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与国家富强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在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世所公认，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感召下，中国人民为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崛起而无比自豪；作为“愤青”的一代，甚至在网上疾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现在已经是第四大），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应该体现更加强硬的姿态。然而，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是必须看综合国力的，当我们仅仅以经济指标为准绳，甚至是仅仅以宏观经济总量为坐标的时候，所谓中国的实力和潜力其实要大打折扣。中国人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集中精力搞了二十几年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相对单一的发展重点与关注中心，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前进道路，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恒久幸福，使我们的国家真正能够长治久安。经济总量的大幅增长与国家富强的基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尽管一段时期内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中国社会因泛政治化的社会运动而影响了经济发展，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增长当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在经济领域打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而且初步改革了不利于资源自由流通和配置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这种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上，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经达到10万亿人民币以上，2004年则达到16万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将近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六分之一，实际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更高一些；2004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突破了2.6万亿人民币，2005更是超过3万亿人民币，比建国初期增加了近100倍，比改革开放初期也增加了将近30倍。看着这些宏观的数字，再回想这些年来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确实在崛起，确实在迅速地走向富强。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福祉，不容否认。但是，宏观的数字只能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物质财富总量有了大大的增加，国家在理论上有了足以显示自身强大的物质基础。当我们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角度仔细地来审视中国的物质财富生产构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大量GDP来自于外企、来自于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行业，大量的财富创造集中在少部分地区和少部分人身上，大量的战略产业我们自己没有知识产权，大量的基础性行业存在着极度的浪费和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大量参与一线财富创造的人们得不到应有的生存保障，大量的青年农民、知识分子、下岗工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如此种种，深层问题越看越多。如果我们仅有理论上的庞大物质财富，实际上却多不属于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民的时候，我们离国家的真正富强还是任重而道远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只是在理论上为国家的富强提供了物质基础，关键还是要看这些财富归谁所有，由什么行业创造，利用率有多高，可持续的发展潜力有多大。这是因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必定是大多数人民富裕，社会安定而且充满活力，国家能够持续有效地从社会获得充足的财力支持，进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经济建设中心主义”二十几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直接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其进行了片面化的理解和极端化的运用，导致了“经济建设中心主义”，从而为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后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经济建设中心主义”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此借用这句话，无意贬低小平同志的智慧，仅指本文反思的片面化思维模式），只要能够增加地区或者国家的经济总量，不管什么形式的发展方法都用，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化理解；其二就是经济标准成为衡量一切政策、规则的指标，上至国家政策制定下到个人行动决策，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大行其道，所有的政策、规则都围绕着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资源控制来制定，认定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质就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极端化运用。“经济建设中心主义”形成和持续，造成以下两方面的失误和弊病。 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地区发展的失衡，包括东南沿海的相对发达富裕和中西部地区的大大滞后，还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农村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其二就是行业发展的失衡，中国的许多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看不出能够迎头赶上的前景，如大型民航客机的制造，汽车自主品牌的开发，电脑软件和核心硬件的开发，数控机床的设计，高级医疗设备制造，甚至强项中的轮船与家用电器都有核心部件完全依赖进口等等，仅有一些生活日用的小商品咱们能够自主研发和生产。这样的经济结构下，中国大量的经济产值事实上来源于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加工组装以及战略产业产品的零部件生产与成品组装，还有就是外资企业的直接生产，这种经济总量并不能代表国家的真正富强。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但矫枉过正往往又有弊端，“经济建设中心主义”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缺乏战略眼光和全局意识，只追求经济总量在数量上的增长，通过大量的招商引资和合资合作，以短期的经济效益将本土的科技自主研发体系全部挤垮，国家也因迷信市场经济之下的优势资源互补（俗称“裤子换飞机”）而失去了大力扶持、主动促进民族资本进军战略产业的动力，最终使中国成为了经济总量上的大国，同时也是安全战略和核心实力上的弱国。在城乡的二元结构方面，由于只注重城市的工业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致使农业的发展水平长期停留在封建时代，中西部地区农民除了进城打工挣得微薄的工钱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还要承担起维持地方政府运转、进行义务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人们价值观念的低俗化和功利化。由于长期的“经济建设中心主义”的存在，不仅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更大的弊端在于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如今的中国人，习惯于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割裂了几千年来我们对于道德伦理、人文亲情、安全信任的亲切感，13亿人口的中国几乎由此沦为了一个庞大的动物世界。中国人除了知道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的对人的定义之外，只知道我们有理性可以区别于动物，对于建立在情感和理性双重基础之上的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素养失去感知，大家都在为着更舒适、更豪华或者为着基本的生存、生活而奔忙，一切的行动标准都在于是否能够增加自己掌控和运用的资源。更可怕的是，这种经济发展状态持续越久，这种竞争和博弈的观念越加深入人心，两者之间互相强化。现在我们可以“毫不惊奇”地看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理所当然应该凭着自己不懈的“奋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争夺”）而谋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样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而且，大家也都认为我们正在学习的西方世界，那里的人们也是一直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着，他们做得比我们好，所以活得比我们更幸福。这种动物式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中国社会的“正常化”，无疑是极端化的“经济建设中心主义”的经济建设模式的“恩赐”。正是这种经济建设模式的渗透和强化，使得政府和社会都忽视了对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关怀，培育市场却不首先保证市场主体及潜在主体的基本安全，使得生存问题成为了中国人有史以来的首要问题，大家“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物质利益的获取为动机，价值观念空前的低俗化和功利化。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都只相信谁拥有更多的财富谁就有更高的地位更舒适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追求。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一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由此而形成的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模式是恶性循环，因为缺乏了基本物质财富基础上的制度和道德的安全保障，个人以物质利益为安全支撑的欲望将是无止境的，结果必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腐败盛行，暴力频仍，最终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社会也将陷入动乱之中，谁也得不到安全，更不用说修身养性以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更高素养。结论：精神为体，物质为用；均衡发展，民富国强。我们批判和反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在实践层面上形成的“经济建设中心主义”，并非否定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这二十多年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和人们观念的演变，下一步的调整和进步也就失去了基础和可能性。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进行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遇到了结构失衡、贫富分化、腐败盛行、安全丧失等各个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也的确该总结和反思一下我们的发展模式了，否则，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将会遭遇更多的磨难。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有基本足够的物质财富以保证所有人的生存所需，同时社会的权威和制度应该确保这些财富在人们当中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既保证社会的发展拥有正向的激励机制从而使社会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又避免过分的竞争和争夺导致强者的压迫和弱者的暴力抗争；在社会财富得到相对合理分配的基础上，人们应该拥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信仰，不能止步于对物质利益无限制的追求，因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伦境界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否则，与动物的本能追求无异。甚至更进一步说，对于人类社会，物质是末，精神才是本，只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亲情、互助、信任、真诚、关爱，只有这些价值成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润滑剂，社会才会是和谐的，人生才可能是高尚的，人类社会也才能和和美美、生生不息。可以说，最终只有人文的精神才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真正贡献。因此，在中国发展到已经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制度、立法规范的方式逐渐引导这些物质财富更加合理的分配到大多数人手中，以负责任的形象从权威和制度方面给予尽可能多的人以基本的生存保障。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环，处于食物链的最高层，本应是最安全、最容易生存的物种，如果因为人类社会内部的规则不合理而导致生存的危机，这是对人类引以为豪的理性的嘲讽，是人类的悲哀。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量的负荷巨大，人口的恶性膨胀本身就违背了生物学的规律，尤其是对处于食物链最高层的物种来说。不过，人是能主动创造财富的，并不像动物那样被动地等待大自然的赐予，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信仰缺失、道德易位，中国依然凭借数亿青壮年人口的生命价值创造出了庞大的财富，基本解决了大部分人口的温饱问题。然而，这种建立在劳动力结构基础上的财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中国已经提前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再过10到15年，当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中国人口的总体劳动力价值大大下降的时候，如果中国的财富创造依然期盼廉价劳动力的恩惠，恐怕部分富裕的阶层再也找不到足够的工人为自己打工，衰老的一代也会因为除了体弱多病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而诉诸暴力的抗争。因此，我们还有10到15年的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社会发展模式，不能再搞“经济建设中心主义”，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必须切实改变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适当提高劳动力工资，强制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逐步建立从城市到乡村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然后，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扭转社会主流价值的经济利益一元论，从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领域的改革入手，以立体网络推进的方式，大力倡导伦理道德和人文素养的建设，以人文精神作为人们的终极追求。对人文精神追求的倡导与适当的物质财富创造是一致的，只有做到“精神为体，物质为用”，中国社会发展才能真正进入和谐的轨道。在具体发展方式层面上，中国应该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了，要想不仅成为大国而且成为强国，不做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附庸，就必须拥有自身相对完整的战略产业体系，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中央政府目前在绝对数量上来说，已经拥有较大财政实力，应该在积极缩减行政开支的基础上，像支持运载火箭、“神舟”飞船一样，大力扶持大型民航客机、商用飞机、自主品牌汽车、电脑软件和核心硬件、数控机床、高级医疗设备、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要进行短期内的“成本—收益”分析，因为这些产业的效益需要长期的过程才能显现出来，并且可以辐射到周边不计其数的行业，而且其产业本身的战略价值更是无可估量的。中国只有成为了大型战略性产业的生产者和国际社会中够资格的竞争者，中国社会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确保自身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安全保障。如果继续走原来的老路，以国营资本垄断基础性的能源、交通、电信、航空、金融、保险等领域，用财政填补腐败的亏空，同时任由民营资本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指导之下从事低风险、赚钱快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和产品代工、加工、组装等行业，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将走向基础产业的腐朽、战略产业的空白、轻工产业的凋零。“裤子换飞机”的所谓“市场经济”比较优势模式下，中国庞大的轻工产品生产能力将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因为即便是将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置之不虑，全世界的冰箱、彩电、空调、服装、玩具、打火机等产品的市场又有多大？中国目前已经有450多种商品世界产量第一，他们大多占据了国际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然而中国大多数的人们却依然徘徊在绝对的或者相对的贫困线上。只生产低端的轻工产品并不能使我们社会的财富持续增加，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的，这意味着低回报；在部分轻工产品的核心部件都依赖进口的情况下，中国又能从国际社会争取到多少资源来消费战略产业的高附加值产品？经济结构的大力调整已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应该意识到，“国以民为本”，在推动战略产业发展的时候，必须给予民营资本更多的机会更平等的待遇 ，给予广大民众更好的劳动力回报，使产业的发展成就“藏富于民”的社会理想，因为只有“民富”才有真正的“国强”，只有保证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稳定、活力充沛，保证中国社会财富充盈，人人关系和谐，中国才是真正拥有了强大的国力。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走向真正的国家富强，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