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穿观念的硬壳

刺穿观念的硬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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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

家天下

独尊儒术

新儒家

今不如昔

文化

    这几天抽空看了点“新儒家”的东西。“新儒家”近年来颇为令人关注，但是，没成太大的气候，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所谓“新儒家”也有很多既定的现代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具有现代人的价值判断，“新儒家”为了急于澄清自己的传统是多么了不起，并且依旧适应现代，便用现代的固定观念去套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从而得出生硬的结论。因此，即便想发扬传统，也难以让现代人接受。还是举例说明一下，方便大家的理解。
    按照现代人的观念，“家天下”肯定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政治形式。秦始皇时代大一统的严刑峻法也很难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一些新儒家便说，尧舜禹之后，中国出现了“家天下”，是一个很坏的结果；秦始皇之后大一统社会，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大一统的工具，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造成对思想的统一或禁锢。“新儒家”认为，这两者都是儒家思想历史上的挫折、倒退等等。因此，“新儒家”一说要发扬传统，便总是要回到先秦，回到尧舜时代。似乎只有那个时代是儒家思想最纯粹的体现，例如禅让之类；或者在最原始的古籍中寻找点滴观念，与当今社会的通行观念搞拉郎配，从而证明最为古色古香的儒家思想与现代观念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更高明些。这种做法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只肯定远古的尧舜时代，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被否定，似乎中国在尧舜之后的几千年里，都走了弯路，否则，只要坚持尧舜时代的理念，中国早就像西方后来那样“民主”了，海清河晏了，幸福安康了。
    我很反对这种观念。这种观念简单说就是“今不如昔”。广义来说，主张发扬传统价值的，都有“今不如昔”的色彩，孔子也不例外，但需要加以认真分辨。从常理上说，“新儒家”的“今不如昔”很荒唐，它就好比说：几千年前中国人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是，几千年前就没被中国认识到，或者说在几千年间被后来的中国人用坏了，例如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所以造成现代中国的落后。因此，现代中国只要完全恢复几千年前的老东西，就能实现大同社会，无敌于天下。这种荒唐在于：难道几千年间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比今天的“新儒家”笨？都看不懂尧舜时代的真精神？“新儒家”的这种观念与宗教较为相似。西方宗教说，人类最早在幸福的伊甸园里，后来变坏了，堕落了，所以还是要回到上帝的怀抱。古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也是这个意思。其他一些宗教也有此类现象。这一“今不如昔”观念的存在价值只在于宗教性，而没有现实性。比方说，如果上帝真的那么万能，为何没能阻止人类变坏？对于新儒家也一样，如果尧舜时代真的完美无缺，为何没能防止“家天下”的出现？如果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今天回到尧舜时代，岂不等于又为“家天下”做了铺垫？
    所以，“新儒家”猛批“家天下”、“独尊儒术”等，试图把现代流行价值观与远古时代的儒家理想一一对应，实际上是用现代价值观来强迫古人，以便向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献媚讨好。它无疑是向现代价值观表白说：我原来是个好人，后来一不小心变坏了，从今天起，我要用原来的方式变得像你一样。既如此，直接变成现代不就行了，何必还要绕一个几千年的大弯？“新儒家”的这一状态在我看来很没出息。比方说，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家天下”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仅在中国出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因此，对待“家天下”就不能简单用现代观点说它是“倒退”、“失误”、“自私”之类，而应该看到“家天下”一出现就成为历史趋势的必然性。搞不清这一点，也就搞不清孔子为何也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出现，与一件儒家长期颂扬的大事有关，这就是“大禹治水”。大禹治水被儒家看作是一件造福于人民的大事，这点不错。但是，为何在“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家天下”紧接着就出现了？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简单说，“大禹治水”之前，人类的生产活动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生产成果难以保证，尤其是农业生产，受旱涝影响很大。当生产果实缺乏保障的时候，群居的人类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发现那里存在着“原始共产主义”，几乎可以肯定，那里一定是生产水平较低的社会，例如封闭的海岛、山区。其他如印第安人、我国西南地区长期存在的母系社会，都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人们以财产互助、共有的形式抗拒风险而保留的社会关系。几千年前，中国大地上，大禹治水的成功，改变了这一状况。水利状况的极大改善，使得农业生产比以前大为提高，互助的作用降低，依靠自己的财产私有观念得到加强，这是产生“家天下”的现实基础。这种状况几乎在全世界都出现，只要生产力提高到家庭生产足够维持生活，并且还有富余，以家庭为核心的财产观念就会形成，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家天下”。“新儒家”在这个问题上试图抗拒人性的基本倾向，否认历史上出现“家天下”的必然性，毫无意义。在“家天下”出现之前，尧舜时代的确有“天下为公”的意识，孔子感叹“今不如昔”，有复古的倾向，实际上只在于“天下为公”的观念，而非尧舜时代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即便在生产力大为提高，家庭足够维护自己的生活，整个社会还需要用“天下为公”来平衡，而不能就此走向只为自己、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的形态。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都会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造成冲击，新旧生产关系会发生剧烈碰撞。“家天下”的出现，是生产力大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另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典型特征就是铁器的大量使用。铁器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同时改变了战争能力。人性中的自私成分总是存在的，一旦条件允许，人们总想获得更多的财富。铁器的出现，大大破坏了原先的生产关系，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面对新形势进行调整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非是对于调整方式、调整目标的争论，在争论结果不明朗的时候，战争就难以避免。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的出现，它的价值在于，使社会权利得到统一，并且首先统一在共同的法治之下。虽然秦始皇的法治过于严厉，但是，它保证了社会权利的集中，使得观念上的共同调整有了实现的可能。换一个角度说，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远持续，战争或者社会动荡也必将永远持续。“百家争鸣”的结束，意味着整个社会终于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人群在各自的利益追求上达到了平衡。“新儒家”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只以当今言论自由的观念来评判“独尊儒术”，空喊回到尧舜时代，只能是徒劳。
    比方说，孝道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尧舜时代，孝悌之道并不普遍。被视为圣人的舜，他与父母兄弟的故事说明，在那个年代，孝悌之道只是像舜这样的少数人所具有的意识，连舜的家人都丝毫没有这种观念。如果没有“家天下”的出现，孝道不会在儒家的推动下成为社会主流。如果没有秦始皇大一统的出现，儒家即便要推动孝悌之道，也缺乏现实的可能。“家天下”的出现、“百家争鸣”的结束，并不是儒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也不是儒家思想的缺陷，而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的互动。每一次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今不如昔”都不是指具体的财富生产手段，而是指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新的生产力总是容易促使人们忽视“天下为公”，转而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这才是“今不如昔”、“厚古薄今”的本质。
    这种状况在近代工业条件下也同样。新的工业生产力打破了旧的社会关系。今天人们说“今不如昔”，依然不是指生产力，而是指在新的工业生产力条件下，依然需要“天下为公”的观念，而不能以个人利益至上。工业化的生产力，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农业大得多。当初“家天下”代替了族群的合作，现在则是个人代替了大家庭。也就是说，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单个个人所创造的财富都足够保证自己的长期生活，农业生产条件下的“大家庭”，似乎也就不必继续存在了。正是这种现实基础，导致现代社会个人的重要性高于大家庭的互助。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也无法继续了。因此，从原始的族群互助，到大家庭的互助，到个人的自立，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新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是，他们用工业生产力条件下的政治观念，去要求古人，说当初古人搞“家天下”搞错了，实在是一种可笑的幼稚，是向现代观念的阿谀献媚。对于当今社会来说，我们讲要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其意义也就是在现在的生产力基础上，让“天下为公”的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地位，而不是任由个人利益泛滥。因此，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类，其实就是古代“百家争鸣”的翻版，其目的绝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为了解放而解放，而是要达成一个观念上的共识，使得整个世界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外一流的历史学家才会说，只有儒家思想能够整合未来世界。“新儒家”为了迎合这个大趋势而兴奋不已，这可以理解。但是，为了要迎合这个未来的趋势，胡乱批评“家天下”、“独尊儒术”、程朱理学，本质上还是陷入了西方价值观的陷阱。纯粹复古，而且只能复非常久远的古，也属于割断历史。“新儒家”中的某些人不过是用现代西方观念来诠释儒家思想的历史，只能对儒学的历史得出错误的结论。要真正认识儒家思想的价值，“新儒家”们首先应该打碎自己已有的观念硬壳，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解读“当下”状态中的儒学，不该用现代标准对儒学削足适履，这才叫实事求是：以历史的“事”，求历史的“是”；不能用今天的“事”，求历史的“是”。否则，“新儒家”将难以认清儒学的真正价值。商鞅变法导致的一个争论：“法先王”还是“法今王”，依然是有价值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需要新的手段，这就是法家主张“法今王”的现实基础。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上，我们还是要提倡“天下为公”，这是“法先王”的合理性。“新儒家”应该避免在这两者之间走向极端，站在“天下为公”的道德立场，完全否定秦始皇“法今王”、寻找新的现实手段，无助于树立“新儒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