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

2007-07-14    卢华语    载《〈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甲编    点击: 3166
一
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
载《〈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甲编
卢华语  主编
杜甫在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寓居两年多(765.9—768.1)，留下各种体裁的诗篇凡430余首，约占现存杜诗的1/3，是杜甫一生的高产期。杜甫的夔州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本节不拟全面探讨，仅对诗作所涉及的物产、农业、手工业、商业及交通等经济史料试作分析，来考察当时的夔州经济，以为剖析唐代重庆经济开发提供实证。在唐代，夔州是重庆的政治、经济中心，它的经济状况应当是有代表性的。
一
杜甫的夔州诗，记述当地物产上百种，计动物48，植物19，农产品29，手工业产品9。在上百种物产中，大多数为原生产品，人工产品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不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夔州的商品和经济结构状况。
夔州诗中的物产，又以动物为大宗。野生有猿、虎、豹、熊、罴、鹿、麋、麝、兔、雉(山鸡)、黄鱼等；家养有牛、羊、猪、鸡等。野生动物中的熊、罴、山鸡用作充贡[1]，显然这几种动物是当地的特色物产。然而在杜甫笔下写得最多(凡10余次)、更值得重视的则是虎。
据《杜工部年谱》载，杜甫在夔州曾在6处住过：云安(今云阳县)城中、夔州城中、西阁(亦在城中)、赤甲、瀼西、东屯。[2]6处住所3在城内，3在郊外，但无论在城内还是在城郊，杜甫都有关于猛虎活动的描述。
“冬热鸳鸯病，峡深豺虎骄。”[3]“人虎相伴居，相伤终两存。”[4]这是永泰元年(765)秋，杜甫在云安写该县“文禽偏病，猛兽偏骄”[5]、“人虎杂居”[6]的情景。
“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7]“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8]这是大历元年(766)杜甫住夔州城中时，秋日天旱，民俗烧山击鼓祈雨，在城内都能闻到大蛇烧焦的气味，听到猛虎受困的吼声；是时城中缺水，杜甫遣仆人入山引泉水，阿段勇穿虎豹成群之区，无所畏惧，杜甫特作诗予以褒奖。这年冬天杜甫又有诗述夔州景物，称他住在城中往往“岁月蛇常见，风飚虎或闻。”[9]
大历二年(767)春，杜甫迁居赤甲；三月，迁瀼西。“赤甲、瀼西，皆在奉节县北30里。”[10]他有诗称这里是“人烟生僻处，虎迹过新蹄。”11 “虎穴连(满、遍的意思，不作连结、连续解)里闾，提防旧风俗。”[11]人烟僻，是说居民很少；虎迹新，则是说虎豹甚多，常在这一带出没；而虎穴遍布村落，不时“昏里唐突夔人屋壁”[12]，杜甫不得不遣仆人上山砍树，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列树为墙，以防虎患。
大历二年(767)秋，杜甫移东屯，离城只有5里[13]，又有诗云：“泥留虎斗迹，月挂客愁村。”[14]猛兽相斗，多为争食；虎斗留迹，亦表明此地有虎为数不少。因此，杜甫在东屯时常“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15]
杜甫在夔州数次迁居，到处都有虎豹横行，他不胜感叹“於菟(虎的别名)侵客恨，粔籹作人情。”[16]“楚江巫峡冰入怀，虎豹哀号又堪记。”[17]由上可见，唐代夔州无论是云安，还是奉节离城几里之遥的近郊都有成群结队的虎豹出没；近郊如此，深山老林当更为甚。唐代夔州辖奉节(上县)、云安(上县)、巫山(中县)、大昌(下县)4县，奉节、云安尚多虎，巫山、大昌地处山区，又属中、下县，这自然更是虎豹栖身之地。
虎豹是食肉动物，以森林中的各种小动物为食，必须有相当面积的森林，才能为虎豹提供足够的食物资源，故成群结队虎豹出没之区必有大片森林，否则虎豹就无法生存；而在城市近郊即有大面积森林的存在，则表明耕地垦殖有限。《华阳国志》卷1《巴志》载古老歌谣云：“川崖惟平，其稼多黍。”“野惟阜丘，彼稷多有。”这说明巴地主要是旱地农业，作物种植在“川崖”(河谷台地)和“阜丘”(浅山)，看来这种状况到唐代也没根本改变；从前引杜诗对虎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川崖”和“阜丘”也仍然是随处林地，已开发的不过是若干大小不等的居民点而已。唐代夔州农业开发的这种态势与当时该州的人口分布正相吻合。据翁俊雄先生考证，就是在唐鼎盛时期，夔州每平方公里也只3.89口，这不仅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是在山南道也属低水平(山南道平均每平方公里7.08口)[18]，无怪乎他十分感慨，称自己是“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19]显然，地广人稀，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展。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农业发展缓慢，整个社会经济滞后则是必然。
[1][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4，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
[2]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3]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9《又雪》，中华书局1960年4月点校本
[4] 《全唐诗》卷221《客居》
[5] 《杜诗详注》卷14《又雪》
[6] 《杜诗详注》卷14《客居》
[7] 《全唐诗》卷221《火》
[8] 《全唐诗》卷229《示獠奴阿段》
[9] 《全唐诗》卷230《南极》
[10] 《杜诗详注》卷19《入宅三首》注
11 《全唐诗》卷230《复愁十二首》
[11] 《全唐诗》卷221《课伐木并序》
[12] 《全唐诗》卷221《课伐木并序》
[13] 《杜诗详注》卷15《夔州歌十绝句》其六注
[14] 《全唐诗》卷229《东屯月夜》
[15] 《全唐诗》卷230《秋峡》
[16] 《全唐诗》卷231《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
[17] 《全唐诗》卷222《前苦寒行二首》之一
[18] 翁俊雄《唐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209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
[19] 《全唐诗》卷229《暮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
二
夔州诗中有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凡70余首，涉及畬田、水田、粮食作物以及水果、蔬菜等，而最需注视的是：
1．畬田。杜甫夔州诗直接提到畬田的仅3首，数量不多，但传达的信息却颇有价值。
3首涉及畬田的诗，其一曰：“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1]述社会生产，特举“煮井”和“烧畬”，说明二者各自在夔州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度地偏”，《杜诗详注》卷19注：“言不遗僻壤也。”这是说凡是能耕种的地方都成了畬田，显然畬田在夔州农业生产中占有主体地位。其二曰：“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12这是记当地习俗，可见“畬田”和“瓦卜”一样，在夔州都极为普遍，不说每家每户，至少是绝大多数夔民赖畬田以为生。其三曰：“斫畬应费日，解缆不知年。”12这是杜甫迁居东屯时，想到自己返乡无日，也决定向夔民学习费些时日用于“斫畬”。以上所云“烧畬”、“畬田”、“火耕”、“斫畬”都是一回事，从不同角度述说一种原始粗放的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成为夔州农业生产的主体，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夔州农业生产的滞后。
“畬田”垦殖多在山上，故在杜甫诗中有时又称“山田”。[2]王维诗云：“种田烧白云，斫漆响丹壑。”[3]刘禹锡亦有诗云：“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4]这都表明畬田垦殖多在高山。前引《华阳国志》载古老歌谣显示，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地农业垦殖仍在“川崖”、“阜丘”，而到唐代，虽耕作方式依旧，但垦殖范围却已扩展到高山，这是与唐代整个经济开发向纵深发展相一致的。
2．水田。夔州诗有10首述及稻米及水稻种植，显然杜甫对水田的关注超过畬田，这是因为水田与他在夔州的生活关系更密切。由于都督柏茂琳的照顾，让杜甫主管东屯百顷公田，使他在夔州衣食得有可靠保证。他称“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常。”[5]为此，特从瀼西迁东屯，并作诗云：“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6]
《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二诗记平田、补水、除草等，具体描绘了夔州百顷水稻种植的全过程。“青春务所具，勤垦免乱常。吴牛力容易，并驱纷游场。”记春天要作好春耕的各项准备，驱牛耙田，使田平整，以便育苗插秧。“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述插秧完毕，便要引水灌田；到“六月青稻多”、“丰苗亦已穊”时，又得灌溉，“千畦碧泉乱”，“云水照方塘”就是对再次灌水的形象描绘。而“有生固蔓延，静一资提防。督领不无人，提携颇在纲”则是说“水多草生，恐滋蔓延，故须专意提防。”[7]这就要派专人负责督促除草，这是水稻种植的关键，若网在纲，纲举目张。虽然这样，但到秋成在望，粳稻欲香之时，由于“上天无偏颇，蒲稗各自长”，于是“人情见外类，田家戒其荒”，便要二次除草，所以“功夫竞搰搰，除草置岸旁。”而当秋收之后，杜甫不胜喜悦，特赋诗云：“御裌侵寒气，尝新破旅颜。红鲜终日有，玉粒未吾悭。”[8]这里所谓“红鲜”，在夔州诗中三次提到[9]。“红鲜”为何物？李敬洵先生认为，就是“红莲稻”，并引宋人《玉峰志》云：“米半有红粒，碓时红粒先白，其味甚香。”[10]李说有据，显然，这“红莲稻”属优良品种。难怪宋人王象之云：“东屯之田，可得百许顷，稻米为蜀第一，郡给诸官俸廩，以高下为差。”[11]这里所谓“稻米为蜀第一”，不可能指产量，而只能是指质量。
从杜诗中可见，唐代夔州水稻种植规模虽不大，仅百来顷，但却十分重视耕作技术和田间管理，也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司马迁记汉时南方种稻“火耕而水耨(烧草种田，蓄水除草)。”11那明显是原始的粗放耕种，而唐代夔州水田作业要育秧插秧，灌水二次，除草二次，还使用牛力，注重选种，既讲技术，又重田间管理，则当然是集约的深耕细作了。这表明，唐代夔州虽旱地农业仍原始落后，而水田农业却已开始集约经营，这为其后本区水田农业的普及作好了准备，所以宋代夔州水田农业的大发展就不是偶然的了。
[1] 《全唐诗》卷230《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11《全唐诗》卷231《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
12《全唐诗》卷229《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2] 《全唐诗》卷221《晚登瀼上堂》：“山田麦无垅”。卷229《溪上》：“山田饭有沙”。
[3] 《全唐诗》卷125《燕子龛禅师》
[4] 《全唐诗》卷354《畬田行》
[5] 《全唐诗》卷221《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一作刈）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
[6] 《全唐诗》卷229《自瀼西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7] 《杜诗详注》卷19《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向》诗注
[8] 《全唐诗》卷229《茅堂检校收稻二首》
[9] 又见《全唐诗》221《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卷229《暂住白帝复还东屯》
[10] 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第4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5月版
[11]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21“夔州”引《舆地纪胜》，台湾四库全书本
11 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三
夔州诗大约80来首述及手工业制品，数量不可谓少，然涉及的品种不多，特别是属于夔州所产几稀，仅酒、盐、麻衣、船等，不过这几种都是夔州的名特产品，也需稍作剖析。
酒。唐诗人多嗜酒，唐诗中酒最常见，杜甫更不例外，夔州诗不少篇章有酒，反照夔州酒业之盛。
《拨闷》诗云：“闻道云安曲来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长年三老遥怜汝，捩舵开头捷有神。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1]
《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2]
《客堂》：“事业只浊醪，营茸但草屋。”[3]
《柴门》：“浊醪与脱粟，在眼无咨嗟。”[4]
《送十五弟待御使蜀》：“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5]
《九日五首》：“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楼。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6]
《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酱落提携。饭粝添香味，朋来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报山妻。”[7]
《元日示宗武》：“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8]
《人日二首》：“樽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9]
《闻惠二过东溪特一送》：“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新。”[10]
以上随手摘引，即可看到：
1．夔酒名声在外，享誉遐方。《拨闷》诗是杜甫永泰元年(765)六月到忠州小憩时作，但记述的是有关夔州的事，故也可算在夔州诗内。诗人以细致的笔触，深情地描绘了船工和杜甫对夔酒的心仪与向往。远来的船工驾船去云安特别兴奋，行船快捷有如神助，就是因为喜爱那里的“曲米春”(唐人呼酒为春)醇厚可口；而杜甫本人，也早已准备了船费酒资，期待有朝一日去云安开怀痛饮。杜甫如此渴慕夔酒，绝不只是听信船工传言，他“读书破万卷”11，当然知晓夔酒扬名史册，《华阳国志》卷1《巴志》、《水经注》卷33《江水》等都有记载。到了云安，因病滞留，在这名酒之乡，杜甫就在课儿攻读时，也忍不住叫人拿酒来；后去奉节，竟宣称夔州“酒醪”是一生的追求，有了它再加点粗粮不至受饥，他就满足了。杜甫是见过世面的人，走南闯北，接触过不少达官显贵，什么酒都喝过，而对夔酒还这般倾倒，则夔酒质量上乘应毫无疑义，夔酒之驰名遐迩，也是名副其实的。
2．夔人普遍酿酒，夔州酒业繁荣。杜甫在诗中描述了友人携带自制新酒来访，举杯对饮，一醉方休的情景，他特地嘱附妻子，不当免俗，应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并向他们学习酿酒方法，反映夔人酿酒饮酒成风。夔州酒业的普及、兴盛在其他诗人的诗作中也可得到印证。如“竹枝词”本巴渝民歌，文人仿作多用以记巴人风俗及男女爱情，刘禹锡刺夔州，曾有《竹枝词九首》，诗云：“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12宋人范成大亦有诗云：“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13夔酒醇厚而价格低廉，饮酒成为风尚，这也反照出夔州酒业之盛。
3．夔酒品种多样，各具特色。从杜诗中所见夔酒有“曲米春”、“巫峡酒”、“竹叶(竹叶青)”、“柏酒(柏叶酒)”等，名称不同，特点各异。烧酒出现以前，所有酒都是曲酿酒，酒曲好坏及酿造时间长短直接关系酒的优劣。史载战国时朐忍(唐云安，今云阳)清酒最著名，深为秦王钟爱。清酒冬酿夏熟，味醇色清，故名。清酒是当时祭祀的专用酒，自然名贵。南北朝时朐忍巴乡村(今云阳县东龙洞乡)，其人善酿，其酒俗称“巴乡清”，当然也是清酒。唐云安“曲米春”，美味可口，声名远扬，显然是朐忍清酒的传承，所以对杜甫及远方来的船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巫峡酒应当是奉节所产的酒，刘禹锡称其为“春酒”。春酒冬酿春熟，故名，酿制时间较清酒短，质量不如清酒，不过可以加工，用嫩竹叶浸泡，取其淡绿清香，则成竹叶青，这是杜甫在夔州常喝的酒，他在自述山居闲适生活时，记饮料就特地列举了“竹叶”和“崖蜜”。古代文人在重阳节一般饮菊花酒，而杜甫却用竹叶青，他曾在诗中述节日独饮此酒的心情，因无人共赏不免伤感，但也表现了他对竹叶青的喜爱。“柏酒(柏叶酒)”是元旦节专用酒。古时风俗，取柏叶泡酒，以其后凋而耐久，元旦共饮，以祝长寿。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唐以前，史载夔酒仅及清酒，而杜诗述夔酒则有“曲米春”等多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时夔州酒业的发展。
盐。杜甫夔州诗有7首述及盐(包括本地和外地所产)。“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11]“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12]“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13]这里的“吴盐”，是产自长江下游的海盐。海盐成本低，质量好，安史乱前，朝廷允许食盐自由产销，故海盐得以源源不绝输入巴蜀。安史乱后，朝廷开支猛增，特别是军费成为沉重负担，为增加财政收入，“乾元元年(758)，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14]食盐实行专卖后，又于永泰二年(766) “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15]随着财政区的划分，食盐销售区域也被限定，而夔州属山南东道，因此吴盐得以照旧输入。夔州自古以来就是产盐区，“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16]此诗作于安云，反映云安产盐。“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17]“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18]这两首诗作于奉节，足见奉节产盐。《新唐书》卷40《地理志》4载夔州奉节、云安、大昌均有盐官，管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杜诗所述的“死生射利兼盐井”正为此作了有力佐证。如果说溪女负盐是去本地市场零售贩卖的话，而“寄语舟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横黄金”[19]则是大宗出口了。从杜诗可知，夔州既产盐，又大量进口、出口食盐，表明它不仅是产盐区，而且是食盐转口销售的集散地。
麻衣。“楚人四时皆麻衣，楚天万里无晶辉”。[20]这里的“楚人”指夔州人(夔州战国时曾为楚国占领，风俗亦近楚)，不仅是一般平民百姓，恐怕也包括像杜甫这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有杜诗“秦城老翁荆扬客，惯习炎蒸岁绤(葛布粗曰绤，细曰)”可证11。“绤”、“麻衣”，原料不同，档次一样。“楚人四时皆麻衣”表明，夔州无蚕桑，一般人无力衣绢帛。“麻衣”，苎麻布制成之衣。巴渝是苎麻的原产地，前面与“吴盐”一起提到的“蜀麻”，相当数量应产自夔州。《新唐书》卷40《地理志》4载夔州贡“锡纻布”，这是一种细麻布，质量上乘，成为唐宋时期夔州重要的土特产，说明唐时夔州麻纺织业规模不小，这样，夔人无论贫富皆著麻衣也就很自然了。
船。杜甫夔州诗凡48首述及各类大小船只(包括商船、官船、渔船、渡船等)。有本地产的，也有外来的。“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21]夔州自古以来是巴渝的造船中心，[22]夔州人无论贫富以船为生，其所驾之船出自当州是事所必至，理之固然。“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颠。下临不测渊，中有万里船。”[23]“吴樯楚舵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还。”[24]这万里之遥来的“吴樯楚舵”，自然是外地所产。但无论本地所产还是外来船只，都以商船和官船最具重要意义，这将在后面另作解说，兹不赘述。
[1] 《全唐诗》卷221
[2] 《全唐诗》卷221
[3] 《全唐诗》卷221
[4] 《全唐诗》卷221
[5] 《全唐诗》卷231
[6] 《全唐诗》卷231
[7] 《全唐诗》卷231
[8] 《全唐诗》卷231
[9] 《全唐诗》卷231
[10] 《全唐诗》卷234
11 《全唐诗》卷216《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
12《全唐诗》卷365
13《范石湖集·诗集》卷16，台湾四库全书本
[11] 《全唐诗》卷221《客居》
[12] 《全唐诗》卷221《柴门》
[13]《全唐诗》卷229《夔州歌十绝句》
[14]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4《食货志》 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1《食货志》 中华书局1975年版
[16] 《全唐诗》卷229《十二月一日三首》
[17] 《全唐诗》卷230《秋日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18] 《全唐诗》卷221《负薪行》
[19] 《全唐诗》卷229《滟滪》
[20] 《全唐诗》卷222《前苦寒行二首》之二
11《全唐诗》卷222《前苦寒行二首》之一
[21] 《全唐诗》卷221《最能行》
[22] 卢华语《古代重庆经济研究》第140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23] 《全唐诗》卷221《赠李十五丈别》
[24] 《全唐诗》卷222《秋风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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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船会折射商业的状况，杜甫夔州诗也有不少对商船的描述。杜诗所叙商船，突出之点则是多而且大。“卓立群峰外，蟠根积水边。他皆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秋万估船。”[1]离城仅十多里的白盐山下，河边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或许有点夸张，而商船多则是肯定无疑的。
在夔州的商船不仅数量多，而且载重量大。“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2]“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百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众功。”[3]“万斛之舟”即万石之舟，作为商船，在唐代是十分巨大的了。当时“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4]对众多大商船所载运的货物，夔州诗则仅提到盐麻，是因为盐麻是吴蜀的特产，产量大，质量好，最具代表性。以个别代一般，是诗人的常用手法。然而实际上商船装载的商品则是无所不有的。唐人李贻孙(曾官夔州刺史)《夔州都督府记》述云安(今云阳县)市场商品云：“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5]又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58记大昌县引《图经》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6]这些吴蜀“奇货”，就是由各地商船经夔州而运往所属诸县的。以上表明唐代夔州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前贤注杜诗，一再强调指出：“吴盐蜀麻中集夔江，又见其为一大都会。”11 “绕山而上，千家成邑，积水之中，万估船来，又蜀中一都会也”。12 “商贾贩货而竞趋，舟人忘险而争利，市舶辐辏，真西南一大都会也。”13
夔州作为一个大都会，商业荣繁是当然的，其突出表现就是经商的人多。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14这是指本地商人，他们经营水上运输。李白诗亦云：“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15另夔州诗云：“吴樯楚舵牵百丈，暧向成都寒未还。”16 “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17这“吴樯楚舵”的船主和货主以及“估客胡商”均为外地商人，他们荟萃夔州，和本地商人一起促进了夔州商业的繁荣。
夔州当三峡门户，是人流、物流借水道出入巴蜀必经之区。杜甫寓居夔州，在这里接待了不少亲朋好友，这些人多是朝廷官员，亦有身居高位者。夔州诗有不少关于官员乘船经夔州进出巴蜀的记述。汉中王、蓬州长史李瑀回朝，杜甫有诗云：“国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来蜀道，归盖取荆门。峡险通舟过，水长注海奔。”[7]大历元年(766)二月，杜鸿渐以中书侍郎出镇剑南，辟殿中监杨炎为判官，杨炎乘船经夔州去成都，杜甫赠诗关心他旅途艰难：“泛舟巨石横，登陆草露滋。”[8]大历二年六月，杜鸿渐回朝，辟李秘书(名不详)入幕，李亦取道夔州回京师，杜甫有诗：“青簾白舫益州来，巫峡秋清天地回。石出倒听枫叶下，摇橹背指菊花开。”[9]另族弟使蜀，杜甫亦有诗云：“喜弟文章进，添余别兴牵。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未息豺狼斗，空催犬马年。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10]这一类夔州诗还有多首，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安史乱后，不少官员因公务去来长安、成都，不避迂曲，多走水路，表明尽管三峡水势险恶，而长江作为巴蜀对外通道则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有政治上的原因，西川时有战乱，川陕陆路不甚安全，而更关键的则是险恶的三峡水势逐渐为人控制。杜甫夔州诗云：“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治今湖北秭归。本属夔州，武德二年析置。此以归州借指夔州)长年行最能。”[11]又宋人王谠《唐语林》卷8载：“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闽越之恶溪、南康赣石，皆绝险之处，自有本地土人为工。”为控制绝险三峡，夔州“土人”经过千百年的无畏探索，终于有了成效，使长江水道畅通，这对夔州商业的繁荣自然是有力的促进。
从杜甫夔州诗可以清楚看到，唐代夔州农业整体水平滞后，手工业稍有可称者，然一枝独秀的则是商业，这也正好反映唐代整个重庆地区经济开发的实况。前贤称杜诗为史诗，多指他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其实尚不止此，将杜诗直接作为史料，用以证史补史，其内容也是丰富而多彩的，很有深入发掘的必要。
[1] 《全唐诗》卷229《白盐山》
[2] 《全唐诗》卷229《夔州歌十绝句》
[3] 《全唐诗》卷221《三韵三篇》
[4]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 此《图经》当系唐人源乾曜所撰，见《全唐文》卷544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
11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之19《柴门》注
1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之15《白盐山》注
1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之15《夔州歌十绝句》注
14《全唐诗》卷221《最能行》
15《全唐诗》卷173《忆巴东故人》
16《全唐诗》卷222《秋风二首》
17《全唐诗》卷229《滟滪》
[7] 《全唐诗》卷229《奉汉中王手札》
[8] 《全唐诗》卷221《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
[9] 《全唐诗》卷231《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
[10] 《全唐诗》卷231《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11] 《全唐诗》卷221《最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