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词典1976～1984_

　　共和国词典（1979年）

79自卫反击战

　　四项基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存在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我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等。受党中央委托，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向理论务虚会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我党一贯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此后，邓小平1980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进一步提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到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新党章，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载入党章。

　　《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宣告：自当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我们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由“解放台湾”发展为“和平统一”，《告台湾同胞书》是实现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中美建交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美国政府明确把同中国建交作为一个战略目标。1978年7月初，中美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是谈判的关键问题。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1979年初，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暨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中美建交，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由此得到改善，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2月14日下发。新华社当时奉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越南在争取独立和抗美战争中，一直得到中国的无私支持。20世纪50年代，越南在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曾是其最大的后援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还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指挥作战。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曾支援物资超过数百亿美元。但越南全国解放以后，热衷于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出兵占领柬埔寨，挑起中越边境冲突，终于发生了这次中越边境战争。

　　摘 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就业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新华社1984年11月初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工作已结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完成。

　　放权让利

　　1979年至1984年，国企改革迈出了“放权让利”的第一步改革。1979年7月，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下发，要求各省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放权让利”改革试点。改革初期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利改税等改革措施，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入手，将一部分生产经营权和利益下放给企业，冲破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许多禁锢，激发起人们长期压抑的积极性。这一改革主要采取了如下举措：

　　1.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2.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从1978年起先后推出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两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3.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从1980年起,通过建立涉外税制、建立内资企业所得税体系、全面调整工商税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完善农业税等改革,改变了原来相对单一的税制格局,建立起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税制体系。当年推进“放权让利”式改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但没有触动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国企长期积淀的人多、债多、社会负担重、政企不分等深层次矛盾没能解决。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经济特区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资料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个体户

　　1980年12月，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同样在1980年，安徽芜湖的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这一品牌的打响，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大，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从此，全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卖大碗茶的、运煤球的、开小饭馆的、倒卖服装的、修自行车的、装裱字画的……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种子”由此播下。

　　《现代汉语词典》中，个体户的释义为：个体经营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这一自谋职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殊群体，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从无到有、发展迅速。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强调：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论述的提出，被认为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体制性基础。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这被视为民营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中指出：积极发展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截至2008年底，全国工商系统共登记个体工商户2910多万户，从业人员5776.41万人注册资金9000亿多元。

　　共和国词典（1981年）

　　经济体制改革

　　在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勾勒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轮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序幕。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是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渐形成的。它长期形成的僵化和封闭模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推进。30多年，改革历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是，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全新的体制模式。此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同时城里的工商企业也开始了一些改革试点，如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间，1982年5月，经五届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2003年3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撤销，其职能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第二阶段：改革展开，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下半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

　　第三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从1992年10月到2002年10月。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8个方面的改革内容（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法制建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较大。其间，国务院1993年、1994年先后作出了实行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多个决定。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2年10月至今。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确立，下一步主要是如何完善的问题。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定型。这一决定是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一阶段着力于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注重加大财政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2003年-2007年的5年间，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克难，在农村税费、国有企业、涉外经济体制、资本市场、银行业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无不铭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烙印。这一改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新中国第一个GDP数据是1952年的679亿元。到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30万亿元，GDP总量位居世界第四。

　　杂交水稻

　　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发出。 这被称为第一个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 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颁布。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的“一号文件”又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1986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业投入。

　　2004年2月8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三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着眼于减负增收，自此，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

　　2004年至2008年的5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国家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再度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9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政府机构改革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多达100个，领导职数急剧增加，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这次改革后，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根据“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成为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

　　1988年进行的第二次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1993年进行的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1998年进行的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力度很大，将国务院原有的40个组成部委减少了11个。将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信息产业两个管理部门外，这次改革撤销了直接管理工业的10个部委。2003年进行的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即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以“大部门体制”为突破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改革的目标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理顺职能部门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组建了5个大部门。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设计了我国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蓝图。根据他的设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分两步走战略部署。即从1981年到1990年为第一步，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即到2000年，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再翻一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世纪末，在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的时候，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部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即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比1980年翻一番，提前3年实现了“三步走”第一步目标。1995年，又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就先后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级班子要实现年轻化，老干部要逐渐下来，但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不能太急，要使那些贡献较大、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部既能适时退出第一线，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又能在第二线过渡一段，继续在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必须改革。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出台。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离休退休的老干部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不久以后，作为具体配套政策措施的《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发布。自此，中国开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其直接结果是，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退居二线。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崭露头角。

　　利改税

　　利改税指把当时的国营企业（后改称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变为按国家规定税种税率上缴税金的改革。1983年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利改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下发。到当年12月底，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业累计达2万多户。1983年实行的第一步利改税，对国有企业开始征收所得税。1984年推出的“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中，将原工商税中按营业行为征税的部分划分出来，恢复设置了营业税这个独立税种。此前在1958年10月我国税制改革时，曾将营业税并入工商统一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步“利改税”及财政包干制改革，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增强了中央和地方活力。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税制改革，先后推出了对国有企业的利改税、财政包干、利税分流及分税制试点等多项改革措施。但由于这些改革没有在转变政府职能上下工夫，只是对企业实行减税让利，所以当时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依然过多过死，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的状况未能从根本上改变。

　　建立乡政府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发出并实施。这一通知要求：1984年底以前大体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此前在1982年底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修订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乡与行政村同为行政区划，都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乡村政权并存。1954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首次明确规定，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村一级退出政权体系。1958年以后，在乡一级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公社兼有国家行政管理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双重职能。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思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写入了联合声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和平统一”的重大决策。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包含了“一国两制”的思想。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发表有关建议两岸进行“三通”和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九条方针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基本形成。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增加第三十一条，“一国两制”载入其中，成为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6月，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说：我国政府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础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中央有关“一国两制”的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思想1984年10月写进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走向富裕。”“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1978年12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当时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勤劳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此后，邓小平又多次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及共同富裕。1983年1月，邓小平同国家计委等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1986年9月，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问道：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邓小平回答说：致富不是罪过。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后来的共同富裕，这一邓小平理论，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一新观点的提出，冲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粮棉产量创纪录

　　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跃居世界第一，比1978年增产33%以上。同时，棉花总产量达620多万吨，为1978年的近3倍。我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结束。到1996年，我国的粮食年总产量突破1万亿大关。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同时国家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少统购任务。这些改革使农民拥有了生产自主权和一定的产品销售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飞速发展。

　　在六届全国人大会四次会议上，时任总理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曾指出：过去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1953年到1978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500多万吨，棉花产量1965年到1978年间，长期停滞不前，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终于较快地实现粮食自给，棉花自给有余，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来源：《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