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权力制衡的制度，往往不长久或高压下的短时间稳定。专制的制度往往能才短时期内充分调动整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专制的体制，也有不可避免的弊端，那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带来经济结构的失调（其是按权力来决定经济，而非市场来调节经济）、政治腐败丛生（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低下，人员机构臃肿，社会负担大等等弊端。由于专制制度呈现的权力一元化，绝对化。整个社会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对其制约和监督，国民无法通过这些组织来维护和自己的利益，不得已，既然没人没组织能为其说话，国民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来伸张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专制的高压统治并不能永远彻底的消除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经常制造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
为了营造所谓的和谐景象，稳定社会秩序，专制的体制就必然延伸出庞大的行政机构，超越法律行政机构来高度控制这个社会。由于专制国家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为了对付日益烦躁的国民，有效维护统治。久而久之，管理行政等部门呈现出无限的扩展，人员机构都日益庞大。
要求政治上的和谐，就需求大量的军队、官员与机构为之服务，经济上就必然要求大量的经费支持。在专制国家，整个社会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供养支持日益庞大的食利阶层，最终成为社会与国民的无法承受的负担。
当然，高层也清楚的了解后果，为了长久的统治，他们也会采取不断的削弱官员、管理机构的权力，减少官员与机构的数量，可是既得利益集团怎么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好处呢？他们的反抗，使高层难以高度控制社会的目的。不得已，他们只好放手。所以不断的出现一个奇特的景象，越裁员，官员越多，越调整机构，机构越纷繁复杂。
接下来，由于财政预算内难以为继，各级机构官员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只好在预算之外谋求自己的收入来源。于是，管理机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开始了；官员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开始了。
综上所述，财政困难紧张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政府对国民的收税能力减弱，不在于中央对地方税赋的吸取能力降低，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需要赡养的食利阶层太过庞大。以至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敢不上，税收的增长追不上食利阶层胃口的需要。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由于专制王朝食利阶层过于庞大导致的赋税过重所引起，没有一次不是官逼民反，皆是为了反抗苛捐杂税。每一个专制王朝的崩溃，都与政府无限膨胀的机构与人员带来的财政危机直接相关。而这一些，都是由于专制制度本身无法提供天然的自我约束力、又无法放弃自己的权力获得外力的制约息息相关。
专制王朝更替与财政税收的关系有个基本的模式：小政府（建国时期）---大政府（重税）----政治危机（财政危机）---经济或政治改革（税负调整或经济发展）---政治中兴（财政危机暂时好转）---更大的危机（杀鸡取卵财源枯竭）---灭亡（改朝换代）
就这样，在食利阶层不断的壮大，在机构与人员的日益臃肿中中不断的更替朝代。
当今朝廷，行政管理费用不仅长期居高不下，甚至还芝麻开花节节高，饱受老百姓责骂。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元增至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倍左右。200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的金XX撰文指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制度内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约为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赋达35%。35%高吗？不高，这是发达福利国家税赋而已，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际的零头。由此，造成人民负担过重，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发展成长壮大，社会保障体系的难以健全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尊严遭到严重挑战与破坏。
近段时间，不断的看到某些烟酒加税，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的新闻。当然，还有一些大篇的官话新闻，如强化中央的税收权，财政权往上移等。
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下行，及4万亿等财政支出政策的不断贯彻落实，中央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于是就不断有人站出来，建议强化税收的强度与力度以达到开源的目的。然，找遍各地的新闻，却没见多少节流的新闻，甚至还见不少地方公务员要加薪水等。8月24日的报纸报道，什么中央要第12次治理“小金库”
问题是，一边当裁判员一边当运动员能行吗？话句话说，我们是采取对老百姓开源而非节流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总而言之，现在经济危机时期，财政紧张，税收政策我们采取的开源而非节流的税政策，是典型的竭渔而泽，杀鸡取卵政策。
与开源相对应的是节流，与中国相对应的是美国。前段时间新闻报道，纽约州对其公务员等下手，减少公务员等薪水等不必要开支。与此同时，他们采取减免纽约州内的国民税收。换句话说，他们在政府财政困难时期，采取的是，节流，而不是向辖区国民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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