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帖]中国的转轨之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36:21
其实，与其说这是“分配中的奇特现象”，不如说是产权安排中的“奇特现象”。中小散股股东无法参与企业管理，可以说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但企业如此无视“股东”的分红权，则只能说是“股东”所有权本身的失落。企业仍如官办的衙门，而“股民”是小民，两者间仍是官民关系而非资产与“股东”的关系。高赢利企业如“五粮液”者也不分红，许多企业甚至干脆把圈来的钱存到银行供“内部人”吃利息而根本不加经营（详后），更不理睬“股东”权益。股民回报只能寄希望于“先入吃后入”的投机。在“投资不分红，投机又被屡屡打击”的条件下，股市实际上成了民间资本“国有化”的一个管道。
这种现象与一些东欧国家恰恰相反。在起点平等的“大众私有化”后出现的捷克股民主要通过投资基金实现自己的权益。有趣的是，捷克投资基金虽然同样由于股权极度分散而在改善企业管理上能耐不大，但在为股民向企业要求分红方面却相当强硬。据调查，每份投资券在证券私有化后几年里每年给持券公民带来的利润率平均达6－15%之间。1994年的民意调查中60%的回答者认为自己在产权改革中获益。而在股市交易中，当年只有1/5的被调查者赚了钱，到1996年1月此比例提高到30%。这表明多数公民还是从分红中而不是“追涨杀跌”中获利的。因此捷克股民很少短线炒作，在产权改革发动4年后，53%的持券公民还从未卖出任何股份，而卖出自有股份一半以上的人只占24%。这种氛围自然谈不上“过分投机”。
捷克的大众股民是平等地从民主国家那里分得私有化证券的；我国正好相反，是国企设局圈了老百姓的钱。两者都有因股权过于分散难以改善企业治理的问题，但对于捷克，这还可以说是为求得起点平等而暂时牺牲效率的“有缺点的私有化方式”；而中国的上述做法则是既不公正又无效率的畸形“国有化”。捷克传媒报道过一些效益不佳的企业想免掉分红而被管理它的投资基金告上法庭的事（这与中国“五粮液”式的暴利企业也拒不分红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搞不好企业只知要分红”的现象受到那些批评东欧休克疗法的西方凯恩斯主义转轨经济学家的指责是应该的。然而我们那种“既搞不好企业也无视股东，只顾内部人圈钱自肥”的做法，难道不更恶劣得多么！
股市圈钱之外，第二个管道是信贷渠道流失。目前我国银行的居民信贷储蓄达到7万亿，而中央每年新增贷款1.5万亿元左右，放贷给国有企业的占70%，只有30%的贷款额度给非国有经济。第三管道是国债渠道流失。从1998年开始每年发行6000亿元，这些国债都转化成为新增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建设项目。国有资本每年都在不知不觉中成倍放大，但是效率和效益却低下，而且浪费是惊人的。另据相关报道指出，我国2001年末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万亿元，其中有30%的资源浪费，30%赚钱，20%是有效的，20%不死不活。这其中所谓的“浪费”和不“赚钱”至少有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又进入了权贵私有化的循环。
除此以外，我国还存在其他的“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途径。例如：
前些年许多不景气国企搞“集资上岗”的强制“入股”改革，让职工掏钱买饭碗，不掏就扫地出门。而职工掏钱后并未得到股东的权利，企业依然由官府委任者治理，而且往往亏损依旧。直到企业再度陷入破产，职工的集资打了水漂，其中相当一部分又以“浪费”、“穷庙富方丈”的形式落入私囊了。
在农村，90年代前期内地许多省份号称效仿沿海大搞乡镇企业，并为此强制向农民集资摊派。但80年代苏南等地特定条件下的“乡企奇迹”没能在90年代的内地复制，这些“运动”出来的乡镇企业大多不久就垮了，而农民的私钱有相当部分却就此经过“公家”的中转落入了有关人员的口袋。
大办乡镇企业运动如今已被公认为当前农村严重的乡（镇）村两级债务危机的主要源头之一。而债务危机又使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当前许多地区农民对“公”债务已经从过去以生产生活借贷为主转变为以欠缴钱粮转债为主。另一方面，自90年代中期起银行已不愿向乡村财政贷款，两级财政的债务主要转变为乡村干部私人借给“公家”的高利贷。于是“公家财政”向农民追款、又向干部还款，便成了如今农村债务链的主要形式。2000年以来一些农村发动“追收农户欠款，化解乡村债务”运动，除了“收（农民的）地清欠，卖（公）产还债”外，债务强制转换以解脱乡村财政的“转债”模式也成为运动的内容之一。所谓转债即以农民欠公家的与公家欠干部的两种债务相冲抵，让农民直接向干部还债而把“公家”解脱出来。显然，这种情况下“公家”财政已经成了财富由农民向干部手中转移的中转库。
因此，当代中国“私有化”与“国（公）有化”两条渠道都存在，而且都在发展。中国的私有化规模不见得小于东欧；但那种“国有化”却是东欧没有的，甚至在80年代的中国也不突出。这可以解释经过如此规模的“权贵私有化”，何以如今官营经济还有如许影响。然而，这种官营经济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改革前的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主流的乃至唯一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前期直到90年代初也是和非国有经济并列的一个经济形态。而现在中国这个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独立的经济类型，它已经变成利用权力和垄断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
如今中国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非常厉害；另一方面，非国有资源被“国有经济”吸纳的规模也非常大。通过“圈钱脱困”、金融垄断乃至强迫集资汲取民间资源供“公家”部门占有，这些部门并非提供公益而是活动于竞争领域，然后在这类领域通过“浪费”等不明不白的方式又流进另一些人的私囊。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目前不仅有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有民间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这两方面是一回事。中国权贵资本在一开始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的是从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为公”，另一方面“化公为（权贵之）私”，这比权贵直接“私对私”地掠夺民众要有效得多。于是国有资本一方面在流失，另一方面也在膨胀。因此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确大大提高，但“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过程远没有终结。
公正与否比“激进”与否更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避公正问题，以及作为公正前提的权力制衡——政治民主问题，无论“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会导致对民众的掠夺。如今有论者大力主张提高国家的“汲取能力”，有论者要求加快国有部门的“退出”；然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中，前面抢劫或诈骗式的“汲取”与后面分赃式的“退出”已经逐渐结合成一条流水线。有人说如今的国企“圈钱解困”已经比“抢来本钱做买卖”都不如，是“圈来本钱混日子，连买卖都不做”，而那种“界定式私有化”则是“把混日子的本钱也抢光了”。语虽过激，却也不无道理。请看事实：
近期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中国的上市公司疯狂圈钱；但相关统计分析显示，从整体上看，上市公司并不缺乏资本。相反，许多公司圈钱到手后将其大量闲置。例如：
上市公司“首创股份”2001年年报显示：截至2001年12月31日，该公司账面上共有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状态存在的货币资金19.1亿元，占其流动资产19.25亿元的99.3%。分析表明，该公司主要依靠补贴和利息收入来支撑利润，而占流动资产99%以上的资产却以现金状态存在着。
类似的情形远不止首创股份一家。据统计，仅货币资金额最大的前100家上市公司，就有1480亿元的资产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方式闲置。这一数字相当于我国证券市场一年的募集资金量，平均每家公司闲置资金高达14.8亿元，明显高于一家企业正常的货币资金存量。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这种行为方式的大弊：
第一，这些公司成为无心于主业的食利者，他们仅将圈来的巨额资金存入银行吃利息混日子。
第二，大量圈来的钱被以委托理财等方式，重新回到二级市场，加大了资金风险。
第三，直接导致相关上市公司资产利用效率低下。“分析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将追求募集资金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管理的中心。”这种不靠经营靠垄断、不图赚钱图圈钱的方式不仅是“严重背离市场初衷的非理性行为”，而且这类公司中的许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ST化、空壳化；到时通过“股市风险”完成资本转移，从而实现“私—公—私”的原始积累“流水线”功能。
最近围绕“国有股减持”的争论火药味更浓，不仅卷入者从一般股民、著名学者到政府官员，为数之众恐怕自中国有经济学以来前所未见。“战场”从网上、大众传媒、学术刊物直到政府与“两会”，光提出的方案据说就超过一千个。争论中的激动者政治帽子、人身攻击都上来了。然而其中却没人认为国有股不该减持的，只是各自争取自认为公正的（或有利于自己的）减持方案。
什么叫“国有股减持”？不就是卖掉国有产权，即所谓私有化吗？而在私有化一词仍属忌讳的中国，争论者不分左右都在讨论如何卖掉国有产权，却没人说不该卖。其中一些号称左派的经济学家，常把格瓦拉挂在嘴边，然而他们提出的方案却最激进——要求国家“让利”于股民，即不是卖掉、而是白送掉一部分国有股！这个主张在技术上或许可取，但作为“左派”主张却不免有些骇人听闻——如果说“私有化”就是“右”的话。格瓦拉泉下有知，听说他的崇拜者竟然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有资产”不是卖给、而是干脆送给私人——反而是“右派”主张考虑“十三亿（作为国有资产理论上主人之全体国民）与六千万（股民）”之别，不赞成把“国民”财产无偿送给“股民”——不知他当作何想？
知识界的争论是如此，社会上的“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冲突亦然。9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潮、工潮成了日益引人注目的现象。
就农潮而言，它基本上是针对乡村吏治败坏与农民负担苛重而发的。虽然农村中也不乏“如今那治安没有毛泽东时代好，如今的干部可比当年的‘四不清’要黑多了”之类的“今不如昔”论，但那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怨今。农民并没有忘记改革前作为原始积累的承担者在有束缚无保障的公社体制下饥寒交迫（官方的说法是“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岁月，真想回到过去的不能说没有，但不会多。
而城里的“下岗”职工就不同了，改革前虽谈不上当家作主但毕竟受束缚的同时也享有保障；比起农民来俨然是上等的“市民种姓”中人，比起“臭老九”又可以显显空头老大的虚荣。如今束缚未去（依然没有谈判权利）而保护已失，“机会”未得而“代价”沉重，所谓“看成败，人生无奈，说什么从头再来”。因此他们中的确存在着怀旧的土壤，存在着“反邓思毛”的情绪，尤其在传统重工业区与大中型国企集中的内地各省包明显。
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怀旧”与其说是对“分家”本身的抗议，不如说至少其初是因不公正的“分家”方式引起的。即使在如今工潮最激烈的地区，工人虽然不像农民那样主动发起“分家”，但对公正的“分家”也还是接受乃至有所期待的。
郑州C厂是当今内地工潮中“毛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案例之一。但就是这个厂的工人，1996年曾经在职代会上表决同意由政府牵头与某“港商”签署“破产后整体收购、全员安置协议书”，支持把厂改制为私营公司。然而实际接管时，原称资产达4亿元并将拨出2000万“专项收购及发展基金”的香港公司却变成了注册资金仅300万的“合资企业”河南D公司，而该公司副总经理居然就是C厂原上级主管局财务处长、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清算组副组长，所谓注册资金也是以“收购”的该厂资本充抵的。这样“空手套白狼”地化公为私之后，D公司就逐步推翻了协议书的所有承诺，不仅不注入资金实现转产反而要职工掏钱“集资”；并很快把该厂设备厂房变卖，最后露出这次“改制”的本意：把该厂所处的市区地皮卖掉，把职工抛向了社会。原来这是衙门中人支持私商以“收购”为名炒卖地皮牟利的骗局。职工在这一骗局中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应得的安置费用和自掏的集资款也化为乌有。无论什么样的“主义”恐怕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家”吧？！
因此，类似C厂这样的工潮虽然打着“毛主义”的旗号，我们却很难据此认为工人本来就反对“私有化”。包括今年发生在东北的几次事件在内，近年来的工潮多数是因强势者违背原订改制协议拒不履行义务结清历史契约（所谓“欠帐”）所致，少数是因缺少委托—代理机制的“看守者交易”不具合法性所致。
捷克、波兰等国在民主私有化过程中工人与其他利益群体正常的讨价还价和有组织的维护权益行动，恰恰是“中国式私有化”所缺乏的。中国工人今天争取的正是捷克、波兰工人早已得到的那些权利。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劳资矛盾与中国如今的“如何分家”之争就更不是一回事了。一些激进左派（按：与知识界的“新左派”不是一回事）往往以这类工潮证明市场化改革的罪恶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意志。的确，历史上反民主的寡头主义与反自由的民粹主义往往互为因果，造成“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之恶性循环。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风险。然而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不认为这种危机可以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解决。他们要求的，正是以“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亦即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
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已被偷光。那时产生的问题，有谁能保证像曼德拉与德克勒克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握手”就能化解？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联想。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私有化走向了“美国式道路”——就像现今的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私有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式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时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了——清算普鲁士道路的结果是普列汉诺夫讲的“亚细亚专制的复活”。直到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
同样，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能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的确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可以说，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也是中国在“转轨效果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希望所在。
然而这时如果陶醉于“落日辉煌”而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转型国家或斯托雷平式的“后公社”国家。如果是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完成后的国度里出现印尼式的民主启动方式，那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制度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35&page=1&fromuid=2154775
这种现象与一些东欧国家恰恰相反。在起点平等的“大众私有化”后出现的捷克股民主要通过投资基金实现自己的权益。有趣的是，捷克投资基金虽然同样由于股权极度分散而在改善企业管理上能耐不大，但在为股民向企业要求分红方面却相当强硬。据调查，每份投资券在证券私有化后几年里每年给持券公民带来的利润率平均达6－15%之间。1994年的民意调查中60%的回答者认为自己在产权改革中获益。而在股市交易中，当年只有1/5的被调查者赚了钱，到1996年1月此比例提高到30%。这表明多数公民还是从分红中而不是“追涨杀跌”中获利的。因此捷克股民很少短线炒作，在产权改革发动4年后，53%的持券公民还从未卖出任何股份，而卖出自有股份一半以上的人只占24%。这种氛围自然谈不上“过分投机”。
捷克的大众股民是平等地从民主国家那里分得私有化证券的；我国正好相反，是国企设局圈了老百姓的钱。两者都有因股权过于分散难以改善企业治理的问题，但对于捷克，这还可以说是为求得起点平等而暂时牺牲效率的“有缺点的私有化方式”；而中国的上述做法则是既不公正又无效率的畸形“国有化”。捷克传媒报道过一些效益不佳的企业想免掉分红而被管理它的投资基金告上法庭的事（这与中国“五粮液”式的暴利企业也拒不分红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搞不好企业只知要分红”的现象受到那些批评东欧休克疗法的西方凯恩斯主义转轨经济学家的指责是应该的。然而我们那种“既搞不好企业也无视股东，只顾内部人圈钱自肥”的做法，难道不更恶劣得多么！
股市圈钱之外，第二个管道是信贷渠道流失。目前我国银行的居民信贷储蓄达到7万亿，而中央每年新增贷款1.5万亿元左右，放贷给国有企业的占70%，只有30%的贷款额度给非国有经济。第三管道是国债渠道流失。从1998年开始每年发行6000亿元，这些国债都转化成为新增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建设项目。国有资本每年都在不知不觉中成倍放大，但是效率和效益却低下，而且浪费是惊人的。另据相关报道指出，我国2001年末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万亿元，其中有30%的资源浪费，30%赚钱，20%是有效的，20%不死不活。这其中所谓的“浪费”和不“赚钱”至少有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又进入了权贵私有化的循环。
除此以外，我国还存在其他的“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途径。例如：
前些年许多不景气国企搞“集资上岗”的强制“入股”改革，让职工掏钱买饭碗，不掏就扫地出门。而职工掏钱后并未得到股东的权利，企业依然由官府委任者治理，而且往往亏损依旧。直到企业再度陷入破产，职工的集资打了水漂，其中相当一部分又以“浪费”、“穷庙富方丈”的形式落入私囊了。
在农村，90年代前期内地许多省份号称效仿沿海大搞乡镇企业，并为此强制向农民集资摊派。但80年代苏南等地特定条件下的“乡企奇迹”没能在90年代的内地复制，这些“运动”出来的乡镇企业大多不久就垮了，而农民的私钱有相当部分却就此经过“公家”的中转落入了有关人员的口袋。
大办乡镇企业运动如今已被公认为当前农村严重的乡（镇）村两级债务危机的主要源头之一。而债务危机又使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当前许多地区农民对“公”债务已经从过去以生产生活借贷为主转变为以欠缴钱粮转债为主。另一方面，自90年代中期起银行已不愿向乡村财政贷款，两级财政的债务主要转变为乡村干部私人借给“公家”的高利贷。于是“公家财政”向农民追款、又向干部还款，便成了如今农村债务链的主要形式。2000年以来一些农村发动“追收农户欠款，化解乡村债务”运动，除了“收（农民的）地清欠，卖（公）产还债”外，债务强制转换以解脱乡村财政的“转债”模式也成为运动的内容之一。所谓转债即以农民欠公家的与公家欠干部的两种债务相冲抵，让农民直接向干部还债而把“公家”解脱出来。显然，这种情况下“公家”财政已经成了财富由农民向干部手中转移的中转库。
因此，当代中国“私有化”与“国（公）有化”两条渠道都存在，而且都在发展。中国的私有化规模不见得小于东欧；但那种“国有化”却是东欧没有的，甚至在80年代的中国也不突出。这可以解释经过如此规模的“权贵私有化”，何以如今官营经济还有如许影响。然而，这种官营经济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改革前的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主流的乃至唯一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前期直到90年代初也是和非国有经济并列的一个经济形态。而现在中国这个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独立的经济类型，它已经变成利用权力和垄断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
如今中国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非常厉害；另一方面，非国有资源被“国有经济”吸纳的规模也非常大。通过“圈钱脱困”、金融垄断乃至强迫集资汲取民间资源供“公家”部门占有，这些部门并非提供公益而是活动于竞争领域，然后在这类领域通过“浪费”等不明不白的方式又流进另一些人的私囊。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目前不仅有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有民间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这两方面是一回事。中国权贵资本在一开始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的是从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为公”，另一方面“化公为（权贵之）私”，这比权贵直接“私对私”地掠夺民众要有效得多。于是国有资本一方面在流失，另一方面也在膨胀。因此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确大大提高，但“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过程远没有终结。
公正与否比“激进”与否更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避公正问题，以及作为公正前提的权力制衡——政治民主问题，无论“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会导致对民众的掠夺。如今有论者大力主张提高国家的“汲取能力”，有论者要求加快国有部门的“退出”；然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中，前面抢劫或诈骗式的“汲取”与后面分赃式的“退出”已经逐渐结合成一条流水线。有人说如今的国企“圈钱解困”已经比“抢来本钱做买卖”都不如，是“圈来本钱混日子，连买卖都不做”，而那种“界定式私有化”则是“把混日子的本钱也抢光了”。语虽过激，却也不无道理。请看事实：
近期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中国的上市公司疯狂圈钱；但相关统计分析显示，从整体上看，上市公司并不缺乏资本。相反，许多公司圈钱到手后将其大量闲置。例如：
上市公司“首创股份”2001年年报显示：截至2001年12月31日，该公司账面上共有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状态存在的货币资金19.1亿元，占其流动资产19.25亿元的99.3%。分析表明，该公司主要依靠补贴和利息收入来支撑利润，而占流动资产99%以上的资产却以现金状态存在着。
类似的情形远不止首创股份一家。据统计，仅货币资金额最大的前100家上市公司，就有1480亿元的资产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方式闲置。这一数字相当于我国证券市场一年的募集资金量，平均每家公司闲置资金高达14.8亿元，明显高于一家企业正常的货币资金存量。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这种行为方式的大弊：
第一，这些公司成为无心于主业的食利者，他们仅将圈来的巨额资金存入银行吃利息混日子。
第二，大量圈来的钱被以委托理财等方式，重新回到二级市场，加大了资金风险。
第三，直接导致相关上市公司资产利用效率低下。“分析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将追求募集资金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管理的中心。”这种不靠经营靠垄断、不图赚钱图圈钱的方式不仅是“严重背离市场初衷的非理性行为”，而且这类公司中的许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ST化、空壳化；到时通过“股市风险”完成资本转移，从而实现“私—公—私”的原始积累“流水线”功能。
最近围绕“国有股减持”的争论火药味更浓，不仅卷入者从一般股民、著名学者到政府官员，为数之众恐怕自中国有经济学以来前所未见。“战场”从网上、大众传媒、学术刊物直到政府与“两会”，光提出的方案据说就超过一千个。争论中的激动者政治帽子、人身攻击都上来了。然而其中却没人认为国有股不该减持的，只是各自争取自认为公正的（或有利于自己的）减持方案。
什么叫“国有股减持”？不就是卖掉国有产权，即所谓私有化吗？而在私有化一词仍属忌讳的中国，争论者不分左右都在讨论如何卖掉国有产权，却没人说不该卖。其中一些号称左派的经济学家，常把格瓦拉挂在嘴边，然而他们提出的方案却最激进——要求国家“让利”于股民，即不是卖掉、而是白送掉一部分国有股！这个主张在技术上或许可取，但作为“左派”主张却不免有些骇人听闻——如果说“私有化”就是“右”的话。格瓦拉泉下有知，听说他的崇拜者竟然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有资产”不是卖给、而是干脆送给私人——反而是“右派”主张考虑“十三亿（作为国有资产理论上主人之全体国民）与六千万（股民）”之别，不赞成把“国民”财产无偿送给“股民”——不知他当作何想？
知识界的争论是如此，社会上的“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冲突亦然。9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潮、工潮成了日益引人注目的现象。
就农潮而言，它基本上是针对乡村吏治败坏与农民负担苛重而发的。虽然农村中也不乏“如今那治安没有毛泽东时代好，如今的干部可比当年的‘四不清’要黑多了”之类的“今不如昔”论，但那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怨今。农民并没有忘记改革前作为原始积累的承担者在有束缚无保障的公社体制下饥寒交迫（官方的说法是“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岁月，真想回到过去的不能说没有，但不会多。
而城里的“下岗”职工就不同了，改革前虽谈不上当家作主但毕竟受束缚的同时也享有保障；比起农民来俨然是上等的“市民种姓”中人，比起“臭老九”又可以显显空头老大的虚荣。如今束缚未去（依然没有谈判权利）而保护已失，“机会”未得而“代价”沉重，所谓“看成败，人生无奈，说什么从头再来”。因此他们中的确存在着怀旧的土壤，存在着“反邓思毛”的情绪，尤其在传统重工业区与大中型国企集中的内地各省包明显。
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怀旧”与其说是对“分家”本身的抗议，不如说至少其初是因不公正的“分家”方式引起的。即使在如今工潮最激烈的地区，工人虽然不像农民那样主动发起“分家”，但对公正的“分家”也还是接受乃至有所期待的。
郑州C厂是当今内地工潮中“毛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案例之一。但就是这个厂的工人，1996年曾经在职代会上表决同意由政府牵头与某“港商”签署“破产后整体收购、全员安置协议书”，支持把厂改制为私营公司。然而实际接管时，原称资产达4亿元并将拨出2000万“专项收购及发展基金”的香港公司却变成了注册资金仅300万的“合资企业”河南D公司，而该公司副总经理居然就是C厂原上级主管局财务处长、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清算组副组长，所谓注册资金也是以“收购”的该厂资本充抵的。这样“空手套白狼”地化公为私之后，D公司就逐步推翻了协议书的所有承诺，不仅不注入资金实现转产反而要职工掏钱“集资”；并很快把该厂设备厂房变卖，最后露出这次“改制”的本意：把该厂所处的市区地皮卖掉，把职工抛向了社会。原来这是衙门中人支持私商以“收购”为名炒卖地皮牟利的骗局。职工在这一骗局中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应得的安置费用和自掏的集资款也化为乌有。无论什么样的“主义”恐怕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家”吧？！
因此，类似C厂这样的工潮虽然打着“毛主义”的旗号，我们却很难据此认为工人本来就反对“私有化”。包括今年发生在东北的几次事件在内，近年来的工潮多数是因强势者违背原订改制协议拒不履行义务结清历史契约（所谓“欠帐”）所致，少数是因缺少委托—代理机制的“看守者交易”不具合法性所致。
捷克、波兰等国在民主私有化过程中工人与其他利益群体正常的讨价还价和有组织的维护权益行动，恰恰是“中国式私有化”所缺乏的。中国工人今天争取的正是捷克、波兰工人早已得到的那些权利。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劳资矛盾与中国如今的“如何分家”之争就更不是一回事了。一些激进左派（按：与知识界的“新左派”不是一回事）往往以这类工潮证明市场化改革的罪恶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意志。的确，历史上反民主的寡头主义与反自由的民粹主义往往互为因果，造成“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之恶性循环。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风险。然而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不认为这种危机可以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解决。他们要求的，正是以“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亦即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
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已被偷光。那时产生的问题，有谁能保证像曼德拉与德克勒克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握手”就能化解？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联想。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私有化走向了“美国式道路”——就像现今的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私有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式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时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了——清算普鲁士道路的结果是普列汉诺夫讲的“亚细亚专制的复活”。直到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
同样，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能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的确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可以说，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也是中国在“转轨效果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希望所在。
然而这时如果陶醉于“落日辉煌”而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转型国家或斯托雷平式的“后公社”国家。如果是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完成后的国度里出现印尼式的民主启动方式，那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制度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35&page=1&fromuid=215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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