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 [学术]尖刻、冷醒的两个——曹雪芹与鲁迅的心灵世界

『关天茶舍』 [学术]尖刻、冷醒的两个——曹雪芹与鲁迅的心灵世界
作者：黄普希 提交日期：2007-11-9 18: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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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鲁迅……
是两颗星辰：在我们头顶，无边夜空，
如野草，痛苦燃烧
燃烧的光热感染我们，使我们恒久仰望，
黑夜的悲伤
夜色依旧，黎明无期
大地上飘荡的孤儿，在黑夜的哭泣底下，
永远渴望救赎的光辉
永远渴望语言——诗，照亮一个黑夜
一个美丽新世界
尖刻、冷醒的两个
——曹雪芹与鲁迅的心灵世界
【提要】：本文追寻中国心灵史后叶尖刻、冷醒的两个：曹雪芹——林黛玉——鲁迅的心灵故乡；对他们的精神资源——庄子、魏晋，思想元素——颓废、绝望、虚无、尖刻地不媚俗，及面朝悲凉反抗黑夜的身影进行一番考索。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关键词】： 曹雪芹 鲁迅 个 反抗黑夜
序曲 从林黛玉到鲁迅
真正的伟大，真正的经典，难以言说，又经得住时空的长久言说；她使我们窥见人世的苍凉，以此温暖我们的冰冷。
曹雪芹为心灵木匠，以他心中最高之神的旨意与理念，以他红楼世界最高的生活信念，创造出贾宝玉与林黛玉。二人，林黛玉与曹雪芹精神上的联系更深。黛玉哀歌：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1]
曹雪芹悲叹：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页7）
曹雪芹的身影即在红楼世界及贾宝玉、林黛玉其间。宝玉是大观园女儿水世界的守望者——纯洁的守望；黛玉是女儿水中最纯洁的泪——罪的洗涤。但大观园犹陶渊明之桃花源，同一乌托邦；大观园终于废弃，犹伊甸园的沦落。纯洁终无法逃避人世恶的生路。宝玉归彼大荒，黛玉葬花焚诗，都呈现了新世界——红楼世界碎灭的痕迹。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青埂”谐音“情根”，《红楼梦》开篇是为荒诞的世界注入爱的寓言。曹雪芹的黑夜时代，无法拯救；女娲补天，为无情的恶的世界补情，被证为虚妄。
夜色悲凉，无边无际，徘徊着，迟迟不肯散去。可有光明使者，来肩住黑暗的闸门？那么久了！缘于媚俗世界中心灵的尖刻，鲁迅的匕首，刺破了圆满的乌托邦，可那匕首、思想的匕首是否在黑夜中辟出几丝光明？果鲁迅为光明使者，为什么我们仍感到无尽的阴冷？鲁迅是传统文化中国逝去时的守灵人，是新生文化阵痛时的呐喊者，是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他于漫漫黑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如野草痛苦寂寞燃烧，是否给我们以“宽阔光明的地方”——一个全新的世界？是否使我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自诞生以来，一直深入人心，从士林到民间，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想象。林黛玉于我们，不止是典型人物，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意象。1936年，举国哀恸；鲁迅去世，身上盖着书有“民族魂”的旗帜。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3]
西班牙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俄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据言他们足以包举永久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本源。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浸于斯润于斯的文化，有林黛玉与鲁迅！她（他）们是否也足以包举永久的人间性？否则她（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我们周边徘徊?——《红楼梦》、鲁迅今生后世的奇特命运，如何奏出一个时代的心音，如何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如何以一个心灵窗口呈现一个世界的辽远。
“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草鞋脚〉小引》，卷6，页20）“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卷9，页338）给《红楼梦》如此高评语，以鲁迅的洞见，并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鲁迅对红楼世界的“悲凉之雾”有如此深沉的体悟。深沉体悟的另一个——王国维，终无法反抗世界 “悲凉之雾”的绝望，自沉于昆明湖。
《红楼梦》中的人物，鲁迅对贾宝玉的理解似乎独为深刻。《中国小说史略》云：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卷9，页231）
《〈绛洞花主〉小引》：“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者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4]……”（卷8，页145）其实鲁迅对林黛玉，也有着深沉的体悟：
……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卷7，页113）
贾宝玉、林黛玉，同为曹雪芹最倾心的心灵之子；鲁迅承续更多的是林黛玉。
宝玉的痛苦在纯净无法守望，而尖刻的林黛玉根本看不见纯洁。整日漫荡于女儿世界的贾宝玉，更多傻乎乎的乐观——“愚顽偏僻乖张”（《西江月》，第三回）。在“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的时候，他也曾发出“安在哉”的喟叹。（二十八回）但他太不寂寞，他的烦恼很多就来于此。“喜散不喜聚”（二十八回）的林黛玉，她的啼哭不止是宿命——为了还前世神瑛侍者三生石畔的灌溉，更来源于她最心灵无尽的愁怨。她是大观园最孤独的人，因为她看透媚俗世界的真相，因为她谱出的一首灵魂的诗无法与媚俗共存。她是大观园唯一的诗人。
诗于大观园是何等重要！王熙凤自言不入诗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三十七回）每次诗社总是唯一的须眉宝玉落第，在大观园唯有纯洁灵明的女子方可称诗人。香菱学诗之切，足见诗与女子不可分。而林黛玉是诗人中的的诗人，她的生活是意境的生活，诗的生活；她的诗也就是她的生活——她的《葬花吟》与葬花浑然一体、她的焚诗与魂归浑然一体：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葬花吟》，二十七回，页371）
如果说女子温婉的纯洁的水的气质，是真正的诗人无边的地基，那么温婉的水中最温婉的林黛玉就是最质洁的诗人，因为她是水中最质洁的眼泪。
更重要的是，她的心灵气质与鲁迅是何其相类，甚至是许多生活细节！一样是家道中落，早年失亲，寄人篱下；一样多病，敏感多疑，尖酸刻薄；一样的精神资源：庄子——魏晋；一样不愿曲世媚俗；一样颓废、绝望、虚无、幽暗，而又倾力反抗这一切；一样因尖刻指向血色的幽暗，而不但为苦难者所深恶，亦且为制造苦难者所深恶。相类的生存体验赋予了林黛玉与鲁讯相类的心灵气质。犹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思金与卡夫卡、《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与尼采气质的相类。[5]而林黛玉的曹雪芹，不也正是经历了王子到乞子的生路？不也一样为爱、为信仰而有着深沉的孤独的痛苦与绝望？林黛玉来于现世曹雪芹的心灵世界，又回到现世。
林黛玉与曹雪芹实二而一，又鲁迅实三而一。曹雪芹——林黛玉——鲁迅，三位一体而可为一心灵世界。林黛玉的内心、红楼梦的世界，也就是曹雪芹的心灵世界。他（她）们是我们的群体旗帜，是我们的心灵镜象，是我们的彼岸追寻，因为他（她）们那相类的精神气质，因为他（她）们的爱、信仰及与之相关的虚无、绝望，因为他（她）们作为“个”的尖刻地不媚俗，因为他（她）们对黑夜的倾力反抗。
曹雪芹——林黛玉——鲁迅，他（她）们那相类的心灵气质，由何而来？由哪些元素构成？他（她）们如何反抗？面朝悲凉世界时活下去的信念是什么？本文由此而进行一场直面心灵的寻索。
庄子与魏晋
林黛玉诗中关魏晋者有：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世外仙源》，十七至十八回，页244，晋石崇金谷园）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咏菊》，三十八回，页512，陶渊明）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问菊》，三十八回，页513，陶渊明诗）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五美吟》，六十四回，页892－893，石崇妾绿珠及潘岳）
诗中关庄子者有：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菊梦》，三十八回，页514，《庄子·齐物论》及陶渊明）
空剩雪霜痕，阶露团朝菌。（与湘云联诗，七十六回，页1066，《庄子·逍遥游》）
林黛玉教香菱学诗，要她读摩诘、老杜、青莲后，即是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又翻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给香菱看。（四十八回）。林黛玉见宝玉傻续《庄子·胠箧》，又气又笑，亦续：“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二十一回，页282－285）以上不屑其繁地引证，只为了指出庄子——魏晋，如何在林黛玉心灵世界中遗下踪影。
在敦敏、敦诚、张宜泉[6]与曹雪芹的往来诗和曹雪芹殁后的挽诗中，可旁证出魏晋（尤阮籍）与林黛玉的创造者曹雪芹的文字因缘（背后是思想因缘）。敦敏《赠芹圃》：“一醉毷氉白眼斜。”（《懋斋诗钞》）张宜泉《题芹溪居士》题注：“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春柳堂诗稿》）字梦阮的背后极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晋朝的阮籍的神往，尤其当诗友常以阮籍（如白眼、狂）比拟曹雪芹时。敦诚：“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四松堂集》卷五）此处以同属“竹林七贤”的刘伶比曹雪芹。张宜泉《伤芹溪居士》题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及五旬而卒。”（《春柳堂诗稿》）敦敏《赠芹圃》：“卖画钱来付酒家。”（《懋斋诗钞》）曹雪芹晚年穷愁潦倒至此，却傲骨犹存，有魏晋名士气。
《红楼梦》第二回，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将天地所生之异人分为三类，前二种为大仁大恶。曹雪芹真正倾心的第三类，秉天地“清明灵秀”与“残忍乖僻”之气，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即有“陶潜、嵇康、刘伶、王谢二族”。第二十一回，宝玉续《庄子·胠箧》；第二十二回宝玉又引《庄子·列御寇》；第六十三回，邢岫烟述说妙玉的畸人之称及“文是庄子的好”；第七十八回，宝玉为晴雯撰《芙蓉女儿诔》师法庄子。宝玉参禅语偈《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二十二回，页298）取的是《庄子·齐物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之意。有足够的证据来显现魏晋——庄子，给曹雪芹及他的红楼世界照出多少光，投下多少阴影，并在其间曼衍。
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一文认为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属于魏晋反礼法一型。此外，庄子不正是魏晋的时代病、核心意象？而携宝玉入“温柔富贵乡”、宝玉几死时送回玉、最后又携宝玉返大荒的一僧一道，不正是庄子的畸人？而为什么正好是一僧一道？不正窥现了曹雪芹对王道历史——儒的不屑（宝玉对贾雨村、父亲贾政等儒生的厌恶）？而一僧一道是否又能给曹雪芹的生活信念以足够的支撑？尽管那一僧一道似乎无所不能（除对宝玉全面的主宰，疯跛道人还以一首《好了歌》悟走了甄士隐）。曹雪芹的生活信念仍无法确信！
鲁迅如此刻画自己的灵魂：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卷1，页285）
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论语一年”》,卷4，页570）
鲁迅早年的著作，常出现庄子所独有的语汇。如《文化偏至论》中的“曼衍、缘督”，《摩罗诗力说》中的“夭阏、砉然”。《文化偏至论》中“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直接化自《庄子·齐物论》“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朝花夕拾·无常》“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借自《庄子·达生》“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鲁迅在言说的时候，如此频繁，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庄子的声音。鲁迅后期的言说曾努力消解庄子的声调，但这不正说明庄子在鲁迅心中之重？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是这样评价《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迨庄周生于宋，则且以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自无为而入于虚无。”（卷9，页364、366）
鲁迅《故事新编》中：《出关》的素材是《庄子·天运》，《起死》的素材是《庄子·至乐》。鲁迅在这里油滑地嘲弄了老子与庄子。《出关》用了七个“呆木头”，一个半是形容前来问学的孔子，余全给了老子。[7]《起死》里庄子成了“官的帮闲”。其实这并不分裂，鲁迅倾心的是文本的庄子，厌恶的是历史现实中被歪曲玷污的庄子。两篇小说里都有一个对立的声音：《出关》的孔子、关尹喜——令人厌，代表了生路、委琐卑鄙的现实；《起死》的鬼魂、探亲的汉子——惹人爱，务实而自然。
曹雪芹倾心阮籍，鲁迅同样以敏感的心，刺开历史的血色乌云，照见了魏晋，照见了嵇康。鲁迅燥热的一生，竟数校《嵇康集》（1913年、1921年、1922年、1924年、1931年）。据回忆，鲁迅本人对拟己的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并无异议。[8]
在自己的时代里发现类于魏晋的生存境况，清末民初的许多知识者选择了魏晋为心之乡。但更多人是为了逃遁现世的滑稽丑恶、魑魅魍魉。早在之前，曹雪芹及其诗友敦敏、敦诚、张宜泉等就已照见了魏晋。而鲁迅勇于“肩起黑暗的闸门”；作为夜之子的鲁迅却成为反抗黑夜的弑父者——真正的五四一代不正是文化上的弑父者？
当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时，朱光潜正以他的美学标致陶渊明的静穆。鲁迅接着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喝：陶渊明并非只是静穆，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金刚怒目的勇士的一面，“猛志故常在”与“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题未定”草》）鲁迅不止看见了魏晋的愤世与怀疑，更看清了主名教者其实并不信自己宣扬的一套，排名教者其实真信名教——“礼教岂为我辈设焉”。鲁迅更看到冷酷的世界——“无爱的人间”中人性的脆弱，魏晋人并无法超脱尘俗——生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中，存在着一个“缘情入礼”的问题。真魏晋人一往情深，大异现世虚伪的礼教中人。曹雪芹依旧欲为一种新伦理，欲为无爱的人间注入爱。可是曹雪芹创造的红楼世界，何曾令人感到爱的温馨；充斥其间的是无爱的苍凉。鲁迅信奉尼采的“爱与怜悯都是恶”，所以《过客》没有接受小女孩的赠物与爱心；但他在激昂的五四，是如何地为现世伦理呼唤“爱”。作为“个”，庄子“宁曳尾于涂中”，而不为“楚庙堂神龟”（《庄子·秋水》，类此不媚浊世的声音不时在《庄子》中飘荡）。而魏晋作为精神觉醒的时代，其风流正是“个”的人格的独立。曹雪芹、鲁迅正秉此“个”之谱系。
可以说，曹雪芹、鲁迅在庄子——魏晋方面拥有共同的精神资源。[9]他们与魏晋的相亲，正因洞见了庄子及魏晋人在一个理想价值破碎了的时代，无法确立自身存在的痛苦，即虚无的绝望。他们要见证许多死，曹雪芹见的该和贾宝玉相去无几，鲁迅的看杀（秋瑾、徐锡麟）给他后来的心理与行动以多少阴影！他们无法沉默，却常不得不失声；他们迫切言说，声音却常被淹没。曹雪芹、鲁迅在庄子——魏晋里照见了他们自己：愤世的尖刻，阴冷的觉醒，颓废、绝望、虚无，个的不媚俗，反抗的力量……而曹雪芹、鲁迅又一样对自己的精神资源充满怀疑——怀疑为的是确信，因此更绝望，因此更虚无，因此反抗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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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曹雪芹：《红楼梦》（红楼梦研究所校注2版）第三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12页。以下只在文中标出回数、页码。《红楼梦》后四十回一直悬而未决，本文只引用前八十回文字，结局无法挽回的悲剧从前八十回线索，脂批及红楼世界的必然逻辑可看出。
[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本文所引鲁迅文字皆出于此版；以下只在文中标出篇名、卷数、页码。
[3] 《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
[4] 这句话大有来头，鲁迅并没有详言。曹雪芹的思想止能如此，那么鲁迅？
[5] 参刘小枫：《希望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希望》，《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刘小枫看到曹雪芹、鲁迅间联系，却以基督的精神否定了他们。
[6] 引用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
[7] 在一篇文中多次出现核心意象的词语，也是鲁迅与曹雪芹共同的笔法。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等人，则令我们读到无数次“冷笑”。
[8] 见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5—76页。此联为刘半农撰赠鲁迅，“托”为托尔斯泰，“尼”为尼采。
[9] 曹雪芹有没有通过传教士接触过西方资源，因史料无据，不可追寻。而鲁迅面对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故其对传统、对生存困境的体验，又因资源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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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9　18:00:43
颓废·绝望·虚无
鲁迅对梅兰芳《黛玉葬花》的数次讽刺极其刻薄；心中的林黛玉形象容不得任何玷污，而梅兰芳阐释的林黛玉形象在鲁迅眼里正是玷污一种。有意味的是，鲁迅心中的林黛玉形象与鲁迅自己一样有着颓废的病相：“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论照相之类》，卷1，页185—186）没有肺病，也就不会有我们心中的林黛玉。肺病似乎与一种独特的美的形态相系。“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觉得比往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四十五回，页606）“时届孟春，黛玉又犯了嗽疾。”（五十五回，页750）《红楼梦》的叙述者这样叙述林黛玉。而林黛玉是这样自道的：“我知道我这样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形景，就可知了。”（四十五回，页606）林黛玉面如桃花，自己却不知那是肺结核征兆：“……还要往下写（诗，笔者注）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三十四回，页457）林黛玉的咳嗽、哭泣、写诗[1]，是焦灼的一片，浑然不可分。鲁迅自少年起，体质就一直不健康，一身而患多病：龋齿、胃肠病、胸膜炎、肺结核。鲁迅死于肺病，死前却是多病并发。肺病几乎腐蚀掉了他的右胸；他死前的体重一直只维持在三十七公斤左右。[2]鲁迅晚年，在现实血腥与肉身病痛的双重侵袭下，在“黑暗闸门”的重压下，绝望地离去。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作为隐寓的病》言，在欧洲18世纪中叶，肺结核已具有引起浪漫派联想的性格。肺结核得到广泛传播时，对俗人和暴发户来说，是一种象征的贵族面孔。肺结核正是高雅、纤细[3]、感性的标志，是审美的存在，是艺术的记号，是身份、权力与文化的象征。肺结核正如魏晋士人饮酒、服药的名士派作风。肺病之为文学想像，缘于死神的神秘面纱。在链霉素尚未发现的时代，肺结核死亡率极高，而那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有感》），生命在那漫长的通往死的生存状态中变得轻逸。肺病使心灵状态与疼痛的感伤、无尽的愁怨相系；肺病令我们与生命更亲近，因而有尖刻的洞彻。肺病的颓废是一种介于火之热烈与冰之寒冷的美。因此：
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径。[4]
病态的颓废，是疼痛的受难的美，又与心灵的绝望与虚无感相关。“颓废的意识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查、全力以赴和作出重大放弃的需要。”[5]
曹雪芹的红楼世界始于大荒山无稽崖无法安身的虚无，继之大观园爱之欢乐，终于乌托邦毁灭的苍凉绝望：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了歌解》，第一回，页18—19）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飞鸟各投林》，第五回，页86）
曹雪芹的绝望在于寄托他新伦理的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终于毁灭。那么无法挽回，令人心碎。贾宝玉的绝望，是鲁迅所言的“见许多死亡”和“爱人者多烦恼”，是纯洁无法守望的痛苦；是大观园无法居住，终须回归大荒山无稽崖（荒诞）的虚无。更绝望的是林黛玉。她的哭泣是对绝望的张扬：“……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枉凝眉》，第五回，页82）林黛玉的爱情期待，在一个不考虑个的爱情的年代里，爱情等待的本身就意味着绝望。林黛玉那炽热的爱的火焰，根本无法表白；与宝玉，内心越接近，却在持续的猜疑争吵时有着背驰的外形。如两团火，在快要燃烧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分开；再不停地接近，快一起时终于又分开……如西叙福斯的滚石。那灵魂之恋在无声的渴望中充满了焦灼。
林黛玉绝无道家逍遥式的逃遁，“登仙非慕庄生蝶”（《菊梦》, 三十八回）。她有一种对世事“瞧不破”的对“真”的执着。林黛玉在命运的荒诞面前无法逃遁，更无法自色悟空。林黛玉的纯洁，无法浑浊于恶世，又无处逃遁，终究毁灭。林黛玉讽刺人世的任务，似乎是神给纯洁的启示，因她是人世的心灵镜象，彼岸追寻。
林黛玉的诗，有一种深入灵魂的绝望。“冷月葬诗魂”（七十六回），凄凉而纯粹，是那疼痛的颓废的受难的美。听诗后，湘云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七十六回，页1069）妙玉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七十六回，页1069）此外《唐多令》咏柳絮：“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七十回，页971）
鲁迅最内心宁可对故乡最美的鬼魂——女吊感到温暖：“……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女吊》，卷6，页614、618）“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听见了西方的“心声”（《摩罗诗力说》），却仍无法排遣他的绝望。鲁迅并没有在他的文字里显露他的全部灵魂，深深绝望而又常常侈谈那无确定性的希望。鲁迅一生在公和私、社会和个人两个世界（心灵与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矛盾：为公、为社会的鲁迅从五四启蒙的舞台走向了红色左翼的文学革命活动；为私、为个的鲁迅，在艺术爱好，在灵魂深处，似乎并不那么积极，那么入世，而更黑暗、悲观、颓废。
鲁迅的文字也可由此分为两个谱系：杂文中的论战文字、小说《呐喊》的大部分篇章属为公、为社会；杂文中如《夜颂》、《女吊》等刻画灵魂的文字、《野草》、小说《彷徨》的大部分篇章属为私、为个。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明，而时常纠结浑浊在一起。鲁迅自言“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野草·希望》）。鲁迅如是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两地书》，卷11，页20－21）鲁迅喜欢的文学艺术也往往颓废而绝望。鲁迅介绍剧作《往星中》作者：“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致许钦文信，卷11，页457）“人生是可怕的”，很多人思索那哲学中最严肃的问题——自杀，但并不是很多人选择放弃人生，生存一直在继续；“理性是虚妄的”，那我们用什么来取代理性？爱？如果把爱也认作虚妄，掏空一切的虚无，一无所有，如何肩住黑暗的闸门；“黑暗是有大威力的”，但我们能因为这绝望而放弃么？因为绝望而反抗，因为不可能而信仰。
鲁迅一生充满了灼热的分裂、矛盾与延宕。鲁迅作为尖刻的不媚俗的个，是启蒙者，却时时视民众为庸众。缘于童年的不幸遭遇，鲁迅对人与人间的冷漠有极敏锐的感受，后来的血腥冷酷经历又不断印证了他那耻辱阴暗的童年记忆。鲁迅对人性极其失望，却对鬼魂、撒旦亲切。[6]鲁迅离乡时：“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琐记》，卷2，页293）弃医从文的鲁迅，看清了国民充斥着奴性却缺乏诚和爱，欲以文学拯救一个民族的心灵。可是《新生》失败了；原本为之准备的几篇文章转投《河南》，一样没有回响；《域外小说集》失败了。这时的鲁迅感到一种虚无的绝望：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卷1，页417）
回国的鲁迅，不论杭州参与革命，北京寂寞钞古碑、登上五四启蒙的舞台，南下厦门、广州，上海十年投身左翼活动，都不停地听到那虚无的绝望对他的召唤。
鲁迅绝望于中国的历史只是一场吃人的筵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卷1，页425）鲁迅绝望于历史罪恶的可怕循环。在鲁迅眼中，中国的历史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灯下漫笔》）“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忽然想到》，卷3，页17）
鲁迅虚无于无物之阵：“但他举起了投枪，……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这样的战士》，卷2，页214）绝望的尽头，就是虚无：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茫茫的东方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卷2，页177）
鲁迅在《野草·过客》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不知道自己的称呼、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单记得走了许多路”，得知前面是——坟，依然往“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致赵其文信：“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卷11，页442）又：“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北京通信》，卷3，页51）不管这世界多么绝望、虚无，荒诞、罪恶，我们终究要走自己的路。
其实在曹雪芹（林黛玉）、鲁迅的心灵世界里，充满了紧张的悖论。曹雪芹的大关园是乌托邦的家园，高洁缥缈，远如彼岸；鲁迅站立在现实的战场，呐喊彷徨，皆未离此岸的现实。两个心灵世界间存在二极世界的张力。曹雪芹欲为新世界注入爱的情性，可是不止他的心灵之子——贾宝玉、林黛玉飘逝沦落在无爱的人间，更可怕的是曹雪芹的爱终难难逃媚俗的结局。没有爱，我们的心灵如何在悲凉的世界生存？可是爱在一个媚俗的世界何等之难！当心灵被专制时，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被爱？我们又如何保证爱不会是一句空洞而虚假的口号（近似鲁迅后来反思过的那句五四时代《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口号）、不会被利用——媚俗？当萨比娜看见美国参议员在照相机前抱起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并说那是幸福时，“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7]林黛玉尖刻地不媚俗，可是她向往的结局——与宝玉结婚，就能逃避媚俗？林黛玉尖刻地叛逆，可是她只是有心灵的力量，何曾有反抗黑夜的行动力量！鲁迅时刻警惕极权政治，因为极权政治与媚俗互相利用，可是鲁迅最终转向了红色政权（虽然鲁迅与左联合作时有不愉快，觉被利用，但是鲁迅的立场始终在红色政权一边）；当鲁迅被捧为政治神坛的神像（《庄子》鄙弃的楚庙堂神龟），鲁迅一定程度地被极权政治利用！鲁迅觉曹雪芹“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鲁迅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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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楼梦》中仆人对林黛玉的评语除了刻薄（如二十七回，红玉），还有兴儿的“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六十五回，页914）。
[2] 关于鲁迅的疾病可参[日本]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49—1455页。
[3] 鲁迅五十寿辰，一个美国人回忆他：纤弱，放射出一种为最完整人格所独有的无法解释的和谐的魔力。史沫来特：《记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第1588页。
[4] [日本]川端康成：《临终的眼》，《美的存在与发现》，菅原卓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1页。
[5] [美国]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5页。
[6] 鲁迅回忆起故乡的《无常》、《女吊》，不乏温情。《摩罗诗力说》则是对撒旦气质的张扬——摩罗是佛教中专事破坏的魔鬼。鲁迅临死前好谈鬼魂。
[7] [法国]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9　18:02:26
“个”的尖刻地不媚俗
鲁迅、林黛玉给我们尖酸刻薄的印象——敏感、多疑、小性儿、好讽刺。鲁迅论战时言：“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鲁迅接着说：“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我还不能带住》，卷3，页224）都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林黛玉的言语竟也有匕首的锐利，仆人李嬷嬷：“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第八回，页124）
鲁迅、林黛玉的尖刻由何而来？指向何方？除了他（她）本身的某些病态性格，和对弥漫着流言、陷阱、残杀的阴毒病态社会的投射、反抗，是否还有其它更内在的质素使得他（她）们非得如此？或者说，尖刻除了尖酸刻薄，是否还可有别解？本文将之释为尖锐深刻。清代王士禛在谈艺评月泉吟社时曰：“……诗传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别自一家。”[1]在此“尖刻”可释为尖锐深刻。尖刻还与中国文人传统中的某些习性相关。
尖刻与土地相系。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2]此二潮流推而广之，可及江南。如果曹雪芹是飘逸的，那么鲁迅就是深刻的一派。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3]刘文认为庄子、嵇阮皆是南文派别。地方与文艺间关系，并非绝对；刘文即认为魏晋之北人，亦多有属南文派别。文气南北之分而已。
金陵的六朝雾气，曹雪芹呼吸其间，必有感悟，而被及《红楼梦》。曹雪芹后虽迁于北地，京郊黄叶村著《红楼梦》，却终不失南文飘逸之气。《红楼梦》的优美，是江南的优美。《红楼梦》乃哀泣在江南桃花细雨间无法救赎的一曲悲歌。鲁迅犹荒原里“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彷徨·孤独者》）。鲁迅是力的美，是崇高，他“肩住黑暗闸门”的受难形象予后世彷徨者以几多力量！曹雪芹穷愁潦倒，却不失优雅。他有更广博的爱，给笔下的恶更多宽容（对家族的罪、对薛蟠、王熙凤、贾雨村等一类人）。曹雪芹把他心灵世界中不宽容——尖刻的气息，灌注给了林黛玉。鲁迅对良辰美景冷漠（《厦门通信》），也更缺乏宽容。鲁迅临死前：“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死》，卷6，页612）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笔下的人物更多高高在上的批判姿态，即使是那些刻画类于自己知识分子鬼魂的小说（如《孤独者》、《在酒楼上》）。
鲁迅《野草·秋夜》：
枣树……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睒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卷2，页162—163）
这是深度的极境抒情，有一种匕首割裂心灵的锐利——对苦难的疼痛与悲悯、对刺向天堂的直似教堂之尖的紧迫感。在这里，鲁迅以极具诗意与宗教象征的物象，向我们呈现了他有关存在的深度哲理——尖刻的个刺向媚俗的圆满。尖刻的个刺向媚俗的圆满，这一意象，也弥漫在鲁迅的大多数文字里——背后是心灵。
“媚俗”是德语词“Kitsch”的汉译，原指虚假、低俗的艺术。“媚俗”一词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上升为一种虚假、低俗的人类精神，并深入人心。台湾翻译为忌屎，虽粗俗，却形象表达了一种对肮脏丑恶视而不见的精神，而且源于小说的原话。其实媚俗的主题及对其反抗，在汉语的大地上，一直存在。让我们听听屈原的悲愤之音：“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世浑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
画家萨比娜评医生托马斯：
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在媚俗之王国，你会是个恶魔。[4]
这句话一样适用于曹雪芹或贾宝玉对林黛玉的评语：“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三十二回，页433）整个大观园，真正对仕途经济、家族利益的婚姻叛逆反抗的竟只有贾宝玉与林黛玉，他（她）们要求个的恋爱、个的生活选择。可是这些，在曹雪芹的时代根本无力解决；就算到了鲁迅的五四，这些依旧是时代所要解决的核心。“个”，是人作为个体的选择与承担，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张扬。
林黛玉是大观园罪恶媚俗的王国里最叛逆的魔鬼。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时，薛宝钗道：“可真是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四十八回，页650—651）而颦儿（林黛玉、潇湘妃子）写出：“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三十八回，页512）在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一个历史只想把女人写进《烈女传》的时代，虽“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却大抵泯没；林黛玉因有曹雪芹“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而“昭传”（第一回）。林黛玉以纯洁为生活根基，全力作诗；她的诗不为传世，只是生命的本真流露，是灵魂的全部。她遗世独立的风姿，睥睨一切的神韵，足供我们万世景仰。林黛玉是一个媚俗时代的魔鬼，飞翔在我们心灵的高地——精神的顶点。
《红楼梦》一书以女娲炼石补天开篇，深有意味。女娲在华夏民族起源的历史叙述中，捏土造人、炼石补天，被尊为最高的神。作为华夏民族创造者的女娲是女子，深有意味。只是后世的女子被玷污了。《红楼梦》对女儿乌托邦般的尊崇，与对几乎全由男人承担的王道历史的极端失望厌恶分不开——犹屈原对香草美人的纯洁寄托。“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鲁迅：《摩罗诗力说》，卷1，页63）此吾中华之谓乎？曹雪芹的时代正是那“文化史”之“秋肃”“卷末”。那是一个尽力淫荡，却久已不把女人当人的时代。裹脚布、贞洁牌坊与《烈女传》，其间有多少女子哀怨的疼痛与失声的哭泣。
曹雪芹在大荒山无稽崖提起“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又在太虚幻境说出“意淫”。意淫之异在意，警幻仙姑：“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第五回，页87）淫是生命中最根本的事实；一个越是对它道貌岸然血腥压制的时代，骨子里就越是淫荡而变态。与贞洁牌坊、《烈女传》、宋明理学同时盛行的却是春宫画、情色小说。刘小枫：“淫在这里标明的是一种生存世界的基本动力，一息生命在淫中展开，在淫中获得自己的个体命运。”[5]一个女子在那样的时代，要获得“个”的命运，首先要脱离的是一部男人的浊恶历史。“传情入色”则在情之可贵。汤显祖“至情”是其先声。淫在《红楼梦》中有近似历史推动力的恶的地位。
昆德拉认为：只要关注公众的存在，而不是从本心行事，就免不了媚俗，媚俗是人类永无法避免的境况之一；小说应把世间一切确定转为疑问，不该美化世界本来媚俗丑恶的面目。林黛玉的爱情期待，叛逆地指向公众的存在。她的爱情期待指向的不是家族利益奉旨完婚的联姻，而是两颗心灵的相知。在这里，她的尖酸刻薄只是尖锐深刻地不媚俗的外相。“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6]林黛玉无法抗拒现世黑暗的罪恶，却不愿污于浑浊，转向了心灵的飞翔：
我为的是我的心。（二十回，页276）
她的心灵飞翔虚无缥缈，绝少实现的希望；但不正因为这绝望而使人持续感动。林黛玉的尖锐刺向的正是那媚俗的圆满，她的深刻缘于对媚俗的圆满的怀疑。个的尖刻的怀疑是媚俗的天敌。“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海子：《亚洲铜》），林黛玉是那尖刻的爱怀疑的夜莺，飞舞在大观园的黑夜中，一次次的哭泣是心灵刺向媚俗的圆满时伤疼的啼血。林黛玉是大观园的黑夜里唯一的诗人。真正的诗人，优美地抒写理想，而又不轻信天堂；她（他）们飞翔、鸣叫在天堂门前，引领我们攀上通往天堂的梯子，又另我们犹豫徘徊在天堂门前，在希望与绝望间，不能上而不能下。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写了几篇古奥的文章。那是他日后思想与行动的种子。
《文化偏至论》叛逆地指示：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呼唤“意力绝世”的“先觉善斗之士”；文中与个相对的庸众——俗几次出现：
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于庸俗无所顾忌，……
……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
在这里鲁迅认为历史亟须注入的是“偏至”的“主观”精神。（详卷1，页44—57）
《摩罗诗力说》的鲁迅撰写了“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人的谱系，并有自己承续这一谱系的强烈意识：
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文中也随处可见个与庸众的对立，如：
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作为尖刻的个的不媚俗宣言。（详卷1，页63—100）
回国后，鲁迅在绍兴也曾激动地投身革命，最后却看清革命、革命者（更可恨的是青年学生）也不过如此；终于去北京，在绍兴会馆孤独钞古碑、读古书，沉潜十年，完全看不到铁屋子破毁的希望。五四，鲁迅被推上启蒙的历史舞台。《呐喊·自序》中鲁迅述说金心异（钱玄同）质问他钞古碑、劝他写点文章的事；并述说了那破毁铁屋子、囔醒熟睡之人的寓言，追寻了希望之有无的心灵问题。
鲁迅是启蒙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却对自己演的戏充满怀疑：“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的告别》，卷2，页165）“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卷2，页221—222）作为一个启蒙者，灵魂却如此阴冷，无怪乎对故乡冷艳的女吊感到一种温暖。其实鲁迅根本不相信启蒙的把戏。他对国民性缺乏诚和爱却充斥奴性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鲁迅自言：“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两地书》，卷11，页79）
心之乡：曹雪芹——鲁迅，一直在叙述一个尖刻的个在媚俗[7]的世界中痛苦的存在境况。在心之乡，难诗人可以遮闭自己敏感的眼睛、尖刻的心灵，而无视这世界如沙漠灼热的沙子般的罪恶？难道诗人可以独善其身于浑浊恶世？否则，那些大言不惭自称诗人的人，不过是几只由主子豢养着的嗷嗷学舌唱着恶心颂歌的鹦鹉。
否则，诗人何为？
那些独异的个：曹雪芹的天地所生异人谱系、鲁迅的摩罗诗人谱系，都有着阴冷的觉醒的眼神，都给人一种介于苍凉与温暖间的独异气息。个就是那“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中“较为清醒的几个”（《呐喊·自序》）。个就是肩住铁屋子的黑暗闸门、放我们到光明的地方的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个就是天堂门前爱怀疑和爱飞翔的鸟，她的歌唱夹有希望的欢跃与忧郁的绝望。个就是承载曹雪芹新伦理的新人形象：贾宝玉与林黛玉，他（她）们看透王道历史把戏日常性的罪恶真实，却又无从逃遁，更妄言解脱、救赎。因为贾宝玉与林黛玉栖心的大观园完全来源于现世的罪恶，完全立足于罪恶的大地上——大观园只是元妃省亲的一个结果。个就是五四启蒙舞台上的鲁迅，看透了一切把戏——造化与进化、公理与正义、直至生命本身的无聊：“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卷3，页4—5）可是又不愿确定地放弃希望与未来：“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记谈话》，卷3，页359）
那么，个的气质是如何可能？
余音 冷醒：反抗黑夜
“黑夜是神的伤口”。（海子：《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的献诗》）曾有个“剃刀与伤口”的比喻：被剃刀割过的伤口血流不止，大多数人只关注包扎伤口，只有几个会关注剃刀的尖刻。那是全然不同的问题意识。对剃刀的反抗，才能根本上反抗伤口——神的伤口——黑夜。反抗黑夜是一种心灵与存在的哲理，深沉于反抗绝望、虚无。
鲁迅在向许广平倾诉“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后，又说：
……‘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两地书》，卷11，页79）
《红楼梦》开篇于大荒山无稽崖，女娲炼石补天。炼石补天不正是对天空不完整性的一种反抗？天空的不完整性不正是现世荒诞无稽（故名“大荒山无稽崖”）的折影？“青埂峰”谐音“情根”，为入世的贾宝玉前身顽石的居所，这不正是曹雪芹要为荒诞的世界注入爱——为无情的恶的世界补情。
曹雪芹的反抗黑夜，就是他要为现世注入的新伦理。新伦理的载体是罪恶土地上的欲为纯洁的大观园，是大观园中的新人形象；是贾宝玉对儒的诋毁，是林黛玉对浊世的尖刻讽刺。曹雪芹的新伦理不是儒家的信念。“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倒可“编述一集”（第一回）。在贾宝玉眼中，“仕途经济”、“文死谏，武死战”[8]一样混帐可笑。贾宝玉对儒生深深厌恶，而《红楼梦》中的儒生不是迂腐如贾政，就是蝇营狗苟之贾雨村。贾宝玉的爱不是儒家宗法性血亲原则，宁爱可亲的女仆，也不对父母亲近。但曹雪芹无法抗拒儒家王道历史的血腥的罪恶，只有对之逃遁。携宝玉入世、又携之归大荒的一僧一道，在曹雪芹的红楼世界里似乎拥有全面的主宰力量。那么曹雪芹是否在庄禅里找到受伤的心灵栖居的故乡？庄禅关怀的是生命存在的感觉，关怀受伤的心灵栖居的心乡。
庄禅许诺了清净虚无的解脱，却把生命存在的意义掏空：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庄禅不过是看透世界的“大荒无稽”后无可奈何的逃遁。庄禅（还有魏晋）怎么可能有“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勇气？怎么可能有反抗黑夜的力量？庄禅—魏晋不过是对黑夜笼罩的苍凉大地上全人类沉重苦难的轻逸掩饰！掏空一切的虚无，怎么反抗同样一无所有的黑夜？而曹雪芹是冷醒的个。曹雪芹虽还无法“肩起黑暗的闸门”（这使命是由后来的鲁迅承担的），但他的写作是反抗黑夜的写作。反抗黑夜的写作就是新伦理的叙述。
新世界的伦理是爱的“情性”。情性的根基是儒生贾雨村说出的“清明灵秀正气与残忍乖僻邪气”，秉此情性者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刘小枫说：“……这段贾雨村言不仅对于儒家道学来说疯得可怕，对于庄禅而言，同样疯得可怕。”[9]曹雪芹以爱为新世界的根基，由此反抗黑夜无情的悲凉。此外，在红楼世界中，女儿的纯洁，近乎彼岸的辽远。此纯洁映射出主要由男人承担的历史的浊恶：“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第二回，页28、31）曹雪芹的新伦理的根基是水作骨肉的女儿的性灵——犹晚明的李贽呼唤“童心”。
可是，曹雪芹的新伦理根本无法反抗人生的悲凉之雾，只能又一次逃遁，逃遁于大观园的乌托邦；可是大观园何曾脱离过被黑夜笼罩的罪恶大地，大观园终究飘逝沦落在人间。曹雪芹的爱，小我，只落在大观园，并未指向罪恶大地上受苦的芸芸众生。一个民族的心灵将要起来，将有新人来“与黑暗捣乱”。大地需要一个“肩住黑暗闸门”的受难者。鲁迅生于此时！鲁迅的爱更深沉。只有大观园的爱无法肩住黑暗的闸门。鲁迅的爱立在“不幸不争”的国民的万千心灵上，以此有肩住黑暗闸门的力量。鲁迅的内心世界曾出现这样的盗火者形象：“假普洛美迢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窃火贻人，受絷于山顶，猛鹫日啄其肉，而终不降。”（《摩罗诗力说》，卷1，页84）普洛米修斯（Prometheus）“窃火贻人”不正是对黑夜的反抗？鲁迅是爱夜的人：“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夜颂》，卷5，页193）可是爱夜的人，却“偏与黑暗捣乱”，偏要去反抗黑夜。
鲁迅的反抗黑夜，除了对现世的冷嘲热讽（同林黛玉），就是对自己虚无、绝望鬼魂的刻画与鞭挞。鲁迅的写作充满凄楚的无奈，却是他所能找到的驱除心之乡的魔鬼的方法里较为可行的。虽然写作只能部分的倾诉鲁迅自己的黑暗鬼魂。鲁迅的“黑暗闸门”除了传统的因袭重负，还有许多来自他自己心之乡的魔鬼。鲁迅如是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致李秉中信，卷11，页431）《野草》就是鲁迅驱除黑色心魔的写作的一朵绚烂的花。其间充满了鲁迅的绝望与虚无，还有对绝望、虚无的反抗。《狂人日记》、《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里的人物悲怆地深陷于绝望、虚无中，独白出无家可归的惶惑与对生命的沉思，其结局又往往无力救赎。
鲁迅“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故终究还要反抗黑夜。鲁迅曾呼唤这样的摩罗诗人——“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曾以这样的语言承担光明使者：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卷1，页325）
曹雪芹以爱为世界的根基，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卷1，页133）
独有‘爱’是真的。（卷1，页137）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同为他的反抗黑夜。国民性批判同样为的是建立一种新伦理。一个民族的心灵曾被如何奴役、扭曲！鲁迅早在留日时就看出国民性之缺乏诚和爱，但他的行动似乎更是在昭示复仇，而不是爱。鲁迅深深思索过“立人——立国”的国民性问题。
在鲁迅对这一国民性问题的言行里，我们听到了那似曾相识的天堂门前的夹有希望的欢跃与忧郁的绝望的歌声。唯一能确证的是他在反抗黑夜。反抗黑夜为的是黎明的到来：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旧约全书·诗篇 74 ：16》，和合译本）
曹雪芹的低诉、鲁迅的呐喊：是黎明前云雀一飞冲天的鸣叫，其音热烈期望而奋人心灵；是垂死星星的光芒、是天鹅临死之歌，凄凉而难以得救。但我们要得救：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墓碣文》，卷2，页202）
尖刻、冷醒的心之乡，关怀的是最高的伦理、最高的生活信念，关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远方的世界。尖锐深刻的个，照见了庄子——魏晋，刺破圆满的媚俗，觉醒后感到无尽的阴冷——颓废、绝望、虚无。他们是夜之子，却终究要反抗黑夜！可是，冷醒后，尖锐深刻的个发现心之乡依旧无法栖居，自己依旧是黑夜笼罩着的罪恶大地上飘荡的孤儿。反抗黑夜不止是尖锐深刻的个的个体生命举动，更是普遍的个的生命存在状态，具有一个民族心灵的辽远，又足以拓宽一个民族的心灵。
黄德展 南京
2003年5、6月间初稿
——2004年4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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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第461页。
[2] 《谈龙集》，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页。
[3]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14页。
[5] 《拯救与逍遥》，第252页。
[6]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99页。
[7] 在这里，我想把“媚俗”一词指向更远的地方：现世“淡淡血痕中”无法排斥的罪恶，王道历史对人的奴役、异化、欺骗、残杀，对圆满乌托邦毫不怀疑的轻信……
[8] 贾宝玉选择的死则是对王道历史的逃遁：“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三十六回，页480—481）
[9] 《拯救与逍遥》，第251页。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9　18:12:37
……曹雪芹……鲁迅……
是两颗星辰：在我们头顶，无边夜空，
如野草，痛苦燃烧
燃烧的光热感染我们，使我们恒久仰望，
黑夜的悲伤
夜色依旧，黎明无期
大地上飘荡的孤儿，在黑夜的哭泣底下，
永远渴望救赎的光辉
永远渴望语言——诗，照亮一个黑夜
一个美丽新世界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9　18:19:20
曹雪芹——林黛玉——鲁迅
作者：林风2007　回复日期：2007-11-9　18:46:32
呕吐
就自淫吧你
作者：看象人　回复日期：2007-11-9　19:13:30
文章就是自淫啦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9　19:19:21
路过
作者：dggttht　回复日期：2007-11-9　20:31:56
真正的伟大，真正的经典，难以言说，又经得住时空的长久言说；她使我们窥见人世的苍凉，以此温暖我们的冰冷
作者：安部公房　回复日期：2007-11-9　21:24:33
作者：dggttht　回复日期：2007-11-9　20:31:56
真正的伟大，真正的经典，难以言说，又经得住时空的长久言说；她使我们窥见人世的苍凉，以此温暖我们的冰冷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10　9:02:18
夜色悲凉，无边无际，徘徊着，迟迟不肯散去。可有光明使者，来肩住黑暗的闸门？那么久了！缘于媚俗世界中心灵的尖刻，鲁迅的匕首，刺破了圆满的乌托邦，可那匕首、思想的匕首是否在黑夜中辟出几丝光明？果鲁迅为光明使者，为什么我们仍感到无尽的阴冷？鲁迅是传统文化中国逝去时的守灵人，是新生文化阵痛时的呐喊者，是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他于漫漫黑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如野草痛苦寂寞燃烧，是否给我们以“宽阔光明的地方”——一个全新的世界？是否使我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作者：孤独凝噎　回复日期：2007-11-10　9:46:12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然后孤独着优雅从容走完自己的人生.鲁迅只有一个,林黛玉亦然.做一个太清醒的人是一个异数,注定孤独.幸好,鲁迅有许广平,黛玉有宝玉,但都太短暂,为什么不给他们长长的一生呢.
作者的文笔很好思想深刻看来是专业人氏了,就不敢班门弄斧了.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10:55:25
用百度搜索，这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暑期课题研究培训班论文集》(第八辑，2003年)的论文。黄普希就是黄德展啦，2003年一学生而已，哪里是什么专业人氏。而且文章花哨。
http://www.njude.com.cn/jingpin2007/gdhy/res/23/res/200705251125.doc
chin.nju.edu.cn/zwx/pub/shuqiban8.doc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10:56:36
一位在鼓山桃源洞独自学佛的和尚和我说，喜欢鲁迅的人，嗔气太重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10:59:05
嗔，怒也
生于惨淡的人生，如何不怒
作者：训象师　回复日期：2007-11-10　11:05:24
林黛玉的诗，有一种深入灵魂的绝望。“冷月葬诗魂”（七十六回），凄凉而纯粹，是那疼痛的颓废的受难的美。听诗后，湘云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七十六回，页1069）妙玉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七十六回，页1069）
作者：谁明狼子心　回复日期：2007-11-10　11:37:15
顶顶顶，写得不错。把鲁迅和林妹妹拉在一起，有创意。
作者：谁明狼子心　回复日期：2007-11-10　11:39:04
建议楼主写历史小说，以鲁迅和林黛玉做为爱情的男女主角，哈哈哈。
作者：看象人　回复日期：2007-11-10　11:44:51
曹雪芹的红楼世界始于大荒山无稽崖无法安身的虚无，继之大观园爱之欢乐，终于乌托邦毁灭的苍凉绝望：
作者：看象人　回复日期：2007-11-10　11:46:07
写历史小说，以鲁迅和林黛玉做为爱情的男女主角，哈哈哈。
穿越时空呀
谁明狼子心　更有创意
那许广平怎么办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10　13:58:47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旧约全书·诗篇 74 ：16》，和合译本）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10　15:17:46
林黛玉绝无道家逍遥式的逃遁，“登仙非慕庄生蝶”（《菊梦》, 三十八回）。她有一种对世事“瞧不破”的对“真”的执着。林黛玉在命运的荒诞面前无法逃遁，更无法自色悟空。林黛玉的纯洁，无法浑浊于恶世，又无处逃遁，终究毁灭。林黛玉讽刺人世的任务，似乎是神给纯洁的启示，因她是人世的心灵镜象，彼岸追寻。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0　15:34:12
写这篇文章，一开始只是一种感觉，大一时吧，觉得鲁迅和林黛玉的性格很接近，都尖刻，冷嘲热讽。后来更深觉曹雪芹和鲁迅一样深入骨髓的绝望。看了多遍鲁迅和曹雪芹的文字，看了百来本红楼梦和鲁迅的著作，到大三，就开始写学年论文，自己没有电脑，写作时断时续。但是，在一个月里面，一直在想这论文。甚至会在半夜醒来，有个想法就用笔记下。后来，大四了，参加了暑期论文写作班，又作为毕业论文作了一些修改。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0　15:36:17
本来，2005版的鲁迅全集已经买了，现在正在读。红楼梦的版本也应该一个一个读过去，再好好修改这篇文章。关于曹雪芹和鲁迅的精神资源，庄子和魏晋，也因为学历不深，写得不好。论文本想好好修改再发。但是，写论文的时候，南大师友的意见曾经引发我的很多想法。所以，这次把旧作发出，希望天涯的网友，也能激荡我再次修改论文的思绪。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0　15:52:54
尖刻、冷醒的两个
——曹雪芹与鲁迅的心灵世界
序曲 从林黛玉到鲁迅
庄子与魏晋
颓废•绝望•虚无
“个”的尖刻地不媚俗
余音 冷醒：反抗黑夜
作者：春分路　回复日期：2007-11-10　16:47:15
对“意淫”似乎还需要说说
楼主似乎说的和曹雪芹有差距
文章写的的确不错
顶
作者：采菊东篱下739　回复日期：2007-11-10　21:25:42
执着守护自己心灵的人,在这冷漠的世界注定痛苦一生一世.从屈原到鲁讯有太多相似与类同,楼主分析得透彻.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21:30:43
想起陶喆的讨厌红楼梦
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
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
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
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21:41:32
采菊东篱下739
其实陶渊明闲谈外表的内心一样是痛苦的
但陶渊明在面朝痛苦的时候
寄情诗酒文赋菊花，以此反抗内心的绝望
他的身影，因此感动了后世无数一样痛苦的人
成为后世千古文人的精神之巢
作者：秋水真人　回复日期：2007-11-10　21:54:17
酸死人了。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0　22:20:49
哈哈哈，让人说酸死人了。
是一种幸福
作者：秋蝗一梦　回复日期：2007-11-10　23:24:11
高人啊，学习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1　10:46:08
作者：雁山楠水　回复日期：2007-11-11　0:07:04
楼主是傻B，是呆B，是二B。
又傻又呆多好啊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11　11:02:04
哈哈哈，我知道这篇论文的导师是谁
作者：马辟精　回复日期：2007-11-11　12:10:54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10:56:36
一位在鼓山桃源洞独自学佛的和尚和我说，喜欢鲁迅的人，嗔气太重。
这话说得……出世的人评论入世的人，自然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的。但是，他可以说“喜欢鲁迅的人，嗔气太重”，而我，也公平地仿照此说，评论这出世的人一句：你倒是人气全无。
先生的嗔气，乃是因了这现实的照射而生的。无论是说嗔气还是人气，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话。无所谓对错。只是借用嗔气来批评，似乎是错位了。
作者：马辟精　回复日期：2007-11-11　12:17:38
修佛的人，了无嗔气，自可向得大道迈进一步；平常的凡人，无了嗔气（泛指），一个个平和顺气，这世道，还有什么激情、进步、革新可言？当然，在下之意，并非要求人人有嗔气，毕竟参差多态是常态。只是看不得用一个嗔气就抹了其中的积极意义罢了。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1　13:22:26
作者：马辟精　回复日期：2007-11-11　12:17:38
修佛的人，了无嗔气，自可向得大道迈进一步；平常的凡人，无了嗔气（泛指），一个个平和顺气，这世道，还有什么激情、进步、革新可言？当然，在下之意，并非要求人人有嗔气，毕竟参差多态是常态。只是看不得用一个嗔气就抹了其中的积极意义罢了。
呵呵，鼓山和尚的话我也听了
但是我还是那么心爱鲁迅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1　13:25:03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10　10:59:05
嗔，怒也
生于惨淡的人生，如何不怒
作者：马辟精　回复日期：2007-11-11　12:10:54
先生的嗔气，乃是因了这现实的照射而生的。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11　14:16:46
文章讲了很多问题
又很多问题都没讲清楚
作者：godevil_9　回复日期：2007-11-11　15:48:59
看不懂
作者：仲达　回复日期：2007-11-11　16:37:27
楼主,你是潘知常的弟子吗?
作者：wxd6688　回复日期：2007-11-11　19:11:55
莫明其妙,实在看不懂,鲁讯和林黛玉怎么能扯到一起,他们怎么会是一类人,此话怎讲?我不明白.楼主真是会搞笑.
作者：wwwjean　回复日期：2007-11-12　9:07:19
最不喜欢看的就是文科的论文，哀！
作者：远目归鸿　回复日期：2007-11-12　10:07:40
确实没看懂。
作者：再等一个秋　回复日期：2007-11-12　10:33:54
鲁迅 还是无法与 曹雪芹 并题的。
或许是红楼梦的伟大，鲁迅自感不如，于是放弃了长篇。也写不出长篇。有的只是牢骚呗了。更谈不上红楼的艺术之美了。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2　18:55:39
作者：仲达　回复日期：2007-11-11　16:37:27
楼主,你是潘知常的弟子吗?
不是。他、我同学有把文章发给他看过，他有找我聊过
他不在中文系了
作者：wwwjean　回复日期：2007-11-12　19:56:28
红楼梦真的那么美吗？真的那么伟大吗？
在我的眼里，宋明时期很多文人的小说都比红楼梦更有味道。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12　20:33:22
作者：wwwjean　回复日期：2007-11-12　19:56:28
红楼梦真的那么美吗？真的那么伟大吗？
在我的眼里，宋明时期很多文人的小说都比红楼梦更有味道。
推荐一下，都是哪些小说啊？
作者：xinlanhjr　回复日期：2007-11-19　11:32:01
有深度 看不是很懂 但是佩服 哈哈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19　11:37:38
在网上也看到一篇讲鲁迅和林黛玉的文章
鲁迅和林黛玉
张家港外国语学校 王开东
当年曹雪芹为闺阁立传，无非要传达彼钗裙不让须眉之意。而林黛玉作为闺阁中的佼佼者，自是阳春白雪，万里无云。此等人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般须眉浊物根本无法和她相提并论。想来能够与之匹配的只有鲁迅。鲁迅和林黛玉，一个怒发冲冠的男人，一个风露清愁的女人，一个现实世界的文豪，一个文学画廊的翘楚。于是，就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一、 少年亡亲，家道中落。
黛玉和鲁迅都曾经历亲人亡故，家道中落的伤感和窘境。黛玉从小丧母又体弱多病，少不更事便寄居于祖母门下，后来父亲又突然亡故，黛玉从此失去家的依托，更加成了孤魂野鬼。虽然贾家富甲天下，但在众姐妹中，黛玉属于外戚，自然有寄人篱下、无依无靠之感。黛玉的骨子里是想拥有独立人格的，可是因为母亲的亡故，家道的萧条，特别是后来父亲的暴死，使得黛玉在贾府里，实际上不过是被接济、被怜悯的对象，这是黛玉最不想充当的角色。正是由于这样的生活境遇造成黛玉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反叛性格，伴之而来的是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为人目无下层，孤高自许；说话语带讥嘲，尖酸刻薄，“睚眦必报”就是这一性格的集中表现。后来，父亲死了，生活上的凄惶无靠，更加助长了黛玉性格上的偏激。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对鲁迅的一生影响极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就了鲁迅。光绪十九年，“钦点翰林”出身的周福清，给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备了一万两银票疏通关节。听差徐福拦截殷如璋于苏州，递上银票之后，见没有动静，就在船下高喊一声：“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谁知这一嗓子喊出了祸事，却也喊出了“鲁迅”——历史就是这么和人捉弄！当时船上尚有外人，殷如璋隐瞒不过，干脆翻脸无情，周福清就此被捕入狱。周家顿时天崩地塌，族人立刻做鸟兽散。周福清案发后，光绪龙颜大怒，不顾刑部拟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的惯例，改周福清为“斩监候”。周福清因此系狱长达七年之久，每年“秋决”，都在生死之间轮回挣扎，给亲人带来无限的煎熬和创痛。鲁迅作为长子长孙，感受尤为惨烈。祸不单行，就在周福清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病情反复无常，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期间，伴随着祖父入狱，周家家道突然中落，父亲的大病，又使周家急剧贫困。挨到最后，就只有典当旧物。在比自己身量还高的柜台边，鲁迅吃力地将包袱呈送上去，然后在店员轻蔑的眼光和冷漠的嘴角里，接得一点钱回家。这种惨痛屈辱的经历，给争强好胜的鲁迅心理上带来的伤害，终身也弥补不了，而这，无疑正是鲁迅性格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可否认，少时丧亲，家道中落，给鲁迅和黛玉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伴随着他们一生，并在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打下深刻的烙印。
二、无可奈何、寄人篱下
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个途路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可以作为黛玉和鲁迅两人命运的注脚。
黛玉母亲病故之后,黛玉的身体方愈，原不忍弃父而往贾府,无奈外祖母致意务去,林如海也说 ：“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由此看来，独立的黛玉一开始就是拒绝依傍别人的，但是父亲的肺腑之言，无疑让善解人意的黛玉无法回避，终于洒泪拜别，住进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贾府。黛玉栖身的贾府究竟是个什么所在呢？薛蟠说，“整个贾府除了两个石狮子，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丑陋如薛蟠者都可以大言不惭的批评贾府的荒唐，可见贾府堕落到了什么地步。探春也说“贾府里的人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难怪尚未成年的、寄人篱下的、孤苦伶仃的黛玉，只有“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那么，黛玉为什么这样自我抑郁，照理说有贾母的疼爱和照顾，有宝玉的爱情支撑，应该能够部分缓解黛玉的处境。然而，就因为她是黛玉，她是一个永远不用别人的衣裳，来忘掉自己寒冷的人；她是一个永远不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时，她又是一个愈是处在屈辱的境遇下，愈是要坚持自己人格尊严的人。这样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就成为一切痛苦的来源。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黛玉的痛苦，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于自尊，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并压迫着这种自尊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度，这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总根源。在看人下菜的大观园，她只有自己监护自己的尊严，自己捍卫自己一碰就碎的爱情，没有父母之命，没有亲人做主，这个孤苦的孩子，曾经一度希望情敌的母亲薛姨妈出面，给自己提亲，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臆想。黛玉，这棵“生存在巨石下的绛珠草”只能长出弯曲的径和苍白的叶，这就形成了黛玉言语尖刻、生性敏感、看起来心胸狭窄的外在性格。恶劣环境催发了黛玉的心仪所向，在她勇夺菊花魁的诗里，她这样写道： “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这三首菊花诗首首紧扣陶渊明，抒发着一个共同的旨归——向往远离名利争斗、舒展天性的世外桃源。 敦敏咏颂曹雪芹的诗歌中有这样两句——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用在黛玉身上也可谓不刊之论。
再来看看鲁迅，周福清入狱之后，鲁迅兄弟也不得不走避于外婆家中，这一年，鲁迅十三岁，却过早地感受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在皇甫庄，大舅父家人公然声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明白表示他们对吃白食人的极端鄙视，以致鲁迅忍受不下，决定回家……；然而，过去仰仗周家权势、贪图小便宜的本家，现在也突然变换嘴脸，冷眼相投，公然打压。譬如大量传播鲁迅恶意的流言，譬如把坏房子分给鲁迅家……自家人尚且如此，一般市民可想而知，鲁迅那个时候在两点之间苦苦挣扎——在当铺换钱，再到药房里去拿药，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然而，一路上闲人们指指点点，轻蔑讥笑，它们就像恶鬼附身，多少年都挥之不去。究其原因，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一个显赫之家的衰落，总能带给贫困的小市民无限的自得和欣喜。中国人的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少年鲁迅自然不可能明白人性的种种丑恶，只是在心灵深处感到极度的震惊。
十几岁，正是鲁迅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自私和无情、冷酷和势利、冷眼和嘲弄，纷至沓来。鲁迅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不可能不给他的一生投下浓重的阴影；他看待人事的眼光，不可能不因此而发生急剧的变化。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敏感，就这样潜滋暗长。没有人知道，在世人冷漠的包围之中，一个伟大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个变革注定要照亮二十世纪，甚至将来的更多时候。
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于是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又于1902年3月东渡日本。结果，他在日本受到更严重的歧视，这种寄人篱下的民族歧视，比当初在大舅家的歧视更加强烈。鲁迅虽然没有郁达夫那么的颓废，但心理上的压抑可想而知！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比之家乡和南京，这种歧视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因为它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这不仅伤害他的自尊，还触痛了他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一点，从鲁迅对藤野先生异乎寻常的情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藤野先生在日本并非著名学者，其言其行也并非楷模，甚至还因学历不达标而被仙台医专解聘；然而，鲁迅先生却终生怀念和感激他，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初饱受歧视与冷遇的鲁迅，因为藤野先生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所以，使得鲁迅倍觉感动，以至终生都不会忘记。
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任何天才的诞生都离不开生长天才的土壤，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反过来推断，任何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确立，也离不开他们的人生经历。
三、爱情坎坷、感情压抑
先看黛玉，这个孤苦的姑娘，命中注定不能拥有爱情，却偏偏爱上宝玉，她要把所有的眼泪都还给自己的前世今生。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聪明清俊，玲珑似玉，柔情似水，她一生只为还泪而来，她对宝玉说：“你不必管我，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她才气纵横，高贵矜持，外纯内媚，美艳风情；可是无人做主的黛玉，只能“成日家情思睡昏昏”，而且还面临着外界的巨大压力。麒麟的张牙舞爪，金锁的钳制封锁，金玉良缘的宿命，皇妃有意送给宝玉和宝钗的红麝串，这些都给黛玉精神上巨大虐杀。前时的贾宝玉，对纯洁少女还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更让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黛玉常常说，我为了是自己的“心”，可以说，黛玉什么也没有，只有这颗对宝玉的心，这颗心爱得越深，越要求对方全部的注意，全部的感情和全身心的投入。感情正因为压抑之深，真情在这里，痛苦也就在这里。
要知道，只有一个深爱中的女子，才会那样容易流泪，那样矜持自持，那样浑身散发着幽香，那样清洁得不食人间烟火，那样不能受一丝儿委屈和伤害。黛玉本也是一个“情痴”、“情种”，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爱情是她的生命所系。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然而，她的爱情又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这就难免有痛苦、有压抑、有挣扎、有不幸，直至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再加上她诗人的气质和悲剧的性格，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爱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泄。诗，只能是“冷月葬花魂”、“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而哭，更是黛玉的家常便饭。她来到人世，就是为了“还泪”。她第一次见到贾宝玉，就是哭，脂砚斋说：“这是第一次还泪。”此后，“不是闷坐，就是长叹，好端端的不知为什么，常是自泪不干的。”黛玉的哭，分明历经奋斗的泪泉，洒满牺牲的血雨。哭是她悲剧性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强烈反映；哭，是她发泄痛苦的方式；哭，是她爱情压抑的感受和抒发。质言之，她是为自己的爱情而哭。爱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一生以泪洗面的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大笑，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消退不了的遗恨！
鲁迅的感情生活更是一塌糊涂。1906年，鲁迅在母亲的逼迫下，很不情愿的从日本回国，回家后的第二天，猝不及防的鲁迅，被迫和母亲包办的朱安举行婚礼。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的毁灭的，这种痛苦甚至长久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鲁迅曾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在新婚独居四天之后，鲁迅就漂洋过海，一去三年。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鲁迅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可是这样的日子却非常难捱，在绍兴会馆里，鲁迅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穿着厚厚的棉袍，整天单调枯燥的抄写古碑，来压抑自己热烈的青春和勃发的情欲，直到生命的欲望逐渐枯萎。经过二十多年的无性婚姻，44岁的鲁迅，仍然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的牺牲。但有“枭蛇鬼怪”之称的许广平，却横空出世，并用理解和热爱打碎了鲁迅封冻已久的心。相反，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面对这爱情的后果，他充满了疑虑。这疑虑来自命运起伏的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刃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况且，社会那样险恶，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当然，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着色，都加剧了鲁迅式的悲剧梦魇。
在短篇小说《伤逝》中，鲁迅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可见当时鲁迅对爱情的疑虑有多深，对爱情的结果又是怎样地偏于悲观！
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鲁迅总算逃出来了。可是，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面对自己内心里的森然鬼气和因袭的重负，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都投下浓重的阴影。正是在爱情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这些既是鲁迅性格的必然诉求，反过来也塑造了鲁迅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迥然不凡的人生。
李厚泽先生有一句名言：“人是文化的沉淀”，黛玉和鲁迅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当然要受其生长的特定时代环境的影响，当然要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付出成长的代价。
四、经历坎坷，性格诡异
先来看黛玉，她的性格主要表现为自尊、敏感、小性子、好斗、叛逆。但是，黛玉恰恰以自尊掩饰自卑，周瑞家的送宫花，本来只是抄便道走，却恰巧最后给了黛玉。黛玉立即反唇相讥：“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倘使林、贾二家没有门第差别，黛玉决不会从送花的先后敏感到门第的高低。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演化成了“惟恐被小人耻笑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常常用这种偏执到极点的自尊，肆无忌惮的伤害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自己的身份，她想得到的却恰恰自己所失掉的。其实，对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黛玉的极端自尊无非就是为了掩饰她内心的自卑。在这个少女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气量显得如此的狭小。但这一切，总是由于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隐痛，寄人篱下而又爱情无望。她不安于这种命运，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且招惹着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是非。
这种极端的自尊发展到最后，就是敏感、小性子、好斗，但我们也要看到黛玉尖酸刻薄后的坦诚。比如黛玉在宝钗面前的自我忏悔，对香菱学诗的热情帮助等。黛玉的小心眼儿，尖齿利牙，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别人不敢说的话，她偏要说。如宝玉和袭人的暧昧关系，只有黛玉敢一语道破，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对王夫人安插在怡红院中的内奸，她竟然一点也不顾忌。要知道在一个黑暗的封建大家庭中，真实的个性本身就是叛逆啊！正因为亲人早亡、寄人篱下、爱情无望等等无常命运的捉弄，导致黛玉多自尊，又多自卑，多自虐，又多攻击性，攻击之不成，又转而加重自虐，这就注定了她悲苦的人生。
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鲁迅的性格和黛玉十分相似。鲁迅自幼命途多舛，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凉世态，自卑与自尊相互纠缠，以至变得十分敏感，极端多疑。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又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许广平在《两地书》中也说：“先生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能耐，坐立不安”。“对于一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在一地呼吸，而对于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符所望，便悲哀起来了。” 鲁迅先生对人实在是看透了，虽然“透”得让人心寒，“透”得让人绝望，却让人不得不承认其认识的深刻和准确。 在文艺王国中，鲁迅的笔锋是不可触犯，鲁迅是不饶人的，鲁迅也是好斗的。他有一句名言，凡是损害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不要报复的人，我一个也不原凉。甚至到死还要说——一个也不宽恕。又岂止是不宽恕，先生甚至于破口“骂人”， 在1925年致吕蕴儒的信中，先生写道：“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研究一下鲁迅先生的“骂人理论”，很多人只看到先生的“骂”，而不研究他为什么骂和骂得对不对，有时候比较别人骂鲁迅的言辞，我们甚至感觉到先生骂得还很不够！
作家老酷指出，“鲁迅彷徨于左与右的夹缝中，既未归顺左，也未倒向右。他一直在怀疑主义中言说，而怀疑是不可能给人一种终极智慧和力量的，怀疑主义者的言说和行动，都只有理性的支撑，而缺少信仰的提升。”也就是说，鲁迅只是黑暗夜幕中一颗闪着冷光的流星，而不是一片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的黎明曙光。鲁迅一生的经历只是见证了个体的悲剧色彩，一切外在力量的无望和破灭，从而见证了神性的存在。但可贵的是鲁迅启示我们，放下对乌合之众的“知识分子”的依赖，放下那种以自己的懦弱煽动他人勇敢的启蒙，放下那种以自己的精明指挥群氓的愚昧的启蒙，放下那种装神弄鬼的道德巫师式的启蒙，转而开始对自己的启蒙，把自己启蒙成在政治、经济尤其是人格上彻底独立的纯粹个体，并以这样的个体面对形形色色的恐吓与收买，面对无边的黑暗、面对无限的恐惧。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虚空。”这是鲁迅笔下的最虚无、最凄凉、最绝望的话。
只是在写完之后，他还是勇敢地坚持着，近乎顽固，一意孤行！这个才是真的鲁迅！
五、思想激进，文风冷峭
黛玉的思想激进，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她的爱情上。黛玉的爱情是“知己之恋”。她从不要求宝玉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只要求他真实、坦诚、忠于爱情，至于什么仕途经济、功名利禄，一概被她讥讽为禄蠹。共同的叛逆思想、民主思想，共同的感伤主义和虚无思想，使得宝黛互相吸引，彼此依靠。他们是思想叛逆的知己，也是感伤文化的同盟。他们因思想激进而走到一起，又因思想激进而遭到扼杀，这些不能不在她的诗歌中反映出来。黛玉的文章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独标一格，文风冷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黛玉的诗，完全是“无我之境”。难怪贾雨村称黛玉：“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含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谐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这些诗句与黛玉“孤标傲世、目下无尘”的品格，交相辉映，一览无余。
黛玉的《葬花吟》作为她自己身世的真实写照，甚至可说是“一诗成谶”。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是对世态炎凉的最好抨击；“愿奴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是触景生情的感伤；而“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则是黛玉对自己一定“红颜老去、花落人亡”的沉痛预言。“冷月葬花魂”，黛玉的联诗甚至让我们今天的人都感到了几丝寒意。
王元化先生在《‘五四’再认识》指出：“鲁迅也是一样，他曾自称受到两种传统的影响：一个是庄周的随便，更一个就是韩非的峻急。”这两种思想对鲁迅的影响，表现在文章中，一方面就是天马行空，言出尘外，鬼话连天；一方面则是讥讽挖苦，尖酸刻薄，横眉冷对。鲁迅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文字有“暴戾之气”，他确实用过奴才、走狗、匕首、刽子手、扑灭等等不留情面的极端词汇。然而，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
于是，有人认为：“鲁迅冷嘲多于热讽。弥漫在鲁迅作品中的不是安慰与爱，而是憎恨与怨毒之气。”潘知常甚至认为：“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则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地场者的声音。”
但，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鲁迅，原因是没有把鲁迅交还给历史，交还给真正的属于鲁迅的那个时代。
在《秋夜》中，鲁迅写枣树的枝“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的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的发白。”这根枯瘦的秃枝，无疑传达了一种抗争，传达了鲁迅一刻都无法舍弃的个性。鲁迅只能做鲁迅，就像美国的将军巴顿，鲁迅也为战争而生，只能让他面对着鲜血，面对着死亡，细细地咀嚼仇恨！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正是他的这思想使他的文章拥有了重金属般的质感，而直接敲击的却是我们的灵魂。
黛玉和鲁迅都常态地处在被攻击的情形之下，遍体鳞伤，四处碰壁，处于“鬼打墙”、“铁屋子”和“无物之阵”的围困之中，外在的黑暗时常转为内在的黑暗，他们精神的疲惫可想而知。
黛玉死了，鲁迅也死了。因为他们独特的个性和超出世俗的思想，黛玉更多为个体的精神生命，摇旗呐喊，鲁迅则把视角转向国民性改造，为社会彷徨。非常巧合的是鲁迅和黛玉由于生活和经历的相似，他们都死于肺病，黛玉死时枯瘦见骨，鲁迅死时也不足七十斤。曹雪芹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如椽巨笔，不仅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的不朽，还为一个几百年后的一个伟大文豪命运作了一次铺垫！
http://blog.eduol.cn/user1/3355/archives/2007/156144.html
作者：xinlanhjr　回复日期：2007-11-19　11:57:03
有深度 有创意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21　1:55:18
闲闲书话也有一篇老文章讲曹雪芹和鲁迅
『闲闲书话』寂寞如雪：曹雪芹和鲁迅
作者：独狼一笑 提交日期：2003-7-10 20:10:00
一
倘若可以将写作看成写作者自身心灵的描绘，那么曹雪芹的背影将不至于如此模糊。我无意学胡适周汝昌诸先生的详细考证，对我来说，对《红楼梦》的解读就是对曹雪芹的解读，因为我坚信：只有浸透了自身血泪的文字才是可以震撼人心的文字，我愿意用鲁迅的一段话作为我如此做的理由：“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对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来说，生理意义上的生命未必值得珍视，大半生的坎坷困顿早已让他染上了浓厚的厌世思想。他甚至在人间看不到任何阳光，而把全部的理想都寄托在彼岸。然而一旦生命物化成了《红楼梦》，一旦一生的泪水都流淌在了一本书上，那么这个生命也许足以让他人，让自己敬畏了。虽然，这本书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名利，除了几个知交好友，甚至不会有人知道作者是谁。在小说不上大雅之堂以前，小说家是贬义而非褒义，把小说作为心灵的寄托是自甘堕落而非值得颂扬的崇高追求。“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这既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也是吃不到葡萄后的酸涩与不甘。
曹雪芹写作的时候是欢欣而恐惧的。他可以贫穷，可以堕落，那是因为他仍然有自己的骄傲所在。他的写《红楼梦》，乃是因为他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但他不知道他毕生的心血是否能够流传于世，即便流传于世后是否有人能够理解。他一定想起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那一刻他定然胆战心惊：如果我的书也遭逢如此命运，那么也就是我今生留于世间的唯一痕迹也被洗刷，那么我的生命价值何以体现？他哆嗦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既是“荒唐言”，何来辛酸泪？既已知晓他人只会嘲笑，又何必苦苦寻觅知音？恐惧的曹雪芹仿佛看见自己身处“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双目及处，一片荒寒。
类似的意境也出现在鲁迅笔下，在《雪》中，鲁迅写道：“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如果只论本质上的相似而非仅仅着眼于表面上的雷同，那么过客踉跄前往的那片荒凉破败的丛葬地同样也是孤独的大海，而鲁迅终生为其所困。早在1908年，寂寞这个词就开始频繁出现在鲁迅笔下，如“日月逝矣，而寂寞犹未央也。”“为今中国，则正一寂寞哉。”“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间矣。”（《摩罗诗力说》）1922年鲁迅回顾往事时写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晚年的鲁迅一度接近马克思主义，可是没有多久，他又发现：“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书信*350912*致胡风）他发现自己同宗教组织似的 共产党是如此格格不入，这个发现令他终于无所依傍，孤独一生。
如果说曹雪芹的寂寞缘于对无法得到社会认同的恐惧，那么鲁迅的恐惧则是因为鲁迅终生的怀疑精神。鲁迅曾经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纪念刘和珍君》），他一生的不幸都来自他的这种“恶意”的揣测。他揣测到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狂人日记》），于是他背叛了传统文化，他揣测到中国青年的“凶兽相”（《忽然想到 七》于是他拒绝了进化论，他揣测到了共产党的“工头”作风（见上段引），于是他又离开了共产党。假如 他能够轻信某种信仰，他又何必在死前几个月激愤地嘶喊“我要骗人”？（见《我要骗人》）一生追求的，最终发现都是虚幻的。一生梦想的，最终发现都是骗人的。人生可哀可痛者，有过于此耶？
作者：黑色猪圈　回复日期：2007-11-21　1:56:35
二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是寂寞的。“行为乖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是贾宝玉的写照。贾宝玉念念不忘“木石前盟”，是因为宝钗远远不及黛玉么？显然不是。仅论相貌才情，宝钗未必输于黛玉。宝玉见了宝钗曾经呆雁一般，即便考虑到距离与美感的内在联系，也足见宝钗的容貌体态不同凡响。黛玉有魁夺菊花诗，宝钗也有威震海棠社，两者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而宝玉之所以独独钟情于黛玉，乃是因为他知道只有黛玉才能理解他，支持他，纵容他。他因为寂寞所以渴慕知音，因为珍重黛玉的相知所以才为黛玉的离去捶心裂肺，他终于离家出走，既是出于对人世的绝望，也是出于知音不再的深深寂寞感。
如果说宝玉是外形上的曹雪芹，那么我更愿意把黛玉看成是精神上的曹雪芹。黛玉哀歌：“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曹雪芹悲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黛玉顾影自怜：“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在抱怨中坚持着未必美满的现状；曹雪芹孤芳自赏：“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对自己沉迷于为世人所蔑视的小说中不无骄傲。黛玉听《西厢记》时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是因为她念及自己孤苦伶仃，无所依傍，而这同样也是抄家后的曹雪芹历尽炎凉世态所发出的钝重喟叹。黛玉的葬花事实上就是葬己，她原本就是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绛珠草。黛玉终于怀着一腔的哀愤离开人世，她那飘渺如梦的身影，依然寂寞无俦。
如同黛玉前往一个虚构的天国，鲁迅笔下的过客也是前往一个想象中的坟地，过客“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恰是一脸冷竣的鲁迅的自画像。过客“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那时候的鲁迅也是寂寞而彷徨的，所以，孤独的过客也无从知道前方是何等一个处所，困顿的他只知道一步步往前，而前面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却不想考虑。对他来说，走已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成了目的。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已经要靠这漫无目的的行走来支撑。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后面“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一句话，他是被那个世界所放逐的人，他渴望在行走中驱散寂寞。
《孤独者》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之一，甚至有的人关注它仅仅只因为它那仅次于《阿Q正传》的篇幅（如李欧梵），我只看到王晓明曾把它抬到甚至膏腴《阿Q正传》的地位，王的理由是：《阿Q正传》别人也可以写，但是《孤独者》却只属于鲁迅，我认同这个说法，是因为我一贯的信念：文字必须浸透了自己的血泪，方足以震撼人心。
文中的魏连殳“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他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祖母，剩下的送给生时侍侯，死时送终的女工，是他对他曾经身处的旧时世界的彻底抛弃。他最后“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又因为不能做到真正的超脱而失眠吐血，他最后在别人的不解声里死去，“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他是孤独的鲁迅死后的真实写照。
三
我一直将曹雪芹看成是神一样的不可接近的人物，而将鲁迅看成是现世的活人，这绝不只是因为我和曹雪芹之间的文化代沟。鲁迅的寂寞是我们没一个人都可能有的体验，曹雪芹的寂寞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奢侈。鲁迅的寂寞是一直沉浸下去的苦痛挣扎，而曹雪芹的寂寞里既有血的痛楚、又有虚无主义的威风不时抚慰，还有轮回思想的超脱。我如果能够，将永不愿沾上鲁迅的“鬼气”，而祈祷着曹雪芹的“仙气”的降临。
但是，这可能吗？
作者：mahout6　回复日期：2007-11-23　13:52:16
林黛玉与鲁迅除了某些偶然的联系，真有笔者说的精神气质相似？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26　15:35:04
一开始只是觉得林黛玉和鲁迅有偶然的相似性
后来发觉他们的精神资源——庄子、魏晋，思想元素——颓废、绝望、虚无、尖刻地不媚俗，及面朝悲凉反抗黑夜的身影更是相似
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相似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27　18:04:09
转：摩罗：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
一、论鲁迅以强大的自由意志而成为伟大，兼论他对于中国式的黑暗的体验与穿透，以及他在这种黑暗中所受的深重伤害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阴暗沉重的文化史上，鲁迅还是一个过于伟大的存在。1949年以来，鲁迅这个在骨子里反抗权力争取自由的人，被描述为一个政治立场鲜明而又简单、对一切异己者毫不留情地冲杀砍所的人。在文革期间，除了马、思、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和官方文件外，鲁迅的书是惟一被准许阅读的文字材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一般来说都是气势磅礴，而在文章的高潮，常常就是借毛泽东或者鲁迅的语录来支撑其批判的力度的。这个历史细节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当时有头脑的人一般也都是按照当权者的阐释来理解鲁迅的。许多人为了寻找思想资源，非常认真地研究着鲁迅。文革结束的时候，权力体系对鲁迅的过于歪曲的利用告一段落。但鲁迅形象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起来。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都显得柔弱而顺从。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是无条件地趴下，落人完全任人凌辱任人蹂躏的状态。文革结束以后，当他们重新打量鲁迅时，觉得鲁迅在那样绝顶的黑暗中，还能挺直脊梁和腰杆，不屈不挠地反抗强权，实在是了不起。大家热烈地谈论着鲁迅，以这个坚贞不屈的形象挽救一代知识分子惨受伤害的自尊心。所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对于鲁迅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至今为止，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把鲁迅看作一个标准，一个我们普通人难于达到却愿意对之心怀敬意的伟大人物，一个面对所有社会文化问题时用以衡量我们的人格态度和人格力量的至高无上的准则。现在，当我们谈到近代以来文化上和人格上的失败时，常常会有人补上一句：可是我们至少还有鲁迅。当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者对本世纪的文学表示失望时，也常常会有人在一片哀叹之后补充说：可是我们毕竟还有一个鲁迅。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鲁迅的贡献是多么大，鲁迅的地位是多么高，鲁迅的人格是多么杰出。说他是现代中国人树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人格典范，一点也不过分。
那么，鲁迅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伟大呢？如果鲁迅真的有这么伟大，那他究竟伟大在哪里呢？或者说，他究竟是靠什么东西造成自己的伟大的呢？他为我们这些不幸的后人提供了什么重要启示呢？
近代中国在技术、文化、思想上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由开始的被动不断地变为主动。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国的现实生活跟西方的思想文化不断碰撞、交汇并最终逐步吸纳的时间过程。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和时间过程中抱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极大失望和极其痛苦的体验来观察、思考和批判的。鲁迅用来思考中国现实的思想资源几乎都来自西方，他是凭借西方的文化价值来对中国生活和中国精神展开批判的。瞿秋白曾经说鲁迅的思想是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我们假设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就说明鲁迅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因为进化论是英国人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阶级论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总之这都是西方人的学说。鲁迅26岁的时候写作（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思想，他37岁的时候写作（狂人日记》，谴责“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的诞生，这里“人”的思想和概念，都不是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遗产，而是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价值。他30年代在文学论争中需要驳倒论敌的文学观念时，也是借助马克思和列宁他们的文学主张，来阐发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并没有创立任何一个学说，更没有以他所创立的学说构建出一个思想体系，用以影响和指导他的民族的未来历史。无论他在甄别、选择、消化外国思想资源上多么具有智慧，无论他在揭示、解剖、批判中国现实上多么具有眼光和力量，但他终究不是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他没有任何学说意义上的东西可以返回到西方世界，对他们的文化创造构成刺激和启示（所以鲁迅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和别的地区构不成任何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近代以来这个民族在文化创造力上的严重衰竭）。一般地说，文化巨人要么是一个大思想家，要么是一个大艺术家，总之必须在文化的某个领域为人类留下巨大的文化遗产。用这样的要求来衡量，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一个文化巨人。鲁迅被我们看作文化巨人，可他在文化上的创造却这么微不足道，这最好地证明了这个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彻底衰竭。
那么，是不是鲁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呢？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把他看作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标准是不是看错了呢？我觉得，即使用今天最严厉的眼光来反思，这种看法依然没有错。在今天已经受到关注和研究的近现代史上所有杰出人物中，鲁迅确实是做得最好、做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最多的文化矛盾和精神痛苦，体现了一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古老文化的绝望的挣扎和反抗绝望的个体人格力量。所以，把他看作这个民族在文化衰亡时代所可能诞生的最了不起的人物，我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
那么，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究竟巨在哪里？我的基本看法是，鲁迅不是一个文化创造意义上的巨人，而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巨人。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每个生命个体所具有的捍卫自我发展自我的顽固的本能，顽固的内在愿望。每一个生命种族，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动物中的人类也好，每个生命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这种自由意志。每个生命个体的最高道德目标，就是按照内在的自由意志最充分地表现自己，发展自己。一颗树的种子，就应该在相应的土壤、水分和空气中发芽、生根，最后按它内在的能量长成一颗大树。它必须发芽必须长成一颗大树，这就是一颗植物的自由意志。人也是这样。人一旦出生，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就希望在这个社会和这种文化中，按照他自己对于人的理解、对于自身的愿望，得到最好的发展。任何阻碍他遏制他发展的力量，都是他的内在的生命意志所要加以反抗的。这么一种强大的生命本能和发展生命自身的不屈不挠的愿望，我称之为自由意志。
一个弱小的生命，他的生命能量和自由意志往往也是比较弱的，一遇到外部力量的遏制，他可能就妥协、就屈服，就放弃自己的意志和权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早就适应了在外部压力下放弃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的生存状态。当他们把这种被动的卑屈状态变成自己的主动选择时，他们习惯上称之为生存策略。在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这种精神状态和活命哲学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和蔓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成了基本的民族性格，压抑和怯懦主宰着每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鲁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异数。在我看来，鲁迅实际上是一个性格怯懦的人。凡是在精神上放射出独异光辉的人，其性格往往都是怯懦的。正是由于性格的怯懦，太容易受到伤害，才特别需要焕发起强大的精神力量，用以捍卫自我的权利和尊严。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过于善良，而一个过于善良的人几乎必定是怯懦的，也几乎必定是过于为别人着想的。撇开他所受到的凌辱不说，单是他过于为别人着想这一点，就使他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作出了太多的牺牲。他在承受压力和做出牺牲的过程中，非常清醒地考察了对他构成压力和伤害的一切东西，包括国家的、家族的、群体的、党派的、机关的、他人的等等实在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的、风俗的、习惯的、伦理的、政治的、精神的等等虚在的因素。他对这一切的考察越是透彻，有朝一日就越是敢于蔑视这一切。从他是那么好的孝子、那么尽忠职守的兄长、那样兢兢业业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尽心尽力的长者等等方面来看，他都是非常容易放弃自己的利益、成就别人的利益的人。一个善良得不会拒绝别人的需要和要求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怯懦得没有学会拒绝外部力量所加于自己的伤害的人。而一个人忍受压力和伤害的过程，也就是他积聚摆脱压力、反抗伤害的精神能量的过程。一个人善良和怯懦的程度越深，他所忍受的压力和伤害也就越多。而他只要没有被压力和伤害所毁灭，他所积聚起来的捍卫自我的精神能量也就必定越大。当这种能量积聚到了必须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一般的释放，而是以极大的蔑视和极强的毁灭欲为心理背景的大爆发。我们可以把他的爆发理解为他的自由意志压抑得不能再压抑的时候所产生的觉醒。我们总是觉得鲁迅特别激烈，特别刻毒，特别有置人于死地的大气魄大力量，这跟他的说话方式即跟他的爆发性觉醒方式和爆发性释放方式有关。
既然鲁迅是一个民族文化在衰亡的过程中所诞生的文化巨人，他就不可能是以伟大的创造力体现出这个文化的生机和朝气（它本身已经没有这种生机和朝气），而只能是以最大的敏感和善良体验文化衰亡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绝望、堕落、下流、玩世不恭，及其给每个生命个体造成的心理折磨和精神创伤，并在这体验和反抗中表现出一个高贵的生命对于一个衰亡文化的痛苦的哀挽之情和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最后的捍卫与挽救。可以说，在鲁迅身上，集中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在衰亡过程中所能出现的全部文化信息和精神痛苦。鲁迅留给这个世界的启示，主要是人格意义上的启示。在大家都一味放弃自我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却在中年时期突然拔地而起，为捍卫自我尊严和自由意志做出了最大的最坚决的努力。这个时候，他的心理要求是必须对一切外部黑暗和罪恶宣战，无论是制度和文化所加于他的恶意的凌辱，还是普通人所加于他的误解式的攻击，他都不想放过，而是一律给予还击。因为他长期以来妥协太多，他一旦下定决心跟这些黑暗决一死战，就再也不想委屈自己，再也不想有任何妥协。他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张扬他内在的生命意志，最大限度地表达他对这个堕落时代的蔑视、恶心与诅咒。他甚至不惜以恶魔形象站立在这个灵魂已经全面死灭的地平线上，始终保持着凶悍和冷酷，以免被文化溃败和精神堕落的洪流所吞没。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形象。我对鲁迅的愿望与选择总是十分理解和认同。所以我愿意最充分地肯定鲁迅的力量和意义。
二、论鲁迅精神的内在缺陷与裂口，以及中国政治对于鲁迅精神的简化与利用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能像鲁迅这样呢？还可能不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捍卫自我尊严、表现自由意志呢？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历史，还有没有另一种方式，另一种不同于鲁迅的方式，同样能担当世界的患难，从而使我们与鲁迅同样伟大呢？山西有个学者叫谢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鲁迅依然让人们有很多困惑，……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却总是被专制所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有得到官方的首肯，……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只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
谢泳这个人写文章就是这样，他只提出一个现象，或者摆出一个事实，自己不作结论，结论由读者自己去找。但这并不是说谢泳本人没有想法。他的想法总是深隐在文字背后。他实际上是感觉到，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的缺陷和裂口，给他人的误解和利用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什么是鲁迅思想上的缺陷与裂口呢？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我们姑且沿着谢泳的提示尝试着往下想，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稍有道理的解答。
照我的理解，鲁迅由于—生的经历过于坎坷，所受的挫折太多，所以所感受到的黑暗也太多。在这么多的黑暗的重压之下，他后来实际k有点难于坚持了，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了。开始的时候他还敢于相信—点什么。早年他相信进化论，后来为了跟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争论文学问题，他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觉得这个东西很有道理，差不多也有点相信。当他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他的内心很有点鼓舞，一定程度地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青年会比老年好c那时候纵使青年人对他有非礼言行，他也可以原谅，甚至还可以以此证明下一代比上一代强。近代以来，好几代人都是这样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和黑格尔的社会进步学说理解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明天抱有美好的期待。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说自己是代表先进力量的，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那意思是有的人是阻碍历史进步的，有的人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后者可以保证给我们兑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种命名的背后就隐含着我们对历史进步的信任。可是鲁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明天’，哪一个“明天”也没有比刚刚过去的‘今天’强，哪一个“下一代”也没有比刚刚表演过的“上一代”有更多的希望。这时他就觉得以前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后来在《风波》里，他借九斤老太的口反反复复地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这句话几乎成了这篇小说的主旋律，九斤老太整天念叨着这句话。原先人们还以为中国人只要虚心向西方学习，搞搞民主，搞搞宪政，搞搞人权，总归会— 代比一代强，一天比一天好的。可是历史事实没有给鲁迅这一代人的这种信念提供经验上的支持，现实所呈现的面貌甚至正好与此相反，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坏。他曾说，民国建立以前他是满清人的奴隶，民国建立以后，他成了奴隶的奴隶。面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他说那只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无论谁当权，这里都只能是地狱，这一点是决不会改变的。既然是地狱，当然也就不存在变好的可能和希望。他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你的那些努力多半是为了光明吧，我却至多不过是为了给黑暗捣乱。大多数人讲此刻的现实不好，内心其实还怀抱着一个“好”的期待。只要把现在的黑暗消灭掉，光明就会出现了。一般人都是以这样的思维面对世界的。可是鲁迅却连这“好”的期待也不敢有了，经验告诉他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好”。他跟郭沫若他们争论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郭沫若他们是为了胜利才去奋斗的，鲁迅却不相信还有什么胜利，他早就看清了失败的宿命。鲁迅一生的文字中，反反复复出现类似“捣乱”这样的说法。他不敢抱着希望去努力，而只是给黑暗捣乱，给正人君子们留下一点不舒服和不完满。至于胜利、希望、光明等等之类的东酉，他曾经用了最大的热忱去呼唤，可是从来不见它们一丝踪影，他当然有理由不再期待它们。他甚至必须后退得更远一些，必须从心里抹去对它们的信任，必须在心里认为它们本来就不存在，这样才能构成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使自己不至于继续受到刨l的伤害。鲁迅终其—生，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至少从进人教育部工作开始，他就渐渐进人这样一种状态。越到老年，这种状态就越明显。也就是说，越到老年，鲁迅的内心越是凄凉、越是虚空。这种状态如果要用一个学术化的名词来命名它的话，大概就要用“虚无主义”这个词。
关于虚无，我觉得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没有信心把它说清楚。王晓明在他所写的鲁迅传中，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论述得很深刻。我借用他的一段文字来讨论鲁迅的虚无问题。王晓明说：“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必然会陷人虚无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决绝地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像《复仇（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狱》那样的作品，更标示出他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多么深。他对许广平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他自己也知道是陷人虚无感了。这虚无感不同于启蒙的悲观。你想驱除黑暗，却发现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会长存于人间：这是悲观。他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会使人停止行动，即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杀式的冲锋，可以作肩住闸门的牺牲，这种冲锋和牺牲本身，便可以确立你的价值。是否胜利，其实倒并不重要了。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它同时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它的价值，倘若天地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引文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一一一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81页）
当鲁迅内心还能坚持某种确信的时候，他是一个平衡持有人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站起来说话时，他是决意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与这个强大而又黑暗的世界作一次撞击，所以他声音充满了个人主义韵律。也就是说，他一半是出于理性从事文化建设的思想家，一半是带着他强烈的个人心理需要来反抗压抑宣泄自我的艺术家。这一点是他不同于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地方。可是到了晚年，当他对于光明、希望、胜利不只是怀疑，而是基本上绝望、甚至是完全绝望以后，他在价值信念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了。鲁迅从此成了一个一无所赖的人。一个一无所赖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可怜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无赖，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这个词时，太强调它的道德含义，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好听的词，一个贬义词。其实词语是无所谓褒义贬义的，它只不过是被我们用来指称某种状态。无赖就是一种状态，而且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你不要因为我用这样一个奇怪的词语来描述鲁迅而感到滑稽，你应该因此而同情鲁迅，怜悯鲁迅。其实我们大家跟鲁迅的状态很有点相近。我们在精神上正是一无所求的人。我们在怜悯鲁迅的同时，应该好好的怜悯一下我们自己。所不同的是，鲁迅虽然在精神上无所依赖，可他还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是一个有强大的自由意志的人，他可以膨胀他的自由意志，用来跟黑暗对抗、跟虚无对抗。所以鲁迅在苦苦找不到价值依赖时，恰恰成全了他的自由意志的膨胀和发展。所以，我认为虽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鲁迅没有多少成就可言，可是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却十分伟大，足可以列人人类史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巨人行列之中。
然而鲁迅的被后人利用，其缺口也许正在这里。刘小枫把中国文化缺乏同情、爱心与祷告的冷硬气质，与《红楼梦》中的石头意象相对应。并说，鲁迅不但强化了曹雪芹笔下石头的无情，“也把一种伪道德化的王道形而上学改造为非道德化的生命之道形而上学，并进而宣称根本否定价值，赞成为了最终的生命目的而毁灭价值”。（刘小枫（拯救与逍遥》4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进而说：“在鲁迅那里，这块被接受下来的石头不得不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不应只是在无情世界中阐逸逍遥，适性得意，它必须飞起来砸这个无情的世界，砸所有胆敢以任何一种方式阻挡个体生命发展的人，哪怕那人已被砸得头破血流也不住手。不念旧恶，天下是不会太平的。逍遥精神在此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首先，人应该从一种价值形态返回于非价值形态，认清人的生存状态的血腥和残忍的事实，再承认无情和石头的力量。然后，再把自己转化为这种绝对力量以抗衡这种绝对力量。”（《拯救与逍遥》405—406页）不管刘小枫的阐述是否完全准确，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至少鲁迅是以这样一个形象被他的众多崇拜者所接受的。“文革”中红卫兵极力放大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痛打落水狗”、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一面，也就是放大了鲁迅的“横”、 “冷”。“打”，并大大发展了鲁迅与黑暗相对抗的精神，对世界作了极其简单的解释，诸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要么把老虎打死，要么被老虎吃掉”。阶级斗争学说深处的心理结构，就是把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都看作自我的敌人。只有在这个世界受到最严重的伤害的人，才会带着这样严重的敌意看待这个世界。红卫兵们并没有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可是他们的成长环境一直充斥着这样的说教，他们一直受到这样的煽动和蛊惑，他们的思维结构和体验模式不自觉地就陷入了这样的圈套之中。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心理欲望，是以他反复受到伤害的经验为支持的，从而是对自我生命意志的真正的捍卫。而文革中造反派的痛打落水狗，则是受到一种虚妄的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且充满了面对一个死老虎（文革中红卫兵所痛打的人，全都是被最高统治者宣布为坏人的人，所以全是死老虎）不打白不打的无赖心理。鲁迅无论怎样“石化”自己，他终究还有普泛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的坚强的个体生命意志构成的一定的张力。所以鲁迅无论怎样找不到价值依恃，都不至于成为一个道德主义上的真正的无赖。可是在“文革”中的造反派那里，却抽空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中一切温柔因素，只剩下真正的石头：它的性质是 “冷”，它的态度是“横”，它的行为是“打”。如果说鲁迅发展起他的石头性是为了抵制世界的黑暗对他的摧毁，那么可以说，红卫兵们则是要用这种石头性把这个黑暗的世界砸烂。所以，把文革中的混乱和滥杀说成是无赖世界，我看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个无赖世界对于鲁迅的简化和利用，也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他们无限放大了鲁迅笔下痛打落水狗的意象，甚至把这个意象挑得高高的作为他们的革命旗帜。而对鲁迅笔下怀念藤野先生的那种柔情，捍卫人性尊严的那种热望，全都闭眼不看。痛打落水狗的意象与阿Q看杀人连赞好看的意象一样麻木和残酷。当千千万万中国人背诵着“痛打落水狗”的鲁迅语录，把“阶级敌人”一个个打死时，鲁迅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惊讶不已的。
三、论鲁迅对人类黑暗和人性黑暗的反抗，兼论甘地和托尔斯泰、耶稣和释迦牟尼、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顾准和张中晓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格典范和精神资源
由于鲁迅的气质和思想被他的后人又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单一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鲁迅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的确是被他的环境伤害得太深。为了抵御外部世界的伤害，他只有焕发起强大的蔑视、仇恨和敌意。这些蔑视、仇恨、敌意对消灭外部黑暗毫无作用，却反过来伤害自己。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沿着鲁迅的脚步走到荒唐境地的悲剧，我们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像鲁迅那样被世界的黑暗伤害得如此之深？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捍卫我们的生命意志，拯救我们受难的灵魂？多少年来，我们把鲁迅看作中国知识分子惟一的人格楷模，惟一的标准，这本身是不是就体现了我们文化想象力和人格想象力的单一与狭窄？今天，我们在敬仰鲁迅、学习鲁迅的同时，是不是还可以寻找另一种或另几种方式来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比如，我们可以不可以像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可以不可以像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可以不可以像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那样？这些人的人生态度，这些人的学说，这些人面对黑暗的方式，是不是全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是不是全都可以成为我们人生选择中的选择项？这些人不是把自己放在与黑暗对等的地位上反抗黑暗，而是把自己置于黑暗之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鲁迅那样被黑暗伤害得那么深。
人生当然是黑暗的，外部世界当然也是黑暗的。问题是你怎样对待这样的黑暗。释迦牟尼他们都能焕发起内在的心灵之光，用来照彻这个黑暗的世界。为什么中国人只能用黑暗反抗黑暗，而不能用强大的内心之光来照彻黑暗？为什么中国文化只能培育出鲁迅、庄子和全部想象力都局限于此岸世俗之中的孔子这样的文化英雄，而永远产生不了甘地和托尔斯泰、耶稣和释迦牟尼这样的敢于用一个人的光明照耀整个黑暗世界的宏大高远的人格形象？是不是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但没有被这个民族所选择，反倒被这个民族所扼杀（比如，在追求真理的思考上，我们就非常下流地扼杀了“杞人忧天”的故事中那个杞人的伟大思想的萌芽）？不管怎么说，这个民族无论就其集体人格而言，还是就其个体人格而言，都需要进行一场严酷的灵魂拷问。谁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谁就应该最早进行这样的灵魂拷问。
就思想而言，一个人当然是越深刻越好。一个文化巨人绝对是一个看透世界的人，也就是看透世界的黑暗的人。鲁迅更多的是说中国如何如何黑暗，其实不只是中国黑暗，整个人类都是一个黑暗的存在。每一个精神强大的人，都是最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生活的黑暗的人。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黑暗，我们现在坐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来理解人类，觉得人类是动物的灵长、世界的主宰。我们由此而以为人类是一种有教养、有理想、有正义、有理性的动物，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伟大的既定目标。可是只要外部环境稍有改变，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要求马上就会改变。甚至无需外部世界的变化，人类历史本身就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对于人类的美好构想。在有史可考的这么几千年的发展中，人类没有一条道理、一个信念是曾经有效地坚持到底了的。所有那些看样子是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的原则，都曾经被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予以践踏过。比如，人类大致的遵守着这么一条规矩：这片土地长期以来归哪个群体使用，别人就尊重他们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而不可随意破坏之掠夺之。别人如果需要到这片土地上来办事，那得事先征得土地的主人的同意，近代以来甚至还要先办个护照之类。可是当西方人去美洲开拓时，一点也不想征得当地土著人的同意，而是理直气壮地侵占他们的家园。当美洲土著不欢迎他们的侵占时，他们就理直气壮地杀。印地安人就这样几乎被欧洲人杀光了。他们杀印地安人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他们进行文艺复兴运动、大力发展人道主义思想的过程。这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道主义精神走到顶峰的20世纪，那个非常有教养的德意志民族，却对犹太人进行了一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他们杀得那么庄严那么理所当然，这真是十足的荒唐。到目前为止，我还承认欧洲人是人类中最为优秀的种族。连他们也只能这样，别的种族（比如中国）也就更加不用多说了。这样黑暗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是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命运的，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的。不但解决不了生死、灵魂这样根本的问题，连社会政治层面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无力解决好。从来没有一条道理曾经被人类彻底遵守过，从来没有一条原则可以维系人类达到彻底的友好、和平和幸福。这样说来，人类本身是黑暗而又荒谬的。满目所及，只是一片黑暗。
可是，我们如果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要求自己做一个高贵的人，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该如何面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黑暗’！我们是无辜地受这种黑暗的伤害，一直被伤害成一块又黑暗又冷硬的石头，还是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可能，能够努力保持住我们灵魂的高贵和精神的健全？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是在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几篇随笔后，或者按照鲁迅的叫法称之为杂文。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迫害。可是索尔仁尼琴的文体却那么明白晓畅。他说，我们反抗专制就应该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效果是靠大家跟着他们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就难以维持下去。我们只要努力捍卫我们沉默的权利，我们也就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我们的良知和尊严。那些文章的大意就是这样，它们的风格也就是这样。这简直就是浅入浅出。这么简单的话就把这么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讲清楚了，而且将作者跟这种专制与黑暗势不两立的坚强意志和反抗到底的伟大人格完整地表现在了这么浅易的文字之中。我马上就想到了鲁迅的文章，想到了鲁迅风格的晦涩、阴暗与扭曲。我深深地为中国人感到委屈和自卑。我的反应实在是太强烈了。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也只能写出那么曲里拐弯、含含糊糊的话，叫现在的中学老师和中学生怎么讲也讲不清楚。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为什么这么不一样？除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区别之外，我想同时也还体现了个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鲁迅把这个世界对他的伤害全都刻进了心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于他的伤害都是成功的。有一个美国游客在杭州见到一棵松树盆景，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他说一棵好端端的树干吗要给扭曲成这样。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是不是可能拒绝世界对我们的伤害与扭曲？不能因为外部世界一片黑暗，就让我们内心也变得一片黑暗。无论外部世界黑暗到什么程度，无论这种黑暗企图怎样扼杀我们吞噬我们，我们都必须保持我们内在的光明。我们内心必须永远坚守住这种与黑暗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抵制黑暗，而是要用我们内心的光明来照耀这个世界的黑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每一个高贵的人都是这样的上帝。也就是说，每一个高贵的人都是要用自己的灵魂为这个世界创造光明的，而且一般都是在一种宏放平和的心态中创造光明的。索尔仁尼琴的心态就是这样引起了我深长的思考。后来知道了东欧的哈维尔，觉得他们很相似，都是既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又有足够的勇力与耐心来改造社会、克服黑暗的人。
在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类型的人格典范，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比如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他们的不以恶抗恶思想、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都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的思想。再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他们以那么高贵的悲悯心为人类寻找精神出路，并用自己不懈的努力拯救人类的灵魂。平时我们一提起这些人，就把他们当做异类，一句话就否定掉了。其实这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狭窄和卑微。我们无法读懂他们的辉煌与高贵，甚至根本不想去认真读他们，老是用几句愚蠢之极的话，把他们打发到我们的视野之外和思维之外。我认为，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虚妄和愚蠢之后，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伟大的名字的时候了。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曾出现过的最最真实、最最沉勇、最最高贵、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人。他们那么深切地理解了人类的黑暗和人性的黑暗，那么真诚地为人类的命运和出路焦灼痛苦。从整体上说，苦难而又黑暗的人类是无辜的。人类没有选择生命，就像我们每个个人从来没有主动选择生命一样。是造化无端地赋予了他们（也就是我们）以生命。造化在赋予他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生老病死的磨难。他们从此深陷于永恒的恐惧和挣扎之中。整个人类都是需要我们悲悯和抚慰的。于是那些真正杰出的人，以自己最艰辛的精神劳动，把这个宇宙之间仅有的那么一点好东西、和人类灵魂之中仅有的那么一点好东西，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以自己单薄的身子，去担当整个世界的黑暗和整个人类的苦难。他们几乎是无所犹豫地要把人类拯救出苦难的深渊。他们也知道这是过分艰难的工作，可他们一旦认清了，他们就敢于一步一步地去做，一点也不因为艰难而退缩。他们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所以他们总是能够用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使命来整合自己的内心世界，来组织自己的精神力量。他们用高于黑暗的心态使黑暗无法加给自己以致命的伤害。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精神的健全和人格的完整。他们能用这样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精神来担当人类的患难，抚慰人类的灵魂创伤，也许这才是人类在永恒的黑暗中所能看到的仅有的辉光。
这些伟大的人物既体现了个体人格的伟大，也体现了种族文化和种族精神的伟大。为什么他们的种族可以产生这些博大高远的人格精神，为什么这些博大高远的人格精神，在他们的种族之中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号召力，而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就永远感领不到他们的强烈光辉，反而总是把他们看作虚假、虚伪、虚妄的存在？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诞生过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在春秋战国之交，为什么只能诞生张仪、韩非这样的人，以及一大批一大批流氓无赖，最多也就只有庄子和孔子这样的人？释迦牟尼的宗教传人中国已经一千多年了，为什么没有产生过一个能给这个民族带来精神曙光的救苦救难的宗教领袖？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人，还是这个民族拒绝看见？近代以来，在如此强烈的文化焦虑中，应该是最为热烈地寻找精神出路的时候，可我们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个鲁迅，而不能诞生更多的文化英雄？我是如此急切地渴望着找到一丝价值的曙光，以帮助我及时地摆脱黑暗的重压。也许这就是一个人在灭亡之前对灵魂得救的最后一次祷告。
四、论顾准和张中晓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兼论爱与光明不是我们对世界的反映，而是我们内心的体验与需要
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废墟上，让我们迈开大步，努力寻找价值的珍珠。在这个民族的灵魂黑暗中，让我们上下求索，努力发现一丝一毫得救的希望。
我觉得，在本世纪下半期最浓重的黑暗中，引人注目的亮色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顾准，一个是张中晓。他们所担当的黑暗，很难说比鲁迅的少一些。鲁迅没有进过集中营，没有失去过自由，没有挨过斗挨过打。顾准和张中晓所处的时代，是随时都可以逮捕人。随时都可以将人拉出去一枪崩掉的时代。正如林贤治所说，项准是因受难而思想，张中晓是因思想而受难。他们大约互不认识，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很一致的。面对亘古未见的黑暗，他们没有被压垮，没有被吞噬，而是沉着坚勇地寻找黑暗的原因，同时寻找着消除黑暗的方法。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基本上没有那种丧心病狂、咬牙切齿的心理特征。今天看来，他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都对统治人类思想一百多年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说为代表的观念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因为近代以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者都是以这种观念体系为理论基础的。他们的思考都涉及到了以人类的苦难经验、以人的生命价值、以人格的平等与尊严为出发点的问题。刚从集中营出来，处境稍好一点，顾准就带着几个干馒头，坐进北京图书馆，在那里皓首穷经，研究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通过研究外国民主制度产生的条件和运行机制，努力寻找着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都趴在绝顶的黑暗中、跪在专制统治者的脚下瑟瑟发抖的时候，在所有读书人都放弃读书所有思想家都放弃思想所有写作者都放弃写作的时候，顾准这个官员出身的人，却勇敢地开始读书开始思想开始写作，而且以那么从容的心态来开始作那么浩大复杂的研究。当他坐进北京图书馆的时候，他是以他对黑暗决不妥协、对世界决不放弃的自尊和爱心，担当起了整个世界的黑暗。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坚强。
张中晓是1955年因为“胡风反党集团案”而被打倒的。当时他才25岁。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少年。朋友们都对他寄予厚望。可是命运却剥夺了他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他被押送到乡下监督改造。他在乡下过的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他曾经将一件破背心改作短裤，后来又将这条短裤改作毛巾用。他常常一大早起床，坐上两三小时船，到县城的阅报栏读上一张报纸，然后又坐上两三小时船回来。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他常常感到“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他依然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和思考，依然保持了健全的理性和完整的人格来承受外部世界对他的巨大压力和凌辱。张中晓在极度困难中所写下的那些随笔，前几年被人整理出版了，叫做《无梦楼随笔》。文革时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顾准的文字和张中晓的文字。
《无梦楼随笔》这个书名本身就表明他在漫长的磨难中，已经从乌托邦之梦中觉醒过来。他的觉醒的开端就是对达尔文、黑格尔以来所谓历史进化、历史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目的论的质疑。按照黑格尔他们的想法推演下去，人难免成为历史目的的牺牲品。这样，也就等于取消了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将进化论民伸到人文学科来，而不用人道主义关怀与之相对抗，那就未免太残酷了。张中晓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极其血污的时代。苏联为了按照历史目的论的引导进人共产主义，不惜屠杀了两千万人民，包括饿死的人那就更多。中国由于同样的荒唐，曾经饿死了大约四千万人。所有这些尸骨都是献给某个虚妄图的的祭品。张中晓的时代正是一个继续以人类的尸骨和尊严为代价，向着一个既定的历史目的高歌猛进的时代。张中晓面对个一个如此强大的存在，能够凭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时代的虚妄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我今天不想从思想上来讲他。我想从他的精神人格这方面来说他。因为我最近重读张中晓时，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达到的坚强和高贵。
《无梦楼随笔》中有一条写道：“过去认为只有眶毗必报和换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是完全错。”耶稣承受了人类所加于他的一切迫害和侮辱，却甘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人类的得救。张中晓在这里看见了耶稣的光辉，看见了耶稣的宽恕和悲们。而且，张中晓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中看见耶稣的光辉的呢？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这样的话呢？下面的文字也许更加惊心动魄。“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月，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一个人被外部世界的黑暗摧残到了这一步，可他还在念叨着宽恕和悲悯，你想这是怎样了不起的一个张中晓。我不敢说张中晓已经达到了耶稣那样的高度，但至少在他写下这几句话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张中晓就是耶稣，他就是在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像耶稣一样宽恕在人性的黑暗中互相残害的人类，像耶稣一样悲们在黑暗人性中苦苦挣扎的人类。
在那个只讲阶级斗争的残酷时代，张中晓却说：“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一个受到非人的迫害的人，怎样才能从容而又明敏地体验人类的温暖和欢乐呢？这需要一个根本的保证，那就是无条件地爱这个世界。一我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地与我为敌，怎样残酷地伤害我，但我是爱这个世界的。我因为爱这个世界而能感觉到人类的心灵深处还是有那么一点温暖和欢乐。人类总得以某种方式体会到做人的欢乐与希望，否则整个人类生活就太让人不可承受了。张中晓还说，做文化工作的人，他用的词是“思想工作者”，这是文革中流行的词语，实际上他要说的就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的能力“并不仅是虚构一个空中楼阁，而在于使地上的世界浸透着你的内心的光明，用你的智慧的心和精巧的手，塑出一个生命的世界，或现实的交响乐”。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要求这个世界具有多少光明，而在于要让这个黑暗的世界浸透着我们内在的光明。我们的责任不在于谴责外部世界的黑暗，而在于用我们内在的光辉照耀这种黑暗。这个世界本来也许没有生命的光辉，可是我们要用我们灵魂的劳动创造出光辉的生命。张中晓说：“合宜的行为和准确的语言是有修养和教养的表现。”所谓“合宜”，也就是不能仅仅是丧心病狂和咬牙切齿。所谓有“修养”和“教养”，也就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内在的高贵。别人的下流是我们一时难于改变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让自己堕落得跟别人一样下流，而必须保持我们自身的教养和修养。他还说：“不能原谅自己，但是要原谅别人。”读到张中晓的这句话，我简直感到惊讶。一个困厄到顶的人，怎么竟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从容与豁达。
张中晓的这种东西，跟痛打落水狗的心理状态是有所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启示：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下流，我们除了像鲁迅那样，用痛打落水狗式的坚韧与冷硬予以批判和斗争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供我们选择？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用一种决不放弃内在的从容与宽恕的方式，来抵御黑暗的伤害、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顾准和张中晓的精神状况告诉我们，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应该慢慢地去学习这种东西，尝试着去实践这种可能性。在切实的人格践履中寻找文化的出路和精神的出路。
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光明并不是黑暗的反义词，而是比黑暗高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正如爱并不是恨的反义词，爱比恨要高一个层面一样。光明与爱是我们无条件地信守的东西。我们爱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爱我们为条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这个世界恨我到底，如果所有的人都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咬我，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还要不要爱？爱是我们对于内心光明的体验，是我们内心的精神需要，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态度。爱不是反映，爱是内心的需要。它比恨高一个层面。光明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高贵的人的内在的需要。我们既然要求自己做一个高贵的人，既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放弃我们内在的光明呢？怎么能够让外部的黑暗把我们的光明吞噬掉呢？我们要居于黑暗之上，要用我们内在的光明去照耀世界的黑暗，照耀人性的黑暗。这就是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的精神，也就是每一个高贵的人所应具有的精神。
虽然至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存在，可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如果至今只有这么一个人格典范，这么一种精神资源、这么一种精神模式，那肯定是不够的。从个体人格整体而言，我不认为顾准和张中晓已经超越了鲁迅，但他们在某一方面确实对鲁迅有所发展。我们应该意识到民族精神中这些新的因素，应该从这些新的因素中汲取面对黑暗的力量和抵御黑暗的信心。在鲁迅之外，在顾准和张中晓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伟大人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格典范和模式，鼓舞着我们去面对无穷无尽的黑暗。当我们想起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想起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想起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我们可能会像想起鲁迅一样砰然心动。我们作为一个软弱无力的生命，只有将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一切伟大的生命和人格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才可能活得有力一点，才不至于沦为孤独无依的无赖。作为一个精神上如此贫弱的民族，只有把人类所曾产生过的一切文化财富都纳人自己的心灵之中，才可能获得广阔一点的精神空间，才可能着手去寻找精神出路。否则，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族，都只能在永恒的黑暗与下流中无望地挣扎和堕落。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27　18:27:57
网上还有一篇田崇雪写的
他们身后永不分离
——曹雪芹与鲁迅
作者：田崇雪
一、文化的冬天
二、困顿的家道
三、魏晋的偏爱
四、失望绝望向往
五、结语：“寂寞生存的伟大”
当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灵柩缓缓葬下，一个世纪初最为苦痛的灵魂便重返地母的怀抱，入土为安。这时间，西天，一弯新月，新月下，一座荒草缠绕的墓碑，墓碑上业已端坐着一个掩面而泣的灵魂，他已在坟的那一边等他，他的名字叫曹雪芹。
我曾怀着赤裸裸痛苦的心情读过曹雪芹和鲁迅，为那一生的痛苦苍凉背负着太深的罪。猛抬头，在一个无限清明的空间，感觉到两颗伟大的灵魂已邂逅于我心之阡陌。原来，他们之间早已存在着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一种藕断丝连的缘分。一个，为这个行将就木的族群张罗了一个酸楚的祭典，哭损残年；一个为这个不可救药的民族刮骨疗毒，呐喊一生。
一、文化的冬天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三位、第四位像曹雪芹鲁迅这样具有作为民族文化精英所必然地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典型性和文化史的意义的人物了。巧合的是他们都诞生在这么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时代，一个“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文化的冬天。
按照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在其旷世名著《西方的没落》当中所阐明的，由血液和灵魂派生出的文化和历史有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文化的春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青春期，是文化诞生之后迅速成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精神的冲动，并且培养出一种崭新的宗教情绪。伟大的和史诗般的神话的产生，是这个时期文化的活动的呈现。进入文化夏季，每种文化都会碰上宗教体系和哲学思想的兴起，文化开始走向成熟。在文化的秋季，每种文化都走向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些主义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标志。由此，文化开始出现没落现象。文化的冬季则是文化的衰朽僵死期，功利至上和科学迷信取代了宗教信仰。此刻，文化进入了机械运作的阶段，即意味着文明的到来。
从新生到衰败，从幼年到老年，从创造到僵死，这就是文化的“宿命”：四季更替，生死轮回。与其相信达尔文所说的历史是按照一种线性的轨迹向前递进式发展，与其相信过去某些哲学家所说的历史就是螺旋式的上升，我更向往斯宾格勒的这种轮回宿命观。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应和着自然的春、夏、秋、冬，我们的“二十四史”也正好应对着自然的“二十四节气”。自然、历史与生命就是那么巧，异质而同构，你有什么办法。有意思的是，比斯宾格勒大160余岁的曹雪芹更早地天才般地感悟到了这种历史的轮回，文化的宿命，只不过他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其情节的发展也正应和着四季的流转。与斯宾格勒几乎是同年生同年死的鲁迅也正是悟到了这种“宿命”而放弃了“进化论”，其对历史与人生的洞若观火是同时代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人类文化史的精英就是这么地气相通，不谋而合，殊途而同归。
不错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冬天。
自17世纪上半叶多尔衮的铁骑撞开了山海关的大门，裹挟着凛冽的朔风呼啸南下的那一天起，文化的冬天的意味就更加浓烈，因为，时令已是深冬了。
“剃发令”、“圈地运动”、“投充”、“缉捕逃人法”、“文字狱”、“海禁”、“满汉一体”……没有了汉官威仪，也没有了民族尊严。康雍乾易位，曹雪芹诞生。表面上看起来叱咤风云威武勇猛，殊不知那正是苍白虚弱中气不足的反证。因此，愈是外强中干就愈是色厉内荏，所谓的“康乾盛世”，“呼吸领会之者，独雪芹而已矣”。“生于末世运偏消”，“凡鸟偏从末世来”，倘非“天启”，倘非“命运”，“太平盛世”、“温柔富贵乡”里哪来那么浓重的忧患意识?
当神州大地上正在进行着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则完成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继而又有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的《独立宣言》，1789年的《人权宣言》，这些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形成的著名文件集中反映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政治学说，如“三权分立”、“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可怜的中国在18世纪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思想家，这样的学说。只有一个曹雪芹还只是有了那么一点朦胧的民主意识，而这一点可怜的民主意识的火焰还为他太多的泪水所浇熄。中国还只能等，等到19世纪末严复、鲁迅的出现。
光绪八年，鲁迅(1881—1936)诞生，世纪末的一切尾随着他的生长而来，尽管深宅大院里依然是你争我夺等级森严，可毕竟，欧风美雨已吹打着古老的宫墙，长江黄河已涌进了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的残渣。“民主”、“科学”、“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泪相和的教科书培养了鲁迅最初的反满情绪，《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又激发了他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他选择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
残雪消融，春寒料峭。
这是一个文化的冬天。
这是一个需要清算、需要批发、需要总结的时代。
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
二、困顿的家道
作家、艺术家的家族或家庭往往对其思想和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童年时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对其思想性格形成刻下印痕。②为其创作提供素材。③对其创作心理、审美趣味产生影响。我们不是经常把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叫做“精神上的还乡”吗?所谓“精神上的还乡”也就是“回家”，回到童年那里去。
从“小康”或“钟鸣鼎食”堕入“困顿”，堕入“乞食者”，“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家道中落，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巨大变故更能刺激一颗稚嫩童心的呢?曹雪芹与鲁迅首先在这一点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且正好都是在十二三岁的年纪。最能体验世态炎凉的也恰恰是这么一群：从社会的最上层堕入最底层或者从社会的最底层爬上最上层。
为什么富贵是如此的无常?是缘于不正常的偶然，还是缘于历史的必然?倘是偶然，那么昔日的繁华值不值得留恋?倘是必然，那么有没有勇气，该不该与过去诀别，重建新的生活?为什么这世界，这世人的面孔是如此的多变?什么才是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人生?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时代的低气压和巨大的家庭变故使得两位文化巨人做着各自的哲学思考。
每每捧读《红楼梦》，我们都不能不想到她的作者，想到这位“最伟大最复杂”作家。是的，面对这部说不尽的《红楼梦》，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有沉默。因为关于曹雪芹我们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至今仍没有一本象样的传记。“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弃了的天才”(蒋和森语)。我能从其好友的几首诗文中，从后来发掘的点点滴滴的材料中约略知道一些：姓曹，名纘，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一说字芹圃，号雪芹。生年有两种说法，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1715年；雍正二年，甲辰年，1724年。卒年也有两种说法，壬午年，1763年；癸未年，1764年。关于曹氏籍贯，似乎有了确证，为河北丰润。
从《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获知，他生于南京，34岁时迁居北京，西郊著书，葬于张家湾。晚年穷愁潦倒，嗜酒狂放，友人目为阮籍。无论怎么说，其祖父曹寅为江南名士这一点是有史可稽的。曹寅身兼苏州织造，世袭江宁织造，又任两淮巡盐御史，这还是公开的身份，作为朝廷耳目这一点是极为秘密的。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职位，必定拥有特殊的权势，赫赫扬扬的曹家能作为康熙帝南巡的行宫，接驾四次，是其同僚们不敢望其项背的。这一切的一切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一个天才，尤其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最重要的不是钟鸣鼎食，而是翰墨诗书。我们知道，曹寅是《全唐诗》、《佩文韵府》的刊刻者，且有《楝亭集》行世，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很难设想，西门庆家庭中会走出曹雪芹这样的天才。值得庆幸的是，童年的曹雪芹在拥有锦衣玉食脂粉裙钗的同时也还拥有书。是祖国渊源流长的文化遗产在滋润着、陶冶着这颗早慧的童心。倘若没有后来的变故，曹雪芹虽不成其为曹雪芹，但仍可成为一般青史留名的文人。
“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没钱的公子把头低”，在专制的私有制社会里，从来都是“论金论银不论理”，社会只承认身份、地位和权势，没有谁会承认才情、思想和见识，更何况困顿的生活磨练出的傲骨又不肯把这才情“货于帝王家”。
雍正的上台给曹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充军、流放和杀戮……“一朝天子一朝臣”。从童年走向少年、成年的曹雪芹咀嚼这无家的痛苦人世的酸辛一步一步告别了“扬州旧梦”，告别了“秦淮风月”，告别了江南，从南京到北京，在这并不算遥远的流浪途中，他成熟了，他不再“弹食客铗”，也不再“扣富儿门”，他开始了“石头”的篆刻——“著书黄叶村”。
命运何其相似乃尔。绍兴周家，聚族而居。世界风雨飘摇，这大家庭也开始了分崩离析。因了一次偶然的科场案，鲁迅祖父周福清下狱，祸不单行，一连串的遭逢变故使得鲁迅兄弟不得不避难乡下。
从“少爷”到“乞食者”的共同经历培养了两位文化伟人的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气质。如果说曹学芹的文学修养得力于祖父曹寅，那么鲁迅的文学修养，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更多的也是得力于、传承于祖父周福清。
“初学先通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咏，再咏陆放翁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义，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难，韩之奇崛，不能学也不必学。”(周福清《示樟寿诸子孙》)
我们常常这样自问，一个文化巨人产生的条件到底应该有哪些?如果撇开历史客观条件，单单从其主观因素着眼，窃以为，①高深的文化素养、②坎坷的人生阅历、③天才的人生感悟缺一不可。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在文化转换时期所需要的天才条件，那也就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都必须卓绝优秀。”令人欣慰的是曹雪芹和鲁迅完全符合并拥有这些条件。
三、魏晋的偏爱
我们读《红楼梦》，我们读《鲁迅全集》，我们看二者的交游，会有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发现，曹雪芹和鲁迅对魏晋有着共同的特殊的偏爱，特殊的情感，可谓“情有独钟，正在我辈”。所不同的只是一追慕阮籍，一推崇嵇康。
曹雪芹对魏晋的钟情是显而易见的，曹雪芹，名霑，字梦阮，这“梦阮”的“阮”，按其故交张宜泉的解释当指阮籍。曹雪芹的“梦回魏晋”在后来的友人以诗唱和当中及《红楼梦》本身均有充分的材料可证。敦诚的《四松堂集》中屡见不鲜：
“司业清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奇怀曹雪芹》)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插葬刘伶。”(《挽曹雪芹》)
“懒过嵇中散，狂于阮步兵。”(《闻笛集》)
“邺下才人应有痕，山阳残笛不堪闻。”(《挽曹雪芹》)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至交所比皆魏晋名流。如果说这还只是旁证，那么请看《红楼梦》本身，开篇借贾雨村之口阐发“秉赋而生”的人物当中，“逸士高人”仅魏晋就占了一大部分。这不能不使人惊诧。再看用典，《红楼梦》中的魏晋典故更是俯仰皆是：
“瓦灶绳床”(《晋书·浮图澄传》)
“偷香窃玉”(《晋书·贾充传》)
“东床快婿”(《晋书·王羲之传》)
“宦囊羞涩”(本“阮囊羞涩”，指阮浮，晋人。)
“蟾宫折桂”(《晋书·说传》)
“连社雄才”(东晋名僧慧远等在庐山结社号白莲社)
“东山雅会”(东晋谢安隐居东山)
“棹雪而来”(《世说新语·任诞》)
“守拙”(陶渊明《归园田居》)
……
此外，诸如寻常可见的“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玉山倾倒”，“停机德”，“咏絮才”，“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彭泽先生是酒狂”倘若不是对魏晋风度有着特殊的情感取向，能笔笔魏晋，典典魏晋吗?
在“魏晋风流名士”当中，如果说就性格气质而言曹雪芹更像阮籍的话，那么鲁迅先生尤似嵇康。鲁迅先生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之深之广是同辈、后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其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是杂文，又是论文，还是影射讽刺蒋介石黑暗统治的檄文。《鲁迅全集》各类体裁的文章涉及魏晋的不计其数，在此就不再赘言。鲁迅晚年苦心孤诣地编篡、校订《嵇康集》就很有意味，那是他在追念远年的“亡灵”。
阮籍嵇康同属“竹林七贤”，也最能代表“魏晋风流”。其性格气质虽判然有别但骨子里又有统一。一刚直，一隐曲；一痛哭，一浩歇；一口不臧否人物，一口必臧否人物；一不得寿终，享其天年，一隐忍心焦忧郁而死。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是那样的隐曲晦涩苦衷难诉。而鲁迅的杂文则犀利痛快，似“匕首”“投枪”。但是，“反封建”，“反礼教”，“反高压”，“不合作”，在这些方面，四位文化伟人是共通的。
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往往具有某种极为相似的特征，也可称之为“历史文化的异代同构性”，那么让我们来探究一番两位文化伟人为什么对魏晋是如此地“情有独钟”的吧。
这是一个江山易主频度最高的时代，这是一个旧的思想业已打破而新的道德信仰尚未确立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阴阳怪气生死无常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的觉醒文的自觉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时代。魏晋人多情，魏晋人忧生，魏晋人活得很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潇洒。魏晋人重人、爱人，魏晋人敢说、敢笑、敢怒、敢骂，尽管头顶有利剑高悬。这一切都源于“独尊儒术”的崩溃，专制政治的削弱。人独为贵的发现导致对礼教之防的冲破；对美的大胆追求导致爱情婚姻的相对自由，文人活动(集会)产生。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文学作品就是《古诗十九首》，《咏怀》，《与山巨源绝交书》，三曹的诗文。
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咏叹，从建安到晋宋，从中下层的贵族到帝王，弥漫了整个时空，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旋律”。比如阮籍的《咏怀》，可谓是悲观主义的杰作。不自由的悲哀产生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孤独感产生于强烈的自由意识。没有对完美人生的希翼也就难以领会生命毁灭的惨痛，既是一曲生命的挽歌，又何尝不是一曲生命的颂歌?某个当兵人家的女儿聪明美丽，未曾出嫁就死掉了，阮籍与这家人素不相识，但听说之后，便径直来到她家痛哭一场。倘按世俗常情，这是多么乖张悖理啊。可是面对一个美丽的生命不幸夭折，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就匆匆消逝使阮籍产生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对生命毁灭的哀恸，因之动情，不能自己。“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与“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有着多么言说不尽的异曲同工之妙啊!
至于嵇康，这位因“刚烈”罹祸的天才、诗人、音乐家、哲学家，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千载之下犹能想见其为人。”(李贽语)
阮籍堪称曹雪芹的亡灵。
嵇康可为鲁迅的先驱。
魏晋与满清，异代而同构。曹雪芹从阮籍那里承袭了“忧生”，“爱人”，“诗哲”的品格；鲁迅则从嵇康那里继承了“刚直”，“率真”，“嬉笑怒骂”的犀利文风。
总之，他们都从魏晋那里寻到了反封建，反礼教，反周孔的精神资源。
四、失望绝望向往
“扬州旧梦久已觉”(敦诚诗)，“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语)。曹雪芹与鲁迅都是梦醒了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梦醒了的人生。梦醒了的人生使他们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看清了他们的先祖，他们的本阶级，整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封建时代，封建社会都不过是一个大坟场，里面布满了“宛如富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鲁迅《药》)般的累累丛冢。可叹的是曹雪芹醒得太早了些，子夜时分，祖先们的“福礼”还没有撤离之时，黑暗王国里看不到一线光明。他只有“哭”。
1、 哭与歌
曹雪芹的“哭”，不止红学家们，即便是一般读者也是有目共睹的。开篇就是“一把心酸泪”，直到后来“泪尽而逝”。他哭什么?仅仅是哭失去的天堂(“秦淮风月忆繁华”)?不，绝对不止，他哭生命的毁灭和毁灭的生命，他哭友谊、爱情、婚姻、亲情的不自由，他哭“无才补天”，“枉落红尘”，他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竟无路可走，无处容身……《红楼梦》悲剧的深广是无与伦比的。在朔风野大纸灰飞扬的坟场上，曹雪芹“哀乐过人”只哭得昏天黑地惊天动地。这哭声石破天惊，大有爹娘未死先戴孝之意。在别的孝子贤孙们都顶礼膜拜恭祝老祖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际，他却批麻戴孝长跪不起，因此他遭到了千人棒喝万目睚眦。他过度地承袭了阮籍“途穷恸哭”的品格，因而曹雪芹的孤独寂寞也尤为深刻。
我们看到，在乱坟场的那一边，在黎明的地平线上还穿行着一位匆匆的“过客”，他边走边歌，这歌中有哭，这哭中有歌。这便是鲁迅，他过多地承袭了嵇康长歌当哭的品格。他的小说虽短，每一篇都是救世的良方；他的杂感虽短，每一篇都是寓沉痛于冷峻，每一句都是与热泪俱下的皮鞭，恨之深，痛之切，爱之极。他的《朝花夕拾》，《野草》每一篇都是沙漠中的小草，苦难大地上的抒情诗。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决不再祭奠，也不再哭泣，为他熟识的本阶级。他已燃起血的火把，用生命去撞击黑暗的牢壁。
2、祭与掘
烟消火灭之后，曹雪芹哭死于坟头，再没有起来，再没有抬起头来看这坟头前隐约显露的“东方的微光”。林黛玉的坟墓与子君的坟墓也许只有一步之遥，而跨越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前仆后继。一个多世纪当中消殒了多少热血和生命，无法统计。“白莲教大起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骨枯木朽的“坟墓”还有什么值得留恋?不如掘了罢，铲平了罢。鲁迅先生特有的“挖祖坟”，“掘祖坟”精神比曹雪芹的“悲金悼玉”，要彻底得多也痛快得多决绝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是在乾隆较早的年代，所以开头还不免有留恋繁华的情绪，可是到后来，根据他的佚著和传奇材料，我们可知他不留恋了，坚定了，他憎恨旧的向往新的，他向往一个‘同耕复同织，无君也无忧’的理想社会(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我们无权力要求曹雪芹把《红楼梦》写成《乌托邦》，《太阳城》或《理想国》，18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有它们生长的土壤。曹雪芹的伟大最根本的也正在于他对他的那个时代及其本阶级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他能通过乾隆王朝表面的繁荣和强大，尖锐地指出它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末世”，所以他哭他祭他悼。鲁迅先生的伟大也恰恰在于他的清醒，他的不妥协，他的批判的不遗余力穷追猛打斩草除根的“掘祖坟”精神。四千年的旧账在鲁迅身上总该完结了罢。
3、行与止
看透了人生之后是很容易滑入虚无悲观消极隐退一路上去的。对人生苦难与自我局限性有着深刻清醒认识的思想家，其思想或多或少都带有些虚无色彩，只是或浓或淡，或战胜它或投降它各不相同。《红楼梦》的虚无色彩不可谓不浓，虽然也有理想微光的显现，但毕竟太微弱了。他清醒了也茫然了，逃出了礼教的罗网又堕入了佛道的泥坑：“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梦，古今一梦尽荒唐。慢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不“荒唐”又怎样?
即便是“无路可走”也得走。鲁迅《彷徨》和同时期的《野草》虚无的色彩也不能说不浓，但接着不久鲁迅就表示“不再写那些东西了”，在《两地书》中他的确表明了他要走“人生的长途”：“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痛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儿，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走。其二便是‘穷途’，听说阮籍先生是大哭而返的，我却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走走……”
“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
明知前方是坟墓，那衣衫褴褛的“过客”依然前行。
五、结语：“寂寞生存的伟大”
“我行太远，孑然失其侣，我见放于父母之绑矣。”(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红楼梦》)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鲁迅《野草?影的告别》)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着的是雨是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鲁迅《野草?雪》)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一个人。”(鲁迅《野草?过客》)
古今中外，一切先知先觉者都在劫难逃一个共同的命运：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热闹。尽管这是普遍的历史命运，但身历其境者，静夜长思，是不免感到透骨的悲凉的。
先驱者们不仅与民族的大多数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与民族的相当一部分的觉醒者也拉开了距离。他们所感受到的孤独寂寞，他们的精神苦痛具有了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尖锐性，深刻性。
即以曹雪芹而论，他仅有的几位朋友，敦诚，敦敏，张宜泉，明义也只是认识到了曹雪芹的“狂”、“傲”、“工诗善画”、“像阮籍”、“追昌谷”而已，至于其思想，其隔膜之深是不言而喻的，更不要说懂得其价值了。
至于鲁迅的寂寞，当更为深刻。“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吾血荐轩辕。”《新生》的流产，“辛亥革命”的名存实亡，“五四”前绍兴会馆的青灯黄卷，“五四”后的“寂寞新文苑”，“左联”时期的“无奈”与“凄凉”……不是至今仍有人为鲁迅没有写出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而遗憾吗?
“惟有天才才能认识天才，惟有天才才能激发天才”(蒋和森《红楼梦论稿》)。鲁迅虽没有专门的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但其眼光的犀利和深刻却是一般红学家们不敢望其项背的。三言两语，几成定评。其评定的出发点在于“如实描写，并不讳饰”，“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当是鲁迅从曹雪芹那里继承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知穆罕默德一次对他的门徒说：“我可以大喊三声，让前面那座山到我面前来。”他大喊三声后，山并没有过来。先知对门徒说：“既然山不过来，那我们走过去吧。”
曹雪芹和鲁迅两颗伟大的灵魂紧紧拥抱着，带着苍凉的微笑，步向他们永恒的地狱与天堂。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27　18:36:02
赵长松：从曹雪芹的终点开始——鲁迅的生存哲学
中国人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孔子的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阻断了中国人向彼岸的探索之路。在传统儒家的影响下，中国人习惯于只关心当下生活，不爱反省。
但《红楼梦》是一个意外。事实上，整部小说不过是曹雪芹发出的追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生命的存在与毁灭有意义吗？美的存在与毁灭有意义吗？
可以这样说，文艺作品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就是“伤逝”，《红楼梦》就是一部伤逝之书。为那么多活泼的生命、为那么灿烂的青春、为一切美的逝去，而叹息而哀伤。正因为这一切一切的逝去都是不可逆转的，作者才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美的生命、美的灵魂、美的青春的可爱与可贵。正因为作者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才引发了他对整个人生的深情反顾，结果是留下了一部千古绝唱。
然而，作者在追寻的问题上并没有找到答案，当他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他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得到解脱，他只能寻求宗教的帮助，这一点从贾宝玉最后的结局可以看出来。
在别的传统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对人生残酷现实是采取另一种回避、瞒和骗的态度，那就是大团圆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曹雪芹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态度，那就是自杀。屈原、王国维采取的就是这种法子。
鲁迅之所以令人震憾，影响深远，就是因为他也走到了这个困境面前，而且探索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提出并实践了的“绝望的抗战”，作为一种生存哲学，为无数像曹雪芹一样，不停探索又陷入困境的人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有点像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虚竹，无意中，误打误撞，竟解开了一个珍笼棋局。
身处顺境的人们如果读鲁迅，会觉得过于沉重，过于激烈，过于剑拔弩张。不过，如果是身陷困境的人读鲁迅，总会油然而生抗争的勇气和力量。这主要是鲁迅文章中蕴含的生存哲学会让他们换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生，让他们用一种全新的态度看待苦难与悲伤。
鲁迅的生存哲学会使人在寻求生存的动力源上，出现巨大的逆转：一般情况下，人们愈是憧憬幸福，愈是满怀希望，视快乐为人生常态，就愈是想逃避苦难，但得到的常常是相反的结果，反而更频繁遭遇苦难，更深刻感受苦难。这种事与愿违的效果，完全是人们的期望与人生的实际常态相背离造成的。（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以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是所谓“希望将来”就是。《两地书》）因为人生的常态就是一个试错与受挫折的过程，而快乐与幸福的感觉，往往只是人生常态中的偶然和插曲。就是说，如果人们对苦难与挫折采取逃避态度，就等于是放弃了试错与生存体验的权利，同时也就减少了成功的喜悦与快乐。虽然这种做法也能让人的心灵取得暂时的平衡，但这是一种脆弱的低层次的平衡。
鲁迅不是这样，他的“绝望的抗战”哲学是把人们对生活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心态彻底倒转过来，直面生活的挫折与生存的困境，把挫折与困境当作人生的常态，（他说：“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两地书》）不再肓目地抱有希望，连绝望也绝望了，只是埋头行动，也就根本无所谓失望了。他是先知死，后知生的。因为直面了死的必然，知道了人生的局限，所以才更看重生，珍惜生，才更加不能容忍苟且地生。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1-30　15:58:32
美丽新世界的星夜一定会很灿烂
作者：菊园　回复日期：2007-11-30　16:47:51
中国狂人家谱：庄子——竹林七贤——李白——李贽——曹雪芹——鲁迅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2-2　18:08:24
红楼梦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2-2　18:32:55
许由，尧舜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许由率领许姓部落活动在今天颍水流域的登封、许昌、禹州、汝州、长葛、鄢陵一带，这一带后来便成了许国的封地，许由也成为许姓的始祖。据说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后来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逃到了登封的箕山隐居起来，再也不愿意与世俗社会交往。帝尧派人找到了他，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
作者：絮影妃子笑　回复日期：2007-12-2　18:39:52
不错，有希望，继续：）
做个记号先。
作者：黄普希　回复日期：2007-12-11　3:13:31
陶潜（365—427），东晋人，字元亮，又名渊明，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陶潜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