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如何不重蹈日本覆辙

中国转型如何不重蹈日本覆辙正文 评论(49) 更多观点的文章 » 投稿 打印 转发 MSN推荐 博客引用 分享到搜狐微博 分享到新浪微博 发布到 MySpace.cn 英文字体Michael Pettis

各国领导人如今对很多经济政策都不能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他们一致点头认可的，即中国应调整国内经济，刺激更多国内消费。唯一的问题是具体应如何操作？很明显，北京方面担心转型过快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并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无论这种转型是否是主动为之，中国都不是第一个尝试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可向其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借鉴经验，尤其应具体研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日本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成为出口大国，遵循的是和中国今天类似的战略：决策者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和存款利率来阻止国内消费。另外，日本还对制造商提供低息贷款和资源补贴，包括将信贷风险社会化，从而鼓励投资。

这种战略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普通家庭实际上是通过较低的存款利率为厂商提供补贴，因为如此一来使得贷款利率也相对较低。当日本仍处于经济扩张时(一如眼下的中国)，此举相当于隐形债务减免，因为人为低利率意味着未来所还款项的实际价值可能会低于借款额。在这种情况下，借贷是明智之举，哪怕投资在净现值较低甚至为负的项目上也是划算的。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彼时的日本十分相似：一方面是世界日益无法消化的贸易顺差，一方面是大规模的错误投资。这种模式还扭曲了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在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二十年里，家庭收入及消费相比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说，增长缓慢。

跟日本相类似的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中国决策者的不安，但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从而更为成功地向鼓励国内消费的经济模式过渡。

首先来看债务问题。造成日本高得惊人的债务水平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一直在以尽量不影响经济发展为前提，向加大国内需求的方向转型。日本债务数额按总值计接近其GDP的200%。日本利用公共财政为银行善后，这些银行早先曾根据产业政策提供了不盈利贷款。此外，日本还为大规模的公共建设提供资金，希望以此刺激消费。但这些举措均未收到很大成效，几乎没有资金影响到消费层面。

与此同时，债台高筑的日本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特别是因为很多债务的债主都是日本国内的普通储户，这些储户曾经被迫向出口企业提供数额等同于利率的补贴，这些钱积累到如今要由政府来还。这至少说明日本债务不像想象得那么沉重。举例来说，如果利率只有一半，也就是说包括隐形债务减免在内的实际债务负担只有名义债务的一半，即约日本GDP的100%。虽然还是很高，但属于可控范围。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虽然实际利率较高，但名义利率几乎为零，所以日本可以忽略其实际债务负担，只要它可以不断地将本金展期。

问题在于，只有利率保持在低水平的时候，债务才是可控的。一旦利率上升到接近于资金的真实经济成本的水平，日本的实际债务负担很快就会上升到名义水平。但继续以家庭为牺牲压制利率，只会减缓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正是日本急需的。东京的决策者事实上是在做一道单项选择题：加快增长拉动的再平衡过程，还是偿还现有债务的利息。

留给北京的前车之鉴之一就是要避免落入这样一个陷阱。听起来或许很容易，毕竟中央政府债务才占GDP的20%。但如果把地方债务和其他隐性负债算进来，债务总比例就会上升到远高出60%的水平。而且这还是在认真地开始向国内消费转型之前。中国必须小心避免像日本那样通过不可持续的政府支出来减轻转型产生的影响。

北京的决策者急于避免出现任何社会不和谐，任由再平衡过程自然发展、不需要让政府帮助“维持秩序”的想法，在他们听起来或许显得很吓人。但这里至少有日本为中国带来了一线希望：再平衡过程不一定会像表面上那样影响政治稳定。

分析人士20年来面临的最难解疑问之一在于，日本公众是怎样如此淡然地接受了1990年过后经济增长的大幅减缓。答案在于日本经济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平衡，虽然进行得不够迅速。

人均GDP停滞不前，但人均消费则是另一幅面貌。按通货紧缩和人口减少的因素调整后，实际人均家庭消费的增长在1990年过后只比1990年以前略有减缓。日本GDP增速的崩溃并没有带来日本消费增长的崩溃，因为在经济实现再平衡的过程中，不管这一过程是多么痛苦，至少有部分财富从政府和企业部门重新转移到了家庭部门。

社会福利的转移，通货紧缩带来的实际利率提高，以及本币汇率的走强，都有助于将收入从政府、从出口企业、从资本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日本家庭。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放缓主要是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

日本的这些经验说明，中国没有必要害怕再平衡，只要决策者对这一过程处理得当即可。关键是要放手让这一转型过程展开，而不是因为担心公众的不满而去妨碍它，这种不满实际上或许并没有表面上那样骇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