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姜族由农业衰变为半农半牧部落的环境考古学探索

作者：王晖 何淑琴 　来源：拙风文化网http://www.wenhuacn.com/article.asp?classid=4&articleid=8100
摘要:古史传说时代的农业文化圈最早起源于黄土高原,这一时代从事农业的圣人——“神农”、“后稷”都出自炎姜部族,这说明传说时代炎姜部族是以从事农业生产而闻名于世的。其原因是从炎帝到四岳帮助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到前2000年。这时正是全新世中期,是全球气候最为温暖的时期,故炎姜部落所居住的陕甘青一带大约相当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仰韶文化,当时正好为农耕文化区。但从距今4000年以来,全球气候转凉并干旱化,陕甘青一带已经转而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卡约、辛店、寺洼文化以及刘家文化,不再适宜于农业生产,从此也就变成了“西戎牧羊人”。此即炎姜部族从最著名的农业部族变为畜牧业文化的原因。
关键词:炎姜部族;农业部族;半农半牧部落
炎姜部族与黄帝部族均为农业文化圈,大致活动范围在黄土高原地区。从古史传说时代的有关资料看,广泛涉及到宁夏中南部、甘肃东部和陕西的西部以及四川的西部部分地区,炎姜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在陕甘交界的天水到宝鸡一带;而黄帝部族活动在宝鸡之东的黄土高原地区。其代表性的应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鸡之东的仰韶文化,以及甘青及陕西西部地区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刘家文化。古史传说时代的农业文化圈最早起源于黄土高原,古史传说时代的从事农业的圣人——“神农”、“后稷”都出自炎姜部族,这说明传说时代炎姜部族是以从事农业生产而闻名于世;但秦汉以来羌人已为《说文》所说的“西羌牧羊人”,这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是后世学者误传,还是有真实的历史原因?这是需要我们讨论解决的一个困惑问题。
一、炎帝部族与炎帝之号神农氏
古史传说中称炎帝为“神农氏”,又被称之为“烈山氏”或“厉山氏”,姜姓,其后代在周边的氏族部落又被称之为羌人。有关神农氏从事农业生产的资料在古文献中屡见不鲜:
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
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新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
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在《管子-形势解》、《管子·揆度》、《商君书·算地》、《淮南子·齐俗训》、《淮南子·修务训》等先秦到秦汉时期的古文献中还有不少有关炎帝或神农氏从事农业生产的有关传说资料。据上述《管子》、《周易》、《商君书》、《淮南子》、《白虎通》卷1等书篇谓炎帝制作了耒耜一类农具,教民农耕,播种五谷,观察土地的高下肥薄干湿,尝百草滋味,以利于天下之民,故被称之为“神农”、“神农氏”。而在古传注训疏中,或以“神农”、“神农氏”注“炎帝”,或以“炎帝”注“神农”、“神农氏”,说明“神农”、“神农氏”就是传说时代的“炎帝”。《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杜预注云:“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也”;《山海经·北山经》“是炎帝之少女,曰女娃”,郭璞注“炎帝,神农也”。《尚书序》“伏戏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唐陆德明释文云“神农,炎帝也”;陈浩《礼记集说·祭法》也说“炎帝,神农也”。其实,这种说法不仅见之于古训注疏中,也见之于正史的记述之中。《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五帝本纪》前后皆称“神农氏”,中间称“炎帝”,也说明“神农氏”就是“炎帝”。故晋人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 故谓之炎帝。”清人严可均据古书总结炎帝的身世名号也就更多。这些古文献资料都说传说时代的炎帝为姜姓,也就是神农氏或烈山氏(厉山氏)。
《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根据《国语》记述,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是因为这兄弟二人少典、有蠕氏之后,黄帝居住在姬水流域而成为姬姓,炎帝则因居住在姜水流域而成为姜姓。姜姓炎帝之后有许多后裔是土地之神或农作物之神。笔者认为,上述这些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说法,虽然出自于战国诸子文献及汉代之后的注疏之中,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因为炎帝之后多为农神或土地谷神,可证炎帝就是神农氏是有较早文献根据的。这在古文献中是屡见不鲜的,也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
二、炎帝后裔与农业神灵
从战国以来,炎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最伟大的农神,被尊称为“神农氏”。但这种古史传说的时代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因为记述春秋时代的文献,就明确地说自传说时代的谷神和土地神往往都是炎帝的姜姓后代。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国语·鲁语上》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谓烈山氏的后人柱因为能“殖百谷百蔬”,而被尊为夏代之前的谷神;夏代之后,周弃被尊为谷神;共工氏的后人后土,因“能平九土”,而被尊祀为社神。韦昭注《国语·鲁语上》:“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柱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实曰蔬。”烈山氏为炎帝之号,故夏之前被尊为谷神的柱就是炎帝的后代,他继承了炎帝的农耕事业,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谷类作物与蔬菜,所以死后被尊称为田正“后稷”,也就是农神。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说明从夏代以前,人们尊奉的谷神后稷一直是姜姓的烈山氏后裔柱,也说明夏代之前烈山氏一 直是农业能手,其农业生产是各部族的表率。但是自商代以来,周人的始祖弃已经被尊奉为农神“后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这就是姜姓的炎帝后裔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大大衰落,不足以作为各部族方国的表率,其部族神“后稷”的地位也被周人的先祖代替了。但我们认为两个不同时代的后稷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一点后面再作分析。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句龙”为“后土”,也就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所说社稷五祀中的土地神。共工,《山海经·海内经》谓之为炎帝之后,《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引贾逵也说共工为炎帝之后,姜姓。这说明谷神与土地神皆为“神农氏”炎帝之后,“神农氏”与谷神说明是对炎帝部族从事农业生产能手的崇拜,而尊奉为社神的后土是因“能平九土”,平整水土也正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四岳亦为炎帝之后,《国语·周语下》云: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焯,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辛民人也。
共工治理水土,无功有害;而其后裔四岳助大禹治水却有莫大的功勋,受到祚国、命侯、赐姓、命氏。同样,鲧治水也是有害无功,以至于被流放到羽山;而其子禹治水却获有天下。尧舜时发生了世界性的大洪水,治理洪水成了头等重大事件,在部落方国林立的史前社会,为什么治水这样的重要工作要交给治水失败者的子孙呢?笔者认为,共工及其子孙“后土”、“四岳”,是从事农业的部族。从事农业,自然需要治理水土;而且从事农业的部族,其社会生活的特点也是定居型的,也需要平整治理水土。因此,即使共工、鲧这样的父祖辈因治水而获罪于诸侯,但是在大洪水当前的情况下,仍不能不用禹、四岳这样的人物治理。
《国语·周语下》中的“四岳”,旧注以为是共工氏族后裔名称。而近代学者顾颉刚据《山海经·海内经》“西岳”及《天问》“南岳”的地望和位置,推测“四岳”本为西方萃聚的四座山。此说是可信的。尽管炎帝及其后裔曾有部分迁徙到南方江汉流域,但其部族主要活动在陕西西部、甘肃、青海东部地区。
《大戴礼记·帝系》、《史记·周本纪》等古文献说周人始祖后稷弃为姬姓,其父为帝喾,其母为姜嫄。有的学者认为后稷弃之父为帝喾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是有道理的。《诗经·大雅·生民》为主,其文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裎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閟宫有恤,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大雅·生民》是周初文献,《鲁颂·閟宫》也是鲁僖公时代的作品,在这些比较早的周文献中都说后稷弃的母亲在求子而祈祷神灵时,踩到上帝的脚印,然后就怀孕并生下了后稷。从《大雅-生民》、《鲁颂·閟宫》等 古文献记载来看,可知周弃之前为“知母不知父”的阶段,而从母系“姜嫄”来看,也应是炎帝的后裔。《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说明姜姓的炎帝之后烈山氏部族的后稷柱,与姬姓的后稷弃,不仅皆为农官,而且应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后稷弃的母亲姜螈是炎帝之后,烈山氏后稷与周先祖后稷应是有舅甥关系的。
从这些资料可知,炎姜部族及其后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擅长于平整土地,治理洪水,这与其先祖被称之为“神农氏”是一脉相承的。但后来姜戎成为“贵货易土”的游牧部族。《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说文》这种说法并非望文生义,史书也有此说。《后汉书·西羌传》明确地说:“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比较可知,炎姜部族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被称为“神农氏”;其后却成了“贵货易土”的游牧部落,成为“西戎牧羊人也”,为何会造成这么大的区别?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探讨的。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从炎帝到四岳帮助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内,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000到前2000年,这时正是世界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最为温暖的时期,故炎姜部落所居住的陕甘青一带大约相当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的仰韶文化地区,而当时正好为农耕文化区。但从距今4000年以来,全球气候转凉并干旱化,陕甘青一带已经转而为以畜牧业为主的辛店和卡约文化,不再适宜于农业生产,从此也就变成了“西戎牧羊人”。这就是炎姜部族从最著名的农业部族变为畜牧业部族的文化原因。
三、陕甘青一带羌族从农业衰变为半牧半农现象的考察
秦汉以来古文献一般都认为,古代陕西西部及甘肃青海及宁夏南部是氐羌部落活动的地区。羌、姜古音相同,皆是形声字——以“羊”作声符并兼取其义。羌族与姜姓的区别,实际上只是居住地区有别而已。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种姓被称之为姜,而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姜姓之人便被称之为羌族。前面说过,《说文》、《后汉书》等汉代古文献就把西戎看作是牧羊的畜牧部落,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从农牧分界线来看,近现代我国的农牧交错带,是从黑龙江的西北开始一直延伸至兰州、西宁一带。如果我们用历史研究中的长时段研究法——气候环境演变情况来看,在新石器中后期甘青一带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好的一个历史阶段。农业生产在甘青一带式微并衰变为半农半牧的地区,是从齐家文化后期开始的。
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以及研究,我们现在基本可把我国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三代青铜器文化的西方羌戎文化谱系列出来了。在甘青地区以及陕甘交界一带的青铜器文化有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与刘家羌戎文化。卡约文化上限约当夏代后半段,下限约当商末周初。寺洼文化的时代比卡约文化略晚。辛店文化时代的上限约当商代中期,下限到春秋时期。陕甘一带的刘家文化,其 上限不超过太王迁岐时代,约当殷墟文化第三期后段,下限约当殷墟文化第四期,个别墓葬年代也许为西周初年武成时期。这些西方羌族文化虽有一些差异,但共同特点更多。甘青地区卡约、寺洼、辛店文化与陕甘地区刘家文化的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偏洞室;刘家羌戎文化代表性器物为高领袋足鬲,与甘青地区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的铲形袋足鬲为同一谱系;其墓葬均实行屈肢葬;刘家羌戎文化多数墓葬中出土的鬲、单耳罐等炊器中掺有陶末,而甘青地区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的炊器中也掺有陶末。卡约文化的范围分布从东面甘青交界处永靖、循化等地,到西面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贵南等县,从南面黄南藏族自治州,到北面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刚察、海晏等县。辛店文化则分布在甘肃临洮以西,青海共和龙羊峡以东一带地区。刘家羌戎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以宝鸡市及其属县扶风、岐山、武功、陇县以及长武、彬县、旬邑等县为中心,西到甘肃省天水市的清水、庄浪县以及泾水上游的陕甘一带,晚期向东发展到长安沣西。
这些甘青地区卡约、寺洼、辛店文化与陕甘地区刘家文化,学术界经过多年研究,大致认为这些基本一致的文化类型就是羌族文化。夏鼐先生曾指出:“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到唐代,氐羌这些部落确曾实行火葬的。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族的关系。”俞伟超先生认为在甘青地区并存着寺洼—安国、辛店甲—乙组、卡约—唐汪三支青铜文化,都属于羌戎集团的遗存。严文明先生也认为齐家文化、马厂以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类型,是羌人文明的前驱。而对于陕甘交界一带的刘家姜戎文化,邹衡先生称之为“姜炎文化”。他说:“姬家店和晁峪一类的遗址(指其早期),同辛店文化和先周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此二址又都地处宝鸡,结合以上羌、姜的有关论述,可以暂时叫它‘姜炎文化’。这是因为姜和羌的关系大概同后世的羌人一样,其‘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西羌传》)。住在甘肃的羌人一直称羌而住在陕西(可能包括甘肃东部)的羌人则犹如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而别称为姜了。”尹盛平等学者把宝鸡市一带的姜族文化称之为刘家文化或刘家姜戎文化,尹盛平先生说:“陕甘交界处和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刘家文化、辛店文化,都属于青铜文化,文化面貌又大致相同,器类都以袋足分裆鬲、单耳罐、双耳罐、腹耳壶为主,陶土的羼和料相同,不仅同属于一个文化谱系,而且都是以羌族为主体的西戎文化。”上述这些说法是对的。
在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这一段气候环境相对湿润,社会经济生活逐渐繁荣。尽管这时采集和渔猎等经济生产方式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当时定居的生活方式表明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了齐家文化早中期,这时定居型的农业古文化特色十分明显,且在这一地区达到最为繁荣的状态。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甘青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增多,分布的地区越来越大。在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与齐家文化时期,经济生活达到了十分繁荣的程度,遗址分布十分广泛,而且人们较长时间在一个地点生活生产。在齐家文化的遗址中粟类农作物发现甚多,而且在墓葬中也大量被用来作为陪葬品。这种情况说明这时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型的社会生活时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青地区的古文明因素出现甚早,几乎与中原地区古文明因素的诞生是同步的。距今7800—4800年之间的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现揭露面积约有13 700平方米。出土有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活器物共计8034件。特别是房屋建筑遗址规模宏伟,形制也很复杂。如距今5000年前的F405大房子,其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木骨泥墙,其复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屋内地面硬度相当高,且有人与动物构成的地画及防火建筑等。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为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年代约为距今7000—8000年,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彩陶,而且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人工种植的,碳十四测年距今约7000多年,是我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还有不少彩绘的刻划符号等。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不仅确立了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而且为探索彩陶与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地湾四期F901房址,是我国目前为止时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最具中国式建筑风格的礼仪性建筑。F901房址代表了仰韶文化时期建筑的最高成就,规模巨大,工艺精良,布局规整,而且平衡对称。它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占地总面积达420平方米,是中国史前木质结构建筑的代表。这一宏伟建筑应是用于部落集会、祭祀或者举行其他仪式活动的公共活动中心。而且F901房址并非孤立的一座,在该房址的南面还有两座大型建筑基址F405和F400,其面积仅次于F901房址。这种现象说明甘肃中部的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古文明的标志和因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但是到了齐家文化的后期,甘青地区的社会生产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时农业生产仅仅存在于河流低谷一带,农业经济生产体系基本上解体了,畜牧经济产品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由于频繁的迁徙,造成遗址个数多而面积较小、厚度较薄的情况;植被也由森林过渡到草原,明显可见建筑方式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考古发掘的遗址中,陪葬的猪骨逐渐被羊骨代替,而且陪葬品也越来越少了。这说明社会财富逐渐减少了,猪骨渐渐被羊骨代替,也表明社会生产方式已经由农业经济渐渐过渡到畜牧经济方式。对猪骨逐渐被羊骨代替的现象,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从生态改变的角度讨论了青海省河湟地区游牧化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他从齐家文化家养猪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蓄养羊与牛马的情况,指出前者的经济生活中,猪与农业生活的人争夺同样的食物资源;而羊的食物,与人类的食物来源全无冲突。在高原地区的生态,不宜发展农耕,却可以发展牛羊之类的牧业。王氏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合理的,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甘青地区气候环境的变迁对古文化的影响,在有关葫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中有十分突出的成绩。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编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很有利于显示古文化变迁的研究。该地区古文化的编年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文化)——春秋战国土著文化——汉文化。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上自大地湾一期开始上升,至常山下层达到顶峰。人类活动的规模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齐家文化时期最大,之后开 始下降,在此之前,人们较长时间地在一个地点生产、生活,后因气候变化则频繁移居,形成遗址个数较多,而面积厚度较小的状况。植被由森林过渡到草原,引起了建筑方式和经济生活的变化,齐家文化之前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到寺洼时期,游牧和畜牧成分由南向北逐渐增强,表现为居无常所,陶器少而粗糙,家畜骨骼多见。
这就是后来战国秦汉时学者如许慎《说文》所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的原因。《后汉书·西羌传》谓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也正是甘青地区羌族从齐家文化后期以来社会生产发生变化后的状况。
四、陕甘青一带羌族由农业部族衰变为半农半牧区的原因
为什么甘青地区的羌族会发生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自从距今4000年左右以来气候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造成的。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前期、中期,气候相对湿润。但是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后期,气候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春长先生研究大地湾遗址的环境状况后认为,大地湾文化的兴衰与气候变化有关。安成邦等学者根据甘肃中部黄土剖面孢粉和其他环境代用指标的分析认为,距今4000年之前夏季风总体强盛,气候湿润,而距今4000年前后夏季风强烈退缩,气候迅速变干。这时的干旱在我国北方地区有普遍的表现。气候的干旱化对甘肃中部齐家文化晚期的面貌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原始农业衰落,畜牧经济的重要性逐步上升,并使齐家文化与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之间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
甘肃的考古工作者在总结甘肃境内四坝、辛店、寺洼、沙井等四支带有浓厚的地方游牧色彩甚浓的青铜文化时指出,在齐家文化后,气候有一个变干和变冷的过程,降水相对减少,土地有的开始沙化,游牧成分比重增大,造成了地理单元的相对隔绝,因而也形成了文化分布单元的相对独立,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青铜文化。
从上述所说的这些情况看来,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与古史传说时代的古文献资料所说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居住在陕甘青一带的炎姜部族是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之一,因此被称之为“神农”、“神农氏”,其后代“共工”、“后土”、“后稷柱”、“四岳”(族)以及与炎姜部族有甥舅关系的“后稷弃”,或因从事水土治理而负有盛名被视为土神,或因种植农作物而成为农神,其后人或留居西北西南,或迁居中原,然皆与姜姓或羌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变成了“西戎牧羊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这是历史的真实,并非古史传说的误传。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今天大量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考古文物证据。这个时代的分界线也通过考古发掘被发现了,这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后期以来,亦即甘青及陕西西部地区青铜器时代,气候环境恶化而造成后来的半农半牧的文化特点。
而在4000年之前,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土地最为良好的地区,《尚书·禹贡》把从今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到甘肃张掖的黑水一带的雍州列为“上上”。这并不是古人的误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一带正是今天所说黄土高原的中西部。黄土高原的形成得力于西北风。从我国西北方吹来夹杂着沙土的西北风,把不能吹走的石砾留在了原地。从新疆蒙古地区开始,从西北吹向东南,便依次造成了石砾性沙漠、沙漠、黄土高原。因此,这种黄土高原是由风力搬运的,黄土具有良好的成土母质,地表构造团粒细微,组织疏松,使用最原始的木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最为有效,较为省力。加之当时气候水土条件优越,古代黄河中游的地面曾经覆盖着茂密的植物,不仅克服了水土易于流失的缺陷,而且黄土高原留下了腐殖质成分。据专家考察,从残留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剖面来看,有些地方的腐殖质竟然两米以上。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炎帝和黄帝部落主要活动在黄土高原地区,以陕西省西部宝鸡地区为界,炎帝部族大多活动在宝鸡之西的黄土高原地区;而黄帝部族大致活动在宝鸡地区之东的黄土高原地区,这一带是新石器时代气候温湿最适期时期,也正好解决了黄土高原地区靠天吃饭的不足之处,因此古史传说之中所说炎帝为“神农”、“神农氏”,其后裔为“后土”、“稷官”,并为治理水土的官员,是完全符合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史实,也正好与今天考古发现所见黄河流域农业甚为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S017)
作者简介:王晖,男,陕西洋县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