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规划与环境风水学的应用技术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古代的风水勘舆
学(以下简称风水学)是从商周时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7世纪)的占卜发展起来的。
所谓占卜，即是通过火灼龟甲观其裂纹，或是任意抽取一组笠草的数列，查对相应的卜辞，以推测事物发展前途的凶吉。它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预测学，盛行于商周的帝王和上层社会中。著名的典籍——《周易》，即是周代一部卜笙辞书。
说风水学渊源于古代占卜，其理由，一是商周的占卜巳有相土勘察自然地理环境的内容，例如《史记》、《尚书》记载周代建洛邑，进行了占卜，二是至少到了西汉，占卜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称之“术数”，术数之中包括了风水分支学科，《史记·日者列传》说，汉武帝时，已有术数“堪舆家”;三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是建立在周易八卦基础之上的。风水学的理论核心是如何使人的居住地数”，以求避免厄运，保佑家庭人财两旺，
子孙长久荣富。风水学家认定的“气数”，不外乎是山、水、土地、林木、气候等自然
物质。
东晋郭璞在《葬经》中阐述的风水学定理，就是将土、水与风联系在一起，说:“葬者(人土)，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
故谓之风水”。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风水学以其浓郁的文化内涵，受到历史的沉积而渗入到城市规划之中。要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内在素质，风水学无疑是一把重
要的钥匙。
以下是从一些古籍和史料中整理出来的有关古代风水学的几个发展阶段的情况:
1.商代风水学处在朦胧状态。
当时的占卜完全信任苍天的“意志”。已发现的“条商代甲骨卜辞说:“王封建邑，帝若。”这条卜辞只是是与否的答案。《尚书·商书》记载:商代都城迁移过很多次，每次迁都，臣民们都有怨言。《尚书·汤誓》说:“汤即胜夏，欲迁其社，不可。《盘庚上》说: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骨怨，作盘庚三篇”。其中记载:“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感出，矢言。日:我王来，即爱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胃匡以生，卜稽，日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意即说，我们的君王迁来这里，是为了我们臣民不受伤害，如果我们不能互助，只有稽考占卜，将会怎样呢?先王尊重天命，尚且不能长久安宁，不能常居住在一个地方，迁了五次，如果现在不承天命，就不知老天断定的命运。从以上这些情况，可看出商代的卜问，尚不知自觉运用相上风水观念，建都活动处于听天由命自发状态。
2.西周原始风水学萌芽。
《尚书·吕浩》说:“在王为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光相宅。”相宅即是原始风水学。流传下来的记录周初500多年的民间文学作品《诗经》也有不少类似相土记载。如《绵》诗，记述周人自太王迁岐，文王创业建国历史:
“周原脱脱，茧茶如怡。爱始爱谋，爱契爱龟，日上日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说经过策划，又占卜问卦，该地适宜居住，于是决策建都，分出了东西、左右，将都城建设得很严整。
在《文王有声》篇中说:“筑城伊域，作丰伊匹。”〔意:筑城要挖河，丰城由大小两邑相配合。)“工公伊湘，维丰之垣”(意:文王建国是一件大事，丰城修建了城墙)。“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正龟之，武王成之，武王悉哉!”(意:文王进行占卜完都在镐，卜辞得到吉兆。武王将都城建筑完成，真是一代君主I)最后说:“丰水有芭，武王岂不仕，治厥孙谋，以燕翼子。”(意说:丰水之旁生长着美丽的芭草，武王的功业岂不在兴盛?他顺民心传后代，造
福子孙。)从匕面可以看出，周代文王武王兴建的丰镐两城，是成功的，就中得益于一种“维龟正之”的原始风水理论。
《诗经》_上的这些描写，是出于百姓的思想感情，应当说是很真实的。
《尚书·吕浩》也记载这件事:“维二月既望，越六口乙未，工朝步自周，则至于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脑，越三}]戊甲。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另一篇《太传》也说:“其已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处。”这些说，占卜与经营规度已结合起来，渗入城市规划。
3.东周‘春秋风水学呈多样化发展。
当时的东周是一个战争频繁、谋士众多、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理论很活跃。在构城方法方面也有不少主张。风水学随着筑城理论的完善而呈多样化发展。
一种是以伍子胃、范播为代表的“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理论。如伍子胃在完成昊王构筑阴间城(今苏州)的任务时，建陆门八座，象天之八风，水门八座以法地之八卦。范旅在规划国都时，其筑城法是“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城墙城门皆象夭门与地
户。
另一种是以管子为代表的利用自然条件，依山傍水思想。管子以地理环境和经济实用为出发点，提出选择都城，应当“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山。高勿近早，用水足，...。”指出要处理好山、水与城的关系，成为以后风水学理论的重要核心。
春秋时代各国建的都城，如齐临淄、吴阴间、淹淹城、赵邯郸，大多结合自然，因地构筑，呈不规则布局，这种情况，可能与受当时萌芽状态的风水学影响有很大关系。
4.秦.汉风水学大量吸收天文观测和天体探索成果，同时，受天人感应哲理影
响，迷信成分大大增加。
秦代在宫殿的规划建设中，大量使用模拟天体法。《史记》载始皇童信阳宫，改名为极庙，象征天极，还把很多组宫殿，象征天空中的一些星座，将附近的山巅当作宫城
的城网
汉代，各种文艺作品和史籍，对天体日月星座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大里的墓葬出土的画象石，都有描述天体与动物的图案.另外还有陶制的楼阁，说明天体问题，即周代提倡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的风水观念，更加影响城市规划。
在汉代，哲学思想继承了周代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拓展为“五德经始”说，按“金、木、水、火、二匕”的顺序运转来表述历史的必然性。其运转，认为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每一德都有兴有衰，一个朝代的兴盛必得于“上天”赐予的一德。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符应，新的朝代及其统洽者，必须按照所占的德定出一套相应制度。这套制度还包括明堂、郊祭、封禅等庞大内容，美其名日为“附以天意”。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即独尊儒术)，是西汉哲学思想家董仲舒创造的，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赞赏，成为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至高统治思想。可能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汉之后，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风水学蓬勃地发展起来。汉代皇帝，相信在东海之中有仙人在仙岛上活动，能够采集仙药得以长生不死。在已发掘的北京、扬州、徐州等地汉墓中，都可以看到将坟墓筑成与活着的人的住宅一模一样，相信人死后也同样可以享受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这些也是促进风水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5.三国·晋·南北朝风水学渗进环境形胜观念，宗教意识进一步强化。
三国南北朝时代，社会动荡，黄道思想盛行，佛教影响开始增强。
在三国鼎立时，蜀相诸葛亮善于观察夭文、地理，民间传说他能将夭文与人辜祸福联系起来，可能是形成“形胜”理论的重要基础。他对金陵的地理形势归纳的两句话:“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是“帝王之宅，”证明他也是风水始祖之一。因之，后世的“形胜”，常常把龙、虎等动物形象比拟山川，成为风水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这个概括是很有道理的。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东晋时代的郭璞最具代表，他所著的《葬书》使他成为风水勘舆的一代宗师。《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总结墓葬择地学的风水总论，其思想也影响了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郭璞曾当过地方官多年，他在温州当地方官时，规划建设了温州城，利用温州的山水地形，将七座小山连成城墙，比拟为北斗，很有特色。温州斗城可能在历史上完全是以风水学理论建设起来的城市。
6.隋·唐·宋·元风水学开始向民间广泛发展。
在隋唐，因佛教和道教的相互对峙，风水学在城市中有所淡化。在民间则发展较广，星命学、签书学盛行。
在宋代，佛教又开始兴盛，盛行纤诲学，都在庙里进行。以后发展为测字，多用于测算人的命运。这时期风水学主要用于住宅的相地。宋代建庙宇很多，佛寺、道观中的风水规念很强，发展了一种环境风水观念。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讲究湖光山色，使风水李中的环境协调观念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加之文学渲染，对明清时代的城市
规划影响很大。
7.明·清风水学不断完善、深化、成熟，迷信成分大增。
明清两代是风水学又一个发展高潮。历史资料分析表明，这可能与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的创导及当时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发展有关系。
朱元璋是安徽人，出身于下层，当过和尚。朱元璋的一些开国功臣也是具有各种社会知识的中下层人士。其中的重要大臣刘伯温精通术数和堪舆。刘伯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术数理论体系一《黄金策》，将历史上的术数进行了大的归并，加以理论化，变为一种广泛的预测学。
贯穿在刘伯温的《黄金策》的主题思想，是古代的阴阳变化与五行相克理论，在民间有广泛影响。明代的阳宅理论，就是在刘伯温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能在南京的最初建城活动中影响最大。
南京城开始的规划建设，是朱元璋听取朱升、徐达、刘伯温等人的主张建筑的，气势宏大，山、水、城相连，蜿蜒曲折，与历史上中原地区的传统都城大相径庭。另外，明代在昌平建陵墓区，规划建设完全按风水理论，建设很成功，都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清代，康熙、乾隆等一代君主，并不相信风水。康熙亲自选址规划的避暑山庄，是反映他本人的地理环境观。乾隆柏改造万寿山一昆明湖时，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历史记载他还驳斥了一些勘舆家的说法。
但是，综观清史，皇室内相信风水的仍大有其人。清代设立专门勘舆官员，专门从事帝后陵墓的选址和规划。这些官员权力很大，可见风水学在清代仍很发达。
在民间，清代是风水勘舆学说最盛行的时代。“风水先生”在民间走乡串户，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着，我国古代风水学的发展，有其特宁的历史、地理、思想和
社会文化背景。
古代风水学的形成和发展，哲学思想曾给以主要的推动和帮助，这主要是受《周易》、《老子》、‘庄子》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风水学与术数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自然界及社会客观存在的不断运动、对立发展现象是有联系的。变化与运动，包括“周而复始”、“静则动、动则变、变则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等等，都是周易、老庄的主张。因而风水要解决预测人的命运，预测人居住环境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也必然会受这种哲理思想的启发。
到底居住(或者埋葬)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最好，这些问题连现代科学技术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些问题，如水、阳光、空气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已经部分解决。还有一些物质，如放射性土壤、岩体，未发现的能量分布….等，我们还不知道其本质，还没有根本解决，正如我们对人体的特异功能尚需探索一样。除了自然环境尚有未测的内容之外，还有人的社会命运也始终是变化着的，所谓祝你走好运，大概就是说明，人的发展前途是多种多样的，这可能就是现在文明社会中宗教仍存在的社会基础。因之，古代行学思想认为宇宙是阴阳对立、不断变化、五行相克相辅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经常会用来预测人的命运，预测城市规划与建筑，驱使人们去探索风水，这是风水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从狭义讲，风水学是城市规划和建筑的预测学、意象学和环境心理学，也包括极小部分的工程学(如水源涵养、地形选择、某些工程地质学);广义讲，风水学是城市、建筑、园林建筑的理学和美学，它要解决有关社会伦理道德、人的命运等广泛命题。
风水学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影响，大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使古代“象天法地”规划观念，融进了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气息。
我国古代城镇建了数量非常多的各种各样倡导文化倡盛的文峰塔、文笔峰、文昌阁、魁星楼，都是从风水观而来的，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受到历史重视。历史上一些名楼的规划建设，如昆明大观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规划布局精美绝伦，与历代提倡风水建筑有直接关系。
水在城市和建筑群中(如皇宫、孔庙、辟雍、寺院等)独特重要地位，也是风水影响所致。
从风水观念讲，水可聚气，“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各种风水塔，与水结下深缘。扬州市近郊的文峰塔位于大运河旁，而运河刚好在塔的附近转了三个湾，船在肮行时，若离若近，一会儿船头对准塔，一会又背离塔，做富文化内涵。
古代描写城市的诗句，大多也离不开水。如李白描写金陵(南京):“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I，分白露洲。”李商隐:“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独唱后庭花，”刘鸽描写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宋代尹廷高描写杭州:“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待夕阳红。”苏轼:“水光澈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可以说，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灵魂。
二、加强了城市整体规划观念。
古代不少城市，山、水、城关系处理得和谐协调，如杭州、济南、温州、南京、苏州、常熟、福州等都是杰出的代表。红楼梦里描写的大观园，建筑都随山水建设，也得益于风水理论，它的建造者山子野实是一名出色风水家。
历代的帝王陵墓，如两汉、唐、宋、明、清，帝陵气势宏阔，布局严谨，整体规划观念很强，是风水规划的代表作。
受历代提倡，在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风水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区域范围的环境理论—“形胜”，实质即是一种整体规划理论。无论大中城市，还是小镇，都极讲究区位中的风水环境。
我的家乡是江南常熟与昆山交界处一个水乡小镇，西面与北面临阳澄湖，湖中倒影常熟虞山，东南方向也有湖泊，可望见昆山的玉峰山，其区位和环境可谓重要。在小镇中间有一条繁忙的通往两个城市的航道。大约在明末清初，在河上建了三座美丽的石拱桥，在南拱桥旁边一个小岛上，建了一座魁星楼，在北拱桥的一侧高地上，建立一座佛寺，香火旺盛。有意义的是，三座桥上刻有不少楹联，称赞本镇地理的优越和环境的稚宜。虽说这个小镇并不是先有完整规划而建设的，但从建桥、建庙位置及桥上楹联来看，它的建设却是受到风水和形胜理论很大影响的。
三、足进熟练运用辩证规划方法，更好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受风水观念影响，古人常把山、丘、土(陆地、岛)、岗、林、峰，湖、诸、江，滨、湾、塘，风、雷、雨、雾、月、潮，声、色、光、影、味、气等，都作为相互依存又不断对立变化的建筑环境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如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并没有直接写寒山寺是什么样子，只说在夜晚及晨霜中听到了它的钟声，看到了江中的渔火。那末为什么人们会喜爱寒山寺呢?这里就是一个建筑的文化传统观念，对环境的一种以对立辩证的全新的欣赏观念为出发的。
杭州西湖中三潭印月的布局是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取名为三潭印月，其实不是潭，而是三座石灯柱上的圆孔，说是潭印月，是为夜晚的景色予以理性化。在月夜，水色形成一种变化的理念，这是风水学中辩证哲理，对立变化动态的观念在城市中的强烈反映。
济南大明湖，形成将近半个城市的水面，而在城的陆域部分，还有小湖名珍珠泉，大明湖里也还有岛，成为水中有岛，陆地有湖，这个湖与岛是一种虚实相对的手法，也是风水哲理。
福州的三山耸立，两塔对峙，苏州的八门八风，常熟的双湖夹山，十里青山半入城，杭州西湖的两峰两塔，颐和园的园中有园等，都是具有风水学理性追求和辩证观念的规划布局。
水表示生命的源泉，五行之始。秦始皇以五行相复，以水德而始，是一种理论学的引伸。
从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名扬天下的曲水流筋这组建筑来看，它把水、筋(酒)人、石(列坐处)、山、竹(山竹映带)、亭、情等组合成和谐的整体。其中的“曲”，即老子所谓的“曲则直”也，比喻人生不是坦途。把水故意弄得非常弯曲，其人工之美在于理性的追求显得更加深邃，它片不损害自然关。
关于自然的美，从来就有现实主义美、自然主义美、古典卞义美、现代主义美的不同欣赏标准。在绘画中，近代印象主义画家们发现了光影的内部组合关，成为划时代的发展，而倍受人们的喜爱。而中国古人发现了自然界中加工成的理性美、变化美、对立美，它既不是自然美，也不完全是人工美，而是宛似天然，但为人作，阴阳互立、不断变化的美，顺应天时地理融导人的感情，可以寄托感思的美，虽说是一种风水观念，却又是一种对自然界理性分析的美，这难道不是中国古文化的伟大之处吗?
四、导致迷信观念广泛传播，产生不少消极影响
在明清时代，消极影响比较明显。不仅帝王们相信，中下层阶级相信的也居多。
在清代，曾发生很多起皇室内部闹风水的事件。在雍正朝，皇帝下令拆毁了昆明湖南湖凤凰墩小岛上的建筑群，就是因为风水先生预言它影响了皇室只生公主不生太子的凶兆。
明代末年，南京城夫子庙地区有一位富商名叫甘熙，将自己偌大的住宅，大门建设为朝北开，据说是肥水不外流的风水观念决定的。如果不这样，会引起天灾人祸，这些就是纯粹的迷信之谈。
清代的风水官员神秘莫测、故弄玄虚是常见的事，皇帝陵的规划建设常出现水浸和水害，导致迁陵事故，说明风水学曾走人死胡同。
风水学历来都是有争议的，不仅是现代有争议。依我看，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观点。风水学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它应当被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和对待，正如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一样，其中有占代的重要文化内涵。就上而提到的风水学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几个影响来看，积极成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处理城市规划中一些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关系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重视这份遗产，研究它，剖析它，为今天现代化建设服务。叩便从宗教意识方面看，虽然风水学中迷信色彩浓重，但也应正确对待，去其糟泊，取其精华，与对待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道教一样。
另外，古代风水学还包含了历代思想家们对宇庙规律和天体构造的探索成果，这种探索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我们不防做一些横向比较，从天文科学来说，我国古代的天文与天体测量科学，一直是在世界前列，领先西欧1000年，从哲学理论看，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研究，是在中世纪。而我国的老子、庄子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详细阐述宇宙中对立辩证观念。这充分证明，在对天体和宇宙的物质和思维两个方面的研究，我国古代最发达。我国风水学倡导的要把自然界的对立变化运用于城市规划之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创造!
解释宇宙，提炼宇宙规律，并将其规律应用于物质环境的规划与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追求的崇高目标之一，也是自立于世界城市规划之林的根本所在。
风水学在现代还有其市场，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其宝贵的哲学思想，有着强大的魅力，另一方面包活一些合理工程技术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一部分人，他们不足以上述结论为出发点，而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天上的雷和雨是如何产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阳系。古代的风水学只能是古人当时的预测学，与今天我们的预测基础大大不同，不能同日而言。尽管我们今天可以仍用风水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环境和城市规划问题，但这应当与古代风水学已有本质的r:别，仍原原本本用一些古人的观念去搞风水，实质是一种现代迷信。
建筑风水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一、古代建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有：（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2）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4）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颇具启发意思的是，这些村落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迭压，如河南洪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可见，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究，这个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地遗留在后人的脑海中，并具体显现在许多现代城市、村镇的选址与建设中。从上古文化遗址情况中还可判断，人们聚居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如半坡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阴宅、阳宅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地选择环境。
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两公里的小屯村，是殷商王朝的首都。这里洹水自西北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流去。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其南岸河湾处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宫室的所在地；宫室的西、南、东南以及洹河以东的大片地段，则是平民及中小贵族的居住地、作坊和墓地等；其北岸的侯家村、武官村一带则为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阳宅撮要》）
再则，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所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其次，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的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周易》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环境特点决定的。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由于是“面南而居”，风水学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如《葬书》说：“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风水中推崇的四个方位神的名称。但风水中何时开始使用这四种动物作为方位神，一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河南淄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O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着一幅图案清晰的用蚌壳砌塑而成的“青龙”、“白虎”图形，分别位居埋葬者两侧。如果墓葬中的“青龙”、“白虎”图形也有着指方位的作用，那么后世风水著作中关于“青龙婉蜒，白虎蹲踞”的思想就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其实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有了较明确的方位神的观念。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此四个方位神的名字又代表四个天神的名字，构成南北东西四个天象。故《淮南子?天文训》曰：“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四方之神，后为道教所尊奉，以致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
青龙、白虎等四神作为方位神灵，各司某职护卫着城市、乡镇、民宅，凡符合以下要求者即可称之为“四神地”或“四灵地”。其条件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即玄武方向的山峰垂头下顾，朱雀方向的山脉要来朝歌舞，左之青龙的山势要起伏连绵，右之白虎的山形要卧俯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象毕备”，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堂非窄势。此言住基大局面，别有奇特分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向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正如佛隐《风水讲义》中所说：“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的发福发贵之地。”
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的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一些薪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
这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村镇，也就是古代建筑风学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古代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启示
在古代风水学中，经常把大地比作人体来考虑各种因素，对此风水中有一句话叫作“相地如相人”。如《玄女青囊海角经》曰“支龙形势，如人之状，然其身一动，则手足自应；将主一出，则群兵必随。”“本身之龙要长远，身体必要端正为上，手足必以相合为佳，长幼必以逊顺为贵，主宾必以迎接为奇。”在这种人、地类同思想的基础上，风水中常据人体的结构将龙脉之真穴分为三种穴，一在头部，二在脐眼，三在阴部，其具体位置是：“上聚之穴，如孩儿头，孩子初生囱门未满，微有窝者，即山顶穴也；中聚之穴，如人之脐，两手即龙虎也；下聚之穴，如人之阴囊，两足即龙虎也。”（清孟浩《雪心赋正解》）在清《六圃沈新先生地学》中即收有一幅以人体之“窍”为原型的风水穴位图，最能形象逼真地体现这种人、地同类的理念。
由于古代风水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与元气说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作为融贯整个风水学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太阳、月亮及28星宿及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它们同地球昼夜节令变化和灾情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天地的运动直接与人的生长相关。《履园丛话》说：“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与宇宙同构。天地分为阴阳，人体亦分阴阳。天地有五星五岳，人体亦有五官、五脏。天分成十天干，表示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人亦对应有十指。地分为十二地支，表示一年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人亦对应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十二皮部……人的整个经络系统随着时间的先后，年、月、日、时辰，周期性地气血流汪，盛衰开合，人应时辰月令，这一切都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凝聚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人体完全是与宇宙相合的，人体之气与宇宙之气以交流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与初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元气在宇宙天地间回荡，气在人体中聚合，人实际上被视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与大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生存中的任何活动要吻合于自然，要取得与天地自然的合谐相处。因此，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与环境中生活，人的建筑活动就要利于自然的合谐。风水说中用气来解释自然环境，在人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只要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也就是按照自然的秩序，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合谐，就会获得平安与快乐，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风水选址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人类寻找适当的居地。而藏着天地间生气之地域，即为人类生长繁衍的理想居地。概括地说，风水理论的一切具体措施也就是围绕如何寻生气之凝聚点，如何迎气、纳气、聚气，通过对宇宙天地之气的迎合、引导和顺应，使人体之气与之产生合谐，从而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保证人类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从这种意上看，风水可以说正是使宇宙之气与人体之气和合的艺术。
风水最重理想环境的选择，而风水的理想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水龙经》中说：“穴虽在山，祸福在水。”“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因为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山以水为血脉，本身就是有机的。《黄帝宅经》的观点更为明确：“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这里明显地把宅舍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这是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亦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王充《论衡?书虚》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血脉流动，泛扬动静。”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就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地气场，即对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有利的外环境。这个环境要山青水绣，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相匹，相得益彰。所以，几乎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幺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心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旷神怕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乎人们会孜孜以求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
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先生指出：“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吴先生独具慧眼，认识到了风水说在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山水构图中的重要作用；也启示我们，风水说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山水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