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共和国的重要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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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犹如黎明前的黑暗。

    22岁的王青春是河北省青龙县科委的一名干部,1976年7月21日,他从唐山参加完地震工作会议,心急火燎地跑回县里汇报:这次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汪成民超越自己的职务权限,提出1976年7月22日至8月5日之间京津唐渤张地区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王青春那本会议笔记本后来成为 一份历史见证。青龙县县委于2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冉广岐拍板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要求全县干部必须在26日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个人”。青龙县 “如临大敌”,学生在操场上课、机关在防震棚上班、47万人晚上都睡在防震棚里、县广播台反复播放防震知识,全县一派山雨欲来的临战状态。

    但,115公里外的唐山还在暴雨之夜酣眠,依然不觉,大震倾城……

    这场被评定为里氏7.8级、裂度11级的毁灭性大地震,在最初的报道中是里氏8级。青龙县倒塌房屋18万间,却无一人伤亡。可是,临近的唐山市24.2万生灵再也没有从1976年7月28日的睡梦中醒来,除此之外另有16.4万人受伤。

    1976年是多事之秋,地陷之后,就是天塌。

    睡在办公室的周启才9月9日凌晨5点再次被汪东兴的电话惊醒。汪东兴要他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汪东兴告诉周启才,通知李鑫也来这里。“那两件封存的文稿”,是周启才和李鑫起草于发生地震的1976年7月,一份是讣告,一份是悼词,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在毛主席住地附近的小路上,周启才见到了正在等他的汪东兴,汪东兴告诉他:“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5点。”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他要周启才快进去。

    凌晨5点多接到电话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自从1月8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夜间就没有离开过办公室。杨正泉赶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位副局长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政治局要求当天下午4时向全国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高速而紧张的运转,三位台长、副台长研究这一重大新闻播报的宣传预案、安排出最高规格播报:哀乐6分钟、《国际歌》三遍、如何宣读讣告、《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下午4点整,正在忙着搭建地震棚的中国人都收听到了这则播报——搭建地震棚已是一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下午4点06分路透社播报、4点07分是美联社、4点09分合众社、4点15分法新社。

    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20多天后的10月初,北京和上海的民间,悄悄地传递着一句“千万不要往外再传”的话,“四人帮”这个词很快地在人群中嗡嗡地传开。甚至在上海还有人在匆匆忙忙间纠集起一支队伍想去北京支援他们的首领王洪文。这场风波被迅速平息,事实上,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被通知开会,随后被一一逮捕,史称“一举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韩伟与他天津歌舞剧院的同事们激动地上街欢庆游行,这在1976年10月的中国是最为常见的狂欢仪式。游行归来,大家惊喜欢地发现食堂已经为同志们准备好了饭菜和酒。韩伟一改滴酒不沾的习惯,饮酒赋诗。同事们听了马上要他编成歌词。这份歌词被寄到在北京探亲的施光南家里,几天后谱曲完成,施光南这首《祝酒歌》寄给了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李光羲把庆祝胜利的颂歌唱得登峰造极,在《祝酒歌》中,华丽的装饰音歌唱的是“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八亿神州人民全部认同这年10月里的炸雷是一声“春雷”。

    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26年后的一个拐点,由山呼海啸开始,以大地欢腾结束。(原题:1976,试看天地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