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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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规定,各地方州县每年必须向皇室贡献土特产品。浙江、岭南、福建、四川等地则以茶贡为主。初时规定进贡时间一般在冬天,因茶一般都是产于春季,春茶鲜美,后来即改为春季作为贡茶时间。唐代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贡茶是始于肃宗和代宗朝。到德宗兴元元年(784)春,湖州刺史袁高作《茶山》时,早已改为春季贡茶了。实际上因各地产茶季节与时间不一,一般即以各地每年产第一批新茶之后,为进献新贡时间。

  唐肃宗年间(756-762),常州义兴阳羡茶(即江苏宜兴茶)被列为贡茶珍品。仅此一地每年贡茶即达二万担以上。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每年春分刚过,茶芽如雀舌初展之际,便招来民间妙龄少女,在清晨进茶园,用舌尖衔摘饱含滴滴玉露的嫩芽。采后随即制作。在贡茶制成后,立即将明前茶派专人策马日夜兼程送往长安,赶赴朝廷的“清明宴”。

  阳羡茶,早在汉代即闻名于世了。在唐代被列为贡茶之后,更享有盛誉。茶圣陆羽品尝阳羡茶赞之为“芳香冠世产”。并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

  唐代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贡品茶时,地方官员还要选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撰写的《元和县郡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今称之为“蒙顶黄芽”的情景: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蜂、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此种礼仪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

  唐代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描绘采制贡茶的情景,如白居易、杜牧、李郢、卢仝、袁高等,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对当时采制贡茶的情景及给贡茶产地茶农造成的沉重负担,从不同侧面作了生动描绘和深刻的揭露。因为一些诗人当时就是奉诏修茶的地方长官,他们的作品是由衷而发,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白居易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在苏州刺史任内所作《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因寄此诗》有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堂各斗新。……”此诗从侧面描绘了在太湖之滨西岸的顾渚山与唐贡山采制春季贡茶的情景。据载,顾渚紫笋从唐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763-764)列入贡品,与唐贡山成为地界毗连的两大贡茶区。分属于湖州与常州。在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众,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要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要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以至在太湖之东因病中的苏州刺史白居易似乎都闻到了这茶山欢宴上的悠扬的乐曲之声。以己身不适未能应邀赴会而引为憾事呢。

  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曾作《茶山》诗,有句云:“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这四句诗说明不仅同样带着大批人众,歌伎乐工,而且携带夫人公子、小姐登山游乐。但谁又知在歌舞欢宴的背后,茶民们为采制贡茶要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呢?

  唐代诗人卢仝在其著名的《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他的好友孟简在常州刺史任内奉命修茶,一次就派兵士给他送来三百片珍贵的阳羡贡茶,卢仝在诗中生动地写了品饮“七碗”之后,以辛辣的笔触写道:“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这些诗句,正切中唐代贡茶的时弊,表现了诗人对身悬“巅崖受辛苦”的广大茶工的深切同情,对唐皇室和高高在上只知贡茶鲜美而不了解民间疾苦的达官显贵,作了辛辣的讽喻。

  时任湖州刺史幕府给事的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写道:“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天,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噉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这首《茶山贡焙歌》(全诗及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二十《唐李郢二首》注)较详尽地记述了他陪同湖州刺史进茶山督办贡茶时的所见所闻。诗人对采制贡茶付出辛勤劳动和血汗的广大茶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诗人希望身居九重的天子和锦衣玉食的皇亲国戚们,在品饮珍贵的贡茶时能体量茶民的艰辛与贫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诗人还以浓重的笔触写了一位十分同情黎民疾苦的清廉的湖州刺史。无论是美酒歌舞,金丝玉馔,或是浓郁芳香的珍贵香茗,都不能激起他的情绪,一进贡焙,便完全浸沉在体恤民情的忧思之中。

  在唐代的诗人中,敢于义正词严地批评唐皇室贡茶制度的,莫过于湖州刺史袁高了。他在奉命进顾渚茶山修茶之后,写了一首著名的《茶山》诗(全诗与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七《唐袁高一首》注),针对唐代大兴贡茶制度的弊端,慷慨陈词,直言上谏;并对那些借修贡茶意在邀功求赏的奸佞之辈,作了有力的鞭笞。如诗云:“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选纳无昼夜,捣声晨继昏。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伸?”

  袁高,是唐朝立国后一百六十多年间,历任湖州刺史中第一位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贡茶的地方长官。而在那“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视贡茶制度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时代,则更表明了袁刺史敢写《茶山》诗气度非凡,难能可贵。并在贡茶修讫之时,刻石立碑于顾渚茶山。时为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春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