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宏观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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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公社历史脉络研究:一种“元知识”的构建历程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宏观上指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性质和后果,——以党的政治决议来定位历史,这本身业已体现出宏观史取向的重要特征。在此前后,围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尤其是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的讨论,党史学界开始初步清理人民公社的历史进程及某些重要问题。⑥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人民公社体制彻底瓦解前,经济学界对人民公社问题投注了极大热情,除了对残存的人民公社进行实证性调查和体制性分析外,从经济史角度梳理人民公社史成为最大的收获,其间柳随年、吴群敢《“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系列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人民公社史的基本分期框架,为此后党史学界的跟进提供了参考。大约从1986年起,人民公社史开始为学术界所重视,逐步发育为研究热点。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积累,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民公社史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里,党的大批文献得以公布,薄一波、李锐等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相继出版,以及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渐次引介,为人民公社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储备。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成为党史学界研究人民公社史最初的作品。而此一时期具有特色的研究是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单就其叙述手法来看,此书具有浓厚的纪实文学色彩,但作者持守“无一字无来历”的治学态度、严谨而规范的学术注释以及书中诸多精彩的分析和评论,使得此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书以蒙太奇剪辑的手法揭示出在高度整合的人民公社时期历史的那种复杂性,它告诉我们人民公社这种集体所有制的最终解体,是中国农民、地方自主发展的冲动、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政治浪漫主义的领袖反复博弈,历经曲折而不得不如此的选择。该书浸染着对农民浓厚的理解与悲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客观和冷静,但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现实感染力。当然,本书着重关注党和政府及重要领导人的活动与思想,眼光是“向上”的。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曾说:“底层历史只是从普通人成为作出这种决定和构成事件的经常性因素开始,才与那种按传统来撰写的历史——关于重大政治决定和事件的历史,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发生了联系。”⑦换言之,在以政治决策和政治事件为主的宏观史学中,也会关注普通民众,但他们显然不是历史“主角”。
进入21世纪,人民公社史的宏观研究步入第二个“黄金时期”。宋海庆《人民公社兴亡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已经显现出与上世纪80年代著作不同的特征,亦即丰富的材料、清晰的线索和深刻的评论。当然,前二者的叙事风格主要是铺叙式的,文学色彩较浓厚,安贞元的著作则侧重于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最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宏观史地图绘制工作的是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它将叙述视野集中于人民公社史本身的发展与嬗变进程,在资料搜集上已有多元化的努力和趋势,注重地方性史料对构建全国史框架的意义和作用,写作风格也显露出党史学界在治学态度和理念上某种“静悄悄”的变化,亦即着重于清理历史内容,更多的阐释则透过史料本身以及读者自身的研判来完成,“‘如果说有的历史学家从资料中看不出有结论性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寻找’,而不是里面没有。”⑧作者本人较少做明确的价值判断,显示出一种客观研究的治学精神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