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民公社宏观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6 21:44:44
与农村人民公社史研究相比，城市人民公社史的专门研究则显得有些滞后，但在以农村人民公社史为中心的宏观研究中多少会涉及到城市人民公社，从而为其奠定了历史背景，积累了研究经验，因而城市人民公社史的研究起步伊始就显示出较高的水平和学识。王均伟《对城市人民公社历史的初步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已经成功而清晰地勾勒出城市人民公社政策演变的基本阶段，对城市人民公社五个特征的概述尤具特色。同一时期，李端祥也开始了该问题的系统研究，并于2006年出版专著《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先后查阅了大部分省、直辖市以及若干市城区的档案材料，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性史料的比重，这可能与城市人民公社存在时间较短以及历史地位远不如农村人民公社显赫，因而留存下来的史料更加短缺有关。正因如此，该书在“叙事”的层级上与《农村人民公社史》相比，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远没有《农村人民公社史》在历史内容上的细致与繁富。这为此后的深度发掘留下了空间。⑨本书还力图厘清以往将“人民公社”等同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认识误区，并且界定了“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城市人民公社时期”三个互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这个努力证明，要改变那些约定俗成的、在某些人看来“不可移易”的认识或理念，惟有经过扎实、具体的问题研究。
《农村人民公社史》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均关注人民公社政策史的演变，成为人民公社宏观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从农村人民公社史到城市人民公社史研究的拓展，以及在此框架下展开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含公共食堂）、所有制关系变迁、核算体制变迁（主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体制）以及公社体制下的政治运动等亚专题研究，已经梳理出人民公社的基本历史脉络，初步清理出人民公社体制结构中诸多因素的递嬗及其互动关系，塑造了人民公社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此学术进程中，党史学界将人民公社置于一种“长时段”⑩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而非就人民公社史而人民公社史。这是人民公社历史脉络研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它打通了自合作化运动以来——甚或更早的历史——到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再到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段的整体性历史，人民公社史可视为其间的过渡性媒介。林蕴晖将大量篇幅设置在互助合作运动，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调整史只占到全书二十三章中的三章篇幅，这与作者对该书的定位有关，“在这里也只是从何以我国在50年代后期会走上‘一大二公’道路的角度，对其缘由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11}这种宽视野的扫描加强了人民公社与“左”的思想之间内在延承性的历史考察。《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原名即为《1949—1978年中国农村变动的历史分析》。作者认为：“用‘农村变动’来描述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的种种变化，本身就隐含着要对这一时期的种种变化进行一种远距离的、客观的观察这样一种想法”，“事实上，1955年5月之后的有些不那么正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完全不正确，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些‘不正确’作为一个潜在因素，从解放以后互助合作化开始之日，就已蕴藏其中了。后来这些不正确的因素逐渐发展，造成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12}其实，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大部分学者将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互助组到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统称为“集体化时代”{13}，这可能是一个较为科学而周全的定位。这样就可以避免视人民公社为总路线、“大跃进”的偶然产物的思想，纠正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那种全面肯定土改、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简单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倾向。当然，这也与宏观史研究的本性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旦历史学家希图对历史作出一种宏观的考察，他们就会偏重于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演变的前景及其与之相关的过去、现实和与未来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史》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均关注人民公社政策史的演变，成为人民公社宏观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从农村人民公社史到城市人民公社史研究的拓展，以及在此框架下展开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含公共食堂）、所有制关系变迁、核算体制变迁（主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体制）以及公社体制下的政治运动等亚专题研究，已经梳理出人民公社的基本历史脉络，初步清理出人民公社体制结构中诸多因素的递嬗及其互动关系，塑造了人民公社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此学术进程中，党史学界将人民公社置于一种“长时段”⑩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而非就人民公社史而人民公社史。这是人民公社历史脉络研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它打通了自合作化运动以来——甚或更早的历史——到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再到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段的整体性历史，人民公社史可视为其间的过渡性媒介。林蕴晖将大量篇幅设置在互助合作运动，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调整史只占到全书二十三章中的三章篇幅，这与作者对该书的定位有关，“在这里也只是从何以我国在50年代后期会走上‘一大二公’道路的角度，对其缘由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11}这种宽视野的扫描加强了人民公社与“左”的思想之间内在延承性的历史考察。《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原名即为《1949—1978年中国农村变动的历史分析》。作者认为：“用‘农村变动’来描述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的种种变化，本身就隐含着要对这一时期的种种变化进行一种远距离的、客观的观察这样一种想法”，“事实上，1955年5月之后的有些不那么正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完全不正确，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些‘不正确’作为一个潜在因素，从解放以后互助合作化开始之日，就已蕴藏其中了。后来这些不正确的因素逐渐发展，造成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12}其实，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大部分学者将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互助组到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统称为“集体化时代”{13}，这可能是一个较为科学而周全的定位。这样就可以避免视人民公社为总路线、“大跃进”的偶然产物的思想，纠正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那种全面肯定土改、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简单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倾向。当然，这也与宏观史研究的本性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旦历史学家希图对历史作出一种宏观的考察，他们就会偏重于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演变的前景及其与之相关的过去、现实和与未来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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