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三代为国人为古都为环境的请命抗争

梁家三代
为国人为古都为环境的请命抗争

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五位学术大师,作者认为这些当年的大师的努力在今天看来都是“失败”的
编者按
10月28日，“自然之友”的第一任会长梁从诫先生辞世，人们在表达敬意的同时，自然会想到梁家的传承。梁家一门三代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从诫都是孤独的先行者，从“戊戌变法”到保护中国古建筑，再到环境保护，梁氏家族成员当年的眼光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他们像灯塔一样守护着这个民族的魂魄。梁家告诉世人：不管现实多么艰难人活着还是需要有一些精神的！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当今社会里最为缺乏的。
■王逸人
从梁任公（任公——梁启超的号）到梁思成再到刚刚过世的梁从诫，梁家一门三代似乎都是斯多噶主义者，在世界的惨痛之后，他们还要让它再完美一次。他们都企图高居于毁灭和混乱之上，让现实能够和秩序与美结合起来，虽然他们都是“失败者”，但他们却将自己交付于更为宽广和久远的东西，因此不会过气。
在今天的中国能像梁家这样影响中国百年的名门已寥寥无几，而一个家族的人都能面对现实体现出强大的内心世界，无所于挠，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也就仅此一家。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中国命运的缩影。
一
历史不能重演，但是可以重新审视，当年“戊戌变法”后，作为大清朝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任公是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救出的，伊藤博文的原话是“我来救他吧，他可是中国的宝贵灵魂啊！”。“宝贵灵魂”几个字可不是什么人都担得起的，遥想任公当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变法通议》等平地风雷般的文章，挟泰山以超北海，作为时政评论的文人，影响国人无数，从黄遵宪到胡适之不管是旧人新人从不避讳梁任公启蒙的意义。胡适甚至这样说：“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在任公那里你从来看不到“现实如此，我改变不了什么，那好我就不去改变”的这等没出息的话语。任公流亡海外后，眼见康有为以“衣带诏”为猎艳噱头，聚集民意，不择手段地推广政治的虚假广告，一片乌烟瘴气，于是他“吾更爱真理”的一面又一次体现，进而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转而成为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改良”一词是梁任公的代言，摧毁一个东西比搞建设容易多了，革命是破坏的是刚性的，而改良是建设的软着陆的。此前，无数的革命，让无数人遭受的是难以承受的刚性的碰撞。现实没有给任公这个实践的机会，但他终生艰难地维护着救国与图强的信念，期待着国人内心蜕变的觉悟，期待着一个别样世界的到来。
说一件关于任公品格的事，袁世凯复辟后，任公写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即送来了20万银元的“封口费”——这里我给大家算一笔细账，当时一块银元是库平的七钱二分银，20万银元将近14万多两银子，而当时在北京买个小院差不多是150两银子，可见这笔费用的巨大——但任公将其原封退回，怒道：袁世凯以为什么人都是可以拿臭铜钱买来的？！
还有，我想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中国年轻人，真的应该好好读读任公的名篇《少年中国说》，有人说任公笔尖常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少年中国说》这等激扬文字百年之内再无二者，起码年轻人能从中搞清两样最基本的东西是“血性”和“担当”，因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二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鉴真纪念馆”，都是是梁思成设计或参与设计留存后世的著名建筑，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是为那些没办法留存的东西痛惜不止。
梁思成搞建筑离不开任公的言传身教，宋代的《营造法式》一书即是任公赠与梁思成的建筑启蒙读物。古代中国没有“建筑”这一概念，，当然更没有建筑设计师的称号，中国古代只有“营造”一说，从事者身份低微，往往是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建筑”一词在梁思成和清华大学里被得以确立。
几年前我曾拜访过当年 “地质宫”的设计者，老先生笑着拿出50年代发表在《吉林日报》上的检讨给我看，我看到“地质宫”被批判为“锅炉宫”。环视长春的单体建筑，在同一年代能出其右好像还真没有了。这个建筑与梁思成的“复古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时对梁思成的批判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梁思成在1955年的检查是这样写的：“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
作为一个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梁思成似乎永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解放之初，他和陈占祥（此君参与过大伦敦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交的立足整体保护古都的规划方案，被苏联专家的旧城改造法所压制，在这套方案里梁思成把北京的城墙设计成了花园式的休闲场所，尽管他一再重申就世界而言北京城不论从体量、完整性和格局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无人应和。后来就是大规模的拆除，城墙，牌楼，甚至宝塔。孱弱的林徽因找到北京市领导，掷地有声地说：“你们拆得是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要后悔，那时候你们要盖得就是假古董。”斯多噶主义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讲求理性，但在那种情势下，讲理性又显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因此，梁思成只有捶胸顿足的痛惜。
后来的岁月梁思成遭受了大知识分子所要遭受的一切。
前些时候去北京，遭遇了最常见的交通拥堵，突然想起“梁陈”方案里提出过的“城市发展最忌讳的是‘摊大饼’”。后来还看到了新修的永定门，以及暗夜里的皇城根遗址公园。这些东西串连起来，就让人白日发梦地想如果现实能给梁思成一次机会呢？
三
梁从诫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他开创性地在中国引入了民间环保NGO的概念，这些东西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1994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其后他便一直为中国的环保奔走呼号。
梁从诫是辞去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在没有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情况下开始做环保的，而那一年他已经60多岁了，是人生退无可退的阶段。但他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放任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环境不好，哪个小环境能好起来？于是他毅然抛开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常人之路。
保护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一次比较成功的环保事件，1995年，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德钦县为解决财政问题准备砍伐当地的原始森林，致使其中珍贵的滇金丝猴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自然之友”为此发出了“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呼吁书，并送达国务院，后来这一恶性事件得以控制。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的具体社会事件。
然而更多的时候“自然之友”所收获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情却毫无改变的结果，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如果碰巧改变了，那纯属意外，因为这样的战斗注定是败多胜少的，即使这样梁从诫依然要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不认为失败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结果虽不尽人意，但行动的过程就会慢慢改变很多人。梁从诫曾这样告诫世人：亿万人的觉醒，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轻慢也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灾难。
作为名门望族，梁思成与梁从诫都是极力排斥以祖上的名头博取什么的做法，1942年，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最为困厄之时，靠典当维持生计，他拖着病体撰写《中国建筑史》，后来还是傅斯年为他向民国政府请求的研究经费。而梁从诫更是要将所到之处的“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条幅全部拿下。这样的家风和门风与当下流行的后辈们张口“我爷爷怎么怎么样”“我爸是谁谁谁”的思维方式也算形成了正面的对比，有出息的人从不那么说话。为国人请命抗争，为古城请命抗争，为大自然请命抗争，梁家三代人所走的路都是着眼于长远而非当下既得利益的，虽然脚下踩的是同一块土地，但那些精神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体现出巨大的感召力，并以此影响中国。
无奈狂潮中的伟大成功者
■赵楚
广受爱戴的梁从诫先生逝世了。梁先生曾创办“自然之友”，为中国当代非政府组织之滥觞。同时，他也以身为梁启超和梁思成直系后嗣的身份，为世人所注目。当其驾鹤西归，自然触发人们对梁氏三代的感怀。
若以所谓成功学的角度来观察，梁氏三代的作为几乎无可称道：梁启超变法而亡命，护国而不能救国；梁思成保北京城墙而北京城墙毁，欲护持故国文明而束手目睹故国文物被付之一炬；致力于保护祖国环境的梁从诫先生晚年也经历了严重的环境大破坏。就此而言，他们都是失败者。然而，若换个角度考察，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在所有的文明中，几乎没有否定人生之意义在于价值追求的信条。这是先贤所谓人之异于禽兽的分别。从这个维度来看，梁氏三代的故事与其说映射了时代的无奈，不如说体现了一种垂诸永久的精神，那就是：无论世道如何艰难，也无论个体面临的压力如何巨大，人类心灵深处自我决断、自主坚持的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选择和践行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的，即使社会无名的潮流再汹涌，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自由地去过更合于先贤教训、更契合平凡而崇高伦理内涵的生活。梁氏三代以历时百年的生动实践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证明，既是个人的美好人生的证明，更是深具普遍意义的自由价值和可能性的证明，值得后来者记取。
在一个历史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横行的社会里，面对令人沮丧的纷繁世相，经常可以听到切齿的诅咒和无奈的叹息，仿佛只要正视现实就不得不承认一切均不可为，仿佛社会进步课题中的“蛋鸡两难”永不可解，但梁氏三代的身教最雄辩地表明，困扰个人和历史的两难是有解的，而社会的实质进步不仅归因急风暴雨似的运动，更是深深植根于个体的觉悟和决定：在沮丧和无奈的狂潮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屹然挺立，有所作为，即使所愿未遂，也会留下正面的遗产，这遗产因凝聚崇高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终将战胜貌似法力无边的社会力量，传至久远。
回归寂静的春天
■马金瑜
在中国，环保先驱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早在1979年就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然而其遭遇是寂静的，直至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之后，才开始引发读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2007年12月，为纪念卡森百年诞辰，上海译文出版社又重新翻译出版，梁从诫在序文中坦言，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其实要比上世纪60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更为严重，当代中国人必须在追求富裕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他感慨道：“本来，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1972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而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以致当时中国政府甚至考虑过是否派团出席。”梁的同龄者自然会有印象，属于那个时代的梦想之一曾是：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
梁从诫的血液里，似乎流动着家传的刚直与执拗，直言之时，他完全不像生活中那样淡然平和。他反对在怒江上建坝，曾引起过争论；他“敬畏自然”观念，也曾遭遇反对。
1999年，梁从诫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但梁从诫为“自然之友”设想的工作方式始终不是激进的，“做事就要讲究用什么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作为知识分子，他似乎更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教育公众，这一点到现在还很明确。对于发现政府有滥用权力的情况时，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制止，范围之外的事我们无能为力。”
梁从诫一直呼吁增宽北京自行车道，“在北京骑车没有安全感”。2006年，他骑车遭遇车祸，这一次伤害，使得七旬的他出门越来越少。
新近出版的《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中文版，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办人，梁从诫为此书撰写了序言。书中讲述了全球气候变化将会给地球上100个地方造成的巨大威胁，其中包含了北京：“虽然城市在扩展，但沙漠也在逼近。根据预测，在本世纪末，气温上升速度将加快，再加上愈来愈难以预测的降雨形态，可能导致北京附近地区的供水减少，加大沙漠化威胁，使城市的街道被沙尘覆盖的频率增加……”
10月28日离开人世的老人，却已没有足够的精力阅读这本书了。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梁从诫曾把这张照片用在他担任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的封面上。梁从诫对自己的学生说，可惜杂志只出了两期。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着这扇门，让更多的亮光透进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