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反腐败的三大难关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论资排辈就是干部制度上压制人才的一大弊端，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官场职务的含金量也越发加重，一种更丑恶更可怕的官场病已经代替了论资排辈。不要说跑官要官，连买官卖官也不鲜见。
实职是金，虚职是铜。铜的体积再大，也不如金的价值高。这就是腐败越反越多的根本原因。
官员乌纱帽的含金量的问题是腐败严重的根源。凡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官员乌纱帽的含金量都很高。这种含金量不是指他们的正常收入，而是指职务的权力。权力过大，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不产生腐败 才是怪事。过去腐败还只集中在经济部门，但现在，只要是有权的部门，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地搞腐败。
只要是人所组成的社会，不管多么完善的体制，都永远无法彻底根除腐败，只能减少到最低程度。人是社会动物，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时，很难独善其身。
有人说，现在的官，不论是谁，只要被人盯上，非毁不可。这话让人感到冒汗，觉得非常可怕。据说，一位书记为官为人犯了官场大忌：不团结，视下级为政敌；结果被这位政敌盯上而下马。这让人想到的不是反腐败，而是官场的险恶，透露的是官场恩怨。以官场恩怨来暴露反腐败，何等的可怕。这实际上是权力之争，与反腐败没有关系。
腐败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专制社会如果没有腐败反而让人觉得奇怪。专制社会的反腐败是边反边腐败，是腐败分子反腐败，是官越大越容易腐败，是权力不受约束、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成功。专制社会的各种反腐败措施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消除腐败只能寄希望于“主权在民”的民主与法治社会。
现在反腐败反到谁的头上，多数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即使有再大的问题也没有人去查，照样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出现；一旦这个人败了运，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一切人都会落井下石。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只有当反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成本时，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有效率的推进。反腐败的成本越是低，就越证明反腐败的机制和环境得到了改善。反之，反腐败的成本越高，反腐败就越艰难。制度性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用制度反腐败是最有效的办法。没有有效制度的监督，只能使腐败官员的“三太现象”（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越来越突出。——摘自天涯杂谈
当官当上一把手 绝对权力大如天
当官不在大小，要当就当一把手，这是许多人根据当前中国的干部使用体制总结出的经验，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差。他们经常把“宁当鸡头，不为凤尾”作为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一把手”的位置这么青睐呢？ 因为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单位大小，只要当上一把手，就等于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力，就等于拥有了自己梦想得到的一切。我们经常看到周围的许多行政事业单位，在“一把手”的管辖范围内，可以说其绝对权力已经大如天。主要表现在：
1、当上一把手后，许多人都将党政财经大权集于一身，恣意玩弄。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当上一把手后，就可以办事不按程序，随心所欲，单位决策“一言堂”，经费开支“一支笔”，一个人说了算，权力不受约束，没有人敢监督。比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一是不是亲友不重用，许多人借机大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勾当，特别是县级以上的“一把手”们，凡是其亲属、亲戚、朋友及其朋友的亲属，都安排在重要的显赫位置上；二是不送红包不提拔，不愿送钱和没有钱送的人不管能力有多强，不要梦想在仕途上有任何进展；三是这种官官相护提拔用人的模式形成了传递性，即这些“一把手”在任上提拔重用的人，在“一把手”卸任或者工作调动后，不少人都会提拔重用原“一把手”的下一代及其亲属，以报当初自己受到的提拔之恩，官已经几乎被他们垄断，这就在中国建国五十年后形成了官场的新世袭制度；又如在经济安排使用问题上，连一个小小的科局级单位，安排在单位掌管经济财务的人基本都是“一把手”的亲戚或者亲信，单位一年的经费，开支到哪些地方，一般没人知道，单位正常开支报销时关系好的闭着眼睛签字，没有关系的该报销的也会被种种理由久拖不签，许多人对此种种伎俩哭笑不得。
“一把手”有这么大的权力，什么民主集中制，党委集体领导，统统都成了摆设，规章制度也形同虚设，他的话就是圣旨，必须照办。在自己的班子里容不得有任何一点“杂音”，凡事都由“一把手”决定。部门副职分管参与少，有职无权，副职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和“一把手”相抵触，就会被“一把手”清洗出门，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工作无法产生积极性、主动性，更谈不上创造性。在这些单位，可以说“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2、当上一把手后，再一个较普遍的作法就是开始编织当今社会时兴的“关系网”。许多一把手们非常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作用，因而经常慷慨地利用自己手中掌管的“经济权力资源”去打通上边的各种“关系”，因而后台硬，消息灵通。一般情况下，上头一有什么精神他就会马上紧跟，往往要比其他人抢先一步，显示其工作积极性比别人高，能力比别人强；一旦有什么“风声”预兆，独断作风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所干坏事的漏洞在何处，所以往往会在东窗事发之前采取“补救措施”。正因为这类“一把手”有这样许多的“能耐”，一般人若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和比他有更硬的后台，是不敢也不会去监督他们的。谁不怕惹上他们，就会因此引来一系列遭到打击报复和穿小脚鞋的灾难。
3、当上一把手后，权力就不会受到限制，别人都必须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好些“一把手”往往将一些“要害部门”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如纪律监察、组织人事、财务经营等部门的领导人都一概由他来统管、任命和提拔使用，其他人一概不能插足，听话的可以得到升迁重用，不听的随便找个“工作需要”之类的理由将其赶出这些部门，而且这类“调动”极为频繁，经常是“杀鸡给猴看”。经过这种“清洗”式的“选拔”调动，这些“要害部门”就很快变成“清一色”的绝对地与“一把手”“保持一致”的部门，许多人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了“一把手”。所以，当“一把手”的权力强大到这样的程度时，包括监督部门在内的人就不会、也不敢去监督了。
4、当上一把手后，脑子就都变得精明多了，玩起了两面三刀的把戏。许多“一把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作秀，喜欢当“两面人”，往往是台上是“孔繁森”，台下则是“王宝森”；台上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台下利欲熏心、投机钻营；他们还深懂舆论的力量，深懂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发迹创造条件，因而经常会用不义之财去收买一些“笔杆子”，会不昔工本地去收买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及电视台的贪财之徒为自己“吹喇叭”、“抬轿子”，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将自己打扮成“新时代的开拓者”、“勇于向前的改革能人”等等，俨然一副“新生事物”的代表，造成一种“谁如果怀疑他，就等于怀疑改革”的错觉。就这样，在这类人的头上，官帽越戴越多，光环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一世。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他，也就更难了。
目前在中国的许多单位，单位不在大小，当官当上一把手后绝对权力就无法控制，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贵州在反思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大案时总结的那样，卢万里案件的教训在于：“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说得很真切，也很现实。
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把手”的绝对权力监督如此乏力，导致到处贪污腐败成风，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在1995—1999年短短的4年多的时间里，就贪污受贿1340多万元；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及其腐败团伙在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卢万里个人被依法扣押、冻结的现金，存单、房屋等款、物折合人民币5540多万元，其中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2577万余元，尚有2643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其他各地正在不断发生的各类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贪污腐败之风，许多已经闹得民怨沸腾，广大干部群众是敢怒不敢言。
国家对这么严重的现象如再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节制，在不久的将来，很难说不会不闹出大的乱子来，如果等到到那时才下决心治理，可能为时已晚！！！
中国一再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原因在于现行的多种体制设置不科学，不可行而强制执行造成的，如果不抓紧对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进行改革，早晚必定要出大问题。但如何改，是摆在国家有关方面面前的难题。可不可以学习参照香港的模式（不是照套），独立组建由中央直接统管的具有独立处分权的“行政督查”机关。制定国家《行政督查法》，“行政督查”只对中央总书记负责，不受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任何牵制。地方的所有组织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都必须接受“行政督查”的监督。“行政督查”机构建到县一级，其职责：一是督查现有监督机关、司法机关的作为；二是接受各种行政贪污、腐败、贿赂等大要案件的举报，提交并监督有关部门公正处理；三是独立处理地方党委、政府、监督机关、司法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独立行使侦察处理权，不需要地方任何机关批准，只报上级“行政督查”机关备案。
对于选择加入“行政督查”人员的素质要有较高的要求，不能采用招考式的办法选择，因为招考式的办法不能保证被选人的素质。可以在现有机关单位和社会上口碑好的人员中挑选后实行异地任职，并且对于“行政督查”机关的人员要制定严格的纪律制度约束，定期换岗。“行政督查”人员的工作称不称职，要按年度进行民意考核，考核不能在“行政督查”机构内部进行，内部考核有包庇之嫌，必须把考核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在各大网站设立国家“行政督查”考核专栏，由网民群众公开提意见和投票考核，一年进行一次。“行政督查”人员在一年的工作中认真履行职责，通过人民群众网络民意考核关的，才可以在下年轮岗继任，对在一年工作中不称职的人员可以就地免职回原籍，对在工作中不严格认真履行职责，包庇放纵被查对象的必须严格追究和处分，随时都必须保证队伍的纯洁性。
这样，我们的“行政督查”人员在工作中要想作弊，玩点小花招，周围都会有千万双眼睛盯着，想不好好工作都难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乃是中国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