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不是限制大学生就业的罪魁祸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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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不是限制大学生就业的罪魁祸首
2007-07-21 13:1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访谈录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2007年第10期
记者 赵彩瑞
记者:毕业找工作时,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工作时,很多大学生都感到户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纷纷抱怨户口政策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甚至不少人要求“取消户口”、“废除户口制度”。作为户籍方面的专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太元:大学生就业,户口限制并不是最主要问题,在劳动人事制度方面受到的限制才是更大的问题。其实,限制大学生就业的并不是户口本身,而是运用户口的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比如大学生在一个地方就业,政府和他们都要考虑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生存条件、工资待遇等等问题,这些因素联系起来决定了户口,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
根据我国现行的户口迁移政策,绝对保障的有三类人,第一个是大学生的上学读书与就业分配,第二个是军人的入伍与退役,第三个是国家重点工程所需的人员。除了“上山下乡”那个时期以外,50多年来的户口迁移政策都是全力维护大学生就业的。要真的按照一些大学生的想法“把户籍政策完全放开”甚至“取消户口”、“废除户口制度”的话,他们的就业肯定会比现在还要紧张得多,大学生就应当与农民公在同一个平台上公正竞争,就业压力很可能使他们不得不到农村、到西部,到更艰苦的地区和更艰苦的岗位去。
户口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户口差别源于地域差别,地域差别导致地域歧视。例如,国家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性,导致了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差距的拉大,就有入学时录取方面的不公平,等到你毕业时社会就业资源投资的不均衡性,又造成了你就业的不公平,北京生源的学生无一例外的是要留北京的,而京外生源却不能完全留北京,这是北京生源和非北京生源之间的不公平,还有北京高校的学生和外地高校的学生之间,就业也就存在不公平。
那么,毕业生就业分配为什么要有指标呢?比如劳动人事指标,这与本地区的社会投入有关。比如北京可以说,国家让我用于劳动就业的这些钱,我只能保证本地的人员,当然无法从全国角度考虑,我是地方财政,无法解决外地人口的包括社会福利、住房、医疗等一系列问题。各地政府都有本位主义的问题,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很多地域歧视的问题,症结在中央政府。例如,教育投入、就业资源的投入,地方有自己的安排,但中央财政要综合平衡,以保证公平和协调发展,具体说,既然国家能够让我按地域读书,至少应该保证我能够按地域就业,教育资源丰厚的地区也就应该相应地给更多的大学生提供就业机会才对,如果地方财力不够,中央财政可以补贴嘛。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大学生的就业难?
王太元:就业属于社会管理领域,我国生产流通生活领域基本实现市场化了,但社会管理方面往往还是计划经济式的,学校招多少人,毕业分配多少人,都由政府来安排,用行政手段来调节,高校在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思维也是等待甚至依赖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调节。大学生就业难的解决,有待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整体转轨,他们大家所讨论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也就是这一“整体转轨”的体现。
大学生就业难,是政府的历史选择和学生的历史选择与现实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矛盾等多种问题的集中体现。比如法学、计算机专业,当年这些专业人才奇缺,于是数百高校几乎同时一窝蜂地上这些专业,等到大批学生毕业出来,才发现这些专业的大学生遍地都是,找工作自然成了问题。
排除计划的因素,世界各国的人口迁移一般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就业与工资,二是教育与文化环境,第三才是住房和生活条件。
人口总是从相对贫穷、相对低水平的状态往相对富裕的状态流动。但是,大学生很多人不懂一个人口经济学理论叫“期望收益”理论,而它最能解释为什么大城市人满为患,但仍有不少人要挤进去——大城市就好比是围城,每个人对进城后的生活状况是这样考虑的:第一、我就业的机率有多大(例如80%)?第二、我就业后平均月工资是多少(例如三千)?在城市外的人,一般都过高估计这两项,因而,尽管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但还是有人会源源不断地挤进城来。
城市已经人满为患而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拥挤入城,世界城市化中相对失败的“拉美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但是,年轻人往往并不是“经济人”,不是“政治人”,而是“情感人”,容易情绪化的“情绪人”,可能他在保定就业整体上要优于在北京就业,但是,对自我能力的过高预期和同学们间的竞胜心理使他从情感上选择北京而把保定给否决了,在工作一两年之后,他的收益远低于他的期望,一部分人会觉得不合适而选择离开北京,也有不少人仍然会艰难地坚持,而坚持的困难未必是城外的人都知道的,因而城外的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涌进城来,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也就是说,期望与收益之间既有空间上的误差也有时间上的误差,所以涌入的人永远大于流出的人。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只能是城市、机关、白领、高收入,这不行,这必然会引发就业难。
记者:大学生怎样才能实现理性就业,让就业不再难?
王太元:仅仅依靠大学生个人的科学选择让就业不再难,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正确抉择,确实能较大程度地缓解这一难题。
我个人认为,每个人的职业选择,都应该是短、中、长期目标相结合。例如,短期,你看重的主要可能是虚名,比如到国家部委工作,中期,你看重的主要是实惠,比如到中小城市就业,远期,就要看是否真正适合你个人的持续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了。
20多年前我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公安大学与我预计和期望的相差甚远,因此,我在认真完成每天工作后,几乎每周准时去系领导家里软磨硬泡,申请离开,要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当时的系领导总是劝我:“公安大学是一个新建学校,需要很多的人干事,只要你想干事、能干事,在这里发展会比你回四川搞历史要好得多”,我当然回答“我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但领导说“兴趣是可以培养嘛”,一直没有同意我走,而我也就最终没有走成。现在回头来看,领导们是对的,而我当时是短视的。所以,违背你意愿的,不一定就不好,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你看到的可能是现在、是短期,而领导看到的可能是未来、是更长期的。
因此,社会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规则,一旦它与你的想法不一致,不要总觉得是社会限制了你的自由,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善意的规范,就必然导致恶性的竞争。如果每年毕业的几十万大学生都留在北京,其他人也照样甚至更多地涌进来,20年内人口就可能达到两千四五百万,北京这么个城市恐怕是承受不了的。承受不了怎么办?一种办法是自然淘汰,这个城市的物价极度昂贵、工资极度降低,环境极度恶化,,有的人不得不被挤出这个城市;另一种办法就是政府调节,政府一开始就控制进入这个城市的人口,有可能这种调节不合我意,但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必须做的。所以,北京控制进京指标,本身是一种善意的规范,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努力实施公平、公正的调节,而不应当、也不可能反对政府进行调节。
有人说,你完全公平竞争没有关系啊,难道我大学本科生难道还竞争不过一个农民工?其实,就业竞争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它至少是你的就业意欲与企业的就业需求,你的待遇需求与企业的待遇供给这四大要素的综合平衡,农民工会干、能干的你不会干,或者你也会干但你要求待遇比农民工高,都会导致你竞争不过农民工。
也有人说,大学生毕业老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他们的教育投资如何实现回报?注意,投入确实应当有回报,但市场经济时期的回报不是社会分配给你的,是要靠你通过就业后的劳动来获得的,是要在劳动就业市场上交换、核算之后才知道是否亏本儿的。大学生毕业不再叫“分配”而应当叫就业,因为,“分配”是政府把已有的就业岗位及其附属资源划拨给你,而就业是要你个人到市场去双向选择,竞争就业岗位进而获取相关资源,所以,你想的主要应该是我能干什么,而不是主要想我能得到什么。当然,上大学使你就业知识、就业技能掌握得更多、更好,因而有竞争优势,能获得更好的劳动回报,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所以选择一个职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基础、人生目标,要对社会趋势作出判断。你有多大的竞争能力,能去和1000个人挤那个公务员职位?那里能让你尽其材吗?适合你的性格、个性吗?你说它是金饭碗,甚至喜欢它有灰色收入?这些大学生所看重的,往往是社会正尽力改革的,就比如很多学生盲目报考某些学校,结果很失望一样。就业选择还决定于,你想干什么,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没有这样的目标就只能瞎碰。很多学生的盲目和失望,就是自己瞎碰出来的。最后,就业抉择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适应市场经济的自由职业,是培养一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好场所。但是很多大学生害怕这种“自由到一无所有”的状态。其实,对自己能力有把握,对自己目标有憧憬的话,就选择对自己未来发展限制小的地区、职业和岗位。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喜欢干、擅长干、社会也不反对,这三者一结合,就可以实现职业生涯较好的发展,但是大学生的选择恰恰相反,他往往选择最想去、社会很难让他去,他去了也未必适应的地方,这样, “就业难” 当然也就在所难免。
记者:整体说,现行的、广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大学生很关心户籍改革的进程,您能说点什么吗?
王太元:我个人认为,今后中国户籍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全局统筹、分进合击、稳步推进,再造和谐。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把户口本用来维护教育、劳动、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地域歧视,其实,户口本的本身是公平的,表现在户口上的各种不公平,都是背后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所造成的。我们所说的户口差别,是一种地域歧视,这主要不是因为要有户口本,而主要是因为有地域差别。
主要问题在各个城市“画地为牢”的财政管理制度,在缺乏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上。关键是一个本地财政收支的整体平衡问题。有句话说得好“在北京打工的人都在给北京做贡献。”但流入地的地方财政的计算方法往往不承认这一点:在计算收入的时候,往往只按照本地人口来统计,因而GDP比包括流入人口的正常水平就要高得多,在计算支出的时候就把外来人口纳入其中,因而使人均占有量比以常住人口计算的目前情况要低得多,地方财政因此说自己不堪重负。
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个城市只要人才,不要人力,排斥人口,但是,人才是人力发展来的,人口是人力的支撑。政府单方、单一手段择优录取,政府自定标准,自己考虑是否有利,这样不可能形成人口的自由流动。人才的真正成长是在自由流通中实现的。人才要在使用中发现、使用和流动中成长,这也要求社会、企业创造人才成长的环境。
1998年以后的户籍政策,承诺大学生毕业两年内,哪个用人单位接收,就在哪里落户。直接限制毕业生的不是户口指标,而是劳动人事指标。不是户口制度歧视大学生,而是植根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在歧视。
因此,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工资、住房等的改革相配合,尤其是要与劳动、人事、福利制度改革相配合,才能稳步消除歧视。
户口迁移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城乡一体化、社会生活决定户口、迁徙自由。户籍制度只是对人的身份状况、亲属等个人信息的收集、确认和管理,不涉及身份、地位、待遇,因此,只有财政市场化,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人口流动成本,才能消除户口差别,实现自由迁徙,实现人才的自由、有序流动。
记者:很多大学生看重大城市户口而找了不喜欢的工作,随后就有了“户籍制度的弊端引发了学生的诚信问题、违约跳槽问题”的舆论,您认为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王太元:不是因为户口的限制造成了“跳槽”,而是户口限制不可能全面解决“跳槽”问题。不论你是否用违约金限制他,他都会跳槽,违约、跳槽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法制不够健全,你辞退我,要支付我几个月工资,我主动辞职,法律没有规定。没有找到好工作,就一定会跳,如果支付了违约金,那么就是合理合法的,别人不得干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生为了骗取一个户口,不惜支付高额违约金,很多人说“相当于自己买了一个户口”。这跟现行制度有关。现在的制度呢,有了户口才可以有第二次跳,才能到比较有保障的、发展比较好的单位去工作。如果改革以后,就业与实际居住情况决定你的户口,经过了合法生存考验期,比如工作两年,就可以有常住户口。
但是,单独某一个城市无法解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单独由劳动、教育部门,也都实现不了这一步,因为,这些部门的压力非常大。
记者:那,你认为教育制度应当如何配套户籍政策的改革?
王太元:最大的问题是教育投资的明晰化。
举例来说,都在北京市,都是北京户口,但是你要让子女进不在户口所在区域的“四五八”、进几个附中等好学校,就要另外交钱,为什么进不去呢?有人说因为我们国家有“就近入学”的政策,“就近入学”本来是政府要提供给公民的条件,而不是给公民的限制,不是说“公民只能就近入学”嘛。用“就近入学”来“限制择校”,我个人认为是背道而驰的“改革”。
教育选择权是教育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限制择校,不仅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权,也制约了学校的自主发展权。其实,就近入学主要是对幼儿、儿童适用,小学没有太多择校问题,所以影响也不大。
也许你就会问,如果不规定就近入学,那么去哪里上学呢?都去好学校行吗?我的回答是,都去好学校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为什么不让择校呢?为什么要强校扶弱校呢?为了教育资源的地域均衡分配,人们解释说,择校本身是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引发的,如果弱校得不到扶持,只能更弱,会陷入恶性循环,择校也就会愈演愈烈。其实,不同质量的教育资源是不能、也不该按地域平均分配的,学校的发展就应该是市场化的,好学校就应该能招到好学生,就应当越办越大、学费也就可能越来越贵,而差学校就应该被市场淘汰,这是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嘛。
在国际上,可以说没有一所名校是全靠财政扶持而发展起来的,民国时期中国的名校就很少是靠扶持办起来的,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强力扶持的学校,未必一定就办成了名校。“强校扶弱校”是一种平均主义地分散资源、稀释资源的办法,是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产物。应该按照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按照学校的规模、学生比例,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教育投入的合理流动。而且,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可以了,比如北京大学为什么办这么多分校,而不办成地方性的大学呢?因为分校用的是北大的资源。西部的学生、边疆地区的学生完全可以来北京、上海读大学,为什么要限制他们只能在本地读书?
因此,实现了教育投入明晰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明晰化,就应当实行“政府教育经费按受教育者人数追加划拨”的制度,也就能实现国家、地方、学校、家长四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教育公平也就实现了。这种“教育投入明晰化”,就是把每个学生的不同阶段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应当投入的教育经费的金额具体化,然后,一个地区的学生比如西藏的学生,要到另一个地区比如北京上学,那就需要把中央政府及西藏政府提供给这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拿到北京来用,操作上可以将在北京上学的费用,按照西藏的标准在西藏报销,多余的部分自己支付,这就是教育财政上的转移支付,这就从经济行为方面贯彻了教育法上的禁止地域歧视原则。
同理,公费医疗也可以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样,户籍制度的改革就容易推进的多。
记者:国家正在制定就业促进法,劳动人事制度又需要如何配套户籍制度的改革,从而实现就业的公平?
王太元:我个人认为,就业促进法应当明晰、具体地禁止性别、学历、地域、生理等方面的歧视。一要杜绝性别歧视,要有女性就业率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法律保障,例如,适合女性工作的岗位,就要有具体法律来保障其工作机会;二是杜绝阶层歧视,目前可能还不能一口气把所有文凭取消,那么,凡是适合普通劳动者的岗位,不能说“非本科不招”,这样的话,大学生的职员身份、蓝领身份,可能会被农民工、会被进城务工人员顶掉,但这其实是更公平些的;三是杜绝地域歧视。禁止地域歧视,甚至要保障外地人员一定比例的就业。还有一个就是改革系统内就业,铁路、金融这样的垄断行业,一家几代人在这里就业,但是系统外的人很难进入,因此,行业垄断不打破的话,最好有《就业促进法》来限制。四是杜绝生理歧视。比如身高、长相,残疾,这些可以是某一具体职业所必须的条件,但不应该成为得不到就业机会的理由。
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工人、农民、市民有严格的划分,工人不能当干部,干部不能当工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还有这样的限制,是不合理的。此外,过去国家只承认在国有性质的企业或单位就业,后来承认集体企业,如今,随着灵活就业的出现和比例的增加,创业、为个人打工,这些断续性的就业,就业不足的,都应该计算工龄。国际上,只要你有工商执照,那么你就是有工龄的。只有全民劳动都纳入劳动部管理,实现城乡劳动力统筹,才能实现就业公平,也才能为户籍改革铺路。
记者:影响户籍改革进程的,还有哪些因素?
王太元: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容易看见的是劳动、人事、教育,容易忽视的是社会福利。
《就业促进法》就是用政府的强力来保证就业领域的公开、公正、公平。世界各国大致有五类保障:生育福利、就业保障、医疗福利、意外事故和灾害救济以及养老。
在我国,生育福利几乎全部要由企业来承担,比如纺织部门女员工多,都要请产假,但是煤炭部门的员工几乎都不用请产假,这就使得招聘女员工的企业要付出高得多的成本,而这些付出应当是全社会共同负担的,这也就导致多数企业不愿意招收女性。如果夫妻双方都有产假,男方单位给女方单位经济补贴,那么,就业时的性别歧视就应该小一些了吧?
再说就业保障,每个人都有就业机会,但是培训、失业救济,城市有,而农村没有。医疗福利呢,日常医疗卫生防疫,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但是我们国家局级以上干部一切全免,工人只能享用部分医疗福利,而农民没有。意外事故和灾害救济,我国做得还相对要好一些,不过水平不够;养老呢,如果子女解决不了,那么就成为社会的责任,农村这方面做得很不好,社会福利不普及,不同地域、行业普及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尽快普及、逐步提高,可以说是“薄而广”。“不患寡而患不均”应当成为社会福利领域的基本方针。
从人出生成为婴儿一直到老死,利益机制明细化。关键在于,每个城市投入支出要考量,税费部门和财政部门平衡起来。城市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没有一个是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
记者:最后,请您给大学生们一些成长寄语吧。
王太元:市场经济时代,人的选择更多了,选择的机会越多,犹豫、彷徨、失望也可能就越多。大学生一辈子都在努力地寻求机会、争取机会,但是很多好机会又总是被他们轻易浪费掉,于是又接着犹豫、彷徨、失望。
《吕氏春秋》中这样批评那些“不识时务”者:“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至而慕之;当时而薄之”,——机会没有来的时候去迎接它,机会来了却还在羡慕别人有机会而哀叹自己没有,好不容易抓住机会的时候却又看轻、看淡了它。在这个岗位没干好,就想着“我要能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就能干好了”,但80%的可能性却是你下一个岗位一样也干不好,这就叫“不识时务,不知进退”。人不能一辈子一个错误都不犯,但不能一辈子总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很多大学生,严格地讲社会化还没完成,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观察问题、分析原因、设计对策、采取行动,总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说“我不喜欢”,我们要明白,社会不是因你喜欢而存在的,但你却必须因社会的喜欢才能存在。也有的人经常说“这不适合我”。什么是适合?适合是双向适应,你“应”它就“合”,你不“应”它怎么能“合”?因此,大学生就业,既是双向选择,也是双向适应。兴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接触中产生的。感到迷茫没关系,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没关系,先干起来、先接触起来,尝试着喜欢一下,或许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很适合你。目前的大学生太看重毕业了,总觉得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这没必要,因为,当今社会可能别的机会不多,但变动的机会多的是,就看你有没有变动的能力了。
当然,毕业到底是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口,古人教导我们,“每临大事有静气”。冷静、客观地选择,思考。一旦选定,马上要给自己进行心理减压。告诉自己“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的学生一遭遇挫折,就怨天尤人,觉得这是自己命不好。命运命运,运者,你自己的运作也。你用什么方式运作,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命。同学们大多知道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过:心若改变,态度就变;态度若变,行为就变;行为若变,性格就变;性格若变,命运就变。因此,能力不强的人,如果能选一个你干起来游刃有余的工作,干好了,你就有更大的信心去做更难的事情了。高高兴兴地、抱着欣赏的心情去做,你就不会有抵触情绪,就能做好;别人看到这样一个每天快快乐乐地把工作做好的人,就会愿意接近你,愿意帮助你;这样一来,你的机会就源源不断地来了,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美好的生活只属于朝气蓬勃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命运也拿他没办法,甚至也得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