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对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质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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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密集型战略的长期负面效应

1.劳动密集无法造就国际竞争优势。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长期竞争优势，但与其产品“价廉”显著相关的则是其高新先进科技，技术集约使其生产率更高，反而使其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更低，从而造就了其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其“物美”就更与劳动价格不沾边，几乎完全是依靠高新先进技术。与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科技性能和附加值优势，而极为有限的“价廉优势”也绝对不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密集配置，而主要是凭借廉价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污染，很多资源价格的低廉水平因产权模糊而远未体现其稀缺程度，长期而巨大的环境污染因缺乏有效监管而基本免费，因而中国产品“价廉”根源于资源价格失灵和环境免费污染。但随着中国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尤其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和WTO规则全面执行，中国有限而脆弱的“价廉”优势也会消耗殆尽。可以肯定地说，劳动密集型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不会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潜力，更不可能创造、保持和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2.计划路径依赖强化且对国民长期过度负债。中国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低廉是公认的事实，但这是以长期压低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获取经济发展的可怕代价，有悖于使国民劳动更少和生活更好的发展目的。如果劳动力价格因此而长期低廉下去，国民大众也会失去等待的耐心。“问题的症结主要在国内——通常是来自政治上的因素。”[10]中国不应该为世界经济发展长期提供廉价劳动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长期受益而使得中国劳动者继续受穷，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使公众所普遍内享，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不会这么做。这一局面完全是由于无视人民生活质量而使得劳动价格被长期严重扭曲的结果，实质上是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显著恶果，这是一笔政府对人民生活的长期欠账和过度负债。

3.劣端效应强化且机会成本高昂。可否这样假设：在短期内中国因劳动力资源过度丰裕而采用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式，而在将来失去劳动优势时，再从发达国家购买高新技术而大规模地替代劳动。但是，科技发展有其内在演进变迁的客观规律，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es)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11]到那时不要说中国将会支付极其昂贵的替代成本，而且也根本不可能从发达国家购买到一流的最新主导技术。国家核心竞争优势就是一个国家经历长期累积和逐步养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绝对买不来，而且也从未有过买来的先例。中国届时反而将会由于路经依赖性、落后粘性和边缘刚性，而长久地处于国际马太效应的劣端。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因为发达国家的优势非常明显，有实力向本国的工人支付高于发展中国家10倍乃至20倍的劳动报酬。”[12]中国在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的急剧变革时代，如果不能够及时尽快地放弃劳动密集型的理论主张、政策导向、路径依赖和发展战略，中国将会为此付出在未来无法承受的巨大机会成本。

4.挤压技术创新空间并阻抗人口发展。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与创新型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和科技投入不足。”[1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 ) 曾经指出：“全世界研究开发工作(R&D)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在东亚进行的(日本除外)；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研发工作仍然是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的。┅┅中国在高科技的制造业方面┅┅与迅速提高的技术完全不搭界。”[14]中国科技[0.18 0.56%]竞争力的国际排名长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并有连年下滑的趋势，就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挤压了技术进步和创新替代的发展空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h)在评价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时认为：“虽然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相比是低廉的，但这种低成本也反映了生产率的低水平，以及在某些领域……非常低的产品质量。”[15]这何尝不是对中国劳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提示和积极劝告。政府大力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来是想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但却会降低贸易和分工水平，因而降低全体人的收入，从而最终通常会损害他们。”[16]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劳动密集到了经济效率大量损失和隐性失业不堪负担的程度，其最大弊端就是就业机会的平均分配，导致了长期的共同贫困，阻抗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进程，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沿袭这条令人困惑的发展道路。

四、中国高就业压力的根源另有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和自主研发了许多先进技术设备，人均生产效率获得了持续而显著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也在逐步转变，但这决不是近年来高就业压力持续的主要原因。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在于：

1.存量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累积的大量隐性失业显性化。经济学将隐性失业解释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负的就业，或称之为无效率或负效率就业，这些所谓的“就业者”表面上有工作，而实际上是无效率或负效率。如果将这些“就业者”制度化地从其就业岗位上剥离下来，其结果就是经济运行效率保持不变甚至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由于隐性失业必定伴随着大量交易成本存在，这些“就业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通常为负，因此，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过程通常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过程，从而具有效率提升的改进价值和发展意义。中国计划经济资源配置制度长期累积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路向的制度变迁中很快被释放出来，以至于虽然实际就业总量在持续增加，但是依然无法消化突然暴露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原有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单就这一存量失业人口规模而言，总量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减少，仅仅是其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显性失业人口在增加，这一状况与技术进步无关，但经济运行效率却得到了相应改进。

2.增量原因在于新增劳动人口的持续扩张。从1962年到1979年中国人口从67295万猛增到97542万，[17]十八年间净增3亿零247万。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中国统计制度以16岁以上为劳动年龄)。这就意味着，从1978年到1995年，我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净增加1680万劳动人口，这又加大了原来就很大的就业压力。虽然中国迄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特征，中国人口迄今仍然在绝对值方面处于大幅增长的历史阶段，根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只有在2035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的零增长。中国从1978年到1999年期间，每年净增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均超过1000万，只是从2000年开始，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才开始低于1000万。[18]这些新增劳动人口是由于历史上人口决策失误所致，由此导致的就业压力与技术进步无关，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科技进步所创造的新就业增长源，中国实际的失业率将会更高，就业压力将会更大。

3.制度原因在于长期奉行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传统计划经济的典型就业特征就是劳动密集，非常缺乏由技术集约强力促进的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机制，也鼓励了人口低质量盲目增长，因为国家对到了就业年龄的人就会给予就业岗位，人口和就业问题自然就会日趋严重。经济学家们便因此纷纷倡导劳动密集型的理论主张，各级政府也似乎偏好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社会公众就更是对此欢呼雀跃，各类媒体对此也是推波助澜。于是乎，社会各层各界就有了对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的狂热与偏好，由此引致的制度安排便照旧倾斜于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发展战略，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迄今仍然没有实现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历史转变，并面临着很多很大的社会阻抗。就业压力固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但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还是由于路径依赖而使得制度安排陷入了人力资源粗放配置的发展陷阱。

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两件大事，就是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充分就业。虽然劳动密集型战略非常诱人，既可取悦于政府需要，又可获得公众青睐，还似乎具有民本主义浪漫色彩，但与所要解决的上述两件大事有害无益，因而是一个发展陷阱。将这两者和谐统一的惟一创新路径，就在于尽快放弃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转而奉行由科技集约主导的创新驱动战略，并能够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的高质态均衡。可以肯定的是：与劳动密集型战略相比，科技集约型战略更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选择意义、治本功能和发展效应，应当内置于中国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