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的阶级观念

 张东荪的阶级观念
       张东荪于1932年8月20日，发表在《再生》杂志第一卷4期上一篇《阶级问题》的文章，集中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张东荪传》的作者左玉河先生评论说：“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见解，总体上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歪曲。这些批评和攻击，是张东荪五四时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不过我知道，如今有不少学者为了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出版自由”，常常采取“歪打正着”战术，我不知左先生是否也采取此类战术，不过他对张东荪的《阶级问题》引述得还比较详尽，在拿不到张东荪原作的情况下，我们也只好借用这里的引述。        张东荪首先指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基本概念模糊，“阶级”这个词，“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即照马克斯派来说阶级，在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平常是为马克斯派所蒙蔽。”张认为，社会学上阶级概念只是“社会的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它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是随着“社会的机能（Social function）”发生分化而形成，故，“社会学上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斯派的阶级是狭义的。”社会学里的阶级多种多样，而马克思派的阶级只能是“对分的（dichotomous）”。对于马克思“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论断，张东荪批驳道：“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马克思派的惯技只在玩弄名辞：务使一个名辞在这里涵义如此。到那里涵义如彼。一班不学无知之徒遂为其蒙混。”“他对于一名辞始终不肯有严格的界说。我们倘使不许其搭题，则我们便可知一部人类史又何尝尽是阶级斗争史呢！”按照张的论述，马克思故意不给阶级一个明确的定义，于是有利于“用偷关偷税之法来作搭题文章”，所以，“马克思的议论是经不起细分析细研究的”。        第二点，张东荪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指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根本不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这种把历史划成一定的公式来，硬要向一个一个的民族头上嵌去，实在是一件拙笨到万分的事。”对于《共 产党宣言》里关于社会将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论断，张老认为：“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内，要使其形成对垒的两大势力是不免于太理想了。”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乃是先有一个目的，然后再以说明来勉强证明之。”“他的阶级说，其命意是在于立在一个阶级上，把这个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来夺取政权。”“马克斯派的历史定命论并不是真有见于历史是有固定的历程，乃只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起信心起见而硬说如此。”“马克斯派的一切理论大部分是为战略而设。只可理论而屈就战略，决不会为了真理而牺牲策术。亦可以说在他们，理论与战略是一个，真理与策略是一个。”即使这个阶级理论是“有鉴于欧美民主政治情形”，它更不合中国国情。他认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其基础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只是“军阀的散股与土匪的化身”，因为中国农民完全没有阶级意识，而工人不能形成一股左右政治的力量，故，这个革命其实不算是“无产者革命”，“依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第三点，张东荪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断定中国远未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 产党的历史阶段，倘若有，那就是冒牌货。他认为中国社会只具有东方色彩，历代以来，阶级只能以职业划分，即“行”。它固定于三个行业：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做生意。三大阶级之外，称“余剩阶级”，或“游离分子”，其实就是“流氓”。历代“流氓”出路有二：其一是做官，其二是为匪。即“只有政治与盗匪是他们的尾闾。”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由乱而治又由治而乱：治是因为这些余剩者大部分找到了出路；乱则是由于制造这类余剩者过多，他们越多天下越乱。鉴于这种情况，极易发生“劳农专政”，“我们对于那伪共产派却得害怕。因为他们的把戏依然在那些余剩者身上演出来。”        最后一点，张东荪认为，阶级意识完全不同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是一个阶级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就一定有阶级意识或阶级自觉：“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他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涵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剩余者（流氓）之上。”倘不，“想实行生产计划，必定感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他所率领的这些人们只能抢饭吃，却不能造产业。”左玉河评价道：“这显然是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误解和诬蔑。”        我们另取张东荪与阶级理论有关的文字，他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中，以哲学论述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里面也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张东荪说：“马克思之道德论止可谓一种推翻道德论，吾书既主张道德之确立，势不能不对于此种破坏论加以迎头痛击。”他分析说马克思把人类偏见改为阶级偏见，把人因各种地位与性格等因素产生的偏见改成因为生产关系导致的偏见。“马克思如此改窜事实纯为达到其劳动一元论之目的。欲从一点而包括全局，此固德国思想家之常态。惟马克思之雄心乃较其他人尤大。所惜者其手腕则较其他人更拙。盍彼所改窜者一经分析便无成立余地也。”张东荪的结论是：“吾人谓各人皆有偏见，而不限于阶级。即在同一阶级中因性格不同与习尚不同亦得有相反之见地。”不过，书生毕竟是书生，把所有“相反之见地”都打成“混进我们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又可以自圆其说了。这是张东荪之类做梦也想不出来的办法。 著述目录
[编辑本段]       《新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
       《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
       《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
       《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
       《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6页。
       《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