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痛苦转轨时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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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07日 14:00 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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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风雨历程，几代科学家接力走过，薪火相传的是他们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才有了一个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一个个的中国奇迹，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凤凰卫视11月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科学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这是30年前广播员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充满着激情宣读的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定位，成为了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从此科技界涌动起无穷的活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开始了新一轮的飞奔。
解说：这是中科院建院60周年大型展览的布置现场，这里集中展示着6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中国科技在一次次的飞跃中，也改写着世界科技的格局。
歌词：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解说：一个复苏的季节到来了，科学家们获得了耕耘的权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科院开始了大规模恢复重建科研机构的工作。然而究竟谁应该作为科研机构的领航者？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叫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后一封来自院长方毅的辞职信，将中科院推向了大胆探求（探索）科研机构改革的道路。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他当时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辞去科学院院长的职务，这报告里头他提出说，科学院这种学术机构吧，应该由专家来领导，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在科学界有声望，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所以他提出，科学院的院长应该由专家里头产生，而且将来逐步由他们选举，全体学部委员的大会来选举院长。
解说：1981年5月，一位谈吐幽默的长者踏着春天的脚步，走进了中科院的学部委员会，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执掌中国科学院，成为了第三任院长，他就是66岁的化学家卢嘉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卢老，他是中科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院长，卢嘉锡从事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研究，对中国原子簇化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所指导的新技术晶体材料科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绩。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是卢嘉锡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经89位学部委员联名建议，国家拨款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并且要面向全国。
曹效业（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因为当时我们内部的政策规定，是80%要接受院外的申请，留了20%，如果你考虑了当时的中国科技布局，大学的科研还没有起来，工业部门的研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比较弱，其实它的主力部队在中国科学院。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下决心，用80%的钱去支持院外的年轻人，这在科学院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事情。
解说：1985年3月13日，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科技界，财政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打响了，这次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曹效业：当时的所谓改革的政策、措施，我觉得就是两条，一条是减钱，一条是叫做，话好听，叫拨款制度改革，本质是减钱。第二条叫放活科技人员，我看本质是减员，所以基本上当时科技，它就是这么一弄，一弄以后使得你，因为当时判断是成果太多，人浮于事。
解说：在这套方案中，大部分研究机构事业费大幅缩减，有的甚至要求三五年内达到自给，而早在一年前，嗅到了国家改革气息的中科院，就率先在本系统开始了经费改革，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曹效业：大约是开发类的研究所要减40%左右，基础类的大概减的少一点，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央1985年，就做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呢，它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拨款制度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减钱了，它当时规定是按照1984年的，年底的经济基数来进行核减，所以科学院已经减过一次了。所以这个它不认账，所以到最后，科学院相当一批研究所实际上减了两次，实际上减了两次。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研究所非常地困难。
解说：这是一部拍摄于1992年的电影，故事讲述了光学家蒋筑英由于积劳成疾，在出差成都途中病故，当时的科学界出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纷纷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许多老科学家、老院士，甚至到了申请生活困难补贴的程度。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如何解决这五子登科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当时的一大言论就是，“解散科学院，基础研究归大学，应用研究归产业部门”，中国科学院生死一线间。
1987年1月，时任副院长的周光召，临危授命接掌中国科学院，出任第四任院长。
周光召，1954年从北大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粒子物理领域，并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要说到物理，那是周光召的专长，而至于怎样搞活科学院的经济，这可就让他感到为难了。
曹效业：第一件事情当时就是成立了我们政策局，我就是那时候调到他身边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说，说我们要来认真读书，这个读什么书？他说要读点经济学的书，所以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点，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写的经济的书。他看了看，老头非常聪明，说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说咱们要读经典原著。所以后来就给他，正好那时候社科院系统出了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集，大概一套书，然后分配任务，每人一本，读完以后还要讲。
解说：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一套新方案由周光召呈报了上去，这套方案旨在将中科院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相结合，调动大部分科技人员上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保留精干的力量来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曹效业：我们最早叫一院两制，后来中央有一位管外交的领导，好像是钱其琛，就跟他说你别叫什么一院两制，容易和一国两制混起来，好像你们既要搞社会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标准的官方语言是，“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就是希望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工作和基础研究规律不一样，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解说：新模式的运用解了燃眉之急，科学院不仅推动了基础研究领域，而且在技术应用领域也陆续成立了400多家科技公司和经济实体，其中与外企联合的就有50多个，两个领域并行不悖，犹如两架马车，引领着科技事业向前狂奔。在新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一批科研技术人员从中科院的大楼中，逐渐走了出来。
何亮亮：许多人将中关村的崛起描述成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正在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口口相传，人们把它叫做中国的硅谷，事实上仅仅在20多年以前，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中关村还只是海淀北街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远不如北京其他地方那么知名度大。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科院的科研大楼里走出来，他们前仆后继地来到了中关村，用智慧和勇气改写了它的历史。
解说：1980年，一位身材不高，衣着普通的人，走进了位于中关村物理所的一间破旧仓库，他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他曾说，“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他就是中科院的物理学家陈春先。
陈春先曾在一次去美国考察过程中，发现几十人的小公司，既然焕发着巨大的活力，惠普和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
1980年12月，就在这两间木板房里，陈春先带着十几个人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的首家公司，所有人员都是业余时间工作，以智力咨询为主业，每年能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
陈春先（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研究人员自己办一个以科技、知识、技能、盈利的机构，就是可以收人家的钱，而且给参加的科技人员发了七八块钱，每个月15元的少量的津贴，这个犯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忌讳，所以说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
解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称这样的群体大逆不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搞歪们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甚至最后竟然闹到要查账封门的地步。这时一篇新华社的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对此事先后做了批示。
陈春先：正因为这种争论，所以说以后把这个争论，反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领导同志作了肯定的批复，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研究人员走出高楼大院，在社会上创办企业，这个方向是对头的。
解说：这个批示犹如一剂定心丸，让忐忑不安的创业者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由此在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各种科技企业，陈春先也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下海者说》的报导，为科学院的创业者摇旗呐喊，“下海”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词。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有中科院的背景，有的是科学院人员自筹资金成立的公司，有些是科学院直接投资开创。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请允许我把联想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就是我在1984年的时候，我的大股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我当时是那里的一个技术员，给我投资了20万块钱，我带了11个人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办联想。
解说：这间小平房，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传达室，在这间小屋子里，一个公司诞生了，它的名字叫中科院计算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便是联想集团的前身，柳传志是创办人之一。公司建立之初，计算所也给予了十分宽松的环境，除了公司的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外，公司所有的人事权、财务权和业务权全部交给公司负责，所里绝不干预。
柳传志说，所里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其实当时的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究竟是什么。
柳传志：就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不是也得要做点小买卖，先把这个日常维持起来，于是我们就卖过旱冰鞋，什么电子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是没有卖过，我去进过货，进货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和这个我的同事一起到深圳，去的时候带了1000块钱，1000块钱呢这个当时为了我没带过这么多钱，我从小到大到那时候，40岁以前的存款最多的时候是80块钱。所以这1000块钱呢，就是叫我老婆缝了个口袋，把这个1000块钱缝在裤子这个里头，要这个解开裤子才能把钱拿出来。当时只顾了安全了，忘了到买东西的时候你得解裤子，这是非常难堪的事。
解说：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社会环境很复杂，市场机制也不完善，骗子更是防不胜防。尽管在每次做买卖时都小心谨慎，柳传志仍几次栽在骗子手里，在商场的历练中，他也逐渐的适应了自己商人的身份。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这遭到了他的反对。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柳传志：我本来是科学院的一个企业，科学院占了我百分之百的股份，我们希望能够变成一个股份制企业对吧，能够让员工能够有一定的股份。但是国家它改不了，当时的时候不可能国家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我就求助于我的小环境，科学院的领导很开明，然后怎么样呢？就给了我们比如分红权，利润上奖励你们百分之三十五，这时我也能稳住队伍，也有很大的好处。
解说：树大好乘凉，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是以计算所的名义申请的，而且同时获得了中科院产业局的担保。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被进一步开发利用，这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联想起点的老传达室，已在2001年拆掉了，以便腾出地方来盖大楼，动工之前，联想的元老被召唤回来，留下了这张合影。
柳传志：所有人都觉得那个平房真的不该拆，但那个是盖在这个楼区的最中心的地方，没办法，在那儿实在是影响了这个楼的建设了。所以就决定说赶紧把它挪个地方，就盖了起来，就把它挪到这来了。这地方正好是未来的地方，它正好是个空场，所以就给它挪过来了，唯一不满的是现在盖的这个，比我当初的小平房强多了。
解说：从1984年的走出大楼走进平房，到后来的走出平房走进大楼，发生蜕变的不仅仅是联想本身。1998年5月，联想集团第一百万台电脑下线，它标志着中国计算机工业的成熟。
柳传志：我以前都是最早在这边熟悉骑车上班的，所以所有的地方都很熟悉，后来坐汽车上班后，把我放下要我自己走回来都很困难找这个路。
解说：楼宇间已经颇具“硅谷”气质的中关村，五十多年前，还只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它的腾飞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大批科技工作者抢滩中关村。截至1997年，中科院系统企业营业收入，超过千万元的企业已达57家，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局面。科学家与商人也在这个新的舞台上，进行着身份的融合。
何亮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都把发展高科技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强国计划，比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尤利卡计划”，以及日本的“科技振兴基本国策”。一时间，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1986年3月3日，老科学家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邓小平立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由此一项以“863”命名的高技术兴国计划拉开了帷幕。
解说：1988年10月24日，秋高气爽的一天，邓小平来到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是在四年前，他来出席高能所的奠基仪式。在仪式上他提出了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的目标，而他这次来到高能所，同样为的是加速器。
解说：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投入又有限，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再加上科学院曾两次核减了事业费，除掉人员工资之后，科研经费所剩无几。
当时动物分类研究室需要买一些资料卡片，就连这点经费都拿不出来，后来还是水产部门给的钱。陈景润曾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谈及他的五人小组的研究经费，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也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大批科研人员下海经商。
曹效业：其实国内是有不同声音的，这次研究院史发现中央还专门来调查过，这个调查的事，那是早期了，八十年代的，1983年，1984年的样子吧，当时科学院少数人，少数的研究所和少数的科研人员开始下海了。这个有人写告状信，听说科学院的研究所这个，用这个科研事业费这个办公司，这个要好好查一查。
电影《蒋筑英》片断：筑英，你醒醒啊，你醒醒，你知道吗？孩子们都到成都来看你来了呀，我的天吶，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就在8天前，高能所的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仅仅四年时间，中国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863”项目以及其他一些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各个领域都不断传来新成果的捷报，专家对计划选择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评估，认为在863计划实施十年里，60%以上的技术在水平很低，或几乎完全空白的基础上起步。但此时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但还有25%仍然落后，或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曹效业：它做完了以后就完了，它留不下积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后期还是有点改进，开始关注一点科研的一些基本的积累，大概还是做到了。这个保留了中国科学和战略高技术的这么一支队伍，没有散掉，或者是还有所发展，我觉得是在历史上看是功不可没的。
解说：而同时，在863计划外的一些科学领域也遍地开花，孙鸿烈所主持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更是填补了世人对于那片神秘土地认知的空白。
孙鸿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科院院士）：一开始我们对青藏高原搞了这些年，对青藏高原土壤的分类系统建立起来了，对植被的类型，有哪些植被类型，它的分布规律也建立起来了，对青藏高原形成。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我们这些年来，通过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各个方面的专家，研究岩石学的专家、古生物的专家，他们对青藏高原整个的形成演化这个过程弄清楚了。
解说：然而到了90年代初期，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开始初现端倪，在科研大军中，真正一流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科学家还是寥寥无几。而同时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万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在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1/3以上都是外来移民。
于是一项旨在从国外引进100到200名优秀人才，培养跨世纪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的计划，在中科院启动了，这个计划也称为百人计划。
白春礼（中科院常务副院长 中科院院士）：这个百人计划当时在国内应该说是资助强度最高的百人计划，每个入选者有200万元的科研经费的、启动经费的支持，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提供助手，提供研究生，可以买仪器设备。
解说：“百人计划”这个名词，立刻成了海外华人科学家所热议的话题，尽管项目所能提供的科研条件很有限，很难与国外的条件相比，但对很多人来说，仍旧（仍然）有着很多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在美国休斯顿大学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他就是第一批“百人计划”入选者王恩哥。
王恩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中科院院士）：我回国之前是在美国休斯敦大学，当时我们正在做的一件工作呢，就是想把一个生长的设备，直接用飞船带到外空去，然后在那里长材料，然后再把材料运回来，做它的分析，看看有没有价值，为未来的应用做一个前期的科研的铺垫。
解说：选择百人计划，就意味着可能永远也无法再从事这项工作了，况且家人全都在美国，王恩哥犹豫了。
王恩哥：我在百人计划，我接受之前，我曾经到回国来一趟，这趟里对我的一些经历，我的触动也是非常之大。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现在的院长，路甬祥院长和当时科学院的几乎所有在家的局长，一起请我吃了一个饭，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人，有人看得起大概是一种最应该珍惜的事情。
解说：1995年6月5日的夜晚，在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里，一场特殊的招待会正在举行，这是专门为即将回国的王恩哥举行的欢送招待会。
总领事亲手将一块刻着“赤子之心科技报国”的牌匾，赠与了王恩哥。王恩哥放弃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工作，回国发展的举动，在当地华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生活、工作条件都优越得多的美国，回到中国，同时回绝了亚洲其他著名研究机构的邀请，很多人都不理解王恩哥，还有人认为他是不是想出风头，或者想回国“当官”。
王恩哥：对于我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者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许诺，我回来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就是，我毕竟可以独立做事情，可以开一个课题，按照我的想法来建设这样一个课题组，这个大概是很吸引人的，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点。
解说：回到中科院物理所后，王恩哥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标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验室工作和培养学生上，做出让国际物理学界认可的成绩，为回国的人争口气。
曹建林（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百人计划，我觉得它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它的标准时比较严格的，而这样的同志他入选之后，由于有这样比较严格的标准，同时在社会上有比较高的声望，因此他拿到百人计划的人，一定会拼命努力，他要名副其实。
解说：百人计划执行到现在十多年来，科学院通过百人计划，已经培养凝聚了1500多名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海外直接招聘回来的。
白春礼：在接受百人计划这种形势（形式）支持的入选者当中，目前我们有29位当选了科学院或者工程院的院士。我们还有37位，都是作为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的首席科学家，另外我们还有几百位作为863的专家，所以这些优秀人才通过这个计划的支持，使得他们脱颖而出，很快地弥补了由于文革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
解说：为了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1997年底，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中科院院长）：一个国家要摆脱贫困，要实现小康，最后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走一条创新的道路。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你只能够依靠引进，只能跟在人家的后头。你只有原始科学创新，只有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还有强大的集成转化能力，你才能走到前头去。
歌词：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何亮亮：六十年风雨历程，几代科学家接力走过，薪火相传的是他们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才有了一个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一个个的中国奇迹，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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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风雨历程，几代科学家接力走过，薪火相传的是他们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才有了一个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一个个的中国奇迹，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凤凰卫视11月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科学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这是30年前广播员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充满着激情宣读的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定位，成为了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从此科技界涌动起无穷的活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开始了新一轮的飞奔。
解说：这是中科院建院60周年大型展览的布置现场，这里集中展示着6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中国科技在一次次的飞跃中，也改写着世界科技的格局。
歌词：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解说：一个复苏的季节到来了，科学家们获得了耕耘的权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科院开始了大规模恢复重建科研机构的工作。然而究竟谁应该作为科研机构的领航者？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叫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后一封来自院长方毅的辞职信，将中科院推向了大胆探求（探索）科研机构改革的道路。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他当时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辞去科学院院长的职务，这报告里头他提出说，科学院这种学术机构吧，应该由专家来领导，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在科学界有声望，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所以他提出，科学院的院长应该由专家里头产生，而且将来逐步由他们选举，全体学部委员的大会来选举院长。
解说：1981年5月，一位谈吐幽默的长者踏着春天的脚步，走进了中科院的学部委员会，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执掌中国科学院，成为了第三任院长，他就是66岁的化学家卢嘉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卢老，他是中科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院长，卢嘉锡从事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研究，对中国原子簇化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所指导的新技术晶体材料科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绩。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是卢嘉锡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经89位学部委员联名建议，国家拨款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并且要面向全国。
曹效业（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因为当时我们内部的政策规定，是80%要接受院外的申请，留了20%，如果你考虑了当时的中国科技布局，大学的科研还没有起来，工业部门的研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比较弱，其实它的主力部队在中国科学院。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下决心，用80%的钱去支持院外的年轻人，这在科学院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事情。
解说：1985年3月13日，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科技界，财政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打响了，这次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曹效业：当时的所谓改革的政策、措施，我觉得就是两条，一条是减钱，一条是叫做，话好听，叫拨款制度改革，本质是减钱。第二条叫放活科技人员，我看本质是减员，所以基本上当时科技，它就是这么一弄，一弄以后使得你，因为当时判断是成果太多，人浮于事。
解说：在这套方案中，大部分研究机构事业费大幅缩减，有的甚至要求三五年内达到自给，而早在一年前，嗅到了国家改革气息的中科院，就率先在本系统开始了经费改革，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曹效业：大约是开发类的研究所要减40%左右，基础类的大概减的少一点，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央1985年，就做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呢，它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拨款制度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减钱了，它当时规定是按照1984年的，年底的经济基数来进行核减，所以科学院已经减过一次了。所以这个它不认账，所以到最后，科学院相当一批研究所实际上减了两次，实际上减了两次。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研究所非常地困难。
解说：这是一部拍摄于1992年的电影，故事讲述了光学家蒋筑英由于积劳成疾，在出差成都途中病故，当时的科学界出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纷纷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许多老科学家、老院士，甚至到了申请生活困难补贴的程度。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如何解决这五子登科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当时的一大言论就是，“解散科学院，基础研究归大学，应用研究归产业部门”，中国科学院生死一线间。
1987年1月，时任副院长的周光召，临危授命接掌中国科学院，出任第四任院长。
周光召，1954年从北大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粒子物理领域，并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要说到物理，那是周光召的专长，而至于怎样搞活科学院的经济，这可就让他感到为难了。
曹效业：第一件事情当时就是成立了我们政策局，我就是那时候调到他身边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说，说我们要来认真读书，这个读什么书？他说要读点经济学的书，所以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点，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写的经济的书。他看了看，老头非常聪明，说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说咱们要读经典原著。所以后来就给他，正好那时候社科院系统出了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集，大概一套书，然后分配任务，每人一本，读完以后还要讲。
解说：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一套新方案由周光召呈报了上去，这套方案旨在将中科院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相结合，调动大部分科技人员上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保留精干的力量来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曹效业：我们最早叫一院两制，后来中央有一位管外交的领导，好像是钱其琛，就跟他说你别叫什么一院两制，容易和一国两制混起来，好像你们既要搞社会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标准的官方语言是，“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就是希望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工作和基础研究规律不一样，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解说：新模式的运用解了燃眉之急，科学院不仅推动了基础研究领域，而且在技术应用领域也陆续成立了400多家科技公司和经济实体，其中与外企联合的就有50多个，两个领域并行不悖，犹如两架马车，引领着科技事业向前狂奔。在新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一批科研技术人员从中科院的大楼中，逐渐走了出来。
何亮亮：许多人将中关村的崛起描述成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正在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口口相传，人们把它叫做中国的硅谷，事实上仅仅在20多年以前，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中关村还只是海淀北街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远不如北京其他地方那么知名度大。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科院的科研大楼里走出来，他们前仆后继地来到了中关村，用智慧和勇气改写了它的历史。
解说：1980年，一位身材不高，衣着普通的人，走进了位于中关村物理所的一间破旧仓库，他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他曾说，“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他就是中科院的物理学家陈春先。
陈春先曾在一次去美国考察过程中，发现几十人的小公司，既然焕发着巨大的活力，惠普和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
1980年12月，就在这两间木板房里，陈春先带着十几个人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的首家公司，所有人员都是业余时间工作，以智力咨询为主业，每年能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
陈春先（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研究人员自己办一个以科技、知识、技能、盈利的机构，就是可以收人家的钱，而且给参加的科技人员发了七八块钱，每个月15元的少量的津贴，这个犯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忌讳，所以说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
解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称这样的群体大逆不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搞歪们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甚至最后竟然闹到要查账封门的地步。这时一篇新华社的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对此事先后做了批示。
陈春先：正因为这种争论，所以说以后把这个争论，反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领导同志作了肯定的批复，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研究人员走出高楼大院，在社会上创办企业，这个方向是对头的。
解说：这个批示犹如一剂定心丸，让忐忑不安的创业者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由此在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各种科技企业，陈春先也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下海者说》的报导，为科学院的创业者摇旗呐喊，“下海”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词。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有中科院的背景，有的是科学院人员自筹资金成立的公司，有些是科学院直接投资开创。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请允许我把联想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就是我在1984年的时候，我的大股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我当时是那里的一个技术员，给我投资了20万块钱，我带了11个人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办联想。
解说：这间小平房，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传达室，在这间小屋子里，一个公司诞生了，它的名字叫中科院计算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便是联想集团的前身，柳传志是创办人之一。公司建立之初，计算所也给予了十分宽松的环境，除了公司的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外，公司所有的人事权、财务权和业务权全部交给公司负责，所里绝不干预。
柳传志说，所里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其实当时的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究竟是什么。
柳传志：就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不是也得要做点小买卖，先把这个日常维持起来，于是我们就卖过旱冰鞋，什么电子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是没有卖过，我去进过货，进货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和这个我的同事一起到深圳，去的时候带了1000块钱，1000块钱呢这个当时为了我没带过这么多钱，我从小到大到那时候，40岁以前的存款最多的时候是80块钱。所以这1000块钱呢，就是叫我老婆缝了个口袋，把这个1000块钱缝在裤子这个里头，要这个解开裤子才能把钱拿出来。当时只顾了安全了，忘了到买东西的时候你得解裤子，这是非常难堪的事。
解说：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社会环境很复杂，市场机制也不完善，骗子更是防不胜防。尽管在每次做买卖时都小心谨慎，柳传志仍几次栽在骗子手里，在商场的历练中，他也逐渐的适应了自己商人的身份。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这遭到了他的反对。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柳传志：我本来是科学院的一个企业，科学院占了我百分之百的股份，我们希望能够变成一个股份制企业对吧，能够让员工能够有一定的股份。但是国家它改不了，当时的时候不可能国家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我就求助于我的小环境，科学院的领导很开明，然后怎么样呢？就给了我们比如分红权，利润上奖励你们百分之三十五，这时我也能稳住队伍，也有很大的好处。
解说：树大好乘凉，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是以计算所的名义申请的，而且同时获得了中科院产业局的担保。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被进一步开发利用，这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联想起点的老传达室，已在2001年拆掉了，以便腾出地方来盖大楼，动工之前，联想的元老被召唤回来，留下了这张合影。
柳传志：所有人都觉得那个平房真的不该拆，但那个是盖在这个楼区的最中心的地方，没办法，在那儿实在是影响了这个楼的建设了。所以就决定说赶紧把它挪个地方，就盖了起来，就把它挪到这来了。这地方正好是未来的地方，它正好是个空场，所以就给它挪过来了，唯一不满的是现在盖的这个，比我当初的小平房强多了。
解说：从1984年的走出大楼走进平房，到后来的走出平房走进大楼，发生蜕变的不仅仅是联想本身。1998年5月，联想集团第一百万台电脑下线，它标志着中国计算机工业的成熟。
柳传志：我以前都是最早在这边熟悉骑车上班的，所以所有的地方都很熟悉，后来坐汽车上班后，把我放下要我自己走回来都很困难找这个路。
解说：楼宇间已经颇具“硅谷”气质的中关村，五十多年前，还只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它的腾飞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大批科技工作者抢滩中关村。截至1997年，中科院系统企业营业收入，超过千万元的企业已达57家，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局面。科学家与商人也在这个新的舞台上，进行着身份的融合。
何亮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都把发展高科技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强国计划，比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尤利卡计划”，以及日本的“科技振兴基本国策”。一时间，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1986年3月3日，老科学家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邓小平立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由此一项以“863”命名的高技术兴国计划拉开了帷幕。
解说：1988年10月24日，秋高气爽的一天，邓小平来到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是在四年前，他来出席高能所的奠基仪式。在仪式上他提出了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的目标，而他这次来到高能所，同样为的是加速器。
解说：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投入又有限，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再加上科学院曾两次核减了事业费，除掉人员工资之后，科研经费所剩无几。
当时动物分类研究室需要买一些资料卡片，就连这点经费都拿不出来，后来还是水产部门给的钱。陈景润曾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谈及他的五人小组的研究经费，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也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大批科研人员下海经商。
曹效业：其实国内是有不同声音的，这次研究院史发现中央还专门来调查过，这个调查的事，那是早期了，八十年代的，1983年，1984年的样子吧，当时科学院少数人，少数的研究所和少数的科研人员开始下海了。这个有人写告状信，听说科学院的研究所这个，用这个科研事业费这个办公司，这个要好好查一查。
电影《蒋筑英》片断：筑英，你醒醒啊，你醒醒，你知道吗？孩子们都到成都来看你来了呀，我的天吶，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就在8天前，高能所的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仅仅四年时间，中国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863”项目以及其他一些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各个领域都不断传来新成果的捷报，专家对计划选择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评估，认为在863计划实施十年里，60%以上的技术在水平很低，或几乎完全空白的基础上起步。但此时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但还有25%仍然落后，或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曹效业：它做完了以后就完了，它留不下积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后期还是有点改进，开始关注一点科研的一些基本的积累，大概还是做到了。这个保留了中国科学和战略高技术的这么一支队伍，没有散掉，或者是还有所发展，我觉得是在历史上看是功不可没的。
解说：而同时，在863计划外的一些科学领域也遍地开花，孙鸿烈所主持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更是填补了世人对于那片神秘土地认知的空白。
孙鸿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科院院士）：一开始我们对青藏高原搞了这些年，对青藏高原土壤的分类系统建立起来了，对植被的类型，有哪些植被类型，它的分布规律也建立起来了，对青藏高原形成。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我们这些年来，通过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各个方面的专家，研究岩石学的专家、古生物的专家，他们对青藏高原整个的形成演化这个过程弄清楚了。
解说：然而到了90年代初期，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开始初现端倪，在科研大军中，真正一流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科学家还是寥寥无几。而同时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万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在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1/3以上都是外来移民。
于是一项旨在从国外引进100到200名优秀人才，培养跨世纪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的计划，在中科院启动了，这个计划也称为百人计划。
白春礼（中科院常务副院长 中科院院士）：这个百人计划当时在国内应该说是资助强度最高的百人计划，每个入选者有200万元的科研经费的、启动经费的支持，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提供助手，提供研究生，可以买仪器设备。
解说：“百人计划”这个名词，立刻成了海外华人科学家所热议的话题，尽管项目所能提供的科研条件很有限，很难与国外的条件相比，但对很多人来说，仍旧（仍然）有着很多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在美国休斯顿大学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他就是第一批“百人计划”入选者王恩哥。
王恩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中科院院士）：我回国之前是在美国休斯敦大学，当时我们正在做的一件工作呢，就是想把一个生长的设备，直接用飞船带到外空去，然后在那里长材料，然后再把材料运回来，做它的分析，看看有没有价值，为未来的应用做一个前期的科研的铺垫。
解说：选择百人计划，就意味着可能永远也无法再从事这项工作了，况且家人全都在美国，王恩哥犹豫了。
王恩哥：我在百人计划，我接受之前，我曾经到回国来一趟，这趟里对我的一些经历，我的触动也是非常之大。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现在的院长，路甬祥院长和当时科学院的几乎所有在家的局长，一起请我吃了一个饭，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人，有人看得起大概是一种最应该珍惜的事情。
解说：1995年6月5日的夜晚，在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里，一场特殊的招待会正在举行，这是专门为即将回国的王恩哥举行的欢送招待会。
总领事亲手将一块刻着“赤子之心科技报国”的牌匾，赠与了王恩哥。王恩哥放弃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工作，回国发展的举动，在当地华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生活、工作条件都优越得多的美国，回到中国，同时回绝了亚洲其他著名研究机构的邀请，很多人都不理解王恩哥，还有人认为他是不是想出风头，或者想回国“当官”。
王恩哥：对于我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者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许诺，我回来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就是，我毕竟可以独立做事情，可以开一个课题，按照我的想法来建设这样一个课题组，这个大概是很吸引人的，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点。
解说：回到中科院物理所后，王恩哥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标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验室工作和培养学生上，做出让国际物理学界认可的成绩，为回国的人争口气。
曹建林（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百人计划，我觉得它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它的标准时比较严格的，而这样的同志他入选之后，由于有这样比较严格的标准，同时在社会上有比较高的声望，因此他拿到百人计划的人，一定会拼命努力，他要名副其实。
解说：百人计划执行到现在十多年来，科学院通过百人计划，已经培养凝聚了1500多名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海外直接招聘回来的。
白春礼：在接受百人计划这种形势（形式）支持的入选者当中，目前我们有29位当选了科学院或者工程院的院士。我们还有37位，都是作为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的首席科学家，另外我们还有几百位作为863的专家，所以这些优秀人才通过这个计划的支持，使得他们脱颖而出，很快地弥补了由于文革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
解说：为了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1997年底，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中科院院长）：一个国家要摆脱贫困，要实现小康，最后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走一条创新的道路。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你只能够依靠引进，只能跟在人家的后头。你只有原始科学创新，只有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还有强大的集成转化能力，你才能走到前头去。
歌词：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何亮亮：六十年风雨历程，几代科学家接力走过，薪火相传的是他们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才有了一个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一个个的中国奇迹，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