好的,女王用的是自减之法,她通过不断自降身段,终于敲开了被丈夫反锁的门。然而,北京长城机电公司老总沈太福的应急策略则用得不好,在集资行为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查处时,他做了两个致命的减法:一是要状告人民银行,二是急忙抬出背后靠山。如果靠山小,不仅救不了你,你还害了人家;如果靠山大,这时候也只能变成火山,首先把你烧死。

  不过,应急策略未必就不能用减法,关键是看你处于何种情境。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一次反盗版国际谈判会上就出色地使用了减法,维护了国家尊严。谈判开始前,一个西方代表笑里藏刀地开了个玩笑:

  “有人说中国人是国际版权小偷呀。”

  吴仪也笑了,但笑得绵里藏针:“那也不如西方人呀,八国联军可是强盗。”

  盗版要打击,但国格不可辱,民族气节不可短。气一短,谈判桌上的天平就会向对手倾斜。默认自己是小偷,谈判就会变成警察对小偷的审讯;吴仪的应急减法把中国人变成历史上的受害者,道义上便占了上风。

  如来智慧与鬼蜮伎俩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特产不只是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还有人人都会用的谋略。上到耄耋老翁,下到黄口小儿,有点智商的,都会用谋略。

  从前,有对中年夫妇收养了亲戚家的一个男孩。一天,男孩看见自己的养父在唉声叹气,便问道:“父亲何事烦闷?”

  “你才9岁,别问大人的事。”

  “说给我听听嘛!”男孩哀求道。

  “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可你妈不干。”

  “这好办,明天她就会干的。”

  次日早晨,妇人从房中出来,看见养子拿着一把尺子正在堂屋里忙着呢。

  “你在干吗?”养母问。

  “我量量屋子的大小,看等我长大了,这房子能卖多少钱。”养子答。

  “你卖房子,那我和你爹住哪儿?”

  “那我可不管。”


七步诗(2)


  当天夜里,养母宽衣上床,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丈夫说:“我们要个自己的孩子好吗?”

  这就是一个9岁的孩子使用的谋略,他用一个预期要用的减法(不孝顺),说服了自己的养母去做一件她原本不愿做的事情。

  因此,在我看来,在中国,加减法最大的用武之地还是谋略。在英文里,没有与谋略特别贴近的词,要表达它的准确含义必须用三个词:acuteness(敏锐)、resourcefulness(应变)和strategy(战略)。这三个词里,前两个词更贴近上面所讲的应急策略,比较接近中国谋略含义的是最后一个:战略。但战略与谋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战略是公开的,谋略是隐蔽的。

  上面那个男孩用的是谋略不是战略,因为他彰显自己可能的不孝顺行为,用以掩盖他的真实意图:劝说养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虽然加减法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谋略,但境界和层次却有天壤之别,有如来智慧,也有鬼蜮伎俩。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在这两个方面都提供了精彩案例,前者是如来佛组建西天取经班子,后者是白骨精蛊惑唐三藏。

  话说如来佛要超度东土众生,想让其信徒前来自取真经。于是他委派观音菩萨去组建一个取经班子。观音菩萨临行前,如来是这样叮嘱的:

  “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许在霄汉中行,须是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谨记程途远近之数,叮咛那取经人。但恐善信难行,我与你五件宝贝。”即命阿傩、迦叶,取出锦澜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对菩萨言曰:“这袈裟、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若肯坚心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这菩萨皈依拜领。如来又取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叫他入我门来。”

  (《西游记》第八回)

  这番叮嘱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为了组建一个好的取经班子,一是要有个“坚心”的取经人,他应该是来自东土大唐的圣人;二是要有个神通广大的护驾使者,即便他是个妖魔。在如来看来,要成就任何大事,都必须具备加减两手:菩萨心肠和霹雳手段。但霹雳手段是把双刃剑,要用它对敌,但不能让它割了自己的手。这就是如来智慧:以道制魔,道魔两手,引恶向善。

  白骨精的鬼蜮伎俩则是利用别人的善心来怀自己的鬼胎,她三次变成村人让孙悟空打死,就是想利用唐僧对她的同情来剪除她的第一强敌孙猴子,让唐僧把自己的肉送到她嘴里。在2004年的台湾大选中,绿党也使用了类似的伎俩。

  该年的3月19日,台湾“总统”大选前一天,我正在上海出差,一个朋友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陈水扁遭到了枪击,我当时就说,如果他能活下来,“总统”职位就是他的。

  他当然能够活下来。因为根据时机与受益者判断,射向他的那个东西,并非一颗子弹,而是一捆选票,同情的票。在这场戏里,陈水扁扮演的是白骨精,选民扮演的是唐三藏,蓝营扮演的是孙悟空(只可惜道行浅了点)。台湾的白骨精是希望台湾的唐三藏认定,那一枪便是台湾的孙猴子打的一闷棍,因此顿起怜悯之心,用紧箍咒念死孙猴子。

  两个故事似乎有不同的结局:书里的白骨精没有吃到,而台湾的白骨精却吃到了唐僧肉。不过,台湾的唐三藏虽然被吃了肉,但还没有死,不知道他能否最终取到民主真经。

  “减法王石”与“加法张瑞敏”

  1998年1月,亚洲金融风暴刚过,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深圳,问当地陪同人员是否有可能借房地产开发启动经济,万科老总王石居然一连回答了四个“不行”,市领导惶恐不安,朱镕基却微笑颔首,当即聘请王石做自己的房地产顾问。

  能不顺着总理的竿子爬,表明王石在房地产宏观形势和微观经营上确有自己成熟的想法。他回答万科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时,习惯于用排除法来回答,说哪几项生意万科不做。这就是他的所谓减法:反对多元化经营,主张专业化经营。因此,业界有“减法王石”之称。

  开始创业的时候,万科是做电器仪器的,以进口日本产品为主;后来什么都做,比如服装、手表、饮料、印刷、首饰、百货,“这样说吧,除了黄、赌、毒和军火不做之外,万科基本上都做了。”王石这样说过。换句话说,在企业经营上,他曾经是个风流情种,见一个爱一个;如今,他成了情圣,情感专一,只爱一个,那就是特大城市城乡结合部的中档房地产。

  有趣的是,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企业家张瑞敏走的却是一条相反的路。他领导的海尔公司从电冰箱起家,当时是“干什么吆喝什么”,专业化。在万科开始做减法的1997年,海尔却开始大做加法,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兼并收购,将自己的家电产品从电冰箱延伸到冷柜、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微波炉、彩电、VCD、电话机、传真机、洗碗机、电熨斗、吸尘器、燃气灶等27个门类,共7000余个规格品种。

  用张瑞敏自己的话说:“如果你有一套空房子,我希望海尔能给你提供所有的电器产品。”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给你提供人体“电器”:假如你缺乏动力,请用海尔的“采力”保健品;假如你饥肠辘辘,欢迎你来到海尔的“大嫂子面馆”享用美味佳肴;假如你对未来担忧,请买海尔的保险吧……

  这叫什么呢?张瑞敏解释说,这叫“以综合优势对单项优势”。海尔的综合优势是什么?他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管理优势,是深入人心的品牌优势,是一天申报1?8个专利、一天半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技术优势,是国内9000余个、国外8000余个营销网点的市场优势……

  因此,他也得了个雅号,叫“加法张瑞敏”。

  无论是万科的减法,还是海尔的加法,都既不是应急策略,也不是谋略,而是企业发展战略。加减法不仅可以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还可以应用于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和平崛起”和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两大战略加法,前者旨在消除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影响,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对中国有安全感;后者是想减少国内冲突,实现全民和解。


郑必坚的加法题和减法题


  2004年4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举行的“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他曾经讲过两道数学题:一道乘法题,一道除法题。今天,他要再讲两道数学题,一道是加法题,一道是减法题。加法题是:如果亚太经济加上13亿人口这样的大市场和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增长潜力?减法题是:如果亚太市场减去这个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将出现多么巨大的市场真空?

  这显然既不是战略上的加减法,也不是策略上的加减法,更不是谋略上的加减法,一句话,不是行动的加减法,而是思维加减法。可见,加减法原理不仅可以运用于实践,还可以运用于思维。思维的加减法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法,不是改变世界的方法。

  作为思维方式的加减法有两种,即加法思维与减法思维。请看两则有关思维的故事:

  故事一:苹果与万有引力

  1665至1667年间,牛顿已在思考引力问题。一天傍晚,他坐在苹果树下乘凉,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他忽然想到:为什么苹果只向地面落,而不向天上飞呢?

  他分析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三定律,进而思考:行星为何绕着太阳而不脱离?行星速度为何距太阳近就快,远就慢?离太阳越远的行星,为何运行周期就越长?牛顿认为它们的根本原因是太阳具有巨大无比的吸引力。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观测和演算,牛顿发现太阳的引力与它巨大的质量密切相关。牛顿进而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规律:凡物体都有吸引力;质量越大,吸引力也越大;间距越大,吸引力就越小。这就是经典力学中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

  故事二:风动还是幡动

  有一天,在广州法性寺,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那时候风正吹着幡动。有一个和尚说:“风在动。”另一个和尚却说:“不对,是幡在动。”

  两个和尚于是辩论起来。这时候,六祖慧能来到道场,对他们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他的话语惊四座。印宗法师把六祖请到席上,请他弘法。这就是禅宗史上所称的东山法门。

  这两则故事在东西方可以说家喻户晓。两个主人翁,一个是科学泰斗,另一个是禅宗大师。更有趣的是,牛顿是堂堂博士,慧能却是个文盲,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筐,但他们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牛顿增加了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福利,慧能减少了愚顽给人生带来的痛苦。

  他们的不同贡献来源于他们思维方式上的差别。牛顿的思维是加法思维,从一想到二,从少想到多,从一个坠地的苹果,想到天体,想到万物,从一动想到万动。慧能的思维(如果可以称作思维的话)是减法思维,在他看来,是风动还是幡动并不重要,这动与那动毫无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心。只要心静,万物皆寂。他不仅要减少被纳入思想的事物,甚至要消除思想本身。

  运用加法思维是一个学习过程。从牙牙学语,到扳指头数数,再到蹒跚学步,运用的主要是加法思维。不用加法思维,我们就不能获得知识和技能,不能减少无知和愚昧。

  运用减法思维则是一个还原过程。消除偏见,修正错误,破除妄想,用的主要是减法思维。就像我们的身体会感染细菌一样,我们的思想也会感染错误。错误多了,不进行清理,我们就会变成蝂,被自己背负的过多谬误压死;或者,变成蚕蛹,被自己过多的偏见之丝缠死。

  所以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无不为。”“日益”的思维是加法思维,是求学思维;“日损”的思维是减法思维,是求道的思维。

  用电脑程序打个比方,加法思维是安装新软件,减法思维是卸载旧软件。卸载就像倒垃圾一样,都是为了保持宽裕的内存和清新的空间。


越减越多,越加越少


  ——加减基本原理(上)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加减的基本原理很简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用语,就是“相生相加,相克相减”;用今天的通俗表达方式,就是加上对你有利的正面因素,减去对你不利的负面因素。这里牵涉到三个东西,一是“生”和“克”,或者叫做“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二是“加”;三是“减”,它们都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本章解释第一个东西,即“生克”或“正负”。按老习惯,为了便于理解,还是先讲一个故事。


钱王的妙问


  王炽(1836—1903)是清末与胡雪岩齐名的“红顶”商人,他在重庆和昆明分别创办著名的“天顺祥”和“同庆丰”商号。他不仅创办实业,还涉足金融,有“钱王”之称。他一生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虽然富甲一方,却有仁德之名。以他的生平为蓝本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钱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值得玩味:

  王炽的妻小从云南老家来重庆与他团聚,他前去迎接。走在路上,街边的喧哗声和算盘珠子的滴答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走近一看,原来一场激烈的珠算擂台大奖赛正在进行。擂主是一个中年男子,名叫滕阁,挑战者是一个年轻人。无论挑战者用多快的速度念出加减乘除题,题目出完,滕阁的答案已经报出;旁边有七八把算盘在同时运算,经过核对,答案一样,但却比滕阁慢了半拍。

  王炽不禁心中喝彩,递上一锭银子,说是奖金。接着,把滕阁请到一边,说自己也有几个题目想要请教,于是有了下面一段问答:

  王炽:“什么时候越加越多?”

  滕阁:“积德行善,越加越多。”

  王炽:“什么时候越加越少?”

  滕阁:“投机取巧,越加越少。”

  王炽:“什么时候加而不多,减而不少?”

  滕阁:“规模巨大,进而扩大,加而不多;出而济世,财去民来,减而不少。”

  王炽一听大喜,老婆也不接了,让跟班替他去接,自己带着滕阁商量生意经去了。

  显然,王炽出的题目不是运算加减题,而是运作加减题;他问的已经不是会计科目,而是经营之道。但这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对于王炽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正数相加,越加越多。”对于他的第二个问题,则可以说:“负数相加,越加越少。”

  这样,“积德行善”就是正数,“投机取巧”就是负数。正数就是与你相生的东西,是对你有利的正面因素;负数是与你相克的东西,是对你不利的负面因素。拿输血来说,和你血型相同的血液与你相生,与你血型不同的血液与你相克,假如你输进了与你血型不同的血液,输得越多,危险越大。也许,传说中的吸血鬼对血型是不挑剔的,否则,它们早绝迹了。

  但是,一个人的美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被一个人看成正数的东西,可能被另一个人看成负数,反之亦然。投机取巧被王炽看做负数,却被牟其中当做至宝。在牟其中看来,做生意就像烧开水,让别人烧99度,自己只烧最后那1度。这就是他著名的99度加1度的理论,他已经将投机取巧哲学化了。这个哲学的核心意思大概是:让别人养母鸡,自己来掏蛋;或者是:不问耕耘,只管收获。

  哲学不同,结果也不一样:王炽成了一代名贾,福被子孙;牟其中则成了一个笑柄,祸及自身。

  带“负号”的人

  为什么王炽看到的东西,与牟其中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王炽眼里的负数,到牟其中那里却变成了正数?

  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自身所带的“正负(+,-)号”不一样。凡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正数的东西,被某个人认为是负数,比如诚信;或者,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负数的东西,被某个人认为是正数,比如毒品或欺骗,那么,那个人本身就是他自己的负数,自己与自己相克。

  这种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带负号的人”。负负得正,作为负数的投机取巧,到了他那里,就变成了正数;作为正数的积德行善,到了他那里,自然成了犯傻。总之,不是吸毒者,不会认为毒品能给他带来幸福;不是奸商,不会认为欺诈可以致富。吸毒者和奸商,就是带负号的人。

  带负号的人与任何正数相加,都是越加越少。世界上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与他相生,即便是圣人、美人与财富,对于他也是毒品。前不久刚刚因自杀而成名的巢中立就是一个例证。他是湖南常德最早的个体户,是该市一、二、三届政协委员。不知何故,此公对“2000”这个数字情有独钟,生前号称自己曾拥有2000万元资产,遗书里则自夸自己平生曾与2000个女性有染。不管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他确实是被自己的财富和女人“毒”死的。

  问题不出在财富与女人身上,出在他自己身上。据说,他在深圳时,买了29台电视机在家里堆成一道电视墙,每次看电视都将29台电视全部打开,每台放一个不同的频道。他并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在看自己的暴发。他对性的消费大概也是如此,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同时让29个姑娘排成一道人墙。他不知道,性有爱的一面,财富有善的一面,但他只消受它们有毒的一面。实际上,他的自杀从他挖到第一桶金时就开始了,只不过是死在乙酉年大年初九而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仁兄身边虽然曾经美女如云,而且还有过数次婚姻和多名子女,但在他决定自裁时,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爱人或友人。由于自知身后无人为他的亡灵祈祷,他在自杀前几天为自己烧了不少冥钱,指望能存进地府银行供阴间消费。希望他上路时没有忘记带上存折。


为自己诊断


  世界上的人和事物总有两面性,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没有一个坏人身上没有优点,也没有一个好人身上没有缺点。这就是说,所有人既带正号,也带负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区分带负号或带正号的人?

  这其实不难理解。正负号有点像人体里的XY染色体,由于XY染色体的组合不同,可以产生五种人类性别:男性、偏男性、两性人、偏女性、女性。正如Y染色体占优势的人是男性一样,那些负面因素较多的人,便是带负号的人。一个人尿检报告里的蛋白质加号越多,肾病便越严重;同样,一个人如果带的负号越多,他对自己和别人的危害也越严重。如果他不对自己用减法,便必然会遭遇别人对他用的减法。

  因此,在按照加减基本原理做加减法之前,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首先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带负号的人。如果你不幸是那样一个人,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加减法就是自减。不先去掉这个负号,你对别人做的减法越多,距离成功与幸福越远。

  从“帕金森病”到“国企病”

  生活中的人都不是以原子状态生存的,除了《鲁滨逊漂流记》的鲁滨逊,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做加减法,不仅要看到人的正负号,还要看到组织的正负号。最小的组织是家庭,最大的组织可能是国家。组织带负号,表明它生了“病”,病毒有的来源于组织的最高统治者,有的来源于组织制度,有的来源于组织本身。

  在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看来,机构的状况与该机构的成员数量有关。人员精简的机构效率高,用我们的术语说,那就是带正号的;人员膨胀的机构效率低,则是带负号的。根据研究,理想的内阁成员是7~9个成员,英国内阁人数一旦超过20或21名时,就会失去效率,因而被画上了负号。

  因为人数超过20时,会议就会变质。坐在会议桌旁的委员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起话来。为了使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发言者不得不站起来。一旦站起来,他就情不自禁地长篇大论:“主席先生,我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根据我25年来的经验,我们应该以……主席先生,我们肩负重担,而至少我……”

  就在这位仁兄喋喋不休地胡说时,其他人却忙着在桌子底下交换字条——“明天跟我一起共进午餐好吗?”“我还有个约会呢!”那个发言者极可能在说梦话,不过,有谁在乎呢。该委员会已经无关紧要,它早已完蛋,无药可救了,因为它患了“帕金森病”。

  这样的带负号的机构可能害的只是自己,一旦一个执政党带上了负号,整个国家可就惨了。请看萨达姆的执政党——复兴党上演的千万幕悲剧中的一幕:

  1979年7月,萨达姆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新一轮大清洗。第一个“认罪”的是革命委员会成员穆赫伊·阿卜杜·侯赛因·拉希德。他的全家被扣作人质,拉希德的认罪过程有录像,从全国来的几百名党的领导人看了录像。会上,面容憔悴的萨达姆眼含热泪,用沙哑的语调“补充”拉希德交代中遗漏的部分,并点出了他的同党。然后,卫兵把同党一一拖出会场。萨达姆命令政府的高级部长和党的主要领导成员组成一个行刑队,将拉希德的同党一一枪毙。

  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此后干出任何事来,都不会让人惊讶,发动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都是早晚的事。这样的国家一般都有一个带负号的首脑,而且带的负号还相当多。

  与制度有关的带负号的组织也很多,比如一些国有企业。通常,国有企业都是不下蛋的公鸡,除非你给予特别优惠的保护性政策。国有企业的负号就表现在它的亏损上。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加减法对国有企业都是无效的,因为你根本无法做任何加减法:你无权奖励一个职工,也无权开除一个职工。

  只有在股份化的国有制下,能对它做加减法,它的负号才会减少,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2001年1月,西湖电子集团公司濒临死亡,章国经被紧急从香港召回,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经过他的诊断,西湖电子患了“浓厚的国企病”。于是,他猛用泻药,大用减法,大幅度降价清理积压的电视机,并将亏损企业一一清盘,使西湖电子起死回生。这表明,对一个带负号的国企用减法,自然越减越多;用加法,继续扩张,必然越加越少。


好鸟在好树上做窝


  因此,诊断你自己所在的组织和你准备对其做加减法的组织是否有病,是否带了负号,你与它相生还是相克,也是实践加减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远离带负号的组织和老板,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减法。古人讲,良禽择木而栖,智者择主而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幸你的祖国带了许多负号,比如“文革”时的中国,你别无选择,安于贫贱和好好活着可能就是你的最高追求。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有道,带正号;无道,带负号。就是说,当国家好的时候,你不做加减法,不能成功,是可耻的事;当国家坏的时候,你猛做加减法,大发国难财,也是可耻的事,甚至是危险的事。你今天顶子红,明天可能颈子红。你听听几百年前伊拉克的无道暴君哈吉贾吉的砍头宣言,就知道你的脖子其实并不结实:

  “我看见人头在我面前晃动,急不可待地渴望被人砍下来。我就是专砍脑袋的人。我看见他们的头巾和胡须上鲜血淋淋。”

  你的不义之财如果没有立刻让你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也可能在未来让你成为伸张正义的祭品。当然,倘若你有能力去掉你祖国身上的那个负号自然更好,不过你当罪犯或被砍头的机会要远远大于你成功的机会。

  砒霜也是良药

  砒霜是毒药,适量对症下药,也是疗疾的良方;黄金是财富,假如你掉到水里,又不舍得扔掉它,便是杀人的凶器。越王勾践是一代雄主,但患难时是明君,安乐时是杀手。大夫文种没有听范蠡的劝告,没有溜之大吉,结果丢了性命。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既是范蠡为功臣写下的一曲无奈挽歌,也是他对事物的相对性和变动性的一种透悟。任何东西、任何人,以及任何组织,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或与你相生,或与你相克;条件改变了,你和它们或他们的生克正负关系也会改变。即便是你自己,既可能是你自己的天堂,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地狱。

  日本历史上有个白隐禅师,十分受人景仰。某一天,一位王侯慕名而来,向他请教佛法妙旨。

  “听说做善事能上天堂,”王侯落座后迫切地问道,“造恶业会下地狱,请问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样的,大师能显个神通让我看到它们吗?”

  白隐禅师听完他的话,脸上显出极其不耐烦的样子,而且开口辱骂他。王侯被莫名其妙地责骂,火冒三丈,满脸通红,正要还击,禅师却笑了:“阁下现在就在地狱呀。”

  王侯听了,即有所悟,连忙施礼:“谢谢大师赐教,在下失礼了。”

  白隐禅师又笑道:“这下你在天堂了。”

  这故事本没有新意,不过是把中国禅宗境由心生的教义按照日本的方式演绎了一遍。意思是说,天堂和地狱存于你的一念之间。事物或人有时候是以你对待它或他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就像你自己一样,你的状况也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态度。你以负面的态度对待一个人,那个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使你们之间处于相减的关系中;反之亦然。

  前不久,《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位女士的来稿。说她有一天坐公共汽车,车上很拥挤。离她不远处有个乘客要下车,他刚抬起屁股,旁边有个40多岁的男子就把纸袋子放到椅子上占座。边上有个女士早就等在那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就坐在了纸袋上。两人立马大吵起来,满口污言秽语。车上许多人都说那个男子没风度,不肯礼让女士。

  他忿忿然地站在了作者的旁边。没过两站,又有一个距离作者很近的座位腾出来了,她对那个男子说:“您坐吧。”他慌了,连忙客气地说:“您请,您请。”作者说:“甭客气,我站惯了。”推辞再三,男人硬是把作者摁到了座位上。那个男子前后判若两人,原因就是人们对待他的方式改变了:从鄙夷到尊重,从争抢到谦让。他也就从一个粗鲁汉子,变成了一个怜香之士。

  当然,真正带负号的人不会这么容易改变。不论一个受害者是告饶还是求情,都不会阻止一个变态杀人狂加害于他或她;在二战中,不论犹太人如何对待党卫军,也不能改变他们被屠杀的命运。但即便是罪犯,在特殊情境中也会成为英雄。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热播的美国电视系列片《加里森敢死队》,说的就是一批罪犯在二战中的英雄故事。

  因此,做加减法,不仅要首先界定自己或对象的性质、正负或生克,还要了解它对我们的利害关系是否有条件,这些条件既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态度,以及对待和使用它的方式,也取决于时间和环境因素。没有一成不变的生克,因此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加减。

  屠格涅夫垂垂老矣,站在楼上窗前看见几个出浴的年轻姑娘从树荫下哗笑而过,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多么美丽的姑娘呵,可我已经不需要她们了。”于是,我们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我们永远渴求并永远占有,即便是曾经让我们以生死相许的情爱。

  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要加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加法的三种境界


  ——加减基本原理(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 《孟子·尽心上》

  相生相加,或者说,对于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用加法,这是加减基本原理中的第二个要件。

  所谓战略或谋略中的加法,从根本上讲,是当事人挖掘、整合各种资源(包括自身资源),用以获取并扩大权力、财富、社会地位与名望等利益,并最终实现生存的最大意义的一种方法。海尔的掌门人张瑞敏在企业经营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用海尔的品牌优势大举兼并收购,迅速地扩张了企业规模,同时也就扩大了该企业和企业领导人所拥有的社会名望和影响力。

  我在拙著《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里曾经从手法上对加法进行分类,提出了“予、借、化、合、信、神”6大加法。今天看来,稍显琐碎。其实,什么人使用什么加法,龙有龙的加法,虫有虫的加法。从一个人使用的加法上,能看出他的境界。境界大的,能安天下;境界小的,能安蜗居。

  加法有三种境界。


大境界:发放情感与道义“贷款”


  我们先说说吴起。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春秋名将吴起的名声并不好:为了做鲁国的将军,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拿的是齐国护照,而当时齐、鲁是敌国;为了谋取功名,母亲病故了都不回家奔丧,害怕丢了机会。但他却是一代名将。他训练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人人效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对自己的士兵用加法,爱兵如子。

  有一次,军中的一个士兵因刀伤溃烂,生了脓疮,痛苦不堪。吴起看到了,就立刻俯下身去用嘴把士兵疮口里的脓血吸了出来,又撕下战袍把士兵的伤口仔细包扎好。在场的士兵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料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却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担忧。她一边哭一边说:“看来,我儿子的命保不住了。以前我丈夫在吴将军手下当兵,他对我丈夫也是这样好,后来,我丈夫为报答他的恩情为他战死在疆场。现在轮到我儿子了。”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吴起对士兵使用了上乘境界的加法:“仁爱”之法。这种加法的特点是“给予”或“付出”,付出的是自己的某种东西(在这个故事里,吴将军付出的是爱),得到的是人心,因此,我们把这种大境界的加法称之为“施与型加法”;第二,仁爱既可以被当做道德来施行,也可以被当做谋略来使用,区别在于:是否期望被施与者给予回报。在上面的故事里,吴将军的仁爱是当做谋略来使用的,这一点连老妇人都看出来了,因为仁爱的施与者吴起要士兵回报的是性命。

  施与型加法的奥妙是发放情感与道义“贷款”,债权和利息形式是恩德。凡是不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人,也就是说凡是不愿报恩的人,就会被社会舆论界定为忘恩负义的人,或者叫做“叛徒”。“文革”中,刘少奇被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叛徒。表面上,他被认为是背叛了革命事业;实际上,在毛泽东眼里,他背叛的是毛泽东本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在政治和军事中,寻求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仁爱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能够把仁爱当做谋略或战略加法来使用的人,他就已经达到了宏大境界,他追求的东西就绝不是蝇头小利,大到整个天下,小到业界至尊,宋江和毛泽东属于前者,吴起和胡雪岩属于后者。

  大境界中的上乘与下乘

  宋江原本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不仅其貌不扬,“面黑身矮”;而且地位卑微,是个县衙里的“押司”,顶多相当于今天县政府办公室里管司法的科员。但他不仅精通刀笔,更精通人生的施与型加法。他在家里孝敬父母,爱护兄弟,人称“孝义黑三郎”;在外面怎么样呢?看看《水浒》里的描述就知道了: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样的人如果出在本分小康之家,如果不被当成败家子,也会被当做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或者是官场混混。他家里就是有万贯家财,也不够他挥霍的;他自己即使浑身都是水,也下不了几场雨。如果在太平盛世,宋江也顶多混个县衙里的师爷干干,或当上某帮会的头头。但国家不幸洒家幸,宋江走运,赶上了仁宗在位时的一场大瘟疫,天下动荡,于是有了他的用武之地,欠了他情感与道义债务的“兄弟们”拥戴他为起义军领袖。

  毛泽东也是这种乱世出的英雄,但他运用的施与型加法,不仅比宋江更高明,也更成功。毛也出身寒微,虽然他的家庭成分够得上他自己定下的富农标准,但他家里的财产也不够他像宋江那样挥霍。他读了些书,但只够他在北京大学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倘若社会稳定,他最好的发展前途或许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如果能考上一个在职博士,谋一个教授职位也是可能的。

  不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一个救星,而不是一个教授,于是,历史选中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应该说,他扮演得很成功,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神。他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用中国传统民间习语来说,叫做“杀富济贫”或“雪中送炭”;用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来说,则是让“穷苦人翻身解放”,或者,是让“无产者当家做主”。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使用施与型加法打天下的人物中,毛泽东是做得最出色的,达到了大境界加法中的上乘境界。施与型加法有两重境界,一种是宋江和毛泽东使用的“雪中送炭”,是施与型加法中的上乘境界;另一种是蒋介石使用的“锦上添花”,是施与型加法中的下乘境界。虽然宋江和毛泽东都会做雪中送炭的上乘加法,但宋江始终只是扶危济困的小义士,毛泽东扮演的却是普渡众生的救世主。结果,宋江占山为王,成了短命草寇;毛泽东则清扫六合,当了一代雄主。

  不过,蒋介石也绝非等闲之辈,也懂得使用施与型加法,但他的锦上添花与毛泽东的雪中送炭相比,却有点差距。多大的差距?一座江山那样大的差距。毛泽东要让贫苦人翻身解放,蒋介石要让地主、资本家财富增长;毛泽东宣布自己要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蒋介石则表明自己只想让富者更富,不关心贫者愈贫。

  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美元,还有一个尊称:“委座”;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和民心,还有一支歌曲:《东方红》……

  “大救星”,这说的是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因为当时的中国雪中人很多,因为毛泽东会雪中送炭,他自然就成了救星。

  “独夫民贼”,这说的是蒋介石。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手给他贴的一个宣传标签,但也多少说出了一个锦上添花者的窘境:有“锦”的人当时毕竟不多,为他们“添花”,必然遭到雪中人的孤立。

  锦上添花,在当时必定要以穷人的血汗之花送给锦上人,这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是越有越有,越无越无,是马太效应,是老子所说的“人之道”。而雪中送炭,当然是拿有钱人的炭送给雪中人,打土豪分田地是也。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老子所说的“天之道”。因此,古往今来那些打着“劫富济贫”旗号造反的人,都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两种加法,两种结局:毛泽东进了北京城,蒋介石逃往台湾岛。但这并不是他们二人最终的结局,最终结局是:毛泽东宾天时,中国大陆贫穷动乱;蒋介石驾崩时,台湾岛偏安小康。原因是得了天下的毛泽东丢了加法,以减法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乐了他一个,苦了数亿人;而丢了大陆的蒋介石,却拣起了被毛泽东丢掉了的上乘加法,在台湾岛搞起了平均地权,让耕者有其田。


中境界:借我一腿与借我一嘴


  如果说加法中的大境界主要是“予法”的话,加法中的中境界则以借法为主。“予”,就是给予和施与的意思,主要方法是“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借”就是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意思,主要方法有借力之法(借风行船)、借势之法(顺水推舟)和借名之法(正名顺言)。

  往好听里说,借是“合作双赢”;往难听里说,借是“相互利用”。在动物界,狼和狈可以算得上是精通借法的大师。据《酉阳杂俎·毛篇》记载:

  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狈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曾有人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写过“狼和狈的故事”,很像是《酉阳杂俎》的当代版,甚至可以被当做《酉阳杂俎》的现代汉语译文来读。她写的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向她口述的经历,那个队员有一次在深夜被一群狼追赶到一个柴草垛子上,狼爬不上来,有的狼就走开了。但是,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两只狼回来了,同时还来了一只很大的怪东西,像一头大熊。仔细一看,不是熊,是两只狼架在一起:一只狼身上架着另一只很大的狼。几头狼把那头架在上面的大狼架上石碾子。大狼和其他三四只狼几个脑袋聚在一起,好像在密商什么事。那头大狼显然是发号施令的。一群狼随即排成队,一只狼把柴垛的柴草衔一口,放在另一处,后一只狼照样也把柴垛的柴草衔一口,放在另一处。每只狼都挨次一口一口地衔。不一会儿,那柴垛就缺了一块,有倾斜的危险。我着急得再次嘶声叫喊‘救命’!村子里死沉沉地,没一点动静。

  ……那头大狼真有主意。狼爬不上柴垛,可是狼能把柴垛攻倒。我叫喊无应,又不能插翅飞上天去,惶急中习惯性地想掏出烟斗来吸口烟。我伸手摸到了衣袋里的打火机。狼是怕火的。反正我也顾不得自身安全了。我脱下棉袄,用打火机点上火,在风里挥舞,那件棉袄就烘烘地着火燃烧了。我把燃烧着的棉袄扔在柴垛上,柴垛也烘烘地燃烧起来。

  ……这时候大约已是午夜三点左右。火光和烟气惊醒了村民。他们先先后后拿着盆儿桶儿出来救火。一群狼全逃跑了。只有石碾上的那头大狼没跑,给村民捉住。原来它两条前脚特短,不能跑。它不是狼,是狈。

  根据上述记载和描述,狼有所短,后腿短;狈有所长,后腿长。狈不借狼的前腿,不能行走,因此,追不上逃跑的动物;狼不借狈的后腿,不能站立,结果,够不到躲在高处的猎物。像余秋雨那样想找个人再借一生来用用,大概没有指望,但像狼和狈那样互相借两条腿用用,肯定一拍即合。

  不过,由于狼的名声不好,它和狈的合作后果让人怀疑,所以有一个道德色彩很浓的成语,叫做“狼狈为奸”。实际上,所有动物都是生物链条中的一环,都是捕杀者和被捕杀者。生存竞争决定它们不是在捕杀,就是在逃避捕杀。狼狈合则捕杀,分则逃跑,但能逃掉的总是狼,不是狈。

  在人类生活中,类似情况也并不少见,典型的狼狈合作型案例在美国金融史上屡见不鲜。一个著名的狼型人物是古尔德(Jay Gould,1836—1892),狈型人物是菲斯克(James Fisk),他们都是19世纪后期纽约金融市场上声名狼藉但又智谋超凡的资本运作高手。据说,古尔德沉默寡言、内向孤僻,但善于运筹;菲斯克和蔼可亲、善于交际,但短于谋划。所以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取长补短,互相借腿,干出了一件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最著名的两件事是:击败不可战胜的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夺走伊利铁路;设计囤积黄金的金融陷阱,拉总统下水。

  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除了荣誉,你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除了金钱和美女,你不会有别的胃口。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古尔德和菲斯克于1869年4月开始实施他们的黄金囤积计划:买空市场上的黄金,让黄金枯竭,价格猛涨,然后悄悄抛售,获取暴利。唯一要担心的是美国财政部一亿多美元的黄金储备,如果这些储备的黄金被部分释放出来平抑黄金价格,计划就会泡汤。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收买了格兰特总统的内弟,还把同伙安插在纽约助理财政官的要职上。

  当黄金价格飞涨到160美元左右(160美元纸钞购买100美元的黄金),美国的金融货币体系面临崩溃时,总统终于坐不住了,同意财政部采取他们一再请求采取的行动:释放政府黄金,制止黄金价格过度膨胀。古尔德首先得到消息,背着菲斯克偷偷卖掉了自己的黄金,其时,菲斯克还在疯狂地让经纪人以160美元的高价买进黄金。狼逃走了,狈被套住了。

  看来,狼与狈虽然是借腿大师,但并非合作双赢的完美典型。狼之为物,可与进取,难与退守。合作的完美典范是鱼类提供的,比如鲨鱼与裂唇鱼。裂唇鱼游弋于鲨鱼口腔,以鲨鱼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和秽物为食,既维护了鲨鱼的口腔卫生,还为它治疗口腔疾病,自己又衣食、性命无忧。鲨鱼不仅不会吞吃裂唇鱼,当出现敌情时,它还会先吐出裂唇鱼,然后迎战强敌。这就不是借腿,而是借嘴了,借的是那种需要时相濡以沫,离别时相忘于江海的嘴。

  据说,美国金融帝国的缔造者J.P.摩根(J.P.Morgan,1837-1913)就是这样的一条善于与别人用“嘴”合作的人类巨鲨。而那些为他的公司投资的小股民,则是一条条小小的裂唇鱼。南北战争后,英国投资者看好美国的实业投资,特别是铁路业。但是,当时美国铁路公司股份买卖大多以圈钱为目的,投资者往往吃亏上当,花钱买垃圾。

  J.P.摩根对范德比尔特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股票的承销挽救了美国金融证券业的形象,他首先保证股票在5年内有8%的红利,其次,他扩大改造交易后的纽约中央铁路网,并向股民公布具体方案,这开创了一个先例。纽约中央铁路股票以119点卖出,不久就涨到132点,并在135点上稳定下来。摩根公司在这笔交易里赚了300万美元,英国股民也分享到了利益。

  这就叫双赢。

  施与型的大境界加法离不开胸襟,双赢型的中境界加法离不开诚信。无论胸襟还是诚信,都与一个人的人格有关,所以J.P.摩根认为人格比金钱财产更重要。他的信条是:“人格是信用的基础。”


小境界:迪卡普里奥和蟋蟀


  写到中境界以下的加法时,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几个似乎并不关联的意象:泰坦尼克号沉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以及他扮演的少年画家杰克,还有《伊索寓言》里那只著名的蟋蟀……

  当年,好莱坞名导演詹姆斯·卡梅伦导演的那部大片在全球放映的时候,风流倜傥的杰克说的一句台词让无数少男少女倾倒:“享受每一天。”乍一听,这句话似乎有几分禅意,意思是活在当下。细一想,享受每一天和活在当下可不是一回事,活在当下可能是创造,可能是受苦,未必只是享受。如果你了解了那位享乐大师登上那艘豪华邮轮的三等舱船票是怎么来的(赌来的),你可能会相信,所谓享受每一天,可能是享受今天,没有明天。

  伊索笔下的那只蟋蟀奉行的也是同样的哲学:

  在一个美好的冬日,一群蚂蚁起劲地劳动着,把他们在夏天搜集来的粮食晒干。这时,一只饿得快要死去的蟋蟀从旁边经过,要求蚂蚁们给他一点食物。蚂蚁们问蟋蟀道:“为什么你在夏天不收藏一点食物呢?”蟋蟀答道:“我没时间干那个呀,因为整个夏天我都在唱歌。”于是,蚂蚁们嘲笑这个蟋蟀道:“如果你整个夏天都在唱歌,那么,整个冬天你就该跳舞了。”

  要跳,也只能跳死神之舞。夏天的时候,蟋蟀在享受每一天;冬日里呢,沿街乞讨。如果泰坦尼克号不沉没,杰克能否让他的爱人露丝永远在飞,永远享受每一天肯定还是个问题,他能赌来一张三等舱船票,他也能赌来一颗海洋之心宝石吗?有钱的生活不一定有幸福,但无钱的生活肯定没有幸福,就像歌声不能帮助蟋蟀过冬一样。

  只要不损害别人,利用自身资源以寻求并增加自己的快乐和幸福,也是一种加法,但如果这种快乐是独享的和短暂的,那就不是大境界的加法,也不是中境界的加法,而是小境界的加法。大境界和小境界的加法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一个是先痛苦后幸福(大境界),另一个是先幸福后痛苦(小境界);第二,一个是骄阳下的大树,把幸福的阴凉分发给许多人(大境界),另一个是草丛里的蜗牛,有好事自个儿躲在壳里偷着乐(小境界)。

  但也并不是说独享型小境界加法对人生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它对于那些无限追求权力、金钱和被爱戴的战争狂、宗教狂、工作狂和嗜权症患者来说,是一味解毒剂,人生苦短,浮华如梦,与其穷天绝地追寻富贵梦,何如及时行乐,与温柔同眠?它对于那些来日无多,穷途末路的老人、病人、失败者和被奴役者来说,是一杯安慰剂和镇痛剂:活好当下,莫虑明朝;要自娱,不要自苦。

  南宋诗人高翥有一首题为《清明日对酒》的诗,想表达的就是这后一种情绪: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水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因此,人生的境界不能僵化。什么叫僵化?僵化就是境界能大不能小,或者境界能小不能大。境界能大不能小的人,容易得妄想症;境界能小不能大的人,容易患幽闭症。理想的人生就是孟子所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思是说,人得志的时候,要造福大众,用大境界的施与型加法;人失意的时候,要爱惜自己,享受生活,但不干坏事,这就是独享型的小境界。

  本章讨论了三种境界的加法,从大到小,可以看出,做加法要先人后己,越先让别人获益,因为你而获益的人越多,加法的境界就越大。


减法的四种境界


  减法的四种境界

  ——加减基本原理(下)

  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 《周易·损》卦卦辞

  相克相减,或者说,对那些对自己有害的因素用减法,这是加减基本原理中的第三个要件。

  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有些是外在的,比如靠近机场的居民窗外的噪音,对自己的意中人穷追不已的情敌,和自己竞争处长位置的那个讨厌的副处长,等等;有些则是内在的,比如在精神妄想症患者耳中低语的声音,日渐鼓胀的小腹和慢慢硬化的脂肪肝,还有已经叛变的癌细胞,不受自己控制的情绪,以及像野马狂奔的欲望;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则是日益臃肿的机构和无穷无尽的内耗……

  所谓战略或谋略中的减法,就是消除掉不利因素,或者把有害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的方法。万科创始人王石在企业经营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把万科由一个什么业务都做的万能企业,转型为一个只做发达城市边缘上的中高档住宅的专业化房地产企业。

  但是,减法也有不同的境界。加法的大境界是先人后己,给别人送温暖,或者说,后天下之乐而乐;减法的高境界则是先己后人,先拿自己开刀,或者说先天下之忧而忧。


狗官司


  有一个不错的案例,用它可以很好地说明减法的不同境界。这个案例来自一个到美国探望妻子的中国男子写的故事,写在下面的故事经过本书作者改编:

  我和妻子都爱狗,想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爱犬。不久,机会来了,妻子所在的街区有一条名贵的狗要招募好家庭收养。经过申请和投票,我妻子因为既爱狗又声誉卓著而成了幸运儿,她得到了那条名叫杰克的牛头犬(bull terrier)。

  没有想到的是,跟着杰克进门的不仅有欢乐,也有烦恼。杰克进门的第3天,我们就收到一份律师函,说是杰克随地大小便,污染了邻居威廉的草坪,如果我们管不好杰克,他将要与我们对簿公堂。这个邻居威廉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社区会议上与我们竞争收养杰克的人。看来,他要起诉我们是假,想得到杰克是真。他在“民主程序”中失败了,想从“司法程序”中扳回来,让我们吃狗官司。

  还没等我们回应,第二封律师函又来了,说我们的狗每夜狂吠不止,影响了邻居的睡眠。紧接着又是第三封,这次问题更严重,说杰克咬了威廉家的猫,要向我们索赔1000美元。看起来,他不得到杰克不肯罢休。

  显然,因为一条狗,邻居成了故事作者的对头。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本来应该是亲家,现在变成了冤家;本应相生,如今相克。因此,要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恢复安宁,只能去做减法。

  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可以列举如下四种:

  第一,杀了威廉,或放火烧了他们家,代价可能是坐一辈子班房,或者邻居起火,殃及自己,自己的房子也化为灰烬;

  第二,搬家,搬到另一个街区,另一座城市,或另一个州,威廉再也找不到借口说杰克夜吠或咬他的猫了,如果他们家草坪上真的发现了狗屎,也赖不到杰克头上,但代价是搬一次家,或者,找一个新工作;

  第三,想一个办法让威廉主动撤消指控,从此既不相亲,也不相扰,邻人成为路人;

  第四,干脆把杰克当礼物送给邻居,自己可能被邻居当成傻子,也可能被当成朋友。

  四个方案可以归结为三种境界。第一个方案是惩戒毁灭型减法,第二、第三个方案是回避制止型减法,第四个方案是自损转化型减法。每种减法都有适合自己的境界,比如,军事和司法领域是行使惩戒毁灭型减法的专有领域,也就是绝对敌对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行使这一减法,大多是非法的,比如黑社会、家庭暴力或刑事犯罪等;回避制止型减法适合于一锤子买卖的场合,所谓一锤子买卖,就是一次性交往行为,本次行为后,以后不再打交道,比如在一座陌生城市与一位小贩之间的一次交易;自损转化型减法适合于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和固定关系里使用,包括家庭和各种组织内部。

  不过,上面那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听他自己说:

  再有一个星期我就要回国了,问题不能留给妻子。时值初冬季节,早上起来,窗外飘起了小雪。下午雪停了。霜后暖,雪后寒,明天早上地面该结冰了。想到这儿,我忽然心生一计。我立即给邻居威廉的律师打电话,说是明天早上,我和妻子将到他家和他商量赔偿问题。

  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我和妻子朝威廉家走去,刚踏上他家门前的台阶,因为台阶上的积雪未扫,结成薄冰,我突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似乎脊梁骨出了问题。威廉一看急了,赶忙跑过来和我妻子一起把我抬到他家,并客气地让我躺在沙发上。一个劲儿地说我家的狗是条好狗,夜里从来不叫,也没有随地大小便,更没有咬他家的猫。

  我一听,心里乐了:“这么说,你不要我们赔偿了?”

  “怎么会呢,”威廉赶紧说。

  “那好,”我勉强抬起头说,“请你的律师写个承诺给我们,并且请你签个字。”

  威廉照办了。然后,我在妻子的搀扶下,慢慢走回家去。

  看上去不错,我们这位同胞智略过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他使用制止型减法,既保住了爱犬,又制止了邻居的骚扰行为。但是,这可能不是故事的最后结局,他们之间的过招,还只是一个回合,暂时不分胜负。作者回国后,威廉是否会对他的妻子善罢甘休,还不能肯定。邻里是一种固定关系,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不适合使用一次性的减法,善意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报答,恶意也有足够的时间收获报复。况且,人家是当地人,你是移民,他让你上当,比你让他上当要容易些。

  一个更好的选择是把制止型减法和自损型减法结合起来使用,先佯摔制止邻居的骚扰,再割爱把杰克送给邻居。毕竟相安无事甚至相互关爱的邻里关系比一只爱犬更重要;善意总比恶意带来更少的损害和担忧。佯摔让他知道你不比他傻,割爱让他明白你比他大。


延长你自己的线


  但是,生活的境界并不止上面提到的三种,在你死我活的敌对领域、一锤子买卖的偶然关系,以及组织内部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关系,它虽然不属于组织内部,但属于经常性关系,你无法躲避;虽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但也是你赢我输或你利我害的对抗性竞争。这种关系大量存在于体育比赛、学术竞争、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企业竞争领域。

  处理这种关系,以上三种减法往往不能单独奏效,请看下面的故事:

  我常常想起刚开始在埃德·帕克的武馆里训练时的情景。有一次,我正在练习空手道的对打技巧(kumite),对手的技术要好些,为了弥补我技术和经验上的不足,我试图使诈,想轻易得分。但我被远远地超过了,帕克看着我连连挨打。

  对抗结束后,我很沮丧。帕克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屋子很小,稀稀落落地摆着几件家具。

  “你为什么不高兴?”帕克问道。

  “因为我得不了分。”

  帕克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拿起一支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长5英尺的线。

  “你看怎么才能把这条线弄短?”他问道。

  我端详了一阵后,给了他几个答案,包括把线截成好几段。

  他摇摇头,又画了一条线,长过第一条线,问:“现在你看头条线怎么样了?”

  “短了。”我说。

  帕克点点头说:“提高自己,延长你自己的线,总比切断对手的线要强。”

  在延长自己的线上下工夫,而不是在切断对手的线上下工夫这个道理,电视连续剧《白银谷》里的那位秦家大少爷一辈子也没有弄懂。秦家和康家都是清末山西太谷县的晋商领袖,但秦家的实力有点类似于上面那个故事的作者,稍逊于自己的对手。接替老爷子执掌秦氏“王朝”的秦大少,不去努力提高自己钱庄的信誉,也不着力改善经营,也就是说,不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线,而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如何切断对方的线上:先是雇佣杀手杀死康家的当家五爷及其夫人,后又买通官府关闭康家钱庄的济南分号,接着在北京挤兑康家钱庄现银,想让康家发生信用危机,最后勾结康家四爷发动“宫廷政变”……机关算尽,呕心沥血,最后反过来害得自己被毒死在牢房,秦家的基业也成了秋风中的落叶。

  切断对方的线是损害和毁灭型减法,是损人;延长自己的线是一种间接减法,是通过壮大自己来削弱敌人或对手,因此也可以称为自益型减法。在企业竞争中,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损人减法,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是善用这种减法的大师。当年,美国石油业的上游是采油业,中游是炼油业,下游是运输业。采油业很难垄断,美国当年发现的油田很多,要垄断,除非买下所有或大部分油田,这是洛克菲勒公司当时的实力根本达不到的。垄断炼油业也不容易,兼并起来动静大,交易费用也高。洛克菲勒采取的策略是运输垄断,他同运输原油的铁路公司结成同盟,买下铁路公司每天的运量,从而享受优惠折扣,其他公司要运送原油则不能享受折扣,就这一招,让无数承受不起高运价的石油公司倒闭,洛克菲勒最后垄断了美国石油业的95%以上。但是,洛克菲勒在得到利润的同时,也得到了恶名,他被人们称为“大章鱼”。洛克菲勒的子孙们设立了世界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行善,不知道是不是想把自己祖先的恶名买回来。

  在敌对与竞争领域里,最高境界的减法是自益型减法,也就是延长你自己的线,获取相对于你的对手的优势。整部《孙子兵法》精髓就在这里。孙子兵法13篇,核心谈的就是争取优势,“计篇第一”谈的是获取军事之外的天时、地利、道德和政治优势的重要性,即所谓“道、天、地、将、法”是也;“作战篇第二”谈的是争取后勤优势的问题;“谋攻篇第三”谈的是战略决策优势问题,追求的是不战而胜的上上策;“形篇第四”谈的是军事实力优势;“势篇第五”分析的是战略态势优势;“虚实篇第六”研究的是如何从军事调度上获取战场上的局部优势;如此等等。

  随着《孙子兵法》在世界的传播,西方军界和企业界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军事行动和企业竞争中开始实践孙子的战略思想。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的竞争。可口可乐已经是很长的线了,要想画一条两头都比它长的线非常困难,百事可乐采取的策略是从线的一端延长自己。可口可乐是老牌的、正宗的可乐,和传统、历史与回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从这方面动摇它的地位几乎不可能。百事可乐强调的是自己的“年轻”,老有老的长处,新有新的长处,百事公司在“新”上大做文章,请年轻人的偶像——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代言人,把自己描绘为“年轻一代的选择”,从而为自己获得了存在下去的理由。


你是你自己的地狱,也是你自己的天堂


  如果说在追求成功的减法中,自益型减法境界最高,那么在追求幸福方面,最高境界就是自损型减法了。美国著名诗人罗宾森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理查·珂利》:

  每当理查·珂利走进闹市,

  我们,街上的人,两眼瞪圆:

  他从头到脚是地道的绅士,

  潇洒纤瘦,风度翩翩。

  他衣着永远淡雅素净,

  他谈吐永远文质彬彬,

  当他向人问好,人们不禁

  怦然心动,他走路光彩照人。

  他有钱——是呵,富比王侯——

  令人钦佩地读遍各种学问,

  总而言之,他是无所不有,

  谁都盼望能有他的福分。

  我们苦干,等着福光降瑞,

  整月没肉吃,面包讨人嫌,

  而理查·珂利,在宁静的夏夜,

  回家朝自己脑袋放一颗子弹。

  你看,理查·珂利先生什么都有,有风度,有钱,有学问,有福分,有名望,用诗里的话说,他“无所不有”,可谓成功人士,但他显然缺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幸福,结果膜拜他的人们听到是一声枪响,他朝自己的脑袋放了一颗子弹。

  成功的人有时为什么不幸福?不同的人会提供不同的答案。简单地说,就是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自己对自己有害。一个人越成功,就越容易成为这样的人。一个要打败天下所有人的人,达到目标以后,他唯一的敌人就是死亡,或他自己。秦始皇便是这样。秦始皇为了打败死亡,到处寻仙觅丹,不仅耗尽了他的余生,还搭上了他的老命。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尤其是法国哲学家萨特有两个基本信条,一是存在先于本质,二是他人即地狱。萨特终身不娶,不知道是不是怕娶回来一座地狱,即使这座地狱名叫“波伏娃”。实际上,别人是不是地狱并不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是不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别人的地狱还可以逃避,自己成了地狱,是无可逃避的。那些决定自杀的人,应该就是那些长时间生活在自己地狱里的人。

  人为什么会成为自己的地狱?按照佛教的说法是中了三种剧毒:贪、嗔、痴。“贪”,就是填不平的欲壑;“嗔”,就是不受控制的情绪;“痴”,就是愚蠢的偏见。秦始皇肯定是中了这三种毒素,贵有天下还不知足,还想长生不老,这是贪;动不动就狂怒不已,丧心病狂,这是嗔;焚书坑儒,但迷恋术士仙药,这是痴。按照儒家的观点,就是着了怪、力、乱、神这四种邪气,如果朱熹解释得对,怪、力、乱、神就是怪异、勇力、悖乱之事,或许,还要加上鬼神。一个人如果行为怪异,装神弄鬼,崇尚暴力,喜欢搅局,那他就不仅是他自己的地狱,也是所有人的地狱了。所以,孔子从不谈论这些东西。

  中了佛家三毒和儒家四邪的人可能成就大事业,比如希特勒和某些邪教领袖,但他们既不能让别人幸福,也不能让自己幸福。要想脱离苦海,就要对自己用减法:克制欲望,镇定情绪,减少偏见。这种自损方法在禅宗叫“禅定”,在儒家叫“自省”。在六祖大师和圣人孔子看来,这种对自己的减法应该天天做,六祖要求“一行三昧”,孔子则要求每日“三省吾身”。

  能这样做的人,有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天堂里,即使两袖清风,家徒四壁;不这样做的人,很难不堕入自己的地狱,即便你在万人之上,腰缠万贯。请记住慧能大师在《坛经》里说的话:

  “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天堂,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地狱,关键看你起的是什么心。


加法与减法的战略组合


  无损无益非“易”也。

  —— 朱熹《周易本义》

  假如你只想成功地做好一件事,比如从副处长晋升为处长,或者从银行弄到一笔贷款,或者让你单相思的心上人微笑着多看你一眼,或者像广告上说的,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把海水卖给海龙王,你只要正确地做一次谋略加法或谋略减法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比如,创立并发展一家跨国公司,把你的子女培养成人中龙凤,竞选总统或管理国家,训练并指挥一支王牌军队,开一家传世的百年老字号小店,或者,像唐僧师徒四人那样,完成一项伟大使命,取回真经,或成功地进行一场社会变革,只做一次加法或减法就不够了,只设一个局,完成一次谋略行为也不够。它需要把一系列加法或减法组合起来,按照目标的大小和远近进行战略安排。这有点像拳击台上的对抗,一拳不可能击倒对手,要制胜,需要使用成套的组合拳。


一个不愿意跨进校门的男孩


  某日下午,去参加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会,级主任刘老师说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

  开学第一天,我们全体老师是在战争状态中度过的。出现了各种状况,有的同学坐在窗台上不下来,有的同学一听见铃声拎起书包就往外跑,问他干什么去,他反问老师,不是放学了吗?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男生,死活不进校门,站在校门外号啕大哭。我们一个老师陪他在校门外坐了一天,做思想工作,好话说尽,就是不肯越校门一步。第二天,他倒是进了校门,但不肯进教室,抱着他爸爸的大腿死活不放。父亲无计可施,用绝望的、求救的目光看着我们。

  听到这里,我心里想,这应该是一个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像一首没有休止符的歌曲,唱不成乐句;像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汽车,跑起来就停不下来。那个父亲平常应该是一个对孩子百依百顺的父亲,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这回孩子要不上学,他又给不了,所以显得很无奈。

  “我们给那个父亲使眼色,”刘老师接着说,“让他赶快走。父亲一走,我们决定改变昨天的做法,不再温颜劝说,而是严厉批评,果然,他很快就乖乖地进了教室。课外活动时,我们一个老师特地找到他,表扬他主动进教室上课,问他待会儿是否还会主动回到教室,他使劲点点头。结果,他真的那样做了。”

  果然是名校,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并且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的要害是,一个只被娇惯而不受训诫的孩子,只会游乐,不会从事任何类似于学习这样的意志性艰苦活动。娇惯是对孩子做的加法,训诫是对孩子做的减法。教育就是既要对孩子做加法,也要对孩子做减法。一个不对孩子做减法的家庭是一个娇纵孩子的家庭,从这种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很可能是现实的小皇帝和潜在的罪犯;一个不对孩子做加法的家庭是缺乏爱和关怀的专制家庭,从这种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很可能是现实的自卑者和潜在的罪犯和自杀者。

  学校的价值在于对不正常的家庭环境进行矫正:给缺少关爱和表扬的孩子补充关爱和表扬,给缺乏训诫和批评的孩子施加训诫和批评。而且,表扬不能是持续的表扬,表扬后面要准备着批评,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的孩子会得意忘形;批评也不能是不间断的批评,批评后面要跟着表扬(这也正是刘老师她们所做的),只有批评没有表扬的孩子会萎靡不振。


一个让世人惊诧莫名的举措


  刘老师对那个男生的教育既不能说是谋略,也不能说是战略,而是一种方法。如果说谋略加减法是做了以后再说的话,战略加减法常常是说了以后再做。谋略是惟恐别人先知道,所以说事不密则危;战略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说言不顺则事不成。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儒家是重战略而轻谋略的。

  但也有例外,比如常常让人感到意外的J.P.摩根(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例外),他创造一个当时自己讳莫如深、别人莫名其妙的战略案例。

  1868年,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与少壮派投资家乔伊·古尔德及其搭档吉姆·费斯克进行了一场争夺萨斯科哈那铁路争夺的遭遇战。萨斯科哈那铁路的战略价值非常巨大,它是联结东部工业城市与煤炭产地的大动脉,而且与古尔德控制的伊利铁路相接,所以双方都志在必得。

  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对萨斯科哈那铁路的控股权上,谁持有该铁路的股份超过半数,谁就获胜。当时人人都知道,萨斯科哈那铁路总裁拉杰姆不是古尔德和费斯克的对手。后者智谋过人,手段狠辣,许多大投资家都败在他们手下。果然,古尔德和费斯克买通了纽约法院的两位法官,在萨斯科哈那铁路股东大会召开前夕,纽约州法院下令免去了拉杰姆的总裁职务。然后古尔德和费克斯就可以大肆发行虚增的公司可交换债券,好在股东大会上转变为股票。

  拉杰姆接受范德比尔特的下属斯罗伦的建议,向前任纽约州州长艾德·摩根求救。艾德·摩根把自己的弟弟J.P.摩根推荐给他们。对这个案子,J.P.摩根早已成竹在胸,他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成为萨斯科哈那铁路的新股东。经过摩根兄弟的官场运作,拉杰姆很快恢复了总裁职务。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古尔德和费斯克的惯用伎俩是以武力威胁股东,以实现自己控制公司的目的。

  不出拉杰姆和摩根等人的预料,股东大会召开当天,费斯克故伎重演,他率领全副武装的打手先行占领了会场。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身着灰色制服的奥尔巴尼郡的警察们在警察局长的指挥下,早已埋伏在此,费克斯一露面,就将他逮捕,并立即将其押上马车,挥鞭扬长而去,不知所终,余人作鸟兽散。股东大会按照摩根的意志进行,拉杰姆继任总裁,J.P.摩根被选为副总裁。事后人们才知道,所谓“警察局长”和“警察”都是雇来的冒牌货,那场请君入瓮的戏剧是J.P.摩根一手导演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还没到最出人意料的部分,最出人意料的是,股东大会后,握有实际控制权的J.P.摩根立即将萨斯科哈那铁路出租给了特拉华·哈得逊运河公司,而该公司正是古尔德伊利铁路公司的后台老板,拉杰姆的死对头。年利率7%,租期99年。这等于是把冒死从虎口里拔来的牙又还给了虎爸爸。

  从拉杰姆的角度看,他虽然有被卖掉之感,但有7%的高利,不会拼死反对;从摩根本人角度看,他虽然做了一回渔翁,但并没有得多少利;最大的赢家似乎是古尔德的老板。摩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正是摩根的高明之处,他创造的这个案例是一个经典,展示了一个战略投资家如何把一次商战谋略发展为决定其一生事业的战略。我们可以设想,摩根介入萨斯科哈那铁路争夺战之时,他已经确定了他的公司发展战略,那就是铁路金融。他的志向并不是分享甚至拥有一条小小的萨斯科哈那铁路,而是要建立一个超越所有铁路大王的铁路金融帝国。但在萨斯科哈那铁路争夺战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立即进入铁路业,他要腾出手先延长自己金融上的线。为此,他第一不能树立强敌,第二不能分心从事自己当时还不擅长的铁路业。

  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他进行了一次加法和减法的战略组合:先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毁灭型减法清除了费克斯,成为萨斯科哈那铁路股东,在铁路业插上一脚;接着用加法和自损型减法,把铁路租给对手的靠山,既化敌为友,又节制了自己过早扩张的欲望;最后,也是最有趣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萨斯科哈那铁路出租给别人,而是租给了他自己,因为在他的战略设计里,古尔德及其老板的铁路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当他最终实现了托管包括古尔德及其老板的铁路在内的大量铁路时,他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萨斯科哈那铁路,然而,这时,这条铁路已经是自己的战利品,而不是当初他和拉杰姆共同的战利品,他既得到铁路,又不用背掠夺合伙人的恶名。

  换个说法,羽毛未丰的摩根和别人合伙打了一条狗,从它嘴里抢来一根骨头,他把这根骨头送给狗的主人,换得主人对他的宽恕甚至友情,等到自己力量强大之后,最后又打垮主人,获取了狗主人的全部产业,当然包括那根骨头。

  在中国当代企业界,基本上找不到像J.P.摩根那样具有伟大战略才能的人,摩根不仅创立了金融帝国,还创造了现代金融制度,甚至留下了重建美国金融信誉的美名。中国有点气象的人可能有一些,比如联想集团的教主柳传志,新浪网总裁汪延,等等。

  柳传志为联想厘定的战略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传宗接代,拓殖海外。”柳传志的目标是把联想做成一家百年老店,为此,企业必须深根固本,第一要改造所有制,产权模糊的公司是不可能有后代的,这是深根;第二要有自己的主导产业,这是固本;第三要培养本公司成长起来的年轻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才能把企业视如自己的生命,企业也才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传宗接代”。所谓“拓殖海外”,就是国际化。“传宗接代”既是战略性反减法,也是自益型加法。“拓殖海外”既是自益型减法,通过把自己的线延长到海外,以获得相对于自己竞争对手的优势;也是自我扩张型加法,扩大自己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

  汪延的战略用四个字来描述就够了:“方生不死”。所谓方生,就是永远创新,他有一句口号叫“一切由你开始”,不断学习新东西,这是战略加法;所谓“不死”,就是做百年老店,他有另一个说法叫“永续经营”和“回归传统”,这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