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的困惑、挑战和对策

（2010-05-04）
早报导读 被过滤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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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鹏
两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有如云霄飞车般上下翻转∶2008年初，次贷风暴导致美国经济六年半来第一次萎缩。但是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由于银行基本上没有介入对美次贷投资，经济将不受影响（即所谓的脱钩论（Decoupling Theory）），2008和2009两年将持续以双位数增长。
2009年初，次贷风暴演变成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因出口暴跌而创下10年来最低增长率6.1%。主流媒体转而认为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再也无法独善其身，2009年增长率将低于7%。2000万外来工因出口导向的工厂倒闭而失去工作，没有社会保障，将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2009年下半年，中国快刀斩乱麻地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增速恢复到10%以上，率先走出不景气。西方媒体先是质疑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但是在众多跨国公司证实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帮助它们恢复增长后，发出心悦诚服的赞叹。
严重泡沫论是杞人忧天吗？
今年初，在主要发达国家陆续走出大衰退后，西方媒体开始反思中国经济刺激方案及其副作用，诸如信贷膨胀过快和过度引起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低效、过热和浪费，产能过剩和银行坏账的增加。多数批评是比较客观的（如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和哈佛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但也不乏主观且耸人听闻的。几个对冲基金经理就提出中国正酝酿着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危害是将是迪拜泡沫的一千倍。
到底中国的严重泡沫是杞人忧天还是狼来了呢？笔者对这一问题有轻松的和严肃的两方面反映。轻松的反映是，所有国家巨额和快速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如对重病下重药，都有不可小觑的副作用，只能两害之间取其轻。况且，能提前预测到的危机还不是真正可怕的危机，所有大危机（包括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都是在主流媒体歌舞升平时暴发的。
严肃的反映是，近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评估的大幅摇摆，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困惑∶中国以出口为导向、高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是否已走到尽头？什么是新的增长模式？如何在不大幅影响增长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转轨？
以下从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的变化来探讨这些问题。GDP由四个部分组成∶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又称国内资产形成总额）、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即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在改革开放的头23年（1978-2001），消费和投资这两大经济引擎齐头并进，年均增长率都在9%-10%。中国加入世贸前夕的2001年，消费、投资、政府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37%，16%和2%。
从2002到2008年，伴随着贸易壁垒的去除和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浪潮的兴起，以出口为导向、高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七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从1998-2001期间的8.0%提升到10.5%，其中净出口年均增率33%，投资13%，消费和政府各为7%。也就是说，投资的年增率是消费的近两倍，其在GDP的比重升至44%；而净出口年增率则是消费的近五倍，其在GDP的比重升至8%；而消费在GDP的比重锐减至历史新低的35%。
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全球大衰退重创中国出口，净出口在2009年暴跌了50%，导致4%的GDP跌幅。如果不刺激消费和投资，GDP增速将跌至1991年来的新低5%。所以西方媒体的悲观，是有一定道理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方案的快速启动，使消费和投资增速分别提升到13%和18%。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史无前例的92%，同时其在GDP的比重则升至史无前例的47%！
毫无疑问，这种高度依赖外需、高资本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驱动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就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经济转轨的途径
全球经济大衰退加速了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大衰退迫使以美国为主的消费大国大幅削减私人债务和降低消费，也诱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中国难以继续依靠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带动经济增长。出口增长的受限，致使大量出口导向的投资产能过剩，加上过热的房地产，进一步提升已占GDP 47%的投资将是低效和不可行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别无它路，只能依靠内需、消费带动。
如何在不大幅影响增长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转轨？第一、城市化：据联合国估计，中国城市化将从2010年的45% 升至2030年的70%。基于城市平均收入是乡村平均收入三倍的现实，进一步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成功转轨的巨大动力。第二、改进产业结构：大力提高和完善目前仅占GDP40%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既有利于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促进消费。第三、加强社会保障：扩大和健全社会保障（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金）有助于降低过度储蓄，增加消费。第四、调整储蓄信贷政策：适当提高储蓄利率，以增加个人储蓄收入，增加投资借贷成本，使储蓄信贷政策逐渐从投资向消费倾斜。第五、调整汇率政策：在伴随生产率和不严重冲击出口的前提下，使人民币适时适当升值，提高国民消费水平。第六、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评估和提拔标准：引导官员从一味注重出口投资、房地产和基建，转向重视居民消费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高质量、平衡与和谐的发展，这才能从根子上改变地方官员罔顾效益、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投资的内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