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的创新与应用——辛梯卡教授访谈录

王 路／文
2000年11月，我参加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召开的“辛梯卡哲学现象”学术研讨会，认识了辛梯卡教授。在来年春季的学期里，我得到他的允许和邀请，经常到波士顿大学去拜访他。辛梯卡教授开朗、热心、富有激情。每次他都让我中午去，请我共进午餐。我们总是边吃边谈，从学术到文化，从思想到学者以及美国学术界，所谈内容极其广泛。与辛梯卡教授的交往，不仅使我在学术上受益良多，而且也是我在美国访问研究期间美好的经历。
应《哲学译丛》(现《世界哲学》)主编之邀，我从与辛梯卡教授的交谈中选择出一些话题，做成如下访谈。从确定访谈到最终成文，得到了辛梯卡教授的同意和确认。这里我要对辛梯卡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我在冯·赖特教授写的自传里读到过一段话，他好像对你的评价很高，以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感到骄傲。他是逻辑学家，当然也是哲学家。不过，从你的研究成果来看，你好像还有更广阔的背景。是这样吗?
辛：1947年秋天，我进入赫尔辛基大学，专业是数学。从职业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当然，这里也有我父亲的建议，他希望我步我叔叔的后尘，将来成为数学家。但是，我自己还选了第二个专业来学习，这就是哲学。因为我从中学起就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在听哲学课的过程中我又接触子逻辑，从此与逻辑结下不解之缘。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博士论文从技术上说是数学的。后来在研究中，我逐渐认识到，我的能力和倾向更适合搞哲学，而不是数学。我对数学和逻辑结构非常着迷，但是当它们在一些具体媒介，比如几何学、物理实在、人的行为或人的意识中体现出来的时候，我处理起来可以更为得心应手。
王：在这一过程中，冯·赖特的作用大吗?
辛：很大。我在哲学上只有一位老师，他就是冯·赖特。上大学由于选修哲学，我开始听冯·赖特的课。有一些课是哲学课，但是改变我一生的是那些逻辑课。当时冯·赖特基本上是在使用命题演算中常见的分配范式的技术，并把它扩展，应用到其他方面，比如应用到一元量词理论、关系逻辑的一些特殊情况、以及模态逻辑。如果说冯·赖特的书给人一种印象，他想办法解决了他在讨论的问题，那么他在课堂上很可能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看他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美妙的体验。但是还有别的东西。冯·赖特用瑞典语讲课，听课的学生很少。不久他们就被吸引到那种思维过程里面去了，尽管积极的程度有不同。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学了一些基础逻辑，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自己对逻辑和哲学进行思考。这是使我成为哲学家至关重要的一步。也许我应该说，这是使我成为哲学家的第一步。通过听这些课，我认识了冯·赖特，从此一直和他保持联系。1949年到1956年那些重要的年代，我们的联系尤其密切。
王：那些年为什么重要呢?
辛：我是说对我重要。1948至1949那一学年，我到美国在威廉姆斯学院留学。其间访问了哈佛大学哲学系，见到了C.路易斯(C.I．Lewis)、H．谢菲
尔(H．Sheffer)和奎因，还分别见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哲学家，其中有希茨(H．Hiz)和王浩。这是我个人第一次与芬兰以外的国际哲学团体中的领袖人物接触。回到芬兰以后，我开始发现我修的那些非哲学课更有意思。通过数学学习，我认识了芬兰最出色的数学家。我在1952年拿到我的第一个学位。我完成发对分配范式及其基本性质的一种系统说明，并把它发表在《当代芬兰哲学》上。1953年秋天，我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1954年我到哈佛访问研究一个学期。那一次奎因不在，去英国访问讲学了。有幸的是亨普尔接替了他的位子。他告诉我波士顿地区的基本情况，最后建议我去访问两个与我年龄相仿、前途无量的人：乔姆斯基和德雷本 (B．Dreben)。我见到了乔姆斯基，但是与他从来没有什么密切交往。我也见到了德雷本，我们很谈得来，成为终生的朋友。我们两人有一些根本的哲学分歧，但是这从来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而且，他对我的批评确实促进了我的主要哲学思想的发展。
王：我来之前不太知道德雷本，因为没有看过他有什么著作。来这里以后，他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人物，而且与奎因和罗尔斯的关系十分密切，好像很重要。
辛：除学术水平外，他在哈佛决定教授任免的机构里任职20多年，当然影响很大。1956年，我成为哈佛研究员协会成员，后来我才知道，是德雷本提名我的。
还应该说一下，我见到维特根斯坦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而且也是通过冯·赖特。1949年我从美国回芬兰的时候，根据冯·赖特的建议，在剑桥做一周短暂停留，到他那里与他讨论我的学习和研究。结果在他的住处我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来在吃饭和其他场合，包括两次维特根斯坦与朋友进行的哲学讨论，我又见过他。但我与他的直接交流没有超过一两句话。当时我多少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中的地位，但是对他的思想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
王：维特根斯坦是很奇特的人物。我注意到，当代许多人都说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受到影响。甚至达米特也这样说。不过我对这种说法总有些疑惑。你对维持根斯坦也很有研究，受他影响了吗?
辛：我对不同哲学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总是感到困惑，对史学家和其他人对这些关系的谈论则更感到困惑。所谓“影响”，史学家好像是几乎专门指一个思想家采纳了另一个思想家的学说。在我看来，不同哲学家之间实际的相互作用比这要复杂得多。很久以前，一个朋友向我表达她的惊讶，说我没有成为任何一个著名哲学家的追随者。我当时的惊讶一定比她还要大得多。我从来不懂为什么许多人总是把重要性与不同的“学派”或“运动”联系起来。
王：你的说法使我想到奎因。上次在纪念奎因的会上①，弗罗依德(J．Floyd)说奎因根本不相信哲学运动。在奎因看来，一个哲学家被要求对号入座到一种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中，这是极大的耻辱。他认为，这种划分归类的做法充其量对学监和图书管理员有用，但是对思想家没有用。
辛；很遗憾，那次会我没能参加，因为我到巴黎开会去了。你知道，我是国际哲学学会主席，学会的会是必须参加的。不过我想奎因大概是对的。只有像维也纳学派那样，当哲学家和／或科学家一起相互作用的时候，“学派”或“运动”这样的词才有意义。
哲学家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可能同样是令人困惑的。1931年，维特根斯坦列出10位对他有“影响”的思想家。但是人们不可能发现任何迹象说明维特根斯坦从最后五位思想家接受了任何特殊的思想。而在前五位思想家中，除罗素外，其他人的影响在文献中被夸大了很多。我想，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似乎是那些对他提出问题或以其他方式引起他思考的人，而不是那些他分享其观点的人。
王：你曾多次提到你的“游戏理论语义学”是受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的启发。也许这算是一种影响。
辛：这可以算是一个说明“影响”的特例吧。最初读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及其在我们语言的语义中的作用很入迷。由于我有一些冯·诺依曼的博弈论知识，因此我联想到一个简单的、也许有些傻的问题：如果把游戏理论的基本概念应用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或类似的理论中，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相关的语言游戏是什么?我对司寇伦函数的潜在兴趣使我想到一个答案。一个句子S的司寇伦函数值是用来赋予S真的“证人个体”。因此D根据我们规范的前理论看法是真的，当且仅当存在其司寇伦函数的一个整集。现在，显然可以把寻找恰当的证人个体看作是一种诺依曼—摩根斯坦理论意义上的“针对自然的游戏”，以司寇伦函数集来起制胜策略的作用。由于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人不知道所有要求的个体，因此证实S
的游戏从根本上说就相当于一种寻找和发现的游戏。这样，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直接激发了一种重要的途径，而这种途径最终成为著名的博弈论语义学。
王：不过，你的“游戏”与他的“游戏”区别很大呀！
辛：是的。很久以后我认识到，当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对象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一个对象可以被寻找并且被发现时，他非常接近这个思想。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思想与逻辑结合起来，而是把它与空间概念结合起来。正像人们可以说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是一个对象乃是一个约束变元的值。
王：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弗雷格说一个对象总是处于一个概念之下，一个概念总是一个其值为真的函数。意思也是这样。1992年达米特对我说，像洛克、休谟这样的哲学家总是探讨对象和概念，但是他们都很糊涂。直到弗雷格才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对象，什么是概念。我当时真有一种“顿开茅塞”的感觉。当然。我一直觉得，维特根斯坦从逻辑、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了许多灵感，他把逻辑应用到哲学领域，因此提出了许多新的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弗雷格、罗素和奎因这样的哲学家那样把逻辑贯彻始终，因此除了有他晚期的种种困惑以外，大概也有你所说的这种与重大发现的失之交臂。至于今天他那些众多的追随者，可能问题就更大了吧!
辛：你对弗雷格确实有许多很有意思的想法。关于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的关系，你可以去问弗罗依德。她知道得很多。不过，就我来说，也许我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观念最初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启发的。同时我也认识到，我应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仅是以一种他本人所没有采用的方式，而且是以一种他无论如何都会立即拒绝的方式。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一些主要问题和主要思想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对我的研究激励很大。但是这些就使我成为他的追随者吗?我从来不认为是这样。他“影响”我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影响”一词的意义。在前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列出10位影响他的思想家的意义上，我毫不犹豫地承认维特根斯坦对我的思想活动的影响，即使我对他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至于你说的他的追随者，他们的想法确实更远了。大多数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似乎都认为语言游戏属于语言的语用学。而用Y．希勒尔(Yehoshua Bar—Hillel)的说法，语用学对他们来说常常是“废纸篓”，凡是不能以明确的句法和语义探讨的问题都可以放到它里面。
王：去年在波士顿大学开的“辛梯卡哲学现象”研讨会上，我听到有人说你是逻辑领域的一位“革命者(revolutionary)”，最近我在一本刚刚出版的讲你的书里又看到这种说法②，作者甚至认为在这种意义上奎因也不如你。我想，这主要是指你的IF逻辑。前几年陈波教授从芬兰回国以后，曾经写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过你的这种逻辑。因此，你在逻辑领域中的“革命”即使在中国大概也不令人陌生。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独立—友好逻辑。
辛：当我提出称这种新逻辑为独立—友好(IF)一阶逻辑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多重策略错误。正像我自那以后多次指出的一样，以任何特殊的称号来说明这种新逻辑的特征都是错误的。它是没有限制的一阶逻辑(即量词理论)，不受任何不必要的限制妨碍。正是人们接受的一阶逻辑才需要从术语上进行限定的，比如限定为依赖—不便的逻辑或独立—质疑的逻辑。
王：IF逻辑是在一阶逻辑基础上发展的。一般把一阶逻辑称为古典逻辑。照你的解释，IF逻辑仍然属于古典逻辑的范围了?
辛：是的。IF逻辑不是“非古典的”。它不涉及任何逻辑概念解释的变化。IF逻辑中使用的联结词和量词的语义博弈规则也是人们接受的一阶逻辑所依赖的规则，当然例外的情况是允许有信息独立解释。这样，IF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已接受的一阶逻辑更古典。
实际上，我也不是一下于就认识到这一点的。完全想明白这个问题仅仅是过去两、三年的事情。量词之间依赖和独立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在一阶层次上表达变元之间依赖和独立关系的唯一方式。既然我们确实想表达我们的逻辑语言中变元之间依赖和独立的所有可能模式，IP一阶语言就是寻找完全明确的科学语言或逻辑语言或者至少是在一阶层次上选择的语言。
从否定的方式说，人们接受的弗雷格—罗素对量词的处理在其所能表达的东西中是有严重局限性的，因此作为一种科学或数学的逻辑是不充分的。从技术上讲，弗雷格—罗素对量词的处理是不充分
的，因为在已接受的逻辑中，量词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由其论域之间的包含关系指示的。通常的论域关系不能表达出量词之间依赖和独立的所有可能模式。
王：我觉得你讲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请恕我直言，也许是由于我不太熟悉的缘故，从文献来看，你的IF逻辑似乎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辛：在文献上还是可以看到的。应该承认，IF所带来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天地，其潜在的丰富性使人感到几乎难以置信的难堪。
王：对不起，请问：你说的“难堪(embarrass- ment)”是什么意思?
辛：我用难堪这个词是有考虑的，这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表达。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我自己已经再也没有时间、精力和背景知识来利用这些可能性了。你知道，我现在是做一些编辑工作，教教书，我的年龄也大了，又没有助手，因此我个人想要进一步实现这些想法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的思想会被缓慢地吸收到讨论的主流中去。这一点我是比较乐观的。这不仅因为我作为一个探究者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更因为这些新洞见的结果是非常根本性的，因此思想家们很难按照他们的理解来重新调整他们的思想。
无论如何，我确实相信，尽管可能有些不太现实，我提出的新逻辑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有洞察力的哲学家采用，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你的研究非常广泛，包括历史性的研究。我觉得，一些大师，特别是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对后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从逻辑技术的角度说，今天我们从他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在逻辑思想以及与逻辑相关的思想方面，我们却总是获得许多十分重要的启发。你对亚里士多德很有研究，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或者说，你的思想从历史中是不是也获得许多营养和启示呢?
辛：当然。我的IF逻辑的语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古希腊的逻辑和认识论。我年轻时就对苏格拉底提问的方法很感兴趣。柏拉图把这种方法变成一种一般的询问和哲学训练的方法。而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则开始发展出一种系统的提问游戏式的理论。
王：是《论辩篇》吧?
辛：不只是《论辩篇》。在《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思考整个科学过程。他在那里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问答系列。在任何提问游戏中，最重要的策略是预见答案。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答案各种各样。有些答案是可以预见的，有些答案则是无法预见的。而完全可以预见的则是那类被早先答案所逻辑蕴涵的答案。正是通过分析与早先答案相关的这些答案，亚里士多德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逻辑学家。这一步研究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当一个问题的答案被一个早先的答案所逻辑蕴涵时，这样的步骤和过程与一般的问答活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样的步骤和过程必须通过论证来判断。回答者和他或她的认识状态无关。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问题及其答案与早期答案的逻辑关系。因此，人们有理由把这样的步骤从日常问答步骤分离出来，称它们为“逻辑推理步骤”。从亚里士多德这里，我确实吸收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由此我发展出一般的追求知识的形式，即提问的方式加上推理形式。我认为，任何以理性方式寻求知识的推理过程都可以表达为这种形式。
王：我想，逻辑学家与哲学家、有逻辑背景和没有逻辑背景的哲学家还是有些区别的。你觉得这样的区别大吗?顺便说一下，我这样问是有目的的，因为在中国，逻辑并不是为哲学家普遍重视的。除了喜欢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外，大多数哲学家还是更喜欢像海德格尔、德里达那样的人。
辛：我经常对我的哲学同事提出一些批评，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利用逻辑研究所带来的一些可能性。但是我对批评那些自命自封的哲学家不感兴趣，我也从来不考虑他们，比如德里达和罗蒂。因此我的批评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不公正的。其实，根据圣经的标准，饶恕他们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认为逻辑是重要的，不仅对数学，而且对一般的日常语言，特别是对哲学问题的分析，都是重要的。逻辑不仅是知识性的东西，而且会对我们的智力方式和兴趣方向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因为由此会带来哲学问题的重要发现和发展。
注 释
① 2000年12月24日圣诞节，奎因不幸逝世。2001年3月2日下午，哈佛大学哲学系在爱默生楼(哲学楼)举行了“奎因纪念会”。
② D．克拉克(D．Kolak)：《论辛梯卡》(On Hintikka． Wadsworth，2001)。 (责任编辑：张小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