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传统与美国传媒的伊战报道倾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3:09:13
政治文化传统与美国传媒的伊战报道倾向 作者:李斯颐

 

        伊拉克战争期间,除了几个短暂的特殊时期,美国传媒的战争报道总体上明显呈现出一种负面为主、意见多元的状况。这种倾向之所以能够形成,内在因素是传播主体秉持的新闻理念和职业伦理,外部条件是传播环境所提供的活动空间。而就历史继承性而言,则是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后者很少有人触及,笔者拟就此做一粗浅探讨。

 

伊战负面报道状况

 

本文所称负面报道,指的是美国传媒同政府战争政策和战争需求呈反方向的消极性消息和批评性言论,其外延涉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如战事进展的困难、对战争政策和战争发动者的批评、己方军事行动给对方平民带来的伤害、敌方给己方造成的损失、己方的丑闻等,不一而足。[1]

 

仅以伊战中揭露性调查为例,这类报道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揭丑,二是披露政府与军方极力掩盖的真相或机密。前者如2004年揭出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2005年和2006年曝光的美军在哈迪赛镇和马哈茂耶镇屠杀平民事件,2007年关于里德医院伤兵境遇报道等;后者如2003年和2004年对美军士兵林奇和蒂尔曼事件真相的调查,2005年揭露中情局海外秘密监狱一事,2006年披露国安局秘密监听美国公民同国外涉嫌恐怖活动者的通信联系,以及财政部和中情局通过比利时国际金融交易数据库搜集恐怖活动资金转移记录等。这类报道和越战时期不同的是,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和战事同步展开,在美国和世界上引起的震动更大。

 

除了这类重大个案,有关伊战的负面报道可谓日复一日、连篇累牍。如果从总体上做长时段的量化考察,负面倾向更是一目了然。2003年3月20日伊战爆发,初期美军进展顺利,据马里兰大学统计[2],到4月14日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陷落之时,三大广播网和FOX台的电视新闻中,正面和负面报道大体各占一半。从这以后,负面报道就不断增多,到当年秋季,美国公众有60%认为战争报道以负面为主,认为正面为主的只有19%。[3]不仅公众感受如此,传播内容分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皮尤中心的调查[4]发现,60%以上的报道是批评政府战争政策的;密苏里新闻学院等机构所做的内容分析[5],可见报道中对总统布什持批评态度的三倍于支持者。这类调查很多,兹不赘引。除了消息,很多文章对美国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利用“政权更迭”从外部推进“民主”、新保守主义冷战思维等等的抨击,也是极为深刻的。需要补充的是,负面报道涉及新闻自由问题,给出上述数据并非说明笔者认为批评数量必须过半数才是“自由”。新闻自由包括创办权、报道权、评论权等要件,缺一不可,这些要件对新闻自由来说是有无的问题,而非多少的问题。即便只有一家传媒能够长期安然无恙地批评战争政策,批评政治,就可以说传播环境是自由的了。如果非要衡量自由“度”的高低,那就要看批评对象的层级了。

 

美国传媒左右分野非常明显,上述统计数据反映出的偏向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像FOX台、《华盛顿时报》、《纽约邮报》之类支持战争、支持布什的右翼传媒数量不多,自由派左翼占据了主流话语地位。美国新闻界历来和大学、律师界、演艺界一起,并称左派荟萃之地。据安内伯格公共政策中心(CPPC)对新闻界的调查[6],自我评价为左翼的新闻工作者是右翼的三倍。如果以传媒规模区分,按皮尤中心的统计[7],这一比例在全国性传媒中约为五比一,而地方传媒要低些,为二比一。有这样的结构成分,负面报道为主不难理解。这种倾向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公众对战争和政府支持度的不断下降。开战时公众支持率一度超过了70%,到2007年6月底,据盖洛普公司调查[8],认为战争能够取胜的美国公众只有29%;而对布什伊战政策的满意度,从2006年以来也一直徘徊在30%上下。

 

面对如此之多的负面报道,美国政府和军界的斥责不绝于耳。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批评传媒“夸大”了负面消息。[9]拉氏抱怨说,传媒无视伊拉克重建“成就”,美军修复了许多桥梁不见报道,只要有一座被炸就要上头版。[10]布什还把主流传媒比做“过滤器(filter)”,指责说美国人民无法通过这样的过滤器得知事实真相。[11]美军参联会主席迈尔斯也认为公众很难通过这种“不准确的报道”了解伊战。[12]白宫发言人更是给揭丑报道戴上了“偏狭”(outlandish)和“阴谋论”(conspiratorial)的帽子。[13]同样,普通军人的不满也很明显。2006年1月3日,《陆军时报》等四家军队报纸公布了一项军内联合调查[14],军人中有81%认为伊战报道不准确,认为新闻界对军队持友好态度的也只有38%,远低于对其他社会群体的评价。

 

传媒的这种报道倾向,与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传统的沿革

 

文化传统是历史积淀下来、内在于人心的思维方法以及价值和行为取向,它和有形的物质文明不同,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的。而政治文化传统则是文化传统中与政治活动相关的部分。当我们深入考察美国传媒报道倾向时,就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深刻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公权力的高度警惕和不信任,这一点从美国立国时的制度设计中就可以看出。

 

美国早期移民是为躲避专制压迫来到新大陆的,对权力的滥用以及保护公众个体自由极为敏感,美国开国之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杰斐逊文集》中留下了很多相关论述,反映在制度上,就是宪法中权力制衡的宪政思想和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超常保护。政治文化传统影响着制度设计者的价值取向,而新的制度一旦形成,又会在历史的流淌中反作用于传统。两百多年来,这种经过一次次判例调整着的传统仍在不断向前演进。

 

作为新闻业传统,揭丑在美国历史悠久。1831年,当托克维尔带着比较的目的从法国来到美国考察时,甫一登陆,就被传媒抨击官员的尖刻程度所震撼,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旧大陆之间巨大的反差。[15]19世纪中叶大众化报业兴起后,早期的“黄色新闻”既有低俗一面,也有一种批判性功能在内。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以报刊界和文学界为主力的进步运动,批判矛头直指政界的腐败黑暗和垄断寡头的丑闻劣行。进步运动以公平正义为武器,对准了美国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在进步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进入大调整时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涉及反垄断、反腐败贿赂、女工、童工、普选、工会组织、工时限制、义务教育、食品卫生等等,几乎涵盖了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揭丑属于纠错机制中的一种,实际上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极其尖锐的关头,挽救了资本主义。而同一时期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日本从此迅速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战后,鉴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教训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在《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及人权两公约的倡导下,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的追求成为世界潮流。1947年发表的哈金斯报告《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把不屈从于掌握权力或金钱的少数人,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看作是传媒对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水门事件报道,又使揭丑性调查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至少在理念上,传媒是以公众和社会的看门狗自居,并以第四权力为职责所在的。伊战期间的负面报道,也是这一揭丑传统历史长链中的一环,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纠偏的手段之一。

 

当揭丑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时,整个社会包括公权力在内,就会对揭露丑行、挑战权威持鼓励或至少是宽容态度的。1955年,黑人妇女帕克斯(Rosa Parks)乘坐公共汽车时,拒绝将座位让给白人,这是对法律的挑战,在当时是刑事犯罪。帕克斯的被捕和布朗案等其他事件一起,激起了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迫使美国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帕克斯在世时就得到了“民权运动之母”的声誉,被授予总统自由奖章和议会金色勋章,她所居住的城市有以她命名的街道、学校和博物馆。2005年10月24日帕克斯去世,追悼仪式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举行,参加悼念的有美国现任总统和几位卸任总统,全国公共建筑为她降半旗致哀,国会山名人馆还为她树立了一尊雕像。这种崇奉挑战和批判的传统,构成的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氛围,难以捉摸,但又无所不在。

 

传统的现实反映

 

伊战期间,这一传统在公众中和新闻界更是发扬光大。以传媒揭露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后的社会反响为例,2004年10月,由明尼阿波利斯一位中学教师发起,两千多位美国人组建了“和解联盟”,向全国征集照片、图画,主题一是致歉,二是反战,以便向伊拉克人民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人”。10月20日,和解联盟在华盛顿展出了来自全美100多个城镇的图片400多幅,每幅都有一句英文或阿拉伯文字。有一幅照片中的标语牌上写着:“对我国政府以我们的名义给无辜伊拉克人带来的灾难,我们发自内心地道歉。”被恐怖分子斩首的美国工程师伯格的父亲,也送来一幅自己的照片,他手中的标语牌写着:“对我国政府给伊拉克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我感到羞耻。”展出结束后图片除分送各传媒外,还制成光盘寄送伊拉克。[16]与此同时,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和宾州匹兹堡市安迪·沃荷美术馆也分别开办了虐囚照片展。这些活动在美国传媒上都有充分反映,体现了普通美国人的良知。

 

反战活动也是挑战权力的一个表现。越战时期的老一代反战骁将,像乔姆斯基、简·方达等,继续激烈抨击美国内外政策,抨击布什,继续参加示威游行,其职业生涯反而因此增光。新一代反战人物,如辛迪·希恩、苏姗·桑塔格、奥利文·斯通、麦克尔·摩尔、马丁·西恩、蒂姆·罗宾斯等,又走上了前列。和老一代不同的是,他们更懂得利用大众传媒和新技术,组织化程度更高。美国最大的反战组织“前进”,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美数十个城市组织数十万人同时走上街头,筹集大量捐款在报纸和电视上做反战广告,政府却由于法律的约束无法屏蔽其网站。希恩围堵布什庄园时,事先就告知了传媒,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传媒争相报道的素材。经验最为老道的是反战团体“代号粉红(Code Pink)”,该团体由一群七八十岁的老奶奶们组成,她们不喊政治口号,策略是围堵在征兵点要求入伍,使得征兵点陷于瘫痪,军方、警方对此也是束手无策,而事件的特异性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报道热点。反战运动和传媒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反战运动通过传媒滚动扩大着自己的影响。比起越战时期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们用反传统反权威的自虐去反对战争,新一代反战者的策略更加高明。

 

在新闻界,批判性传统不仅反映在战争报道的各个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反躬自省上。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初,美国新闻界和公众一样陷入了狂热的“爱国主义”之中,批评报道一时跌入低谷。以后,新闻界包括学术界经过三次反思性大讨论,才得以回归传统。第一次大体是在2001年9月底至次年四五月,集中批判了当时甚嚣尘上的“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记者”的论调,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记者应当为公众利益质疑政府决策,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第二次发生在伊战爆发初期的2003年4月至7月间,讨论重点是为什么会出现萨达姆被炸身亡、伊军第51师投降等不实新闻,最后公认的是传媒不应径直接受军方和政府公报,需要独立核实消息。其直接后果,就是传媒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对军方宣传的林奇和蒂尔曼“事迹”的否定。第三次是2004年2月到8月前后,主要是反思当政府把国家引入一场错误战争时,传媒为什么没能及早发挥监督作用。这次讨论规模最大,传媒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批评非常尖锐,涉及范围也最广,例如几家右翼传媒使用“我军”、“叛乱分子”一类语词报道战争,都成了批评对象,因为多数传媒用的还是“入侵”、“占领”、“干涉”、“武装人员”之类表述。经过这次讨论,新闻界从理论和观念上同战前划清了界线,为此后不断升级的负面报道扫清了道路。三次讨论,隐约可以看到百年前进步主义者们的身影。

 

批判性传统在美国新闻界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各类评奖对负面报道或丑闻挖掘的推崇,也即对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提倡和引导。以最具影响力的普利策奖为例,获奖的多是负面报道,其中又以针对美国的为多。就战争报道而言,近几年关于朝鲜战争和越战时期美军屠杀平民的调查报道,都是获奖作品。在伊战报道方面,以2005年为例,这一年获奖的伊战照片数量最多,18幅新闻摄影组照,全部都是负面的,如爆炸现场、伤亡的美军士兵、遇难的伊拉克儿童等。其实不仅新闻报道,美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总统、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警察等公权力的代表,又有几个是正面形象的呢?就这一点而言,笔者不大赞同“妖魔化”说,因为妖魔化别人的前提是要将自己视作“天使”。

 

这里需要附带提及的是,言论自由在美国并非绝对权力。作为政治文化传统,其能够容忍的底线,在美国乃至西方国家是“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即不可在种族、性别、宗教、隐私等方面做歧视性表达,但抨击政治和政治家不在此列,哪怕尖酸刻薄。衡量言论自由的程度,主要标准是看对公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的批评开放与否,因为只有政治批评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17]这条底线,美国传媒划得格外清晰。2007年4月5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合制的一档电台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伊姆斯(Don Imus)在节目中污称一大学黑人女子篮球队是“卷发黑鬼妓女”(nappy-headed hos),节目播出后立即哗然一片。他这档节目每年可以给两家传媒分别带来两千万和五千万美元收入,即便如此,两家传媒还是解除了他的合同。但就是同一个伊姆斯,以前在这个节目中多次使用类似语言讥讽高官政客,例如称国务卿鲍威尔是“流鼻涕的鼬鼠”(sniffling weasel)、某州长是“无用的肥佬”(fat sissy),还用涉及性的语言谩骂某参议员等。[18]然而,贬损这类对象是波澜不惊,无人过问,因为批评的是政界,是言论自由,没有突破“政治正确“的底线。这种衡量标准的历史不长,至今不过半个世纪,但已经逐步融入到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中。

 

(原载《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1] 具体情况可参见拙文《美国传媒眼中的伊拉克战争》,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2] Surprise! TV’s War News Was Fairly Balanced, http://www.cmpa.com/pressrel/IraqWarPR.htm

[3] Poll: Action in Iraq Was Right Thing to Do, www.foxnews.com/story/0,2933,100305,00.html

[4] Bottom-Line Pressures Now Hurting Coverage, released: May 23, 2004,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display.php3?PageID=829

[5] Howard Kurtz: Paint by Numbers, July 12, 2004, The Washington Post.

[6] Richard A. Posner, Bad News, July 31, 2005, The New York Times.

[7] Bottom-Line Pressures Now Hurting Coverage, released: May 23, 2004,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display.php3?PageID=829

[8] Only 29% of Americans Say U.S. Is Winning War on Terrorism, released: June 22, 2007, www.galluppoll.com/content/?ci=27955

[9] Reporters in Iraq UnderFire There, and from Critics, Mar. 22, 2006, USA Today.

[10] Rumsfeld Says US Media not Fully Reporting Iraq Success Stories, Sep. 29, 2003, AFP.

[11] Trying to Bypass the Good-News Filter, Oct. 20, 2003, The New York Times.

[12] The War's Lost Weekend, May 9, 2004, The New York Times.

[13] Howard Kurtz, Seymour Hersh, At the Front Lines On War Scandals, May 19, 2004; The Washington Post.

[14] Troops Sound Off, released: Jan. 3, 2006, Millitary Times, www.militarycity.com/polls/2005_chart4.php. 美军四军种各有一家冠以“时报”名称的报纸,但属于甘内特报系,为私营性质,所以这几家报纸对伊战也有不少批评,例如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防部长下台等。

[15]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上卷第二部分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托氏不仅举了报章实例,而且从批判欧陆传统的角度分析了其积极作用。

[16] Anti-War Americans Sending Photos to Iraq, Oct. 16, 2004, AP.

[17] 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18] David Bauder, Racial Slur Gets Imus 2-Week Suspension, Apr 10, 2007, from AP, The Washington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