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见证中国转轨20年

南方周末　  　2005-07-28 14:45:44
□本报记者　卢嵘　□林哓蔚
厚厚的一本《国事忆述》，记述了一位76岁老人与中国经济20多年发展的朝夕相对。从1978年至今的改革推进中，中国的发展之路上留下这位老人的许多痕迹：上世纪70年代，在“文革”的废墟上，助推宝钢；1983年一手筹建中石化；在主持国家体改委和计委的岁月里，推出了包括股份制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等，并经历了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这位老人就是陈锦华，一位中国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005年中，上证指数跌破了千点大关。在一片叹惜声中，一位76岁的老人的焦虑尤为特别。他就是陈锦华。作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设计者之一，陈锦华既焦急又委屈：4年多的熊市，不仅不是他们力推的改革的目的，反而与这项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15年前，从大型国有企业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成为第一个打破国家体改委主任任命惯例的人———这个部门1982年建制以来，他之前“主任”之职一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在陈锦华在位的三年里，这个人们印象中的“清议机关”以非凡的魄力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就包括股份制。
以超然地位作为改革智囊出掌这个政府部门，陈锦华并不讳言，他当年面临对改革徘徊的困惑。这段时光，被他称作“一生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
上海副市长：力挺宝钢上马
2003年，宝钢进入世界500强的消息让陈锦华为之欢欣不已。要知道，宝钢能有今天与陈锦华当年的勇气和信念是分不开的。
1976年10月，陈锦华是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进驻这个城市的。在“文革”即将终结的当口，这个危机四伏的城市正孕育着一场武装叛乱，为“四人帮”作最后的挣扎。紧张状态平息了，陈锦华也就此同这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第二年5月，在工作组撤出上海时，陈锦华留了下来。宝钢，也就这样在陈锦华的从政之路上留下了印记。
宝钢工程是由邓小平亲自拍板，其耗资之大、技术之复杂，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70年代末可谓极其引人注目。何况又是引入日本全套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这难免受到刚刚结束的那场“革命”硝烟的波及，对工程的质疑声音也从未间断。
1978年12月23日，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天，建设宝钢的工地上也打下了第一根桩。“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这样的话语也在随后不胫而走。的确，宝钢一期工程出现的桩基位移等问题，给反对者们提供了现实的标靶。指责，甚至谣言迅速传开，终于在1980年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形成了浪潮，当时的冶金部长为此受到严辞质询，发言中出现了这样的话：“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
在这种气氛下，1980年冬天宝钢工程“下马”，这个与上海经济生死攸关的大工程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不过，作为上海市分管宝钢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和宝钢党委书记，陈锦华没有放弃。他在会上发言，会后又以个人名义上书高层。在再次论证下，宝钢续建成为了现实。这个超大型企业的成功经验至今让陈锦华还引以为豪。
在宝钢进入正常建设轨道之后，陈锦华再次一手打造了一个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超大型企业———中石化集团，1983年成立的时候这个庞大的企业资产就已经达到210多亿。在执掌中石化的七年半中，陈锦华积累了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并奠定了中石化在中国石化领域的地位。20年之后，中石化依照了他当初市场化股份制改造的构想延续发展强势，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名列世界500强第31名、国企业500强第1名。至今，这个企业的人事变动和经济动向还依然牵动着中国的神经。
体改委主任：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
1990年，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国内，计划与市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队，正让中国改革处于两难境地；国外，东欧巨变之后，刚刚与中国实现和解的苏联又苦苦挣扎在思想混乱的泥潭中，起步不久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争论。然而，就是在此刻，中央决定派陈锦华去统领一个负责中国体制改革总体设计的委员会。
多年之后，陈锦华仍会想起体改委派秘书长接他上班的那一幕，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面对一大堆文件资料，什么是中心问题？什么是改革的纲？从这一件看到另一件，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越看越迷惘。”的确，1990年2月22日，一家媒体发出的疑问———“是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足以勾画出当时人们对改革的关注与争论。陈锦华也不能超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在那个敏感时期就任那个敏感部门的主要领导，最能反映陈锦华心境的就是他所说的四句话：“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
作为负责体制改革机构中的一员，陈锦华严格遵循着国务院办事机构特有的“只做不说”的铁律。体改委被赋予了“理论创新、设计大局、协调利益以及组织试点”的任务。虽然这位体改委的领导公开发言的机会寥寥无几，然而，陈锦华为数不多的公开发言于中国改革都颇具意义：1990年10月，他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就在由经济界、企业界以及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毫不避讳地赞同讨论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1992年6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他不顾领导劝阻表明了探索股份制的决心和勇气。
陈锦华执掌体改委三年的工作与中国改革进程的某些标志性事件是息息相关的。当年参与改革全过程的刘纪鹏在2004年撰文写到：“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凭其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自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为以后中国股份制的推进及大陆企业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值得今人引以为鉴的是，在推行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正是体改委超然的地位保证了自身利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毫无纠葛。
陈锦华一生中至少有近20年时间是在为中国人的传统忧患———住房问题而操劳。1970年代末上海任职期间，上海市每年兴建100万平方米的宿舍仍是杯水车薪，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福利体制的惯性，已让陈锦华开始思索住房制度的出路。于是，1991年当他接手国务院住房制度政策领导小组工作后，就顺理成章地开始在全国推广1990年代初在上海开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推动中国人的安居问题走上市场化轨道。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的观念一直支持着陈锦华，1995年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与他商谈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时，两个人仍不约而同地将房地产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虽然，陈锦华在任期间的一些重要举措给中国留下了怎样的发展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极大争议。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认为，中国市场化道路带有太多政府操控的痕迹，垄断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仍然是中国改革25年来难以回避的伤痛。陈锦华力推的股份制改革同样在今天面临着责难，当年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现如今被认为是过多的干涉了本应由市场自主形成的规则；他引以为自豪的另外一项成果———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对房地产的重视，也被指责包含了过多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企图。陈锦华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完善的过程中，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和维护公众利益，政府的调控仍然是必需的。
但是，在体改委和国家计委的八年，无疑是陈锦华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岁月，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压力特别大，我的体重一度减了10多公斤。”当体改委存在的意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步入正轨而慢慢消退，继而退出政治舞台，这一段经历仍然成为包括陈锦华等诸多当年元老在内的一段怀念。
陈锦华在回忆他为什么有这么积极的改革思想和巨大勇气时，笑着说：“体改委里都是赞成改革的人。反对改革的人怎么能进体改委呢？他们不受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影响，比较超脱。这些赞成改革的同志当然会经常对我产生影响。”刘纪鹏在《从想念体改委说起》一文中曾写到：“那时体改委的工作是光荣而艰巨的，也是很多有抱负的青年人所向往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与其建立像国家体改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的组织体制分不开的。”
国家计委主任：软着陆
刘纪鹏所说的“成功”，或许还有从邻国经验中汲取的“教训”。1990年代初期，俄罗斯“休克疗法”势头之猛远胜于陈锦华推行的股份制改革。当时很多人预言，俄罗斯的改革一定会比中国快。但十几年后重新审视中俄两国为经济变革曾经作出的努力，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是以牺牲公平来换取速度，但俄罗斯付出的惨痛代价也让人触目惊心。不过，中国经济1990年代初在巨大通胀压力下成功实现“软着陆”，也与陈锦华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在体改委工作的3年，……有人评价说，那个时期，是体改委作用发挥得最好的时期。”正在体改委主任位上干得颇有心得的时候，有职务调动的消息传到陈锦华耳朵里。
“1992年下半年，不断听到要调我到国家计委工作的传闻。1992年底，由于我的工作去向同研究国家体改委1993年工作安排直接有关，我就在一次国务院会议后，当面问李鹏总理有没有要调动我的工作这回事。……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一次小组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朱镕基同志把我找了出来，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邹家华同志不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调我任计委主任，并说、李鹏等同志和他本人都全力支持我到计委主持工作。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我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在他的回忆录《国事忆述》中这样记述了当时职务变迁的过程。
对于新的重担，陈锦华自有体会。“对于我要出任的这个职务，它的分量、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它所需要的人望，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我以前，先后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有高岗、李富春、余秋里、姚依林、宋平、邹家华。我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七人。同他们比较起来，我在党内的资历最浅，水平、经验和贡献都远不能同他们相比。”
工作位置的变动只是表象，关键是工作思维方式和工作对象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改革计划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从改革的动力———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岗位，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对象———国家计委的工作岗位。这个工作角色的转换，又正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也就是计划经济要在中国最终消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的时刻。我感到有点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味道。”
果然，一场大规模的调整中国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不期而至。国家计委是正是要应对这场经济调整的核心部门。
1992年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已经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年增长速度。各地方还在争相攀比，争相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形成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没有资金，就乱设金融机构，用各种方式集资，银行之间乱拆借，造成储蓄大幅度下降，大量资金在体外循环。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的出现和失业人群的增加。
1993年6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6号文件，加强宏观调控。于是，国家计委主任的命运和百姓们交织在一起。
199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物价快速上涨。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涨8.6％。1993年6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92年同期上涨13.9％，12月达到17.3％，1994年10月高达25.2％。
“在物价上涨，特别是粮油上涨最迅猛、也是群众排队抢购最厉害的时候，我分别到西直门粮库、清华大学宿舍区粮店，以及灯市口居民街道粮店了解情况。粮店售货员告诉我，尽管一天要进3次货，努力把米袋、面袋在柜台后面堆得高高的，以货源充足的形象让群众放心，不要抢购，但即使这样，群众还是成百斤地购买。”在1994年9、10月间物价涨得最厉害的时候，陈锦华连着几个晚上梦到群众抢购粮食。
于是，上任没有多久的陈锦华带着6号文件，四处奔走推行调控政令。并随即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价格机制改革上。现在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当时也参与其中。结果，这引发了一些指责，认为国家计委对专业规划和重大项目管得少了。然而，争议不久就被天然的经济规律所平息，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不再扮演微观角色，这是经济游戏的第一条宪法规则。
1995年全国物价开始回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4年的21.7％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再降到6.1％，逐渐恢复到一个接近合理的区间。陈锦华亲身参与的宏观调控当时虽然还未稳操胜券，但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1996年岁末，中国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量下降了20％，银行的不良债务减少了200亿，重新向外贷款。另外，粮食连年丰收，首次突破1万亿斤，库存450亿公斤，前所未有。三个月后，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就宣布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淡出政坛：关注经济浪潮
1998年从国家计委主任的位子退下来之后，陈锦华过了一段相对清闲的日子，比起以前改革潮头的戎马生活，全国政协副主席需要更多的可能是经验，而不是勇气。与此同时，他出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还兼任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投资协会名誉会长，另外，他还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转轨20年的基本经验》，即是他近年思考得出的经验性结论。
过了古稀之年的陈锦华，看起来比以前还要繁忙，他把心思大部分都放在了中国企业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运用先进理念改善管理体制等方面，过去的高层生涯赋予他更深刻地对于中国经济宏观运行层面的理解，而如今，微观机体的内部运行和相互作用更让他着迷。他一直在为市场转轨和政府转型力谏不辍。
●陈锦华，1929年7月生，安徽青阳人，大专文化。
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至1976年10月，先后任华东纺织工业局秘书、中央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负责人。
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1983年，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0年9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93年3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6月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