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皆是钞票(组图)\共和国词典195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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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词典1954~1962编者按:站在第61个国庆节这一历史的新起点上,回望共和国光辉而曲折的历史,亿万国人无不深深感怀。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半月谈《时事资料手册》编辑室以“词典”的形式,精选出国史中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奉献给读者。国庆假期期间,半月谈网将就这一组专题稿件进行连载。

  共和国词典(1954年)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第一部宪法

  1954年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1141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注:按照宪法规定,自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起,原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图为报告投票表决结果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次会议制定和颁布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包括序言、总纲、国家机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4章,共106条。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宪法。

  公私合营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公私合营的序幕就此拉开。经过4年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已被初步纳入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这些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其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不能有效地处理。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决定今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

  1954年9月初,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同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合营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1956年初,全国出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1月底,全国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共和国词典(1955年)

  万隆会议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秩序。在这一背景下,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并召集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主题的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

  经过充分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之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了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会议召开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时,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坠海,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遇难。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十大元帅

  195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年9月27日,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国家主席毛泽东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人员。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全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10名、上将军衔的有55名、中将军衔的有175名、少将军衔的有802名。

毛泽东主席为十大元帅授勋 (资料照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将衔设置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965年,军衔制度被取消。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时,上将分一级上将和上将两个级别,但一级上将一直空缺未授。1994年5月,八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不再设一级上将。据新华社2009年7月20日报道,自1955年我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和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已有174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解放一江山岛

  1955年1月18日,经过充分准备,在解放军已掌握战区制海、制空权的情况下,浙东前线指挥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发起登陆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浙东前线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张爱萍的直接指挥下,一改世界史上夜间渡海作战的常规,在白天向一江山岛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经过激战,最终取得一江山岛战役的胜利。这一战,我军有400名左右的战士牺牲,共击毙和俘虏国民党守军1000多名。当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又解放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协同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是我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火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我军从传统战争向现代化军事斗争转变的一次特殊战役。它沉重地打击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反攻大陆”的阴谋。一江山岛解放后,国民党原想以此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梦想破灭,不得不将浙江沿海一带残余军队全部撤走。毛泽东称赞: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新人民币

  为改变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过大等不足,提高印制质量,进一步健全我国货币制度,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同时收回旧的人民币(即第一套人民币)。新币面额,主币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5种,辅币分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古、维吾尔4种文字。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我国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发行了人民币硬币。自此,新中国货币进入纸硬币混合流通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我国一共发行了5套人民币。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从1948年开始发行。它统一了各解放区革命政权发行的货币,取代了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停止了金银和各种外币的流通使用,使统一的货币占领了全国市场。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发行,这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开发出来的第一套货币。第四套人民币从1987年开始陆续发行,并增加了50元和100元两种大面额币种,对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方便流通、提高效率等发挥了显著作用。我国现行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是从1999年开始发行的,共有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纸币和5角、1角硬币8个券种。与前四套相比,第五套人民币是首次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设计与印制的货币。

  推广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为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代替过去通行的“国语”,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具体措施。普通话从此有了全面准确的解释。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同时进行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为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推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推广普通话工作被迫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对学习普通话的要求日益迫切。1982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大力推广普通话。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新华社1999年8月报道,我国已确定推广普通话的跨世纪目标:2010年以前全国初步普及普通话,下世纪中叶全国普及普通话。截至2006年9月,我国掌握普通话的人口已超过6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3%。共和国词典(1956年)

  《论十大关系》

这是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提出要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中共中央确定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阐述。讲话中提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

  1956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随着昆曲《十五贯》的上演,很多禁演的剧目先后开放。学术界随之也大兴自由讨论之风。文艺批评界开展了针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典型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涌现出来。但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

  解放牌汽车

  1953年,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新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起步。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1986年,解放CA141新车开始批量试生产。随后,我国最后一辆“老解放”驶下总装线,生产30年之久的老产品终于“退役”。1994年,国务院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1998年,我国跨入世界10大汽车生产国行列。2003年,汽车产销量首次双双突破400万辆,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1958年,我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每秒1500次。1959年,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它在第一颗原子弹设计与爆炸中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大型工程设计、中短期气象预报、铁路线路选择提供了服务。1973年8月,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83年,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银河-Ⅰ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我国成为继美、日等国之后,少数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1992年,我国第一台10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Ⅱ通过国家鉴定,填补了我国面向大型科学工程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并行巨型计算机的空白。1997年,我国第一台百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Ⅲ通过国家鉴定,多项技术居国内领先,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4年,曙光4000A成功研制。我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掌握10万亿次计算机研发和应用的国家,这也是我国超级计算机首次跻身世界十强。4年后,我国首台超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5000A下线。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后世界上第二个自主设计并制造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新华社2009年7月报道,目前,我国正加紧研制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汉字简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教育、文化,我国决定大力推行简化汉字。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当时汉字简化工作所采取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1958年,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报告规定了我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简化字总表》以汉字简化方案为基础,对简化偏旁进行了调整,应用这些简化偏旁,类推又简化了一批繁体字,使简化字增加到2238个。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个别简化字作了调整。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但由于这批简化字不够成熟,国务院于1986年废止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化汉字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新华社2006年3月报道,截至20世纪末,中国在非文盲人口中习惯写简体字的人口约占95%。共和国词典(1957-1962年)

  反右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同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人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视为“党天下”,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1957年6月,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计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结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新华社1978年11月报道,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已给最后一批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

  三门峡工程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新中国建立后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黄河中游下段,两岸连接河南、山西两省,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工程1957年动工,经过3年的艰苦奋战,1960年实现全部拦洪,1961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后经过两次改建,增强了泄流排沙能力。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施工。三门峡枢纽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几代治黄人摸索出了“蓄清排浑”适应黄河水沙特性的水库运用方式,进行汛期浑水发电试验。这一工程在水利水电运用开发、攻克黄河泥沙难关等方面,为小浪底、三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批《新人口论》

  1957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认为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主张控制人口。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这些观点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到批判。1958年4月,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为马寅初平反。1993年8月他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人民公社

  在“大跃进”运动中,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山东时肯定“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此后,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刮“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同年底,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195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1962年,又进一步把所有制调整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以生长队所有制为基础,此外还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体制逐渐开始解体。1980年,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在全国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掉。平息西藏叛乱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发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3月10日,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赴宴、看戏。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达赖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中苏关系恶化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中国的拒绝。同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此后,双方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向中国的借贷。苏联专家撤回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1965年3月,苏共不顾中共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这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断绝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红旗轿车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这是他第一次对汽车工人提出了生产轿车的殷切希望。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国产东风牌小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当天下午被装上火车到北京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献礼。1958年8月1日,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在一汽试制成功。1958年9月下旬制成的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是装有扩音器的敞篷车,专供国家领导人在隆重节日和集会上检阅之用。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经过质量攻关后生产的首批30辆“红旗”高级轿车和两辆检阅车送往北京。红旗轿车的成批试生产,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已经实现了由生产卡车到制造高级轿车、由生产单品种到制造多种汽车的飞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阅兵、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和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红旗轿车都被用作检阅车。国产红旗轿车从1958年投产到1994年停产,25年间一共只生产了1500辆。1993年引进德国奥迪100技术的新型红旗轿车研制成功。1994年,第一辆商品红旗轿车被浙江一位农民企业家买下,红旗轿车从此开始进入市场。

  三年困难时期

  指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来,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贯彻落实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十二条”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种错误倾向。一平,指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由国家或人民公社无偿抽调属于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农副产品、资金以及社员个人的财物,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二调,指无代价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十二条”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它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在肯定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发扬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尚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进行认真清理;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和总结,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

  对印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印度两国边界未正式划定,但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1914年,英国炮制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中印传统边界线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1962年9月,印军悍然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制造流血事件。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在中印边界东段击退印军一部;在西段拔除了印军入侵后修筑的据点。同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印度政府予以拒绝,继续调集重兵,再次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自11月16日起,先后击溃各路进犯印军,直打至传统的习惯边界线附近。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百花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中,涌现出《英雄儿女》《上甘岭》《甲午风云》《早春二月》《李双双》《五朵金花》等优秀影片。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大众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一种普及性电影月刊。1962年,该刊应广大读者及电影观众的普遍要求,发起并主办了每年一度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百花奖最大特点在于它是由群众直接投票评选的。1962年5月,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结果揭晓,其中,《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奖,祝希娟(《红色娘子军》中饰吴琼花)获最佳女主角奖,崔嵬(《红旗谱》中饰朱老忠)获最佳男演员奖。次年又举办了第二届百花奖的评选活动。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干扰,刚刚举办过两届的百花奖评选活动在1964年被迫中断,《大众电影》不久也被迫停刊。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断了十几年的百花奖评选活动才于1980年得到恢复。截至2008年,百花奖已举办29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于1981年创办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界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截至2008年,已举办26届。2005年起,百花奖和金鸡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开国大典》《周恩来》《焦裕禄》《秋菊打官司》《集结号》等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开辟了电影创作的新天地。

  “三自一包”

  “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指包产到户。这是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为克服经济困难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实际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随后,由于毛泽东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三年困难时期个别地区出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问题,而把“三自一包”看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把有些地区为反对平均主义而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把邓子恢(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发表的支持生产责任制的正确意见,都作为“单干风”加以批判。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把“三自一包”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加以指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自一包”又被作为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主要罪状横加批判。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自留地、自留畜、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的必要附属和补充。(选自《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                                                                                                                         共和国词典1963~1975 编者按:站在第61个国庆节这一历史的新起点上,回望共和国光辉而曲折的历史,亿万国人无不深深感怀。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半月谈《时事资料手册》编辑室以“词典”的形式,精选出国史中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奉献给读者。国庆假期期间,半月谈网将就这一组专题稿件进行连载。

上期回顾:共和国词典1954~1962

  共和国词典(1963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于1960年参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立功三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雷锋牺牲后不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认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题词发表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也先后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断肢再植

  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钱允庆等医学专家为为右手被完全切断的工人王存柏成功实施了世界首例断手再植手术。这一手术惊动了全世界,第一届国际手外科联合会主席勃纳奥勃兰称誉陈中伟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陈中伟共主持发明了6项断肢再植技术,所提出的“断肢再植功能恢复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1999年,陈中伟在美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学术讨论会上荣膺“世纪奖”。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3年9月,我国共进行了4万例断指(肢)再植术,成活率在90%以上。共和国词典(1964年-1965)

  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法国从而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前,1950年5月9日,瑞典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是中国加强同西欧关系的重大突破,是对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沉重打击。此后,西方国家纷纷效法法国,改变孤立中国的立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截至2009年7月16日,已有17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当天,我国政府向世界发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同时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次日,周恩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首爆成功时产生的蘑菇云(资料图)

  我国核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起暂停核试验,同年9月,中国等16个国家首批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一直恪守这一承诺。1997年,中国作为原始缔约国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截至2005年6月底,中国接受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95次现场核查,核查结果均表明中国严格履行了国际公约义务。

  四个现代化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在报告中号召全国人民“在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实现四化”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继1964年中国提出 “四化”之后,邓小平又于1979年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定位,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一个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为特征的“新四化”名词进入人们视野。“新四化”被认为是中国实现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促进“新四化”的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清”

  1962年底至1963年初,全国各地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在农村开展的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运动。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提出“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四清”的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二十三条》下达后,全国城乡“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到1966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艺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基本上是不包括新疆、西藏之外的我国中西部地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共投资2052亿元,安排了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建成成昆铁路等10条铁路干线,通车里程8046公里。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汽轮机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作出了突出贡献。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三线建设以“靠山、分散、隐蔽”为选址原则,虽然有利于国防,但也造成了许多企业进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诸多问题。1983年,针对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策,对三线建设中企业布局、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造。至2004年底,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工业学大庆

  1959年9月26日,位于松辽盆地上的松基三井喷出了滚滚油流。适逢新中国10周年国庆前夕,这个新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被舆论认为改变了世界石油工业的格局,改变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1960年3月开始,持续3年多的大庆油田“石油会战”,总共探明藏油面积860多平方公里,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万吨。1963年12月初,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兴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大庆也成了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从此在全国传播。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工业学大庆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生搬硬套、形式主义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这个口号已很少提起。

  截至2009年3月22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亿吨。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大庆油田以持续稳产高产,为共和国经济巨轮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动力。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官,一生刚正不阿,不事权贵,被誉为“南包公”。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响应号召,开始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1年发表。该剧演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吴晗也被诬陷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自杀身亡,终年60岁。1978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吴晗平反并恢复党籍。

  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报道介绍说,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6年多的艰苦工作,于1965年9月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之一,但是蛋白质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国外科学家直到1955年才搞清楚一种最简单的蛋白质——胰岛素的化学结构。至于用人工方法合成胰岛素,则更加困难。直到1958年,英国《自然》杂志还预测,人工合成胰岛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必会实现。就在这一年,刚刚成立的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牵头,开始攻克这一科学课题。第二年,他们就实现了构成天然胰岛素的A、B两条肽链的拆分和重新组合的工作,为人工合成胰岛素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技术路线。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我国始终居领先地位,第一个成功地完成了天然胰岛素拆合工作,第一个得到人工半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个得到人工全合成结晶胰岛素。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它像“两弹一星”一样,证明了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仍可在尖端科研领域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共和国词典(1966年)

  文化大革命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阶级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被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乘机煽动“打到一切、全国内战”,使全国陷入动乱之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含冤病逝。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思想都是错误的。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此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3年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 共和国词典(1967年-1969年)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科学家从1960年底开始摸索氢弹原理。氢弹的研制是白手起家,在研制攻关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供参考的信息资料。从事理论探索的研究人员,从概念研究、原理探索开始,着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最终形成了从原理到材料和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起到了关键作用,提出了中国第一份氢弹原理和结构的设计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根据于敏等人提出的氢弹原理和设计方案,采用塔爆方式进行的减威力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表明我国已完全掌握了氢弹原理。1967年6月17日上午,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新闻公报宣告:我国在2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

  南京长江大桥

  1959年,为贯通京沪交通大动脉,南京长江大桥开建。1968年10月1日,下层铁路桥建成,同年12月29日,上层公路桥建成。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将原津浦、沪宁两铁路连接为京沪铁路,将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起来,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南京长江大桥是双线、双层的铁路和公路两用桥,铁路桥长6700多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公路桥长4500多米。大桥建成后,就以“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大桥刚开建,苏联专家就撤走了。大桥的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解决了复杂水文地质基础施工难题,首次采用国产桥梁钢建造上部结构。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建成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长江大桥,建成后的南京长江大桥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回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1968年,黑龙江省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精神,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并于5月7日送首批学员进驻庆安县柳河。不久,该校组织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总结了干校的创办情况,9月30日,此文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统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0余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在“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办起来的。许多单位把去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己、惩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手段和变相的劳教。许多干校成为迫害干部的场所,大大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身体健康,助长了“知识无用”的风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五七干校逐渐降温。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8月,60多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他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大量大、中学毕业生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写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等多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红旗渠

  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林县(现改为林州市)全境90多万亩土地,只有1.2万多亩水浇地。1960年2月,林县人民为改变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缺水状况,开始兴建红旗渠。林县人民在太行山苦战10年,削平山头1000多个,钻挖隧洞200多个,修建各类设施12万多座。1964年,总干渠通水。1966年,3条干渠同时竣工。1969年,被称为“人工天河”的1500公里红旗渠灌溉体系基本形成,从而结束了林县人民世代缺水的历史。

  红旗渠的建成,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周恩来总理把它和南京长江大桥并称为“新中国两大建设奇迹”,中外人士称赞它为中国的“水长城”。红旗渠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林县人民的生存条件,还孕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先后被国家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进行了反击苏联军队武装侵犯的战斗。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是我国领土,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珍宝岛事件发生前,苏联军队一再侵入珍宝岛,进行挑衅。对于苏联的挑衅,中国方面一直采取极大的克制态度,要求苏联停止入侵挑衅。苏联却变本加厉。1969年2月16日,苏联军队侵入中国珍宝岛时就公然扬言,如果中国边防人员再去巡逻,他们就要动武。接着,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969年3月2日,大批苏联军人乘坐装甲车和汽车,同时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地区,突然袭击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首先开枪开炮,当场打死打伤我国边防战士多名。我国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还击。3月15日,苏联军队再次侵入珍宝岛,先后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武装部队,向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国边防部队进行挑衅,并用重炮轰击我国境内纵深地区。17日,苏军又出动步兵,在坦克支援下入侵珍宝岛。我国边防部队击退了苏联军队的入侵,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共和国词典(1970年-1974年)

  葛洲坝水利枢纽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长江干流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约3公里处。这项综合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工程,包括大坝、发电站、船闸、泄洪闸、冲砂闸等建筑物。工程于1970年12月破土动工,分为两期,第一期工程于1981年完工,实现了大江截流、蓄水、通航和二江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第二期工程1982年开始,包括大江电站、一号船闸等,1988年底整个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葛洲坝水利枢纽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坝”,其大坝坝顶全长2500多米。

  葛洲坝电站有21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71.5万千瓦,2008年完成发电量170多亿千瓦时。三峡电站建成后,与葛洲坝电站组成三峡—葛洲坝梯级电站,2008年共完成发电量978.6亿千瓦时。1981年6月27日,葛洲坝一期工程的二、三号船闸通航,揭开长江航运的崭新一页。该船闸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水头最高、设备最先进、技术最复杂的单级船闸。截至2009年6月27日,葛洲坝3座船闸累计运行35万闸次,通过船舶195万艘次,客运量7314万人次,货运量4.5亿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三峡工程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东方红1号卫星

  东方红1号卫星是我国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用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自重173千克,绕地球一周114分钟,用20.009兆赫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东方红1号的成功发射,使我国成为继苏、美、日、法之后,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我国从此步入太空时代。之后,我国的航天事业飞速发展。1975年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1988年成为第三个独立研制发射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2003年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7年成为第五个进行探月飞行的国家。据新华社有关报道,以2008年世界航天活动频率来看,全球共进行了69次航天发射,其中俄罗斯31次、美国16次,中国11次,共发射各类航天器102颗,其中美国26颗、俄罗斯21颗,中国14颗,无论是发射次数还是发射的航天器数量,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三。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取得长足的进步,截至2009年4月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117次发射,发射成功率达94%,1996年10月以来连续75次发射成功。

  计划生育

  20世纪50年代,面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态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试点。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计划生育没有真正开展起来。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这段时间,由于只在部分城市试点,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因此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1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推迟4年突破13亿人口大关。

  九一三事件

  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这一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次会议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

  1971年8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获悉谈话内容后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项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从而结束了台湾当局窃据联合国席位的历史。

  投票赞成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76个国家中,非洲国家有26个,占1/3以上。毛泽东在接见参加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领导层时幽默地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再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和会议四主席之一,对联合国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被非法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达22年之久。

  乒乓外交

  1971年3月28日~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队在中断两届之后重新参赛。其间,美国运动员科恩的一次偶然“搭错车”,让两国运动员有了首次交流。随后,中美运动员在赛间多次相遇和友好交往,被日本媒体突出报道。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哈里森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决策,邀请美国队访华。同年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闭幕,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和美国乒协主席一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19位成员到达北京,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来访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继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1972年4月,以庄则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美国。小小银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22年的大门,震动世界,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小球推动大球”,被世界舆论称为“乒乓外交”。

  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0世纪50、6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1978年8月,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同年10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双方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一致同意建立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5月,胡锦涛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

  尼克松访华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当时苏联和美国“两超”争霸。尼克松1969年担任总统后,出于与苏联抗衡的战略考虑,开始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中美两国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

图为周恩来总理到北京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

  1971年7月美国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交谈,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他“改变世界的一周”“破冰之旅”。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会见了他。此后,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了会谈。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上海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公报中,双方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又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方表示对中方的一个中国立场“不提出异议”。公报还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开启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为之后中美建交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尼克松后因“水门事件”提前下台,未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

  秦始皇兵马俑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现西安市临潼区)的人民公社社员在抗旱打井过程中,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兵马俑坑。俑坑发现后,国家文物局随后委托陕西省成立了秦俑考古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试掘。根据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这批陶俑大体是秦始皇在世时制作的,距今2100多年。后在该俑坑左右两侧各发现一个兵马俑坑,称为二号坑和三号坑,最早发现的俑坑称为一号坑。

  据估计,一号坑有约6000个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排列成一个完整的军阵场面。从现已发掘的部分看,武士俑和车骑有规律地间隔并对称排列,阵容严整。这批兵马俑的雕塑制作,显示了秦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雕塑技巧。这些雕塑珍品,艺术手法明快细腻,风格朴素,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样大型的雕塑品,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都是举世罕见的,为研究秦始皇时代的武士、兵器和秦代的雕塑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兵马俑,其一号坑总面积达1426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3个俑坑里最大的,前两次考古发掘仅发掘了1/3。2009年6月考古人员开始对秦兵马俑一号坑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开始发掘的当天,就已发现两辆前后相邻的四马战车,还发现了个别陶俑身上残存着大面积彩绘。

  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3个部分的理论。毛泽东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三个世界理论把世界划分为3个部分。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第三世界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发展形成的新兴力量,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这一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共和国词典1975年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学大寨变成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陈永贵(左三)、郭凤莲(左五)和其他大寨带头人的合影。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1975年9月~10月,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1976年12月中下旬,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1980年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在批语中指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明确了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宝成铁路

  宝成铁路是纵贯我国西北和西南的大动脉,全长668千米,经过陕西、甘肃、四川3省,联接宝鸡和成都。宝成铁路1952年7月开工,1956年7月全线完工,修建工程异常艰巨复杂。沿线要横穿秦岭山脉、大巴山脉、剑门山区,同时还要连续跨过嘉陵江等20多条江河。全线架设了几百座大小桥梁,建造了1000多座涵洞,开凿了300多座隧道,隧道总长度达83千米,占全线里程的12.5%。

  宝成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干线电气化铁路。其中宝鸡至凤州段电气化改造于1961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揭开了中国电气化铁路的序幕。凤州至成都间的电气化工程于1975年建成。

  宝成铁路在成都与成渝铁路、成昆铁路相接。成渝铁路西起成都,东到重庆,全长505千米,1950年6月开工,1952年6月建成。成渝铁路是旧中国酝酿40余年的川汉铁路(成都至汉口)的一部分。1936年国民政府组织了成渝铁路工程局,但直到四川解放之前,铺路工程也没有开始。成昆铁路北起成都,南抵昆明,全长1085千米,于1970年7月建成通车。成昆铁路全线贯通了420多座隧道,架设起990多座桥梁,桥隧长度近430千米,约占全线里程的40%。(选自《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共和国词典(1976年)

1976年4月,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

  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逝世,当周恩来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送哀灵。周恩来的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当年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抗议被镇压了下去。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后来我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但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清晨3点42分(北京时间),唐山大地震发生。唐山大地震的震级为7.8级,震中烈度为11度。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发生的时间是清晨,正当人们沉睡的时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由于这些原因,地震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79年11月,在大连举行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唐山大地震总共造成唐山、天津、北京地区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

  大地震使唐山这座百年工业老城变成一片废墟。在世界地震史上,大地震后要建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一般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唐山仅用10年就完成了恢复建设。到1985年底,全市经济总量恢复到近58亿元,财政收入9亿多元。恢复建设累计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当时的唐山有61万人,人均完工近30平方米,23万户居民搬进新居,近99%的居民有了新家。2007年,唐山人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已经建起河北省经济第一强市,进入全国城市50强,创造了世界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

  汶川大地震后,支援灾区成了唐山人爱心的一次集体迸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唐山市各界捐款捐物3亿多元,500多名唐山人活跃在抗震救灾一线。其中,有300多名是自发赶去的。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通报了这一噩耗,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9月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同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违背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建成开放,至今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瞻仰者人数已超过1亿人次。

  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共和国词典(1977年)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考生走进考场。韩树民摄

  恢复高考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中进行文化考试被认为是“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高考制度被废除,改为推荐上大学。

  1977年8月13日~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问题。1977年10月12日,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教育部原计划收取每位考生1元钱的报名费,中央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钱就行了。

  1977年10月20日,国内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冬天,570万名考生走进了考场。1978年的春天,被录取的27万多名新生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

  恢复高考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走向新秩序的开始。经受“文化大革命”重创10年之久的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启动。恢复高考顺应了社会公众对人才观念的认同,重建了价值体系和观念,迎来了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的时代,推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

  平反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国家机关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也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此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大部分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

  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放”。共和国词典(1978年)

资料图: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主题报告

  拨乱反正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之说。《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治理混乱的局面,使恢复正常。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的标志。它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个方面的拨乱反正。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个从中央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当年,党政、教育、科技、体育等各行业都进行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回党中央领导岗位、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肯定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等,是拨乱反正的开始。1977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2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批驳,为当时教育、科技界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9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1971年8月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拨乱反正,彻底推倒了该纪要否定教育战线17年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

  对拨乱反正,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评价说:使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党和国家处于重大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下,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这一过程受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此文,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引起强烈反响,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在中国面临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实际成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会议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

  包产到户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代表秘密签下一份契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再搞“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种植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实行“大包干”,小岗村一年就大变样: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交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

  凤阳小岗村推行的“大包干”做法,很快在安徽、贵州等地迅速得到农民认可,“大包干”随之向全国扩展。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类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而解决了当时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1983年,中央又下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文件使农民吃了“长效定心丸”。1991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同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乡镇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当时的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乡镇企业德发展曾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社办工业、20世纪70年代的社队企业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各种联营企业、合伙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发展。198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即中央4号文件),同意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明确其包括乡镇办、村(村民小组)办、联户(合伙)办、户(个体私营)办等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中外合资合作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涌现。1997年1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规定,乡镇企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走出了一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道路。到2003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100多万家,创造增加值3.67万亿元。2007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6.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1%。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源。同时,还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2001年以来,乡镇企业每年新增农民就业200万人-400万人,2007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总数突破了1.5亿。

  改革开放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人民富裕起来;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前列。

  30多年来,我党通过推进各方面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

  对外开放,是我国坚持的基本国策。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出国留学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作出了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同年7月,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2名访问学者起程赴美,中国由此迈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留学开启了中国人认识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据统计,我国每年出国留学规模由1978年的860人到2008年的17.98万人,扩大了209倍;仅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占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总人数的67%。

  1984年,国务院明确提出自费出国留学也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一视同仁。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留学的大门向全体国人敞开。出国留学,逐渐形成了公派与自费相结合的模式。时至今日,中国留学人员的足迹已遍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出国留学总数超过139万人。截至2008年底,有39万各类留学人员回国,其中大批的优秀人员,成为中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共和国词典(1979年)

79自卫反击战

  四项基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存在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我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等。受党中央委托,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向理论务虚会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我党一贯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此后,邓小平1980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进一步提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到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新党章,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载入党章。

  《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宣告:自当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我们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由“解放台湾”发展为“和平统一”,《告台湾同胞书》是实现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中美建交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美国政府明确把同中国建交作为一个战略目标。1978年7月初,中美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是谈判的关键问题。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1979年初,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暨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中美建交,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由此得到改善,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2月14日下发。新华社当时奉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越南在争取独立和抗美战争中,一直得到中国的无私支持。20世纪50年代,越南在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曾是其最大的后援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还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指挥作战。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曾支援物资超过数百亿美元。但越南全国解放以后,热衷于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出兵占领柬埔寨,挑起中越边境冲突,终于发生了这次中越边境战争。

  摘 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就业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新华社1984年11月初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工作已结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完成。

  放权让利

  1979年至1984年,国企改革迈出了“放权让利”的第一步改革。1979年7月,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下发,要求各省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放权让利”改革试点。改革初期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利改税等改革措施,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入手,将一部分生产经营权和利益下放给企业,冲破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许多禁锢,激发起人们长期压抑的积极性。这一改革主要采取了如下举措:

  1.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2.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从1978年起先后推出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两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3.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从1980年起,通过建立涉外税制、建立内资企业所得税体系、全面调整工商税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完善农业税等改革,改变了原来相对单一的税制格局,建立起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税制体系。当年推进“放权让利”式改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但没有触动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国企长期积淀的人多、债多、社会负担重、政企不分等深层次矛盾没能解决。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经济特区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相继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自此,我国共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共和国词典(1980年)

资料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个体户

  1980年12月,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同样在1980年,安徽芜湖的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这一品牌的打响,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大,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从此,全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卖大碗茶的、运煤球的、开小饭馆的、倒卖服装的、修自行车的、装裱字画的……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种子”由此播下。

  《现代汉语词典》中,个体户的释义为:个体经营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这一自谋职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殊群体,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从无到有、发展迅速。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强调: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论述的提出,被认为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体制性基础。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这被视为民营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中指出:积极发展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截至2008年底,全国工商系统共登记个体工商户2910多万户,从业人员5776.41万人注册资金9000亿多元。

  共和国词典(1981年)

  经济体制改革

  在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勾勒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轮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序幕。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是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渐形成的。它长期形成的僵化和封闭模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推进。30多年,改革历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是,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全新的体制模式。此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同时城里的工商企业也开始了一些改革试点,如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间,1982年5月,经五届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2003年3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撤销,其职能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第二阶段:改革展开,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下半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

  第三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从1992年10月到2002年10月。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8个方面的改革内容(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法制建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较大。其间,国务院1993年、1994年先后作出了实行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多个决定。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2年10月至今。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确立,下一步主要是如何完善的问题。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定型。这一决定是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一阶段着力于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注重加大财政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2003年-2007年的5年间,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克难,在农村税费、国有企业、涉外经济体制、资本市场、银行业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无不铭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烙印。这一改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新中国第一个GDP数据是1952年的679亿元。到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30万亿元,GDP总量位居世界第四。

  杂交水稻

  1981年6月初,国家科委等部委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籼型杂交水稻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发明,其研究和推广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培育杂交水稻并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的国家。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袁隆平1964年就开始杂交水稻研究。他带领科技人员,先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使我国的水稻产量从平均亩产300公斤左右先后提高到5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截至1999年,我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2亿多公顷,增产稻谷3000多亿公斤。杂交水稻的广泛应用大幅提高了水稻产量,为解决我国十几亿人口的粮食自给难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际上甚至把杂交水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超级水稻被誉为水稻的“第三次革命”。我国农业部1996年立项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十五”期间,我国超级杂交稻累计示范推广2亿多亩,增产稻谷250亿斤左右,成为“十五”计划实施中在农业科技方面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新华社2008年9月报道,到2008年,中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已达1500万公顷,占国内水稻年总种植面积的59%左右,平均产量为7.1吨/公顷。同时,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了中国杂交水稻品种。20多年来,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养活7000多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一粒小小的种子改变了世界。共和国词典(1982年)

  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发出。 这被称为第一个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 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颁布。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的“一号文件”又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1986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业投入。

  2004年2月8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三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着眼于减负增收,自此,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

  2004年至2008年的5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国家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再度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9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政府机构改革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多达100个,领导职数急剧增加,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这次改革后,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根据“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成为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

  1988年进行的第二次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1993年进行的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1998年进行的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力度很大,将国务院原有的40个组成部委减少了11个。将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信息产业两个管理部门外,这次改革撤销了直接管理工业的10个部委。2003年进行的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即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以“大部门体制”为突破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改革的目标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理顺职能部门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组建了5个大部门。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设计了我国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蓝图。根据他的设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分两步走战略部署。即从1981年到1990年为第一步,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即到2000年,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再翻一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世纪末,在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的时候,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部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即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比1980年翻一番,提前3年实现了“三步走”第一步目标。1995年,又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就先后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级班子要实现年轻化,老干部要逐渐下来,但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不能太急,要使那些贡献较大、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部既能适时退出第一线,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又能在第二线过渡一段,继续在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必须改革。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出台。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离休退休的老干部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不久以后,作为具体配套政策措施的《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发布。自此,中国开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其直接结果是,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退居二线。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崭露头角。

  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当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共和国词典(1983年)

  利改税

  利改税指把当时的国营企业(后改称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变为按国家规定税种税率上缴税金的改革。1983年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利改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下发。到当年12月底,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业累计达2万多户。1983年实行的第一步利改税,对国有企业开始征收所得税。1984年推出的“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中,将原工商税中按营业行为征税的部分划分出来,恢复设置了营业税这个独立税种。此前在1958年10月我国税制改革时,曾将营业税并入工商统一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步“利改税”及财政包干制改革,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增强了中央和地方活力。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税制改革,先后推出了对国有企业的利改税、财政包干、利税分流及分税制试点等多项改革措施。但由于这些改革没有在转变政府职能上下工夫,只是对企业实行减税让利,所以当时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依然过多过死,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的状况未能从根本上改变。

  建立乡政府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发出并实施。这一通知要求:1984年底以前大体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此前在1982年底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修订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乡与行政村同为行政区划,都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乡村政权并存。1954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首次明确规定,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村一级退出政权体系。1958年以后,在乡一级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公社兼有国家行政管理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双重职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解体。1982年修订的宪法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政权体制。同时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设立村民委员会。198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撤乡并镇。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恢复乡镇政府后加强其职能的问题。全国1985年时有10.4万多个乡镇,经过1986年的改革,乡镇数量减少近2万个。1993年的又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使乡镇人员编制精简42% 。1999年,全国开展地方机构改革,对乡镇采取适度撤并。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到2008年底共有镇19234个,乡15067个(含民族乡)。共和国词典(1984年)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思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写入了联合声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和平统一”的重大决策。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包含了“一国两制”的思想。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发表有关建议两岸进行“三通”和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九条方针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基本形成。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增加第三十一条,“一国两制”载入其中,成为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6月,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说:我国政府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础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中央有关“一国两制”的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思想1984年10月写进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走向富裕。”“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1978年12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当时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勤劳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此后,邓小平又多次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及共同富裕。1983年1月,邓小平同国家计委等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1986年9月,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问道: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邓小平回答说:致富不是罪过。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后来的共同富裕,这一邓小平理论,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一新观点的提出,冲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粮棉产量创纪录

  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跃居世界第一,比1978年增产33%以上。同时,棉花总产量达620多万吨,为1978年的近3倍。我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结束。到1996年,我国的粮食年总产量突破1万亿大关。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同时国家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少统购任务。这些改革使农民拥有了生产自主权和一定的产品销售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飞速发展。

  在六届全国人大会四次会议上,时任总理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曾指出:过去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1953年到1978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500多万吨,棉花产量1965年到1978年间,长期停滞不前,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终于较快地实现粮食自给,棉花自给有余,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来源:《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共和国词典(1995年、1997年)

  京九铁路

  京九铁路1993年4月20日全线正式开工,原定5年完成,后改为3年完成。最终,京九铁路提前于1995年11月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是继京广铁路、京沪铁路后中国第三条南北铁路干线。它北起北京,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南至深圳,并联结香港九龙。该铁路建设总投资约400亿元,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项目,被称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壮举。京九铁路沿线辐射人口数以千万计。1997年7月1日京九铁路与九龙铁路接轨后,这条南北钢铁巨龙对加强港澳台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等各方面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华社2009年报道,今年底京九铁路完成电气化改造工程后,列车运行最高时速将从16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运输能力将提高近30%。

  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1997年6月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发布。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零时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1时30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通过鸦片战争等手段,强迫清王朝先后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割占香港岛、九龙半岛;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以北的大片土地和附近的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被载入宪法。此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从此开启了中国民主法治的新征程。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刑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1988年,旨在保障亿万农民自治权利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1987年正式实施的民法通则第一次规定了人身权,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宣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1989年,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法律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3月被正式写入宪法,标志着人权作为法定权利受到保障。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规定:公私财产平等保护,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据2008年初发布的第一部全面介绍我国法治建设状况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介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制定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涵盖了全部7个法律部门。各法律部门中,对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支架作用的基本法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急需的法律,大多已制定出来。与法律相配套,国务院制定了近600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共和国词典(1998年)

  利用外资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外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联合国出版的《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07年共吸收外资840亿美元,相当于1983年水平的91倍。到2008年7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3.4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204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中国利用外资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试探(1979年-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资来源以港澳台为主,投资规模也偏小。第二阶段:初步投资阶段(1985年-1991年),外资来源仍以港澳台为主,但已有欧美日公司来华投资。第三阶段:快速发展(1992年-2001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列入全球500强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自此大量涌入。仅1992年当年便比1991年增加1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到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亿美元大关。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居于主要地位。第四阶段:稳定发展(2002年至今)。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外商对华投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的5年多,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三四万个左右。截至2006年9月底,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

  利用外资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由1985年的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583万人,对同期全国城镇就业新增数的贡献率达9.5%。外资企业也成为我国税收来源之一。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占全部企业所得税收入的8.9%,2007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0.2%。利用外资还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为根本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党和国家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30多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这项改革在探索中前进,从缩小粮食计划管理范围、扩大市场调节比重,到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粮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粮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提高粮食统购价格,恢复粮食集市贸易(1979年-1981年)。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一度实行国营商业领导下的粮食自由购销。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幅提高粮食统购价格,调减粮食征购基数,开展粮食议购议销,恢复粮食集市贸易等,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了准备。改革的第二步是实行征购、销售、调拨包干,允许粮食的多渠道经营(1982年-1984年)。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参与粮食购销,农民私人也可经营。这步改革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粮食生产的跨越发展,粮食连续丰收,并于1984年首次出现农民卖粮难。第三步改革是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1985年-1992年)。第四步改革是放开粮价,探索粮食购销市场化路子(1993年-1995年)。其间,长达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彻底结束,1955年开始发行的粮票进入收藏市场。第五步,确定“四分开一完善”改革原则(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推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措施(1996年-2000年)。第六步是放开销区,保护产区(2001年-2003年)。第七步: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2004年以后)。这步改革标志着粮食流通体制完全迈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到2008年底,全国已有18家国家粮食交易中心、530多家区域性粮食批发市场,还有城乡集贸市场、期货市场及国家粮食竞价交易系统。

  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使我国实现了粮食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下岗再就业

下岗工人介绍再就业经验

  国企职工一度被称为“老大哥”。他们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1997年1月,国务院召开的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要坚持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路子,并宣布了对110个试点城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兼并的政策。由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破产兼并以及生产经营困难等原因,国有企业工作岗位大量减少,出现了大批下岗职工。1998年3月,1100多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引起人大代表的关注,成为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当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据调查统计,到1999年末,国有企业共有下岗人员2500万人左右,其中50%实现了再就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1998年1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在总结各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原则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决定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99亿人。

  村民自治

  1980年,广西罗城、宜山两地村民率先建立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委会组织。第一个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诞生 1982年修订的宪法中明确了这一基层自治制度。1986年,在吉林梨树县梨树乡北老壕村,诞生了全国首个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称为“村官”直选的发端。

  1988年,旨在保障亿万农民自治权利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同时废止),这次实施的村民委会组织法,健全了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规定和程序,明确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截至2008年10月,我国农村普遍完成了6~7届村委会选举,平均参选率在80%左右,“海选”(选民1人1票推荐候选人的直接选举)已在全国推广。90%以上的农村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听证等普遍开展。截至2009年5月,全国经依法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成员230多万人。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文件对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提出了明确要求。

  财政收入首破万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我国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财政收入不断跨上新台阶。1998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0倍。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又跃过2万亿元大关,2005年超过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共和国词典 (1999年、2000年)

  澳门回归

澳门回归祖国怀抱

  1999年12月19日,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葡萄牙总统桑帕约、澳门总督韦奇立等在主席台主礼台。23时58分,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开始缓缓降下。零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至此,中葡两国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澳门原来属于广东省山县(今珠海市)。公元1535年,澳门开埠,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之所。1887年,葡萄牙殖民者利用清政府派拱北税务司金登干(英国人)前往里斯本交涉鸦片走私问题之机,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塞进“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字样。同年12月,清政府在北京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北京条约,即《和好通商条约》,再次确认《草约》中有关澳门的提法,但同时规定:唯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此后,双方虽经商谈,迄无结果。1928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葡萄牙终止《和好通商条约》,但葡萄牙仍继续占领澳门。1987年4月,经过9个多月的4轮会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高校扩招

  1999年,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的12条建议,其中包括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基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及科技社会发展形势变化的考虑,国务院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决策。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当年全国高校扩招了48%。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9万人。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

  作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之一,高校扩招成了政治经济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连续多年的高校扩招,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渴求得到了较大程度满足,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但随之而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高校硬件设施跟不上等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对高校扩招的争议。政府的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按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年内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2008年10月,教育部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2009年扩招幅度不超过4%,2010年不超过3%。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2002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系统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西部大开发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的地区发展战略。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发展到一定时期,全国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党和政府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先后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拉开了序幕。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占全国的71.4%。2002年末该区域的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22660亿元,占全国的16.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经济发展落后。2000年至2007年,国家累计安排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92项,总投资超过1.3万亿元。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并发挥效益。

  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与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相比,国企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从1993年到2002年,国企遭遇“最困难的十年”。1998年,全国2/3以上的国企亏损。1997年1月,由国务院召开的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要坚持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路子,并宣布了对110个试点城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兼并的政策。1998年5月,国家经贸委印发的关于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是1998年和今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的工作目标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过3年攻坚,减轻了国企的负担,促进国企优胜劣汰,实现整体扭亏为盈。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 ,年均增长33.7%。国有企业“大锅饭”“铁饭碗”的局面已被打破。

  胡长清、成克杰被判死刑

  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据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法庭审理查明,自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胡长清在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余元,另对价值人民币161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胡长清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为有关行贿人谋取利益,造成国家巨额财产损失。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成克杰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伙同情妇疯狂攫取钱财,大肆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4000余万元,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受贿数额最高的纪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严惩腐败,我党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7年6月,监察部成立;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2007年9月,国家预防腐败局揭牌;200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据介绍,2007年11月~2008年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4.3万件,处分15.1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960人(移送司法机关801人)。共和国词典(2001-2002年)

  中国加入WTO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奋争与期待,我国终于叩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同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是否参加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衡量一国是否负责任地加入国际社会、该国经济是否与世界经济衔接的重要尺度。1986年7月中国正式向WTO前身——关贸总协定递交复关申请。坚守着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权利和义务平衡等入世谈判原则,我国开始了“复关”和“入世”谈判15年的漫漫征程。其间,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中美谈判经历25轮,中欧谈判15轮。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入世5年中,我国逐步兑现承诺,分享WTO“经济红利”,并“倒逼”着自身改革推进。在履行承诺方面,我国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到2005年的9.9%。完全履行了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义务。投资方面,2004年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其中完全反映了中国入世承诺,限制类和禁止类很少。知识产权的立法也与承诺一致。5年中全线飘红的宏观经济,见证了中国分享WTO“经济红利”的事实:GDP从2001年的约1.3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约2.2万亿美元,出口总量翻了两番,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600多亿美元的规模。其间,中国的货物进口和服务进口的平均增速,均居世界第一。入世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比重已占13%。2001年中国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到2005年已跃升第三大经济体。

  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进入21世纪后,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

  1997年到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2000年,国家决定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首次将各种农业费以税收形式固定下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负担,之后陆续在全国推行。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文件最主要的政策内容就是“两减免、三补贴”(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随后,农业补贴的政策力度和范围不断加大。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同时,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对农民实行“两减免、三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实行奖励补助,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投入,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5年累计1.6万亿元。

  南水北调

  这是中国21世纪开工建设的特大工程项目之一。1952年10月底,毛主席视察黄河,在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介绍引江济黄设想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首次提到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1992年,江泽民提出要抓紧南水北调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南水北调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2002年底,国务院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同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和江苏、山东的施工现场同时举行,这标志着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实施。

  经科技工作者几十年调研及分析比较了50多种方案,南水北调工程形成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输水主干线长1100多公里。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引水,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流到北京、天津,输水总干线全长1.2万多公里。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干支流跨流域调水入黄河上游,以补充黄河水资源不足,解决西北地区干旱缺水。据报道,南水北调工程总投资预计达4860亿元人民币。

  联合军演

  2002年10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国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两国首次举行双边联合军事演习,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实兵演习。从此,到2009年7月下旬举行的“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国军队已与外国军队举行了29次联合军演。其中,2003年8月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境内举行的代号“联合-2003”反恐军事演习,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首次举行的多边联合反恐军演。2003年10月,中国海军军舰与巴基斯坦海军军舰在东海举行的代号“海豚0310”联合搜救演习,是中国海军首次与外国海军进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演习。2007年9月,中国海军“广州”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出访舰艇编队,在朴次茅斯港以南附近海区,与英海军“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进行“中英友谊-2007”联合军演。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与外军航空母舰联合军演。2009年6月,中国与加蓬举行的代号为“和平天使-2009”的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是中国军队与外军的首次卫勤联合演习,也是中国军队首次在非洲与非洲国家共同组织的双边联合行动。共和国词典(2003年)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时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7月,他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中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2004年初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指导意义。2006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国有资产监管

  党的十六大以后,国企改革进入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随着中央、省、市(地)3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开始运转。《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在国有企业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据新华社2009年1月底报道,一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龙头,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据统计,自国务院国资委2003年成立至2009年初,已出台21个规章和115件规范性文件。地方国资委也根据国资监管实际,出台了1800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国有资产分布广泛,既有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又有行政事业性资产。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比重高,市场化取向也最为明确。据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共有国有企业11.5万户,资产总额35.5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2009年6月介绍,中央企业已从国资委成立初期的196户减少到目前的138户。按国资委规划,到2010年,中央企业户数将减少到80-100户,其中30-50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包括:建立基本设施齐全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立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农村卫生服务队伍,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使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在全国开始建立。到2008年,新农合已全面覆盖农村地区。受农业人口众多等限制,新农合制度设计之初,是本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原则来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以政府投入为主,农民自愿参加,重在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2009年7月,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全国新农合筹资水平要达每人每年100元,即中央补助40元,地方财政补助40元,农民个人缴费20元。2010年开始,新农合的筹资水平每人每年要达150元。达到此目标,就可力争使农民看病,特别是住院部分能报销50%。故此有评论认为,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新农合再次提速。据卫生部部长2009年7月介绍:我国参加新农合的人口已超8.1亿,参合率达91.5%,提前2年实现了中央提出的新农合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非 典

  翻读2003年的中国历史,人们永远难忘这一年春天暴发的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英文缩写SARS)疫情。当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包括北京、香港、广东等在内的中国多个省份和地区,给人们带来了危难、恐慌,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巨大危机,也留下了抗击非典的英勇记录。1月初,广东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1名来自河源的肺炎病人。该患者持续高烧干咳,X光透视整个肺部为阴影覆盖,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参加救治他的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发病。他被称为广州地区非典发病第一例。3月初,北京发现首例输入性非典病例。4月20日卫生部宣布,北京累计报告339例非典病例,另有402例疑似病例,死亡18人。5月7日,北京非典病例累计突破2000例。4月9日,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香港当天累计病例总数已达970例,死亡27例,是仅次于中国内地的最大SARS暴发地。非典暴发后,党中央决策层4月召开会议强调沉着应对、依靠科学。4月20日中央宣布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王岐山为市长候选人。2天后,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接受了孟学农的辞职请求,决定王岐山代理北京市市长。4月24日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成立。5月,国务院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颁布实施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新华社4月20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政府在向公众报告疫情方面取得“很大进步”。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取消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宣布将北京从非典传播地区的名单上除去。当年8月16日,北京市和全国在院的最后一批非典患者康复出院。

  振兴东北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下发。同年12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东北地区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为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由于历史与自然原因,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4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振兴东北战略全面启动,国家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相继实施。

  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目标是:经10年~15年的努力,将该地区建成体制机制较完善,产业结构较合理,城乡、区域发展相对协调,资源型城市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范围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蒙东地区)。土地面积1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亿。实施这一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2007年,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同比2002年实现了翻番。

  “神舟”飞天

  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飞向太空。杨利伟成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10月16日凌晨,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中绕地球飞行14圈后,安全着陆于内蒙古草原。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2005年10月,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费俊龙、聂海胜2位航天员随神舟六号进入了太空。由此,我国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08年9月25日,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搭乘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7日,翟志刚打开舱门进行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并成功取回放在舱外的试验品。神舟七号返回舱9月28日17时左右成功着陆,我国第三次载人航天任务圆满完成。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主要是突破关键技术,确定方案,创建研制和试验条件,然后进行飞行试验,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历史性突破。第二步是继续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如“多人多天”飞行、“出舱”即“太空行走”、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在突破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是建立永久性空间站,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统,航天员和科学家可来往于空间站间,进行规模较大的空间科学实验。

  废止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

  2003年3月17日,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逛街时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带回讯问并以“三无人员”身份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当年6月,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实施细则》公布。新“办法”当年8月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从“收容遣送”向“救助”转变,是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鲜明体现。据新华社2004年12月报道,伴随着救助管理服务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国原有的832个收容遣送站已全部完成转制,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立了909个救助管理站。废止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建立关爱性的救助管理制度,是中国对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在管理理念和制度安排上的根本性转变。据统计,从2003年8月到2004年11月,全国共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67万余人。

  人均GDP首超1000美元

  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均GDP评价的是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2002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102398亿元,比上年增8%;2003年,我国GDP为117390.2亿元,比上年增长9.5%,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这一年,我国人均GDP也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越过2000美元关口,2008年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

  从2001年到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也高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按国际经验,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再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一般需要10年至15年时间,如德国实现前一个阶段用了9年,后一个阶段用了6年。日本则分别用了7年和4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升至3000美元只用了5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其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将加速,产业结构、消费类型也将发生重大转变。共和国词典(2004年-2005年)

  西气东输

  西气东输工程是“十五”期间国家安排建设的特大型基础设施,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其主要任务是将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送往豫皖苏浙沪地区,沿线经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10个省市区。工程包括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塔里木至上海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以及下游天然气利用配套设施建设。西气东输工程主干管道全长约4000公里,输气规模设计为年输商品气120亿立方米。2002年7月全线开工建设,2004年12月30日全线商业供气。西气东输二线工程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浙江、上海,南至广东、广西,途经14个省区市,总长度为9000多公里。该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我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资源的大型管道工程,计划2011年底全线贯通。工程建成后,将为我国新增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量,并将稳定供气30年。西气东输二线西段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四省区,于2008年2月开工建设。2009年6月,西气东输二线西段主体完成了全部的焊接工作。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

  党的十六大以后,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已成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之一。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促进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化进程,提高了干部人事工作的民主化程度。这两个文件对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适用范围、选拔程序、考试考察的方法、纪律和监督等作了规定。两个文件着重解决以下问题:加大推行两项改革的力度,推进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努力提高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致力于拓宽视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对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竞争上岗考试的科目、测评要素、内容、方式方法及实施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1.5万余人,其中厅局级390余人,县处级3800余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共20余万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是指以珠江水系为纽带,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连的省区连为一体的经济合作区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区,简称“9+2”。2004年6月,内地9省区与香港、澳门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同年9月又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掀开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序幕。泛珠合作成功搭建了论坛和洽谈会两大合作平台。合作各方通过论坛的形式,确立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基本原则、合作思路和合作重点;通过洽谈会促进了各地开展广泛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泛珠”合作6年来,通过实施无障碍旅游、交通一体化、西电东送、产业转移等合作,区域内统一大市场加速形成。前4届泛珠洽谈会,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2009年6月,“第五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广西举行,各方在谈及交通、旅游、检验检疫等诸多领域合作时,均提到了对接东盟的问题。“泛珠”区域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体现了我国区域经济面向全球的雄图大业。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入宪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修改,一是,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生产资料。二是,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三是,我国几个现行法律根据不同情况已经作出了征收或者征用的规定,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类似的规定。把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是为了维护社会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保护有钱人的利益。这还让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一切私有财产拥有者安心发展,进一步激活全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也称股权分裂或股权割裂,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前者主要是社会公众股(即流通股),后者则大多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即非流通股)。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不合理和不规范,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造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和同股不同价的“怪异”现象,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不利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顺利接轨,也不能充分体现市场公平的原则,从而影响资本市场定价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还对股票市场的有序发展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2005年4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同年5月推出首批4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公司后,中国证监会于6月推出上港集箱、宝钢股份、长江电力等42家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是对我国股票市场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到2006年底,改革进入尾声。业内人士认为,这场变革夯实了股市的发展基础。

  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有的已经超过80%。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重申了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5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共两党领导人60年来首次会谈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访问大陆。2005年4月29日下午3时整,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胡锦涛微笑着伸出右手,连战微笑着伸出右手,两只手越过60年的历史风雨隔阂,紧紧地握在一起。距离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握手,时间过去了60年。那次谈判之后不久,两党走上对立对抗的道路直至爆发内战,最终造成海峡两岸分隔。胡总书记与连主席2005年在北京举行会谈,成为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双方就促进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两党交往事宜,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胡锦涛与连战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两党共同体认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同时提出,两党将共同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国共两党领导人首次会谈后,国共两党持续交流、对话和沟通,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为两岸建立互信打下了基础,积累了丰硕成果。

  浮动汇率制度

  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7月21日19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次性调高2%,为8.11元人民币兑1美元,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7年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 所谓“一篮子货币”,通俗地说,就是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付息)、外商直接投资(分红)等外经贸活动占较大比重的主要国家、地区及其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分别赋予其在篮子中相应的权重。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由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演变。自2005年7月我国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小步快走”、双向浮动的特征。至2009年,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已趋于成熟。

  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包括: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方面。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2006年2月,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中国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1月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再度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0160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贫困人口也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城乡居民储蓄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首次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这是在2005年1年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连续跨越的第三个万亿元大关。当年1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5月份突破13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2003年9月突破10万亿元大关。其后不到2年,连续迈过4个万亿元门槛。2008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1.8万亿元。

  废除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中国农民从这天开始,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85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转折始自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后,国家除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外,还对农民实施了各种补贴政策,中国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实惠。(《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

共和国词典(2006年)

青藏铁路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庆祝大会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同时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格尔木市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青藏铁路的建成,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改善了青藏高原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了西藏资源开发和经济快速发展。

  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已于1984年投入运营。2001年6月开工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有960公里的海拔高程在4000米以上,其中550公里的地段穿越高原常年冻土地带。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常年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垭口,被誉为“离天最近的铁路”和“世界上最高的铁路”。修建青藏铁路是党中央、国务院在进入21世纪之际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国家“十五”四大标志性工程之一,居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之首。青藏铁路的建设,破解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世界铁路之最。

中部崛起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和国家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温家宝总理200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会议指出,要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等综合优势,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会议还研究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点任务及政策措施。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在内的中部六省,共有人口约3.61亿,占全国人口的28.1%,其中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近1/3。中部六省地处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产、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也是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科技和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07年4月,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在发改委设立,中部崛起由此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施阶段。

天津滨海新区

  2006年5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印发。其中提出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此前,国务院已同意给予天津滨海新区5项扶持政策,包括将该新区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东疆保税港区、进行金融改革试点、降低区内高新技术产业的所得税税率等。

  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时就曾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很大的优势,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临海地区,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批复要求滨海新区用5~10年时间,率先基本建成特征为市场主体自主能动、市场体系统一开放、法制环境完备规范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的首要任务,是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把滨海新区建成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成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决定指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松花江水污染

  2005年11月13日,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硝基苯污染带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12月底进入俄罗斯境内。由此引发的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我国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2月4日,国务院总理就这次水污染事件致信俄罗斯总理,表示中方对此次污染持负责任的态度,愿与俄方合作,消除灾害后果。

  经济高增长的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2007年5月底,突如其来的饮用水危机席卷江苏无锡,罪魁祸首是太湖蓝藻。随后,滇池、巢湖蓝藻也相继暴发。位于昆明市近郊的滇池,曾是风景秀丽的“高原明珠”。后来,由于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等排放,水质早已下降为劣五类。因缺少补给水源、湖水难以自我净化、治理难度大,滇池成为国家“三河三湖”污染治理的难点。截至2007年底,全国水污染状况相当普遍,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而且水污染治理滞后,工业点源污染、城镇生活污染、农业与农村面源污染相互叠加,构成复合型污染。2007年5月,在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家首次提出让水环境休养生息。当年,国家环保总局受国务院委托,与重点流域各省级政府签订了污染减排目标责任书,实行目标考核责任制。2008年,国务院下发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央财政设立了“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资金,2007年、2008年分别安排专项资金50亿元。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2006年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国。当年10月又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达到1.53万亿美元,2008年为1.95万亿美元。到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2万亿美元关口,达到21316亿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出口创汇成为出口部门的一个特有名词。从1978年到1989年间,除1989年,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50亿美元。1996年11月,我国的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作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和象征,自1994年启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从1994年底的516亿美元增至2008年底的1.95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增长了近40倍。

共和国词典(2007年)

嫦娥一号

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踏上了“奔月”旅程,当年11月26日,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第一幅月面图像通过新华社传向世界。至2008年10月,在完成预定在轨1年的各项探测任务后,嫦娥一号卫星状态良好。2009年3月1日,嫦娥一号卫星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的精确控制下,准确落于月球的预定撞击点。至此,经历长达494天的飞行后,中国首个“月球使者”——嫦娥一号卫星以其“受控撞月”的准确实施,为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画上了圆满句号。

  从最初提出探月,到绕月探测工程首次飞行任务实施,中国绕月探测走过了十多年历程。1991年我国航天专家提出要开展月球探测工程。2004年1月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当年2月,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将绕月探测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2007年1月,“嫦娥一号”卫星通过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和航天科技集团联合评审。根据规划,我国将在2020年前,分三步完成对月球的无人探测。第一步是对月球进行环绕遥感探测;第二步是实现软着陆探测器落在月球表面上,并实地考察月球;第三步,探测器降落月球表面,并从月球采集样品送回地球供研究。这三步被形象地称为“绕”“落”“回”三部曲。国家月球探测工程总指挥2009年3月介绍,“嫦娥二号”卫星将于明后年发射。

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指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2007年,我国政府发布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第一个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该方案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左右的目标。此后,我国又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总消费的15%的目标。全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将相当于6亿吨标准煤。这将有利于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据国家发改委2009年6月介绍,我国节能减排已取得成效:1.降低单位GDP能耗逐年取得新进展,2006年至2008年分别比上年下降1.79%、4.04%和4.59%,有望按计划到2010年实现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的目标;2. 2006年至2008年关停小火电机组3826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6059万吨、炼钢产能4347万吨、水泥产能1.4亿吨;3.2000年到2008年,风电装机容量由34万千瓦提高到1000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由7935万千瓦提高到163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由210万千瓦提高到910万千瓦;4.减少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到2007年底,全国户用沼气已达2650多万户,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4400万吨;5.推动植树造林,增强了碳汇能力。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实施,国务院在有条件的省选择2~3个城市试点,2008年扩大试点,计划在2010年全面推开。2009年4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发布。其中提出,2009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灵活就业人员自愿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医保或城镇居民医保。参加城镇职工医保有困难的农民工,可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或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用2年左右时间,将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纳入城镇职工医保,确有困难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在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的同时,我国还将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实施方案》明确,2010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城镇居民医保对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逐步提高。逐步扩大和提高门诊费用报销范围和比例。将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4月,已有1.17亿人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据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7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提出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国务院总理2007年3月介绍说,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133个县(市、区)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农民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了农村“五保”从农民集体互助共济向财政供养为主的转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进。截至2008年底,已有1982.2万户、4305.5万人得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0.7%;平均低保标准每月82.3元/人,比上年同期提高12.3元,增长17.6%;全年共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28.7亿元,比上年增长109.6%。

  2009年8月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的新农保试点将于2009年10月前启动,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

共和国词典(2008年)

两岸“三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所首倡的两岸“三通”(通邮、通航、通商),终于在2008年12月15日迈出历史性步伐,随着两岸空运、海运直航和直接通邮的同步实施,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当天上午,在北京,81岁的郑坚老人将第一封从大陆直邮到台湾的家书投入信筒。当日上午8时许,东方航空公司MU2075航班由上海浦东机场起飞,驶向台北桃园机场。当日,两岸共有13家公司20艘船舶执行直航。30年来,大陆有关方面和两岸同胞一起,排除种种干扰,使两岸关系的发展逐步取得了突破。1979年后,大陆方面对台湾产品开放市场,并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措施。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2003年春节期间,大陆方面批准台湾6家航空公司共16架次包机,从台北、高雄经停港澳至上海往返接送台商。2005年,两岸航空公司首次共同参与春节包机,航班实现双向对飞,不必降落港澳但须绕经香港飞行情报区。2006年上半年,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与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达成共识并做出框架性安排,将春节包机扩大到节日包机。2008年7月,两岸周末包机正式实施。2008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台北签署《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

汶川大地震

  “5 12”,是刻在所有中国人内心的伤痛。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同时受灾严重的还有北川羌族自治县、安县、都江堰市、茂县、什邡市、绵竹市、德阳市、双流县等,以及甘肃、陕西的部分地区。“5 12”大地震,8万多同胞罹难,50万平方公里土地受灾,数以百万计的民房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8000多亿元。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后烈度最强、救援最难及恢复重建最艰巨复杂的特大地震。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我国迅速开展了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全民携手,甘苦备尝,重建破碎的家园,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成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截至2009年5月7日,四川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157.5亿元。国家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专门建立了总规模3000亿元的中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政府提出,力争在2年内基本完成原定3年的恢复重建目标任务。到2009年4月底,已开工项目2.1万多个,占规划任务的近60%,完工项目600多个,完成投资超过3600亿元,占整个恢复重建规划总投资规模的36%。

京沪高速铁路

  2008年4月开工的京沪高速铁路,全长1318公里,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投资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它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7省市,连接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2200多亿元。项目建成后,乘坐火车从北京至上海只需约5个小时。此外,京广、京哈、沈大、陇海等铁路客运专线也将先后建设。根据国际上的定义,时速超过250公里,采用专用列车及控制系统的铁路,才能称之为“高速铁路”。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一流水平的高速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这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铁路进入高速时代。京津城际铁路设计时速达到300公里,列车最高时速超过350公里,是我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铁路。这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国产“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是目前世界上投入运营的时速最快的列车。此前,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运营线项目于2006年4月投入正式运营,成为世界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交通线路,设计最高运行时速430公里。

北京奥运会

奥运会开幕式

  2008年8月8日,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长卷”酣畅淋漓地抒写中国灿烂文明与辉煌前景时,当李宁以“飞天”的造型点燃主火炬时,当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出“无与伦比”时……多少中国人激情澎湃,自豪之情,无以言表!百年期盼,七年筹备,一朝梦圆。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北京奥运会是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辉煌一页的体育盛会。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挑战极限、攀越新高,刷新了38项世界纪录和85项奥运会纪录。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为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作出了巨大努力,完善的比赛场馆设施,出色的组织服务工作,赢得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共获15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位,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2008年9月6日~9月17日,2008年残奥会在北京举行。北京残奥会出色的赛事组织、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人性化的服务,赢得了运动员、教练员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89枚金牌、211枚奖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三鹿奶粉事件

  2008年9月初,甘肃等地多起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调查发现,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其他一些品牌奶制品也存在此类问题。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2008年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截至2008年9月15日早8时,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另有2名已死亡)。2009年1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中的数名被告人做出一审判决,其中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2008年9月,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同意接受李长江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的请求。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我国乳制品行业存在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企业诚信缺失,市场监管缺位,有关部门配合不够等问题。为此,我国2008年10月发布并实施《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食品安全法。

志愿者

  “我的眼为何饱含泪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流着相同的血/当同胞遇到灾难时/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当志愿者。”2008年“5 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这首“志愿者之歌”在地震灾区广为流传。据共青团四川省委不完全统计,抗震救灾期间,团省委累计接受志愿者报名118万余人,有组织派遣志愿者18万余人,开展志愿者服务达178万人次。这还不包括民间自发组织和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后,有约300万人申请志愿服务北京2008年奥运会。2008年是中国民间志愿精神集中爆发的一年,志愿者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公民的一份力量。志愿工作是指任何人志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提供的服务,志愿工作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四大特征,志愿者精神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大学生“村官”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008年,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对这项工作作出了部署。中央有关部门已决定,从2008年开始,连续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每年选聘2万名。中央有关部门规定,选聘对象为30岁以下应届和往届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重点是应届毕业和毕业1~2年的本科生、研究生,原则上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非中共党员的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也可选聘。大学生“村官”是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系非公务员身份。中央领导同志对选聘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既注重对大学生“村官”的激励保障,又要强化竞争择优,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真正成长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据新华社2009年5月初报道,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

共和国词典(2009年)

新医改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相继公开发布。《意见》明确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新医改关系到13亿人的切身利益和千家万户的幸福,是我国医药卫生改革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为我国新世纪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标志着十七大提出的努力使全体人民“病有所医”迈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

物权法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切实保护他们通过辛勤劳动积累的合法的私有财产。1993年,物权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开始。此后,这部法律草案历时13年、历经8次审议,创造了我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的审议次数之最。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终于高票通过了物权法。这部法律约22000字,分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共5编19章247条,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物权法明确了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法律在第一编第一章中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法还全面体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加大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并回答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抵押、转让,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如何续期,征地拆迁如何补偿,小区车位、车库如何确定归属等民众关心的问题。

  这部法律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制定物权法是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增强物权法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5月公布了两部物权法司法解释——《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