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词典1954～1962_ 新华网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第一部宪法

　　1954年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1141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注：按照宪法规定，自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起，原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图为报告投票表决结果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次会议制定和颁布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包括序言、总纲、国家机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4章，共106条。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宪法。

　　公私合营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公私合营的序幕就此拉开。经过4年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已被初步纳入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这些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其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不能有效地处理。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决定今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

　　万隆会议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秩序。在这一背景下，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并召集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主题的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

　　经过充分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之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了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会议召开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时，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坠海，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遇难。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十大元帅

　　195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年9月27日，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国家主席毛泽东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人员。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全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10名、上将军衔的有55名、中将军衔的有175名、少将军衔的有802名。

毛泽东主席为十大元帅授勋 (资料照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将衔设置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965年，军衔制度被取消。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时，上将分一级上将和上将两个级别，但一级上将一直空缺未授。1994年5月，八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不再设一级上将。据新华社2009年7月20日报道，自1955年我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和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已有174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解放一江山岛

　　1955年1月18日，经过充分准备，在解放军已掌握战区制海、制空权的情况下，浙东前线指挥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发起登陆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浙东前线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张爱萍的直接指挥下，一改世界史上夜间渡海作战的常规，在白天向一江山岛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经过激战，最终取得一江山岛战役的胜利。这一战，我军有400名左右的战士牺牲，共击毙和俘虏国民党守军1000多名。当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又解放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协同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是我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火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我军从传统战争向现代化军事斗争转变的一次特殊战役。它沉重地打击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反攻大陆”的阴谋。一江山岛解放后，国民党原想以此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梦想破灭，不得不将浙江沿海一带残余军队全部撤走。毛泽东称赞：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新人民币

　　为改变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过大等不足，提高印制质量，进一步健全我国货币制度，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同时收回旧的人民币(即第一套人民币)。新币面额，主币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5种，辅币分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古、维吾尔4种文字。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我国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发行了人民币硬币。自此，新中国货币进入纸硬币混合流通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我国一共发行了5套人民币。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从1948年开始发行。它统一了各解放区革命政权发行的货币，取代了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停止了金银和各种外币的流通使用，使统一的货币占领了全国市场。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发行，这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开发出来的第一套货币。第四套人民币从1987年开始陆续发行，并增加了50元和100元两种大面额币种，对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方便流通、提高效率等发挥了显著作用。我国现行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是从1999年开始发行的，共有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纸币和5角、1角硬币8个券种。与前四套相比，第五套人民币是首次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设计与印制的货币。

　　推广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为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代替过去通行的“国语”，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具体措施。普通话从此有了全面准确的解释。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同时进行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为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推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推广普通话工作被迫停顿。

　　《论十大关系》

这是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提出要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中共中央确定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阐述。讲话中提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

　　1956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随着昆曲《十五贯》的上演，很多禁演的剧目先后开放。学术界随之也大兴自由讨论之风。文艺批评界开展了针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典型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涌现出来。但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

　　解放牌汽车

　　1953年，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新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起步。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1986年，解放CA141新车开始批量试生产。随后，我国最后一辆“老解放”驶下总装线，生产30年之久的老产品终于“退役”。1994年，国务院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1998年，我国跨入世界10大汽车生产国行列。2003年，汽车产销量首次双双突破400万辆，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1958年，我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每秒1500次。1959年，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它在第一颗原子弹设计与爆炸中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大型工程设计、中短期气象预报、铁路线路选择提供了服务。1973年8月，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83年，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银河-Ⅰ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我国成为继美、日等国之后，少数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1992年，我国第一台10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Ⅱ通过国家鉴定，填补了我国面向大型科学工程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并行巨型计算机的空白。1997年，我国第一台百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Ⅲ通过国家鉴定，多项技术居国内领先，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4年，曙光4000A成功研制。我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掌握10万亿次计算机研发和应用的国家，这也是我国超级计算机首次跻身世界十强。4年后，我国首台超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5000A下线。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后世界上第二个自主设计并制造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新华社2009年7月报道，目前，我国正加紧研制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汉字简化

　　反右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同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人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视为“党天下”，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1957年6月，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计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结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新华社1978年11月报道，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已给最后一批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

　　三门峡工程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新中国建立后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黄河中游下段，两岸连接河南、山西两省，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工程1957年动工，经过3年的艰苦奋战，1960年实现全部拦洪，1961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后经过两次改建，增强了泄流排沙能力。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施工。三门峡枢纽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几代治黄人摸索出了“蓄清排浑”适应黄河水沙特性的水库运用方式，进行汛期浑水发电试验。这一工程在水利水电运用开发、攻克黄河泥沙难关等方面，为小浪底、三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批《新人口论》

　　1957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认为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主张控制人口。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这些观点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到批判。1958年4月，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为马寅初平反。1993年8月他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人民公社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发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3月10日，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赴宴、看戏。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达赖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中苏关系恶化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中国的拒绝。同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此后，双方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向中国的借贷。苏联专家撤回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1965年3月，苏共不顾中共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这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断绝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红旗轿车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这是他第一次对汽车工人提出了生产轿车的殷切希望。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国产东风牌小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当天下午被装上火车到北京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献礼。1958年8月1日，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在一汽试制成功。1958年9月下旬制成的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是装有扩音器的敞篷车，专供国家领导人在隆重节日和集会上检阅之用。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经过质量攻关后生产的首批30辆“红旗”高级轿车和两辆检阅车送往北京。红旗轿车的成批试生产，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已经实现了由生产卡车到制造高级轿车、由生产单品种到制造多种汽车的飞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阅兵、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和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红旗轿车都被用作检阅车。国产红旗轿车从1958年投产到1994年停产，25年间一共只生产了1500辆。1993年引进德国奥迪100技术的新型红旗轿车研制成功。1994年，第一辆商品红旗轿车被浙江一位农民企业家买下，红旗轿车从此开始进入市场。

　　三年困难时期

　　指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来，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贯彻落实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十二条”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种错误倾向。一平，指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由国家或人民公社无偿抽调属于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农副产品、资金以及社员个人的财物，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二调，指无代价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十二条”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它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在肯定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发扬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尚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进行认真清理;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和总结，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

　　对印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印度两国边界未正式划定，但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1914年，英国炮制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中印传统边界线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1962年9月，印军悍然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制造流血事件。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在中印边界东段击退印军一部;在西段拔除了印军入侵后修筑的据点。同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印度政府予以拒绝，继续调集重兵，再次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自11月16日起，先后击溃各路进犯印军，直打至传统的习惯边界线附近。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百花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中，涌现出《英雄儿女》《上甘岭》《甲午风云》《早春二月》《李双双》《五朵金花》等优秀影片。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大众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一种普及性电影月刊。1962年，该刊应广大读者及电影观众的普遍要求，发起并主办了每年一度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百花奖最大特点在于它是由群众直接投票评选的。1962年5月，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结果揭晓，其中，《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奖，祝希娟(《红色娘子军》中饰吴琼花)获最佳女主角奖，崔嵬(《红旗谱》中饰朱老忠)获最佳男演员奖。次年又举办了第二届百花奖的评选活动。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干扰，刚刚举办过两届的百花奖评选活动在1964年被迫中断，《大众电影》不久也被迫停刊。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断了十几年的百花奖评选活动才于1980年得到恢复。截至2008年，百花奖已举办29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于1981年创办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界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截至2008年，已举办26届。2005年起，百花奖和金鸡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开国大典》《周恩来》《焦裕禄》《秋菊打官司》《集结号》等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开辟了电影创作的新天地。

　　“三自一包”

　　“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指包产到户。这是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为克服经济困难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实际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随后，由于毛泽东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三年困难时期个别地区出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问题，而把“三自一包”看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把有些地区为反对平均主义而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把邓子恢(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发表的支持生产责任制的正确意见，都作为“单干风”加以批判。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把“三自一包”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加以指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自一包”又被作为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主要罪状横加批判。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自留地、自留畜、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的必要附属和补充。（选自《半月谈·新中国60年经典》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