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预言家 —— 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关于清王朝的命运之辩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船坚炮利” 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却使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 明火执仗之案时出 ，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备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 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

                                                     (雷颐)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父、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常熟人,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少有才名，曾三次应省试而不第，遂放弃科举。他的姊丈周腾虎，在曾国藩手下充任劝捐、饷盐等务的幕僚，多次极力举荐赵烈文，于是，曾国藩派员从江西赶赴阳湖，以白银200两礼聘赵烈文入幕，时在咸丰五年（1855年），比李鸿章入幕还早3年。据钱穆《国史大纲》称：“曾国藩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倡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幕中人才济济，精英咸集，有门生幕僚李鸿章，有“文学四弟子”薛福成（无锡人）、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有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均为无锡县人），有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容闳等，在群星璀灿中，赵烈文能很快得到曾国藩的宠信，足见其卓而不群的才识。

　　赵烈文学识渊博，行事谨慎，对时局的走势和判断，有犀利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远见。曾国藩一生戎马倥偬，镇压太平天国、剿捻军，赵烈文一直随其左右参谋军机；曾国荃围天京，李秀成兵救援，江南大营芨芨可危，是赵烈文星夜急奔上海搬兵解危；曾国藩一直做着“中兴”大梦，多次与赵烈文探讨，1867年7月 21日的一次夜谈中，赵烈文开了一副“清醒剂”，给他当头一击：“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殆不出五十年矣。”抽心一烂之说和五十年的预测，击碎了曾国藩的“中兴”美梦，他喃喃地问：“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斩钉截铁地答道： “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清朝只有彻底灭亡，不可能南北分治。这段情节，国内好几部曾国藩的传记中都有记载，足以证明赵烈文的政治远见和对曾国藩的影响。

　　赵烈文对历史最大的贡献，是54卷的《能静居士日记》（一名《赵惠甫日记》）是研究清史、太平天国史和曾国藩传记不可多得的史料，中国学术名著。《赵惠甫日记》从咸丰二年（1852）一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37年不间断。《能静居士日记》是《赵惠甫日记》的后半部分，起自咸丰八年（1858）五月四日，迄光绪五年（1889）六月二十日，记述太平天国史事、曾国藩与清廷的种种矛盾、同（治）光（绪）政坛和文坛的状况，资料翔实，日记对清军烧杀抢掠暴行多有披露，如记载苏抚徐有壬三令纵火常州城，致使“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烬”的罪行。赵烈文后任易州知州，晚年居常熟，并终老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