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教育：如果爱因斯坦出生在中国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前排左五）在上海与中国学者合影，其中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

　　南都讯 在最近举行的国际学术评估项目（PISA ）对全球15岁学生的学习成绩对比调查中，来自上海的中国孩子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大考试科目中全都超过其他国家的学生。看起来，似乎中国在教育领域也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但中科院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昨日出席由广东科学中心、南方都市报和伯尔尼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第39期小谷围科学讲坛时却说，正是PISA扼杀了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我们接受大量死的知识”。这恰恰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 “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被人们贴上了无数的标签，天才、音乐家、原子弹之父、好色之徒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不是爱因斯坦。他之所以成为我们熟知的那个爱因斯坦，简单地说，只不过是他最大可能地发挥了自己的天性，而这一切，又和其成长的环境有关。

　　启发式教育让爱因斯坦终身受益

　　方在庆说，爱因斯坦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黑暗的，严谨的德国式教育，给学生带来一种灌输式、军营管理式的教育，这让爱因斯坦深感厌恶。还差一年毕业时，借父亲工厂倒闭前往意大利发展的机会，他说服家人来意大利，欲自学考大学。但爱因斯坦的自学计划失败了，只好接受补习的命运，进入了瑞士阿劳州立中学补习。

　　阿劳州立中学是爱因斯坦一生辉煌的起点，这所学校在平民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观点影响下，实施的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影响了爱因斯坦一生，并成为他自己信奉的一种教育模式。爱因斯坦后来曾说，“（阿劳州立中学）以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仰仗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年后，爱因斯坦顺利进入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

　　自由的大学与艰难的就业

　　大学时代的爱因斯坦，绝对是个异类。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学和实验室中度过的。方在庆说，爱因斯坦并不是不想听课，而是发现“即使是着名教授讲授的课程，在他看来都是落后于当时的研究二三十年的”，因此，他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在实验室中度过的。

　　逃课的爱因斯坦也要遭遇期末考试的烦恼，幸好有他的一位好友格罗斯曼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每次考试都能顺利过关。而长期泡在实验室的他，却往往因为“实验不按照老师的要求，自出新意”，得分不高。爱因斯坦大学的逃课，也为后来的研究埋下隐患，“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他用了10年时间，其中8年时间都在补习非欧几何”，而最终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的，仍是当年借他笔记，已留校成为数学教授的格罗斯曼。

　　因为大学的特立独行，爱因斯坦毕业就业的路也走得很艰难，“给欧洲所有的物理学家写信要求提供工作岗位，都没回复”，方在庆说，经过2年的“无业游民”状态，爱因斯坦最终仍是靠同学父亲的帮忙，才在瑞士专利局谋到第一份工作。1905年，他在这个远离科学界的地方，发表了有关光电效应、布朗运动以及狭义相对论的4篇论文，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新纪元。

　　成名后的爱因斯坦，依旧爱“折腾”，先是考博士，再去通过教授资格评审考试，继而因为职称的原因，辗转于德国、瑞士乃至捷克，最后在“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教授、新成立的威廉皇帝学会物理研究所所长”3大职务“诱惑”下，回到当时欧洲学术研究中心之一的柏林大学，直至二战爆发。

　　爱因斯坦的启示

　　求知欲，怀疑精神，美学修养

　　方在庆说，让爱因斯坦成功的，不过是幼时的一个罗盘、一套叫做《自然科学大众读本》的科普读物和欧几里得几何。而这些却引导他持续去关注未知的世界，比如狭义相对论，就可溯源到《自然科学大众读本》中提出的“如果我们像光速一样奔跑，会怎么样？”

　　方在庆说，爱因斯坦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对公认的科学观点进行怀疑的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的批判精神。

　　尽管爱因斯坦一辈子没培养出一个博士生，但方在庆说，他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理念是值得去学习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美学修养的人、一个能够审美的人（对逻辑、规律的掌握），而不是一个规矩的人。”方在庆说，科学研究本身其实是一种寻求自洽的过程，不必循规蹈矩，培养求知欲以及获取知识的能力更重要，而这其中，美学修养（欣赏能力，品位、想象力、直觉，简单性、统一性、逻辑性的把握）的形成，相当重要。

　　“如果爱因斯坦出生在今天的中国，他会不会仍旧能够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呢？”方在庆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追问中国的教育。

　　统筹：南都记者 陈实 周煦钊

　　采写：南都记者 谭万能

　　历史图片提供：方在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