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中国社科院专家认为，加快社会建设才能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困境
2009年12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报告中指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协调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根源，中国现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加强社会建设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建设。
陆学艺提出，现代化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发展任务、发展模式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发展初期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劳动产品少，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这一阶段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在这一发展阶段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在进入发展中期阶段，生产力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温饱问题和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初步解决和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如果不调整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来满足人们的阶段性需求，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并存
陆学艺认为，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突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年均9.8%增长率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9年6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1316亿多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1/4强。这是30多年前还处于短缺经济状况下的中国人想都没有想到的，也大大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设计者们的蓝图。中国发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尖锐而突出。在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预想的同时，社会问题和矛盾之多也出乎意料。1978年改革开放发轫之时，社会普遍的认识是：当时中国面临诸多矛盾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与经济发展落后，搞好了经济建设，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如今，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少了，反而多了。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劳资关系等社会利益群体矛盾日益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的问题凸显；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特别是群体性事件，1993年~2005年，群体性事件增加了近10倍。2008年以来，以贵州瓮安事件、吉林通化事件等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呈现蔓延趋势，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
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预想，社会矛盾问题之多出乎意料，这“两个想不到”是在中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即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开始集中显化出来的，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陆学艺指出，国外社会建设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秩序紊乱等社会危机。但美国在这个阶段及时进行了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较好地化解了社会危机，使社会发展适应了工业化进程。“拉美发展道路”同样显示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形成被人们认为是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而其根源则是拉美国家对社会建设认识不足，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够，没有形成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不论是美国成功的经验，还是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都呈现了社会建设在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从社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注重社会建设的实践，这标志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迈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社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能够促进经济建设，社会结构合理更是攸关社会和谐。为此，他提出了社会结构调整的五条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格局，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水平。在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应该下决心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格局，从以往较多地倾斜于经济建设相关领域转向倾斜于社会建设相关领域，增加对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投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困境。
第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往重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时代要求。但现在则需要更加重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的自我发展和成长。当前的重点是要加快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这是解决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第三，不断加大利益整合机制建设，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在政策体制变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随之而出现。从总体上看，当前的利益整合机制调整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种种利益关系状况走向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多发。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定型化、系统化甚至固定化的趋势也已开始出现。这些都使得加大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建设、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第四，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被忽视和边缘化在所难免。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就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真正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等事务更多地交给市场。
第五，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组织。首先，要尽快改革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双重管理制度、分级管理制度，逐步摒弃非竞争性原则，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注册困境”。其次，要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地实行政社分开，同时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融资困境”。通过政社分开的改革，从体制上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行政化“脐带”关系，使大多数行政化社会组织尽快实现社会化转型，大规模减少国家导向的社会组织数量，增加社会导向的社会组织数量。
（作者：谷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