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纵横之二：积厚流芳，继往开来

故土纵横之二：积厚流芳，继往开来

——潍坊文化资源及研究展望

 引言

人们认识世界，总是由近及远，由熟悉的事物到不熟悉的事物。古今许多建树卓著的文学家、学问家，往往从对自己生活地方的风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入手，多识前言往行，师法借鉴，推广引申，触类旁通，渐进渐远，从而取得其辉煌成就，走入永恒行列的。孔子作《春秋》，为天下后世立法，而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滥觞”[1]；鲁迅为现代文学泰斗，而以绍兴文献自任，不仅纂《会稽郡故书杂辑》，其经典之作《祝福》、《阿Q正传》等，也取材于故里见闻。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一生兵法权略，心术政术，得益于其同乡曾国藩及岳麓学人者，亦非鲜浅。章学诚“地近则易核”[2]，不仅适应于方志编纂者，对一般的文化工作者，也很有启发。

潍坊地处中华文明木本水源的山东中部，地兼先秦齐、鲁、杞、纪、莱等国，汉青、徐二州的北海、琅琊、齐数郡，自古贤豪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深厚博大。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介绍潍坊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仅列举潍坊文化几道重要矿脉，以期举一反三，抛砖引玉。

一、经学

经学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是秦汉以来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是塑造中华民崇尚和谐，厚德宽容、高瞻远瞩、聪明睿智等优秀品格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矫枉过正的“西化”的冲击、解构以后，人们认识到，承续中华文化慧命，必须对经学这份伟大的遗产进行批判的继承。

潍坊地区的经学，曾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先秦、两汉之际，这一带曾是经师之堂奥，儒林之渊薮。孔子的得意门生、女婿，诸城人公冶长家学心传，直接圣人，他对这一地区儒学，自有开创之功。后来则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大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人物。传《易》者有孙虞、王同、梁丘贺、梁丘临、鲁伯、邴丹、王横、郎宗、郎顗，传鲁《诗》者有王扶；传齐《诗》者有今文经学宗主伏氏子孙（伏理、伏堪、伏黯、伏隆、伏恭、伏无忌等）、师丹、皮容。传今文《尚书》者，有伏氏子孙、殷崇、牟融。传古文《尚书》者有王横。传《礼》者有徐良、临孝存等。传《春秋》者有王中、贡禹、公孙弘、莞路、左咸、甄宇、周泽、徐子盛、承宫、逢萌。传《论语》者有王卿、贡禹……还有一些名人，以功业德行显但仍兼通诸经，如诸葛丰、孙嵩、邴原、王修、是仪、孙乾、徐干、管宁等。还有些人的名字可能永远失传了。如光武中兴廿八将中的上上选高密侯邓禹、胶东侯贾复子孙（北海下密为其属邑），亦以经学传家，《后汉书 贾复传》说贾复就国后，“与髙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 晋袁宏《后汉纪》卷九说邓禹“十有三男，各命通一經”，但其传承细节，并皆泯灭。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中说：“山东邹鲁，孔孟实生；齐稷下，方术之士聚焉。自昔为文明渊丛。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3]东汉末年在北海高密产生了囊括大典，兼综百家的一代儒宗郑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战国纷争，秦楚扰攘之后，文献绝续之际，潍水两岸的经师，口传心授，抱残守缺，守先待后，延续中华文明的圣火，其功业足以彪炳千古。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四种出于北海学者之手，即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还有一种是在北海安丘完成的，这就是赵岐的《孟子注》。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汉灵帝延熹年间，因避中常侍唐衡、唐玹兄弟陷害，避难齐鲁之间，卖饼北海市中，为安丘孙嵩认出，载归其家，藏孙家复壁中数年，注《孟子》七篇[4]。所以清末《山东通志》亦将赵岐附于山东经师之列。

汉魏以后，潍坊地区经学之绪，仍绵绵不绝。唐宋之际，又出现一次高潮，唐中叶琅玡人王仲丘撰《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使“唐世五礼之文大备”。晚唐五代之际，诸城苏仲容、苏禹珪父子，皆以五经进身。宋代诸城赵氏家族，丞相赵挺之一支（西赵）“家传《周易》、《左氏传》”[5]，龙图阁待制赵粹中一支（东赵）则“世明礼学”[6]。其他如安丘韩近卿、杨光辅、杨安国父子，青州李之才、王暤，昌乐卢士宗，亦以经学为世所重。

清代是中国学术百川汇海的总结性时期，虽然清代总的学术倾向是尊汉卑宋，但潍坊地区经学却汉宋并重。以刘喜海、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考证之学，领海内风骚，延郑学余绪。性理之学，也不逊色，《清稗类钞 性理类》有《山左学派》一条，所列山东宋学家共七人，其中潍坊就五人：安丘刘原渌，昌乐阎循观，潍县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其实这个名单之上还可以加上诸城王钺、张侗，安丘张贞，潍县杨青藜，昌乐周士宏等。

纵观潍坊古代经学，以易学家为最多。而中医理论，以阴阳理论为核心，与易理相通。所以潍坊地区古代医学也非常发达。历代名医见之记载者，北宋有治愈欧阳修宿疾的潍州名医徐问真；明代有以朝廷大员兼通医术诸城王化贞。清代有诸城刘奎、臧尔詹、窦光彝、王肖楠，昌邑黄元御等。这些名医大都兼通易学，而以黄元御最著。其《周易悬象》为《四库全书 经部》著录。

郑玄《周易注》创六十四卦爻辰之说，并以爻辰与律吕相配，这就将《易》理与音乐联系起来。现代《易》学家杭辛斋先生对此甚是推崇并发明其说：“阴阳之气，冲击动荡，发为声音。气不可见，而以音表之，则触耳而能辨其清浊，以耳代目，气之不可见者，亦不啻予人以可见矣。黄帝吹管定律，与干支同为协和阴阳之用，故音出于律，律出于数，数出于阴阳之自然。”[7]所以古代音乐家，也大都通《易》学。潍坊诸城自晚清以来，产生了许多古琴演奏和作曲大师，如王既甫、王冷泉、王祚祯、王宾鲁、王露等，都在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尤以王宾鲁（字燕卿）“梅庵派”古琴，声明最著。《梅庵琴谱》不仅远播香港、台湾，还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翻译成应英文，于1983年出版。王宾鲁在1931年《梅庵琴谱》初版序言中自述心得，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又佐以莱子《易》注“推其数以穷其理”。所谓“莱子《易》”，即汉时东莱费直所传之《易》。但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费直传《易》，授琅琊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文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如此则王宾鲁所谓“莱子《易》注”，实指郑玄《周易注》之类著作。王宾鲁虽不以治《易》名家，但他能以音乐通之经史、《易》数，这恐怕是一般的《易》学家所难以做到的。

二、史学

在传统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相表里。经以史明道，史辅经以垂训。所以深于经学者，必深于史学。经学发达的地区，史学亦必发达。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囊括大典，遍注群经的一代经神郑康成，也是成就最大的史学家——实际上中国古今史学研究著作中，郑玄著作的“引文律”确是最高的。稍早于郑玄的今文经学家伏无忌，汉桓帝时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并撰《伏侯古今注》，都是历史著作。

汉代以后，潍坊地区史学家也前后接踵。晋平昌安丘人伏琛《三齐记》（又名《齐地记》、《齐记》）、伏滔《青州人物论略》，为研究潍坊地方文史著作中较早的。南北朝时乐安博昌人任昉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的归来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史学研究（主要是史料考证）的夫妻店。元代于钦《齐乘》，延伏琛、伏滔之绪。明代冯琦任国史馆副总裁，为经筵讲官时，与余继登编《通鉴讲义》进万历帝，“传以时政缺失”[8]，亦史体。据有关记载，现在通行的《宋史纪事本末》，为冯琦首创，陈邦瞻继成之，谷永泰《明史纪事本末序》：“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而袁枢是通史体，断代史体的纪事本末，始自冯琦。

清康熙年间选拔编纂《明史》的博学鸿词考试，由冯琦后人冯溥任主考官，山东唯一中选者，为诸城李澄中。乾隆四十二年，最后一次开明史馆，刘墉是总裁之一。乾隆朝刘统勋任总裁的《钦定四库全书》（其子刘墉继任总裁）、《御制评鉴阐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刘墉任总裁的《钦定续通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钦定日下旧闻考》（此书诸城窦光鼐任总纂）等，都关系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个泰斗级人物，应该是胶州柯劭忞，自北洋政府以来通行的《二十五史》，有两种最终成于他手：《新元史》、《清史稿》。但柯氏自十二岁（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就随父母由胶州迁居“书香之城”的潍县，这里优越的文化环境，太适宜于这个喜欢黯然潜修的一代学人的成长了。据赵岐附于北海经学家之例，柯劭忞自然亦可列于潍坊史学家之林。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重视政治史和军事史，这方面潍坊先贤也流风相继，辉映简册。“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9]，凝结了古代潍坊先民的优秀品质的大舜，是中国古代政治人伦的最高典范。春秋后期夷维（今高密）晏弱、晏婴父子，对维持齐东方大国的地位，贡献最大。汉代公孙弘、贡禹，前秦之王猛，宋代之王曾、燕肃，元之王文统，明代之黄福、翟銮、刘珝、刘应节、冯琦、钟羽正，清代之冯溥、刘正宗、刘统勋、刘墉、窦光鼐，陈官俊皆不世出之才。特别是刘统勋、刘墉父子，乾、嘉之际先后入相，选贤任能、定疑决难，同时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予以潜消默夺，为缔造、维持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津民间有“乾隆帝，坐江山，刘罗锅子半拉天”之谣，正所谓“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当今史学研究，特别是远古的研究，仅靠翻故纸堆是不够的，必须有充分的可靠的田野考古证据。如国际史学界至今仍认为商朝以前夏朝乃至三皇五帝等都是神话传说，中国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史学界闭门造车，自欺欺人。除了可能有的西方的偏见，中外学术规范的差异外，就是田野考古证据不足。这次有关夏朝编年的考古工程，以河南为核心。而实际上自古以河南为统治中心的朝廷，大都是由周边入主的。关于夏之氏族，史学界有起于山东之说（王献唐、徐北文等力持此说），而以潍河流域为中心。夏之故墟遗迹，若牟、娄、斟灌、斟鄩、寒，在潍坊市境内，星罗棋布。《竹书纪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浇帅师灭斟灌”；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寒之部族在今寒亭，斟灌在今寿光境内，其时帝相居斟灌，为寒浇所俘，灭斟鄩后弑之。后来周封夏后杞国，其中心区域在潍坊境内；春秋末期自称少康之后的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诸城东南的琅玡，可能也有寻祖的倾向。无论怎样说，关于夏代的历史，值得潍坊文史工作者利用地近易核之便，长久关注。

三、道教与佛教

无论我们对宗教是什么态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须面对。鲁迅先于1918年8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虽然有些夸张，但对于那些忽视宗教文化的人，应该有振聋发聩之效。

道教与黄老之学、神仙方术之学有一定渊源关系，而先秦两汉之际，今潍坊地区由于其滨海地区变化万千和开放性的地理环境，曾是这类学说的中心。《列仙传》卷上：“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歳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阜乡亭，在今潍坊市诸城境内。

西汉初，有胶西的盖公，“善治黄老言”，被曹参礼拜为师，“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10]。盖公的思想，通过曹参影响了汉代统治思想，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断言“琅邪为于吉、宫崇之本土，实天师道之发源地”[11]，联系当时琅邪、北海地区深厚的黄老、神仙之学背景，更加可信。

天师道即后来的正一道，为古代道教主要流派。金元之际后期的全真教派，与天师道起源的地区相近，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东方“滨海”地区。潍县属全真教传教基地的莱州，今潍坊北郊紧靠烟潍路的北宫，即全真道领袖丘处机门下首座尹志平所建的玉清官故址，原名玉清观，后因尹志平应成吉思汗之诏，随丘处机度沙漠，下天山，朝成吉思汗于西印度大雪山之阳，应对称旨，授以清和大师之号，并于1225年春，特旨赐尹志平清和演教元德真人号，升观为宫[12]。

苏轼有言：“北海名邦，民朴而富。”[13]朴则易起信（也容易痴迷），富则易做缘，这可以作为古代潍坊地区宗教活跃的原因。道教之外，潍坊地区在古代也是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

今天潍坊所辖的青州市，是古代横贯东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东端一大都会，也是山东佛教传播中心。自西晋在青州设立宁福寺，南燕国设立七级寺，佛教长盛不衰。北朝魏、齐间，青州高僧辈出，如僧世、普明、宝亮、道明、僧远、惠缘、真玉、道猷、慧海、济本、道诠等。青州佛教造像也在这一时期繁荣起来，长盛不衰。

驼山石窟造像群是山东省内最大的摩崖石窟造像群，也是中国东部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窟造像群之一。1996年10在建于北魏时期的龙兴寺遗址，挖掘出一个埋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其艺术水平之高也令人惊叹。青州佛教造像，一直到元代，仍领先全国。元代名噪大都的抟换造像圣手刘元，就曾“师事青州杞道録，传其艺非一”[14]。

宋金之际，禅宗之曹洞宗北系的创始人希辩禅师曾住持青州普照、仰天等寺，对北方佛教有广泛影响。有关他在青州的经历，清初曾在佛教界引发出一场广泛的争论。

自明万历年间明空禅师在当时诸城五莲山建光明寺，其后百余年间，潍坊地区佛教，又一次出现极盛，山东四大禅寺，在诸城者二：光明寺、侔云寺，在益都者一：法庆寺。法侣胜游，往来络绎。其中有当时佛教界领袖、临济宗嫡传、被顺治皇帝尊为弘觉国师的木陈禅师，木陈门下首座天岸禅师（亦曾受顺治帝礼重），天岸门下首座灵辔禅师，嵩山少林寺适庵禅师……他们与本地禅林名宿泰雨、海霆、象峡及众多的缙绅、遗民徜徉林泉，观空观色观兴亡，较量机锋，驰张棒喝，时有胜解，见于康熙《益都县志》、《青州府志》、《五莲山志》、《卧象山志》，连篇累牍。李象先《织斋文集 法庆堂上和尚（灵辔）传》：“先是，师随弘觉赴召京师万善殿结制，章皇帝赐紫衣，今大学士冯公（溥）谓师宗风道力，嗣弘觉、天岸和尚，滹沱津梁，在吾青矣。”而明清青州辖区，现在大部隶于潍坊。

宗教所需要的虔诚专注，有些情况下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前面提到的佛教造像是典型一例。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八则《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指出天师道与书法相利用促进之事实。当秦始皇与安期生在琅玡台长谈道妙之时，李斯写出了被康有为称之为“茂密苍深，当为极则”的琅玡秦碑。后来中国书法史上的三座高峰书圣王羲之、集楷书之大成的颜真卿、集帖学之大成的刘墉，都是古琅玡郡人，都对道教文化情有独钟：王羲之出生天师道世家，颜真卿是写过《麻姑仙坛碑》的，刘墉则自称“日观峰道人”。

绘画方面，仅以佛教中兴的宋代为例，李成的山水，张择端的城郭舟车，李雄的佛道鬼神，皆堪为百代之师。

在浓厚的艺术氛围影响下，潍坊地区的民间艺术、工艺也奇葩竞放。以古潍县为例，仿古铜器、木版年画、风筝扎制、嵌银漆器等，都闻名世界。

四、文学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这段话是对当时齐国民歌民乐的评价；也是知人论世，对青齐民风民情、气概魄力的评价；还有对齐国国运的预测。今天我们不妨把这则涉及潍坊的最早的文论，作为对这一地区地域性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文运的预言。

一般说来，青齐地区的人民，无论是为水深土厚的自然环境所驯化，还是受姜太公崇贤尚功遗教之影响，对文词浮华兴趣不大。但自汉末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以来，这一地区在文学方面，仍然才人辈出，发扬光大了《齐风》弘大、深厚、广远，从容、舒缓的“泱泱”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山东有三次文学的高峰，潍坊作家皆为其中骨干。汉末建安七子，山东有其四：孔融、王粲、刘祯、徐干。其中为文帝曹丕最欣赏的徐干为北海寿光人，气高天下的孔融则长期任北海太守。宋词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六十名家中，婉约派宗主，一代“词坛女皇”李清照为诸城媳妇；延续“元祐旧家流风余韵”[15]的侯寘为诸城人；豪放派宗主苏轼，是在任密州太守的时候，才找到异于“柳七郎风味”的。苏轼的老师，《六一词》的作者欧阳修曾任职青州。

潍坊地区文学，最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自嘉靖冯裕与石存礼、陈经、黄卿、刘澄甫、刘渊甫、杨应奎等人组织“海岱诗社”，诗坛出现繁荣。王士祯《古夫于亭杂録》卷三《山东风雅》说“吾乡风雅，明季最盛”，列举十几名诗人，其中属潍坊的即有五人：益都王遵坦、王若之、孙廷铨，诸城丁耀亢、丘石常。清代潍坊诗坛，更是达到极盛。祖籍是诸城，自称“青州诸人”的王士祯，与其外甥益都赵执信，先后主盟宇内数十年，随后高密诗派崛起，虽一时声势不如王、赵，但其影响也遍及海内，甚至朝鲜——当然还是对本地区诗坛影响最大，曾在共和国之初任青岛市副市长的安丘人张公制先生，是高密诗派最后一位大家。从“世纪诗翁”臧克家早期创作中，也可以看到高密三李标举的“郊寒岛瘦”诗风的烙印。

在散曲方面，临朐冯惟敏在表现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大刀阔斧的突破，为有明代一代殿军，也有研究者说他是散曲史上的第一大作手。在词坛上，安丘曹贞吉将明清易代沧桑之感，谱入长短句中，“芊绵清丽，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不必模周范柳，学步邯郸，而自不失为雅制”[16]，吴绮选《名家词》，推为压卷。《四库全书》于明清两代上下五百年词人专集，惟取曹贞吉《珂雪词》而已（曹贞吉诗，亦是“燕台十子”中上选）。

散文方面，作者、作品，数量最多。最值得一提的是清初“真意亭”诸子。清初文坛领袖人物，出身出版世家的周亮工任青州海防道，建真意亭延揽青齐文人，较著者四人：诸城李澄中、寿光安致远、安丘张贞、乐安李象先，被称为“真意亭四子”，这些人的散文成就，都高于其他方面。其中李澄中是山东清代唯一一个考中博学鸿词、与修《明史》的。

周亮工在青州时，其长子，著名学者、出版家周在浚随行，与其父编纂通俗读物《青齐平心录》教化胥吏、乡民，后来在此基础上，根据在山东的见闻，网罗明清掌故，“辑著”成《醒世姻缘传》一书，由周氏怀德堂书坊于康熙二十年首印（周亮工的《书影》、《赖古堂集》亦怀德堂刊本），今天山东省图书馆藏《醒世姻缘传》，即怀德堂刊本。由于周家是江西人，河南籍，所以书中河南、江西人较多且多为正面形象，真名真姓者多为周氏好友或乡亲戚谊。今天有研究者把周亮工的前辈好友、《续金瓶梅》的作者诸城人丁耀亢视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但证据明显不足。类似疑案，还需要进一步辩证。

如果说潍坊文学史上有第四次高峰，那就是“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王统照先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现代作家中最早尝试白话长篇小说创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臧克家的新诗，孟超的戏曲，都堪称一代大家。旅居潍坊的现当代作家中，以浩然、峻青为著。这些作家（还应包括晚出的莫言），他们作品或多或少，都有潍坊风土文化的痕迹。

上面略举潍坊地区古今文学创作的一斑，在文论和文学遗产的整理上，潍坊学者的贡献也非同一般。郑玄的《毛诗笺》，是经学著作，其中也有一个侧重政治人伦教化的文论体系。明嘉靖时临朐冯惟讷撰《古诗记》一百五十六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他适，固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矣”！

五、文字学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是与经学一起发展起来的，甚至曾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十三经中有《尔雅》，《四库全书》列“小学”（即语言文字学）于经部。民国以后，传统经学解体，但语言文字之学，仍蔚然大国。

远古曾有仓颉造字“天雨粟，鬼神哭”的传说，这一方面说明远古时代，创造和使用文字与宗教巫术有关；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创造文字，是人类掌握自己命运，开辟文明的关键一步。而传说中黄帝史官、“始制文字”的仓颉，是寿光人。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 巨洋水》：“又北径寿光县东北，《水经》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也。”仓颉墓中国境内有多处，而以潍坊境内者为著，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这一代文化发祥之久远。另一个与造字有关、“一画开天”的伏羲，为莱子国之祖，其后裔伏姓，在今潍坊市境内者最多。巧合的是，现在学术界公认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在1899年由潍县西南范家村人范椿青（字寿轩）、范潍清叔侄最早认识其价值，卖给王懿荣、王襄等人，从而揭开一代显学序幕的。比甲骨文更古老的字符——陶文，在潍坊境内也陆续有发现。

汉代经学，当秦火之后，抱残守缺，重名物训诂，不重义理发挥，其时所谓经学大师，与今天所说的“语言文字学家”，相去有间。许慎本人就是经学家，其《五经异议》与郑玄《驳五经异议》四库合为一本。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17]郑玄《周礼序》自言注经要领“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存古字，发疑正读”[18]。这些话既说明语言文字学对经学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现出郑玄与许慎在文字训诂方面的不同取向。当代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在《演释名自序》中说：“余平生考论文字训诂书之流别，以为汉代学者，本有二途：一主形训，许氏《说文解字》是也；一主声训，郑氏群经注谊是也。许氏之学，自宋清以来，自宋清以来，治之者众矣，其道大明，无用演赞。独郑氏为经师之名所掩，后世但推重其说经铿铿，而不知其长于说字。”[19](P423)当然，发扬郑玄以“声类”、“音类”说字传统的也自有其人。郑玄的弟子、北海同乡刘熙所撰《释名》，就是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著，被后人称为羽翼《尔雅》的《逸雅》。后来唐代释玄应等，清代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民国章炳麟、黄侃、丁福保，并能绍述北海师徒。

人类认识世界，通过感觉器官而诉之记忆、思维器官。感觉器官最重要的是视觉和听觉，文字学之形训重视觉，声训重听觉，二者不可偏废。而古代传经，尤其是秦汉之际，挟书之令严，经师口耳相传，字音相同相近者相假借，更是普遍现象。所以今文经学，特重声训，许慎严守古文家法，也有意纠正今文之附会，特重形训。郑玄兼综今文古文，其重声训，亦为许慎纠偏。

清代是“小学”登峰造极的时代，《说文》四大家，最受推重的是安丘王筠，胡朴安先生说:“清朝文字学诸家，能自成一书，解释《说文》全部之例，足为后学之指导者，推王筠之《说文释例》。”[20](P338)王筠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故里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王筠推重郑玄之学，他于咸丰五年作《郑康成先生画像记》，不惮狡辩以郑玄为安丘人，甚至劝朝鲜退朱熹而进郑玄。《说文释例 形声》：“夫声之来也，与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声，依声以造字，而声即寓文字之内。故不独形声一门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词，因造上下之文。”这段话也可以作为王筠以郑明许的证据。而其《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又以许明郑。先秦两汉经师，青齐独盛，经传中不乏方言，王筠生当其间，又重视地方文化（其父王驭超曾辑《海岱史略》以教子），对这一地区古今方言及其演变，自然特别关注，这也是他在《说文》学方面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王筠治《说文》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大量运用古文字材料说字形、解字义、解释文字形体演变及通假用字的规律，这方面潍坊及周围地区金石考证之学的繁荣，使他有近水楼台之便。如果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当时潍坊及周围地区学者们富有合作互助精神。道光十五年（1835），王筠好友、掖县翟云升成《隶变》一书，自序中列助之成书者，潍坊学者几占其半。王筠之外，有诸城刘喜海、李璋煜，潍县谭均讚、郭熊飞、刘文典、陈官侨、陈介祺等。王筠除得益于这些良朋益友之外，还得益于其出身书香门第的夫人高氏，《说文释例》采高氏说数条。王、高说文解字，与宋代乡贤赵、李翻书赌茶，前后辉映，专业亦接近。

六、农学

中国传统上是自然农耕经济社会，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所在。海岱之间，是中华民族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农业一向发达的地区。《山海经 地形训》：“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髙诱注曰：“岱岳，泰山也。王者禅代所祠，因曰岱岳。五谷桑鱼盐，所养人者。”（《淮南鸿烈解》卷四）以泰山为中央之山，这反映了远古中国的地理情况，或者反映了远古东夷民族的区域情况。据近来有些学者（如徐北文教授）研究，远古的四渎，“江、河、淮、济”中是指围绕泰山的四条河流，其中没有今天的长江和淮河。所谓淮河，乃是指今天的潍河。其实《汉书 地理志》等古迹，仍书潍河为“淮河”。潍河—胶莱河冲积平原，历来是山东最主要的农业产区。宋代文豪苏轼《送孙勉》：“昔年罢东武，曽过北海县。白河翻雪浪，黄土如烝面。桑麻冠东方，一熟天下贱。”（四库本《东坡全集》巻十）直到今天，仍有“要想吃饭，诸安二县”之说。

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易经》和中国的历法“夏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夏历又叫农历）。《易经》中“四时”二字，反复出现。所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现代《易》学大师杭辛斋先生《读易杂识 历数卦气》：“吾国历数之精，不但合日月行度之数，并合天地阴阳之气，而人物之生于天地间者，其荣枯得失，亦莫不与此气与数相合……终不可废，亦无能废也。”易学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远古三皇之首、“一画开天”的伏羲。伏羲（伏牺、宓羲、宓牺、庖羲、庖牺）与远古的帝王炎黄尧舜一样，其地域和族系历来聚讼纷纭，但现在一般人认为他是远古东夷部落的首领 。纬书《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是判断伏羲生地的重要依据。这里的“雷泽”与《史记 五帝纪》中舜“渔雷泽”之雷泽是一地。《山海经 海内东经》，雷泽之后，紧接着是郁州、琅琊，琅琊与雷泽，地缘上相去也应不远。《史记 三皇本纪》说伏羲“木德王，主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此外，古人称伏羲为“春皇”、“东皇”、“木皇”也说明了他和山东的关系。《史记 封禅书》写秦始皇东巡，祠八神将之一四时主神于琅邪，司马迁说“八神将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应该是东夷部族的遗留。诸城一带，作为东夷部族的集中地，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其沿海又富产鱼盐，且地处暖温带，四季分明，主管农业的“四时之神”立祠于此，也顺理成章。

北魏时，青州齐郡益都人贾思勰《齐民要术》,是我国第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大型综合性农书，它是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域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系统总结，是标志着我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有与游牧文化交融的痕迹（六畜中最重养马）。但贾思勰关于故乡农事，讲的还是最充分的。这与他中年致仕后，回故乡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见闻真切有关。他在《自序》中说“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经传中齐鲁史实为多，所谓“老成”，主要是故里经验丰富的老农。

明清之际，潍坊地区兴起一种新兴产业：柞蚕放养和柞丝绸织造。后来普及全省、全国，乃至北半球温带地区的许多国家。柞蚕放养的策源地是潍坊诸城，清康熙年间向省内外传播的主力，也是诸城人；柞丝绸织造、贸易的中心（世界性中心），则是昌邑，昌邑丝绸商贩，也因此成了进军世界商战的先头部队。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所说山东人以野蚕丝织布出口，“夺洋人之利”，即指此物。

近代潍坊农业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是美国教会学校广文大学、广文中学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早在广文大学迁潍之前，传教士门为了帮助教民和所在地区的农民摆脱贫困，就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广泛收集优良农林作物品种，免费发送。文会馆教师倪维思夫妇在烟台毓璜顶购地十华亩，辟为示范农场，将中国土生果木与欧美同类品种嫁接，将培育出的幼苗发送农民推广。其中将烟台本地绵而少汁的“贫婆”果与美国品种嫁接而成的甘香甜脆的“烟台苹果”，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山东特产，倪维思博士因此为烟台人尊称为“苹果圣人”[21](P14)。其他花生、梨、葡萄、樱桃、等品种的改进，山东花边、草辫、发网生产的推广，也应归功于传教士。广文大学迁潍以后，为配合植物学讲课，学校辟有农场。广文大学合并于齐鲁大学后，文华中学迁于其址，增设农事部，购田七十亩余亩，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合作，专办农业试验和良种推广，由美国人贾尔逊博士负责其事。每年秋收后，举办农业展览会，供农民参观学习。其规模虽然不如现在寿光蔬菜博览会，但在当时的潍县乃至山东，却是创举。

七、家族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最重宗法，表现在学术上就是重师承、重统系，重门户，学以人传。所谓人在学在，人亡学亡。学术传承最有韧性的纽带，当然还是所谓的“家学渊源”。

从潍坊地区看，越是学术文化发达的时代，“家族文化”现象越突出。如两汉时代，高密郑氏、东武伏氏，是海内经学两大家。其他如东武王氏、梁丘氏、诸葛氏，安丘郎氏，朱虚邴氏，他们耕读传家，父子相授，继绳不替。形成了一个个经师、名臣辈出的文化堡垒。

明清时期，潍坊的“家族文化”更是群星灿烂。潍县的丁、陈、谭、于、郭，诸城的臧、王、刘、李、丁，安丘的曹、李、刘、马、王，高密之单、李，临朐之冯……难以尽数。

这些家族是文献的收藏者，如博学鸿儒李澄中家族，据乾隆《诸城县志》李文驹传：“先是祖父历显要，家多赐书，文驹益搜罗，至十余万卷，颇多秘籍。”李氏另一支清布政使李璋煜家族，喜收金石刻辞，藏书亦在十万卷以上，嘉庆年间，李煜章曾建“万书楼”贮藏之，与其外甥、潍县陈介祺“万印搂”遥遥相对。再如清爱堂刘氏，乾隆后期刘统勋、刘墉父子先后总裁《四库全书》，家中赐书、藏书尤多。刘墉侄孙刘喜海与李煜章是好友，且有同好，其图书金石之收藏，富甲海内。单只碑刻拓本，就有五千余种。刘喜海去世后，文物流散，《清史稿》总纂、“中国图书馆之父”缪荃孙曾倾其购房款项收买得其中一部分。

这些家族在收藏文献的基础上，还进行研究、传播。很多家族都编有自己的丛书，如王氏有《东武王氏家集》、《诸城王氏金石丛书》，刘氏有《东武刘氏诗粹》、《刘氏贡举文集》，安丘曹氏之《曹氏家集》，高密李氏之《李氏三先生诗钞》，单氏之《单氏诗文汇存》，临朐冯氏之《冯氏五先生集》，潍县丁氏之《习盦丛刊》等等。虽不无标榜之嫌，但保存文献，传承文化，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解放后，这些家族的后裔，大都把藏书、文物捐献于山东省图书馆、博物馆、青岛图书馆等机构。成为这些单位的镇馆之宝。

八、文化交流

百川汇海，有容乃大。一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一样，在开放、交流的机遇与挑战中，自身会充满活力，与时俱进。如果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潍坊，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能感受八面来风，取精用宏，她也能以自己的风采和魅力影响全国，影响世界。

远古时期，潍坊处在东夷和中夏华交接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使这一地区文化充满活力且丰富多彩。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地区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太平洋沿岸最早显露文明曙光。近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海岱地区古文化与环太平洋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东部滨海地区的古文化，是沟通中原文化与北起阿留申群岛、南到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以至太平洋彼岸美洲原始文化的桥梁[22]。

夏商周三代文化，在潍坊地区都有其后裔；对中国后世深远的齐鲁文化，同时作用于潍坊南北；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的文化，曾影响潍坊东部和南部。影响中国文化最大的儒、佛、道三教，都曾在潍坊留下辉煌。诸城南部、潍县、寿光、昌邑北部，有广阔的海岸线，多海港，南通吴越闽广，北达河北辽东，东通高丽、日本，曾是北方海上贸易、对外交流的前沿；历史上越、秦、明初三次由外地向潍坊地区大规模移民，不仅在人口素质上形成“杂交优势”，在文化上也注入了新的因素；众多家族，通过婚姻、师生、联宗等关系，与省内甚至国内众多的家族文化交流，也丰富了潍坊文化的内涵；历代地方官，他们的才学器识，各有千秋，也以不同的理念影响了潍坊文化。特别是宋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富弼先后回翔潍坊大地，仁爱惠政，文采风流，遗泽深厚。

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潍坊也是一个重镇。西方传教士在潍坊地区的活动，在明末即开始（见安致远《青社遗闻〉）。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里曾一度是美、英等国传播基督教、兴办教育的中心。潍坊的广文大学，曾一度有“东方哈佛”之称。广文大学最早可推溯到1862来自美国独立战争和废奴运动策源地的宾州北美长老会倪维思创办的登州文会馆，自狄考文主持文会馆后，将以传教为主的方针，改为以办学传播科学文化为主。清末比较开明的大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欣赏文会馆的办学办模式（他曾在登州驻军任职，那里清军修械所技师，都是文会馆培训出来的），并极力推广。中国自办最早的大学、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主要是文会馆的师生。1901年9月14日，清光绪下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袁世凯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地方大学堂——山东大学堂。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无论管理人员、教习、条规、教材、仪器设备，乃至各项经费开支预算，皆直接搬运自有四十年高等教育历史的文会馆。山东大学堂当时的灵魂是任教务长的赫士及其带去的文会馆师生。官方委任的校长唐绍仪，不过具名而已。1901年11月，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实际上是文会馆章程）转饬各省，要求各省参照办理。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广文大学（及其后身齐鲁大学）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师资、教材、仪器设备的供应基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狄乐博牧师在潍县创立的格致院、文华馆、文美女校等，本来就与其堂兄狄考文博士主持的登州文会馆形同一体。而潍县锁钥青齐，是更理想的办学、传教胜地。1902年6月，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和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青州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共同创办基督教联合大学，将登州文会馆、和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青州创立的广德书院，合并到潍县乐道院，定名为“广文大学”。这从某种意义上使潍县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圣地。二十世纪前期山东的教育、医疗机构，和广文大学及其前身后身没关系的，寥寥无几。以山东大学为例，除了山东大学堂、齐鲁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原齐鲁大学医学院）外，另一渊源华东大学，也是在1948年成立于潍县乐道院。

谈论山东近代教育史，人们对教会学校丑化有余，公平不足（这种情况近来也逐渐改变）。这是由于它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是对中国主权尤其是教育主权的侵犯。但教会学校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还有另一方面，它向刚刚“被动”地步入近代社会的中国展示着西方近代教育形态并传授西方近代“格致、“富强”之学。从这一意义上说，教会学校又担当着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如果曲中存直，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不以掠夺资源和领土为目的，不乏牺牲、仁爱精神。美国首先返还庚子赔款，正是由于在华传教士的强烈呼吁，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人们一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民族最黑暗耻辱的清朝末年，他们很多人仍然看到了这个最难深重的伟大民族的潜力和闪光之点。曾任广文大学教授，后来帮助司徒雷登擘划经营燕京大学，实现其“梦想”的路斯义，退休回国后，仍热衷于“思想中国、讲解中国……为中国做些事”。其长子、在潍县渡过其幼年时代的亨利鲁斯，创办《时代(Time)》、《幸福(Fortune)》与《生活(Life)》三大杂志，垄断美国新闻界，也一直满怀热情地关注中国。其实这对父子也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学得了不少东西。《时代》的创刊，可能受1890年文会馆创办的山东最早的报纸《时报》（主笔为中国学生孙炳文）的影响。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到齐鲁大学的辉煌，其实也是勤劳智慧的山东人民与西方传教士共同创造的（教会学校中，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华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广文大学及其前身后世，不仅对那些曾身处乐道院环境的师生有影响，对潍坊及其周围地区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影响也是巨大的。山东国共两党创始时期的领导者，潍坊地区最多（有些直接广文学校的毕业生，如同盟会中将邓天乙、上海左联党团书记张眺，中共杰出的女领导、“文革”时唯一敢于坚持为刘少奇鸣不平的陈少敏）；山东省最早的近代企业家，也以潍坊地区最多，且大都有广文背景。如曾任乐道院文化中学理化修制所技师的潍县人滕虎忱，创办华丰机器厂（济柴、潍柴等厂的前身），制造出了当时山东也是华北第一台柴油机。至于在文教医疗界出类拔萃的名人，那就更多了。再以台湾为例，现在在文学界、教育界之牛耳的高震东、李敖，都是潍县籍。这固然与潍坊地区深厚文化积淀有关，也与这一地区较早受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影响，不无关系。

九 余论

古人云：“莫为之先，虽善不彰；莫为之后，虽美弗扬。”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有悠久的源头,深厚的积淀，固然是其优势。但还应该重视传承——历史上一些地区的文化不乏昙花一现的例子，主要是因为缺乏继承。潍坊人自古有重视收集、保存乡邦文献，传薪续火，阐微彰幽的传统。

自近代教育在中国兴起以后，潍坊有些地方在教学方面也注意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的兴趣。如清末民国之际的诸城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就是这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志坚任校长期间，对国语课进行改革，让小学高年级学生收集民间流传的故事、俗语、歌谣、谜语，作为练习写作的项目，颇见成效。后来王志坚把学生收集到的民间故事交给其族叔、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看。王统照先生很是赞赏，选了数十篇，以《山东民间故事》为名交上海儿童书局印行。在为这本书所做的序言中，王统照先生说：“集合起一些同地带的民间故事，能够显示出这一带地方的社会状况，地理的环境，民间的理想与乞求，——爱慕与憎恶，美与怨根等都很清楚地表现干故事中间”，“把这些故事集印起来，不止是可作乡土的教材，还可作民间文艺的探讨。虽然不过在几个县分中流行着，但如果每一个地方部有一样的搜集，我想对于好研究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与童话的都大有帮助”。在二世纪前期，相州人才辈出，特别是文学方面，有很多作家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与重视乡土教育，或不无关系。

王统照先生重视地方文化，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并深受其益。他的代表作《山雨》，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诸城相州一代生活为背景；另一部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完整地反映五四退潮期到大革命前夜青年知识者不同政治动向”的长篇小说《春花》，其自序中就说：“如果是在我故乡的人，又与我熟悉，他准会桉书上的人物指出某某” ，“曾用笔记录过他们生活上的小节，与时间上的遇合；曾问询过他们的朋友与同调的人物”。书中的重要人物坚石、飞轩、巽甫、义修、身木、金刚，分别以王志坚、王翔千、王象午、赵震寰、王琛林、王尽美为原型，主要是五四前后在济南活动的诸城人士。这部小说对研究党史、革命史，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中国现代诗坛一代宗匠臧克家，他的创作受诸城乡土文化尤其是民歌的影响，在其回忆录《诗与生活》中，讲的非常充分，并写出了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些民歌。

研究乡土文化，有地近易赅之便，能充分的、全面的占有资料，比较容易出成果。但也容易出现一些弊端。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说：“附会名贤，夸饰形胜，移甲入乙，乃天下地志之通病”，并嘲笑批评这种现象的人“见闻不广”。至如家谱之流，遥遥华胄，飞头借面，私造官阶，欺生侮死，尊亲避讳，是非颠倒，其流弊更不可胜言。这就提醒我们在进行地方文化研究时，不仅自己的观点要力求公正、客观，对所用的材料，也需要多方求证，严格甄别。同时，还应该立足潍坊，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避免走入齐人惟知管仲的“乡党”一路。

今天，我们生活文化环境空前自由开放；人们的文化意识，也空前自觉。如果我们在继承前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良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接纳八方来风，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乾健不息，潍坊文化，必将有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注释：

[1] 梁启超.说方志[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C].北京:中华书局,1936.

[2] 章学诚.修志十议[A].章氏遗书卷八[c].

[3] 梁启超.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C].北京:中华书局,1936.

[4]后汉书 赵岐传[M].

[5]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A].赵明诚《金石录》[M].

[6] 楼钥.龙图阁待制赵公神道碑[A].《攻媿集》卷九十八[C].

[7] 杭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卷三[M].

[8] 明史卷216[M].

[9] 李澄中.东武吟.卧象山房诗集卷首[C].

[10] 史记 曹相国世家[M].

[11]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 乾隆潍县志卷六仙释传[M].

[13] 苏轼. 余希旦可知潍州敕[A].东坡全集巻一百六[C].

[14] 元史卷二〇二[M].

[15] 纪昀等.孏窟词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八[M].

[16] 纪昀等. 珂雪詞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M].

[1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8]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A].周礼正义卷首[M].

[19] 张舜徽.郑学丛著[M].济南:齐鲁书社,1984.

[20]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21]韩同文.广文校谱[M].山东新闻出版局准印证（1993）2—044.

[22] 张富祥.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J].史学月刊.2002,(1).

（2006年12月北海文化研究会成立，应邀作综述性文章，发表于《潍坊学院院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