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失和是西路军失败的前提

一谈悲壮的红四方面军西征
在兰州游历了几天，我就踏上了北去靖远的列车。从兰州到靖远的列车一天就一趟。早六点发车，十一点到。选这趟车的好处是列车人不多，坐着舒服。票价也不贵，才十元钱，就是城里一个出租车的价钱吗。缺点是太慢了，好在车上遇到一位西安翻译学院旅游系的女同学，还有一位东北锦州的老乡，是负责西北区域的推销员。我们在列车上天文地理的一顿海侃，时间过得还真快。
靖远火车站不大，满街的建筑物都披挂着西北特有的黄尘，就好像一百年也没有冲刷过一次似的。
我这次来的目的地是靖远县的虎豹口渡口，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就在此渡过黄河，开始走向悲壮的死亡之路。渡口离县城八公里，公共汽车就别想了。在车站我谈妥一辆出租车，三十元来回，贵了些，但出门在交通上不能太计较了，有时你一个外地人，当地人会起哄，少一分钱，就都靠着，你拖不起时间。老区吗，就当扶贫了，起车吧！
虎豹口历史上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隘口，因其水势凶猛，如同虎豹，才得其名，但现已废弃。此地空无一人，荒草遍地，甚是荒凉。出租车司机讲就是县城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但也有来的，他讲去年就拉过两个浙江人，也是专程来到此地瞻仰的。
渡口现有一座雕像，正面有李先念的题词，他是当年西路军组成三个军中的三十军政委，强渡虎豹口战役也是李先念部队打的。
虎豹口为什么能成为渡口呢？或者说红军为什么选择此处渡河呢？
此地地势两岸突兀，黄河到此处形成一个V字形，渡口就在V字的底端。两侧黄河江面宽阔，此地由于急转弯，江面突然变得狭窄，水流较急。江面狭窄是此地设立渡口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河水从V字形顶端冲下来，到V字的底端，也就是渡口的地方，湍急的江水又返冲回V字另一端，这就使在渡口的船只很容易顺着水流被冲到对岸，这就是在此设立渡口的奥秘。
风寒草衰，天低江混，徘徊在此，无限惆怅。据史载从此处踏上西征路的红军战士有2万多人。但结果呢？血洒西征路的有7千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0多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千多人，打散后被迫流落他乡的4千多人，最后回到延安的只有4700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两次由于参杂着个人纠葛而使部队受到巨大损失，一次是这次的四方面军西征，另一次是皖南事变。
四方面军西征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俩人矛盾发展的结果。
张国焘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参与过五四运动，配合李大钊领导过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建党初期，党内有南陈北李之说。上海的旗手是陈独秀，北京的旗手就是李大钊，而张国焘可以说是李大钊的得意高徒。
说来毛泽东也是李大钊的学生，毛泽东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而李大钊是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并且由他同意才进入的图书馆。毛泽东在自述中讲过他经常去听李大钊的讲课。想来张国焘应当是常听大钊讲课了。所以，历史上可以推论两人有机遇在一个课堂聆听李大钊讲课，那就是师出同门，是一个师傅的师兄弟。但有一点差异，张国焘是听课，毛泽东是旁听。
1921年的第一次党代会，两人又见了面，但毛泽东是湖南的代表，而张国焘却已是中央局三人成员之一了。
我去过李大钊的故居，也看过他的几本传记，对毛泽东离开北京没有表述。毛泽东的自述中也只是说从北京到上海送同学出国，然后返回湖南闹革命。
要说闹革命，在北京和在湖南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北京也缺少革命力量，但李大钊没有留下毛泽东。这也侧面说明李大钊还没有发现毛泽东的价值，没有发现就在他的身边存在一个中国的伟人，存在一个世界的强者。李大钊是教书育人，广植幼苗，但就在他脚下的一颗松苗他遗憾的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玩笑开的就是这么大，老师都不能慧眼识真金，张国焘就更认识不到毛泽东来到这个世界的含义了。
北京大学历来是造就中国精英的地方，加之李大钊的提携，使张国焘有一种救民众于水火的使命感。在党内，他同周恩来的经历相仿，在一方面军内所佩服也只有周恩来。这就将他造就成有着领袖型的气派，有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雄心，有着居高临下的与人交往方式，而伴随着的是极强的权力欲。看看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行为就知道他对权力追求的狂热了。
而毛泽东是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佬，用现代话说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者。他与用西方文化教育的大学生在思维观念上有着区别。正因为这一点，使毛泽东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不能入流，备受排挤。长征时毛泽东在江西的职务是苏维埃的“执行”主席，真正的主席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干具体活的主席。而在中国正规学府的精英们看来，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始终是旁门左路，所以他始终是走背点。
中国的革命当时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领导人的更替是要共产国际认可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带头罢了博古的官，毛泽东推托不当，让张闻天担当。这是因为莫斯科熟悉张闻天，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看来还不知是何许人也。现在，电视剧讲张闻天当时是总负责，什么叫总负责，世界上就没有这么个官衔，实际就是总书记。毛泽东这招棋非常高明，张闻天当头都有人不服气，他毛泽东急着黄袍加身可能吗？但遵义会议在程序上有漏洞，会议的名义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经过党代会的程序。但也没办法，战争年代吗，但一些有领袖欲的人物认可吗？另一个就是要共产国际认可。这两项程序没有，他张国焘当然不认账。
蒋介石当时的策略也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蒋介石当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江西红军，主要精力和军队也用到这方面，对四方面军暂时采取守势。这使四方面军短期内发展到八万人，人员的增加，地域的扩大，与他的威信和个人的欲望成正比都变成了牛市。
当与一方面军会合时，从个人评价上他瞧不起毛泽东，从人马刀枪上他比一方面军多一倍还带拐弯。军事上的顺利使他更加唯我独尊。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红军的草地分裂，也为以后的西征埋下了隐患。
此后，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有三个人起了限制他权力扩张的作用，更由于这三个人的能力有限，才演变成西路军兵马未动，将帅失和。
第一个是林育英，也就是林彪的大哥，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由于长征，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早以中断，长征途中毛泽东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暗中派陈云脱离队伍，取道重庆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而共产国际在一方面军到陕北后也派林育英化名张浩，由外蒙入境，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此乃天意，设想一下，如果张浩不在外蒙入境，而改在通常的上海入境，最先联系上的就可能是张国焘。而毛泽东在遵义拥立张闻天和张国焘的不认账都与共产国际的认可有直接关系。当然，革命的大局趋势是变不了，但当中的曲折肯定更加复杂。
张浩的到来，对陕北的认可，对张国焘是个打击。但张国焘大权在握，张浩也无能力撤掉他的职务。协调的结果，四方面军直接同张浩联系，言外之意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这就开始为西征留下隐患。但现在起码陕北和张国焘是平起平坐了。
张浩的出现使天平开始向陕北倾斜，张浩的表态对主席的帮助是巨大的，这从张浩逝世时毛泽东抬棺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矛盾依然存在，只是不能扩大化了。
第二个人物是任弼时，他是湘鄂红区二、六军团的政委。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就是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长征开始之时。
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会合，张国焘抢权，中央与各军团的电讯联系密码都让张国焘拿去了。所以任弼时在1935年9月以后与中央的联系，实际都是与张国焘的联系，对此任弼时并不知情。任弼时一再电告，指示下一步行动，张国焘就像手里捧个刺猬。不让北上吧，让他们上那去？你是中央，有个交待吧，这是个责任问题。同意来吧，能增加自己实力，但能否服从自己领导还是个未知数，搞不好别在翻盘。
犹豫再三，还是同意北上。没办法，36年5月张国焘就主动向张浩打电报，问讯对二、六军团如何领导？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的一个愚蠢行动是向二、六军团派出工作组，并送来诬蔑一方面军的《干部必读》小册子，又居高临下以领导者身份出现。
而任弼时会面的第一件事是要来和中央联系的密码，并要求本部人马将《干部必读》全部烧掉。
贺龙、任弼时到达四川甘孜的时间是6月30日，此前贺龙长征打的旗号一直是二、六军团。7月5日中央来电；二、六军团改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并且将一方面军留在张国焘队伍中的9军团划归二方面军指挥。什么意思？任弼时定性不是张国焘的下属。二、四方面军是并列的关系，分别归陕北领导。这就从一开始打消了张国焘领导二方面军的美梦。愚蠢的张国焘现在捧着一个炸弹，倒搭一个军团，毛泽东这一焖棍将张国焘打得不轻。
两支军队并列，仗怎么打？队伍怎样指挥？所以27日陕北又来一封电报；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书记，任弼时副书记，委员有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根本就不谈，你就是不同意，两支军队你也全部指挥不了。
到了此时，张国焘是哑巴吃黄连，不认账也得认账，而且还有他劫持的朱德在里边唱反调。更可气的是，任弼时现在的身份是西北局副书记，贺龙二方面军的事他不管了，他在以后的征途中一屁股就坐在了四方面军，统管对陕北的联系，调和一、四方面军的矛盾。甚至建议中央召开六中全会，三个方面军负责人都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也要参加监督，重新落实人事安排。这你张国焘还有什么说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是心服口服。任弼时的工作使张国焘对这支队伍的指挥已经开始不灵了，但任弼时也只能这样拖着张国焘向北走。
任弼时的出现是使张国焘回头北上服从陕北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得到毛泽东的器重，被列为延安时期的五大书记之一，直到建国后任弼时去世，两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第三个人物是陈昌浩，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的铁杆左右手。受到二方面军的影响，他开始对张国焘从崇拜转向怀疑。
二、四方面军兵出腊子口，走的是一方面军同一路线，9月16日在岷县召开西北局岷州会议，商量下一步部署。任弼时、朱德的观点是听从中央指挥，继续北上会师。张国焘死活是不想见毛泽东，他想从兰州南边横穿青海，兵出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意见不一致，张国焘要故伎重演，单独商量四方面军放单帮。此时，陈昌浩对张国焘一次次失败看得非常清楚，提出反对意见，开始同任弼时保持一致。在红军体制中，军事主官和党务主官意见不和，是带不动队伍的，这也是张国焘没有预料到的。事后张国焘伤感的说；：“这是我和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一件冲突。”
任弼时是拖着张国焘北上，而陈昌浩的不同意见打破了张国焘一手遮天的现状。不如此，西征就不是在靖远出发，而可能会变成从岷县出发，也不可能有会宁的三大主力会师。
陈昌浩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西征的失败他要负主要责任。张国焘不可能亲自带队西征，这样会造成他要搞独立，他担不起这个名声。而徐向前也没有机会带队伍西征，因为张国焘不信任他。能为张国焘和毛泽东两人同时认可的只有陈昌浩。
草地分裂时陈昌浩原分在毛泽东的右路军，张国焘一声号令，陈昌浩能离毛泽东而去，说明他倾向张国焘。而任弼时的介入，又使他看到红军的大势不是张国焘所能左右的，南下的失利更使他猛醒。这些事件使他觉悟，同时也让他背上包袱。从这时开始，他左右为难，心情沉重，患得患失。又急于向陕北表白自己的忠诚，致使在西征路上机械的执行陕北的命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是西征失败的重要原因。
事情的结果，四方面军是带着情绪，背着包袱，内部意见不和北上会师的。
而毛泽东对这支队伍在会师前还没有指挥权，并对他充满疑虑，大量的磨合工作还没有做。而会师的同时，以主攻宁夏的战役又很快变成仓促的西征。
西征的队伍在心存猜疑，目标不定的情况下开始了。将帅如此，焉能不败！
靖远是个不堪回首的地方，我现在以返回咸阳，休息几天。这几天军队转业，铁路非常紧张。但我看天气，我现在还没有换棉衣呢。东北人吗，我想不换挺过这一冬。如果好一些我要三返甘肃，目标是高台。那是四方面军最后被打散的地方，真正的伤心之地！
刘清源
2007-12-6 于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