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大工业与中国》：序幕　人类走向工业化的脚步

序 幕　 人类走向工业化的脚步
时间永是流驶，永恒而公正，它留给人类社会的是---历史。
工业化史，至今只有二百多年，在数百万年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仿佛只是万里长江到了入海口的一排巨浪。但与46亿年高龄的地球相比，人类历史又只能算作一瞬。不过，这个“瞬间”也已经长得令人难以想象。对东非大裂谷的考古发现，已将人类的“史前史”推到四五百万年以前；而在周口店栖身的“北京猿人”，也起码在五六十万年前就燃起了中华民族最早的炊烟。史前的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挣扎、奋斗和延续着。最初的经济活动，和动物界的生存斗争相差无几。他们吞食可以下咽的植物，使用石器和木棒围捕猎物，茹毛饮血，但也时而被其它野兽所追逐。他们可能时常为获胜而欢悦，也可能因流血而哭泣，但没有人能说出一句言语。他们逐渐学会了用火，学会了修筑巢穴来躲避风雨寒冷。对于今人来说，数百万年，人类创造的只是一篇无声的历史，是一首无字的歌，沉重而漫长。但是，逐渐地，他们的表情和感情日益丰富，所获和交流日益增多，咿呀的呼嚎成了语言的先声……，社会出现了……，文化出现了……
“万物之灵”---人类，走上了地球这个神奇的舞台。
到了五六千年以前，人类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他们辛勤劳动，他们使用着木制、石制和骨制的各种工具……，但是，这时离着工业化，还有着遥远的路程。
(一) 中国古代经济能否自然走向工业化？
 
在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着的黄种人，被称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它包括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当然，也有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何时肇始？没有人能考证出其确切的发端，它大致昉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距今五千多年前，一位名叫轩辕氏的人，又称“黄帝”，成为中华民族传说中经济史的开创者。据说，在那个时候，在他的指导下，出现了房屋、衣裳、小车和小舟。传说中他的老伴嫘祖，一位能干的妇女，则成了中国纺织业的老祖，她发现了一种软软的虫子吐出的丝的妙用，并把它们驯养成家蚕。但是，我们还无法称这些为中国的第一部“经济史”，因为缺乏使人确信不疑的史料。
漫长的历史，静悄悄地前移。二千年又过了，终于到了今人可以确切考证的年代。那是公元前9世纪，古代的史官认为存在过的“夏朝”和出土考古已确认的“殷商”都已过去，周朝中的西周也到了末期。这时的社会工作中已能熟练地运用文字。有一批史官专门为国家和统治者们记事，作为国家档案，殷商时候刻在龟甲兽骨上或刻铸在青铜器上，后来战国至东汉末年都是刻在竹木书简上，再把简牍用绳子编起来。前9世纪时，中国的农业和畜牧业也已有长足发展。在西周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青铜农具，西周时种植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在殷商时也已很兴盛，马牛羊鸡猪犬已普遍栏养。公元前841年，中国发生一次“周召共和”，这或许是一次偶发的政治事件，但“共和”长达14年，它给历史的贡献是：从此，中国历史有了文字记载，每年不辍，直至今天。如此长时间的可信史料记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此后，中国就进入了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
五千年前的地球上，同时还存在其它生灵和文明，例如文明发祥最早的埃及(据说距今已达六、七千年)，还有两河流域和古印度的文明。它们和我们“黄帝”的水准大致相当。而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对未来的“工业化”史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古希腊文明，它发生于约三千年前。有文字可考的古希腊史的开端，相当于东周春秋时期。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史”前的近三千年里，古希腊和东方中国的这两大文明，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大主流。考察历史，我们看到了欧洲文明史发展的清晰轨迹：欧洲人度过了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后，一步步走向了工业化。在下一章节，我们将简略地讨论这种变化。
问题是：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否也会自然地一步步走向工业化呢？
囿于见闻，我们尚没有见到学者们提出或解答这个问题。以往，通常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中寻找答案的。人们按照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为中国也应当与欧洲大致同时出现资本主义，于是不少学者在元明清代中寻找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文革”前曾经有大规模的“萌芽”讨论，吸引了许多学者。据说，这种“萌芽”在元末已经出现，这是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的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在手工业中已不稀有，农业中也有了雏形；到了清朝的康、乾、嘉、道时，这些“萌芽”还在滋长；但不知为什么，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萌芽”还是极其羸弱。这就是说，五百年间“萌芽”始终没有成材。这些“萌芽”到底是不是真“萌芽”？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万一真的长出资本主义，中国会不会走上工业化道路？这是又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五百年萌而不发的芽不可能是真正的萌芽。但本书不打算讨论“萌芽”问题。本书亦不打算从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准备直截了当地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工业化史”的角度来探索一下中国古代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并试图回答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能否自然地走向工业化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中国的根本。称“农”为“本”、重视农耕的思想，是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重要思想。所谓“重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的意思。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就是因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的那位政治家就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他极力要说明农业的重要性。西汉时贾谊则力主各级机关各行业都要以农为业，或要服从于农业生产，他说“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这个几乎受到历代统治者都极端重视的中国古代农业，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从农具、耕作法和生产率等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农具有两次较大的改革：一次是商周时青铜农具取代了木石骨蚌农具，二次是春秋时冶炼业发展后至战国时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在战国七雄的地盘曾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其中的锄头、铁锹、镰刀等不少样东西，至今农村还在广泛使用着。青铜农具所以能够取代木石农具，因为它硬度大，轻巧锋利，威力大，损耗后还可回炉再铸。铁农具的再次革命，是随着冶炼的进步而取得的(后面我们还将讨论冶炼业的古代成就)。此后，直到工业化到来前，虽然小的进步还是存在的，但在农具的材料上，不再有重大的革命了。铁器的硬度更大，更加锐利，生产效率更高，但同时在翻地时则需要更大的动力，于是，勤恳的老黄牛和温驯的老水牛等在春秋时走上了中国的农业舞台，至汉代已经相当普及，这可以说是工业化前中国农业的农具使用上最大的动力革命。农业工具的改进，在三千年里有过些许，如两汉魏晋时期犁壁、耧车和若干提水工具的出现；唐宋开始，南方水田被大量垦殖，又出现了若干水田农具，还有使用畜力和水力的提水工具。但是总的来说，三千年里基本农具没有大的变革。农作方式的进步余地更小，不外是耕地、翻地、复种、套种、除草、治虫、水利、灌溉、施肥等，精耕细作、不违农时，中国的古代农业颇具园艺色彩，但这些对“工业化”的刺激力不大。农家技术代代相传，古代文人溢美道“无忧无虑农家乐”，几千年就这样过去了。关于中国古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料不充分，计算也不太容易，据有学者根据战国时李悝(就是创立“平籴法”的那位魏国官员)的数据计算为战国时一农夫可生产4500市斤粮食，使人吃惊；另有学者认为只有2000市斤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在3500市斤左右(我们不知当时的度量衡与现今相比究竟若何，这里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高，我国1987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产粮食为537公斤)。粮食亩产，在春秋开始后的一千年里有提高，有人认为东汉比战国约提高一倍，达360市斤左右。这些数据并不十分可靠。南宋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出现一年稻麦两熟，据考每亩可获八九百甚至千斤粮食。这可能已到“非工业化”时期的产量极限。又据称，明清两代亩产普遍提高，看来最高亦不过600---1000市斤左右。
此上情况说明，三千年里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的确有所进步，但铜铁器革命后，并没有发生持续不断的进步，没有出现要走向更大革命的趋势。铜铁器农具出现是“工业化”前的中国农业史上仅有的革命。提高农业生产的需要，降低劳动强度的需要，的确能对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发生一种潜在的刺激力，但这刺激不强烈，不足以引起“工业革命”。因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农艺水平已经很高；主要的社会劳动都在农业里，若以一农业劳动力生产3000市斤的生产率计，可以养活6人，不会引起生存危机。中国长时期里人口约为半亿左右，所谓“康乾盛世”后，人口才开始成亿地激增，所以古代时土地数量的压力也并不大，而且每次巨大的战乱后，痛苦的中国大地上人口常常剧减2／3以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认为，单是有需要，还不足以使“工业化”发生，还必须有条件才能使“工业化”发生。可以说，中国三千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创造出产生“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加以讨论。
中国的手工业，也有灿烂的古代史。与农业相比较，它们离“工业化”可能更贴近些，让我们来看看它们与“工业化”的联系究竟如何。我们将就冶炼、造纸、丝绸、陶瓷等方面的情况讨论有关问题。
与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等不同。冶炼是一门“工业”。古代的“工业”产品(当然是“手工业”)不起直接维持生命的作用，但它们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关于中国古代金属冶炼，人们通常认为铜是奴隶时代，铁是封建时代，这是有失偏颇的；正如后来常说蒸气是资本主义时代，电气是社会主义时代一样，并不确切。若如此，核是什么主义时代呢？电脑、激光、生物工程、又是什么主义的时代呢？因此，我们认为，铜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生产力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期，可以称之为“金属时代”，它大大有别于“木石时代”。中国古代的冶炼，很有惊人之处，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就发现过小型铜器，发现过铜铅合金和铜锡合金。殷商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中型铜器。人们还发现，当时的生产规模亦足惊人，在河南安阳竟发现占地1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代铸铜作坊。冶铁的历史比冶铜晚一千多年出现，这是因为冶铜的技术在古代要容易些，铜的熔点低，为1083摄氏度；铁的熔点为1537摄氏度。铁矿又比铜矿难找，铁矿石与普通石块相貌相同，铜矿石则鲜艳斑斓(有一种名为“孔雀石”，可想见其美丽)，还有天然存在的铜块。但在强电的应用出现以前，铁器的实用性能比铜要厉害多了。铁的硬度大，可以制成锋利的刀剑，史传春秋时吴国著名工匠干将和妻子莫邪两人，经多次冶炼，制造出了两把以他俩名字命名的传奇宝剑。考古发现，商代和周初出现了打在铜刀上的铁刃是用“陨铁”(一种陨石)炼成。铁的普遍使用出现于春秋晚期。炼铁的原料为铁矿石，燃料为木炭，实际冶炼温度要求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为了提高产量，炉子不断加大，鼓风不断加强。人们获得了液体铁汁，其优点是可以铸造，但是生铁很脆，失去优良的锻造性能，利用度下降。我国古代生铁后来发展了四个品种：白口铁、灰口铁、麻口铁和韧性铸铁。这使得铁器能广泛用于制造犁铧、锄铲、镰刀、耧等农具，还可制作兵器、土炮、车轴等。战国以后，没有铁器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据考，北魏时可能出现了用煤炼铁，宋后期则开始有了明确记载。这对于森林资源的节约有很大的意义。但用煤炼铁并不好炼，宋末开始，到明朝时能够用煤先炼焦炭，然后再以焦炭炼铁，据说中国是使用煤炼铁最早的国家。虽然古埃及和巴比伦三四千年前就使用陨铁，古罗马和印度也在约三千年前进入铁器时期，比中国早几百年，但中国冶炼生铁比欧洲早近二千年，用焦炭炼铁也早了四五百年。说到冶炼，还有一重要话题，就是“炼钢”。战国时对铁器锻造的需求很旺，可能是因为战争太频的缘故，春秋晚期的出土文物中就曾发现过钢质兵器，但当时的技术尚很粗糙，后至西汉后期完成了用生铁炼钢的新技术。将生铁“百炼成钢”，出现了高质量的金属，所谓“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的宝刀，都是钢质的。出土的东汉时钢刀质量很好，含碳量约0.6－0.7％(钢的含碳量为0.5－2％)，经过淬火的热处理，刀刃相当锋利。这种钢的生产工艺叫作“炒钢”，就是对熔池中已熔化的生铁加以搅拌，使生铁中的碳氧化。古代无法对“钢样”进行化学分析、光谱分析等，所以，用此工艺来控制钢的品种质量，要靠工匠高超的经验和技艺。这项工艺比欧洲早1600余年。不过，西方出现炒钢工艺的背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工业化”，我们则没有，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呢？
中国古代的冶炼，还大量生产出金、银、黄铜、锌、铅、白铜等金属，为人们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金银作为货币，直接参加商业流通，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例如黄金在商代已有应用，在春秋战国已充作货币。金银制成的器皿饰物相当名贵，因为金产量低，得来非易。
中国古代的造纸，很值得国人骄傲。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如前所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或刻铸在青铜器上，被称作“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后来也有把文字刻在石头上的。这些是早期中国统治者使用的，属于文书性质或记载某事。后来，大约商周之交，出现了简册，就是将竹木的片编在一起，人们在其上刻字。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从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其间计八九百年，文字和“笨重”联系在一起。据传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文章，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能吃力地抬进宫里。人们也曾把文字写在丝织品上。唐代章碣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中的竹帛就是指书。但帛(亦称“缣帛”)太昂贵了，人们难以承受，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字书写。虽然出土文物中也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植物纤维所做的“纸”，但是真正有实用价值的纸出现在东汉，发明人是一位汉和帝时的宦官，名叫蔡伦，在他领导下用树皮、麻头、破布(麻布)和鱼网等物，制造出植物纤维纸。他把纸献给皇帝，很快推广，人们称之为“蔡侯纸”。此后，直到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竹简和缣帛才逐渐全部和文字工作无涉，纸终获完全胜利。两晋时又使用了藤、竹及麦秆等为原料，并制成有颜色的纸。这期间造纸的工艺技术传到了国外，当时没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纸对全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非凡的意义。唐宋以后，文化事业空前发展，加上印刷术的发明，更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纸张记帐、糊窗、作玩具、祭祀(烧纸)。宋初还有质量相当好的纸印作“纸币”，名叫“交子”(开始性同存款单，可以兑换和流通，由16户富商发行；后来政府禁止私商发行，公元1023年时改由政府发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期间造纸区域迅速扩大，出现了著名的宣纸、蜀纸、歙纸、苏纸、徽纸、池纸、蠲纸等。我们看到，在一千八百年中间，中国造纸的进步，在工艺方面主要表现在原材料、加工技艺和化学处理的改进上。就全国范围讲，造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是外延意义上的，不是集性质的。我国古代对纸张的需求，没有使造纸业“工业化”；中国造纸业自身的发展，也没有走向“工业化”。原因何在呢？
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古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中国和西方之间有著名的“丝绸之路”。“蚕”“桑”“丝”“帛”等字在殷商甲骨文上就出现过，春秋时编辑的《诗经》中也有描写姑娘们采桑和青年汉子“抱布贸丝”时追求女孩子的诗篇。养蚕与“工业化”问题关系不大，但缫丝和织绢的出现，说明中国的纺织业的出现是多么早。丝绸是很贵重的物品，汉唐以前似乎是贵族统治者们专门享用的，因此当时老百姓又被称为“布衣”(是因为他们用不起丝织品)。汉代丝绸产量相当可观，国内外都曾有不少出土。著名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里，就曾发掘出大量丝织品，品种很不少，且都异常精美。墓主人不过是西汉初年封禄七百户的小侯之母，因此可以想见当时丝织品产量已是相当不少。待到盛唐，丝绸产品更是无比精美，花色品种也更争奇斗艳。可怕的是安史之乱时，歹毒的唐统治者勾结西域统治者和军队，狂暴地屠杀自己的人民，曾经繁华盖世的关中地区从此走上了破败，以致后来的朝代里无力再任“首都”；这种情况使得江南地区的丝织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宋元明清间丝织业的主流，清秀的江南姑娘在丝织和锦绣中创造出美丽的天堂。养蚕和丝织在中国都是手工生产。白居易曾形容织一种高级丝织品“缭绫”时道“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由此可见生产率之低。古代所谓“织机”，都是人手操作、人力畜力风力或水力推动的，不是“机器工业”。中国是纺织大国，宋时福建和两广一带引进了棉花，引起了纺织品种的重大变化。元朝后棉花种植推广，一路是从新疆少数民族(当时是域外)地区东进的，一路由南洋经海南黎族地区和珠江流域北上。元朝时，黄道婆就是从海南岛的黎族地区学得棉纺技术后，推广到苏南地区的。后来，这里成了中国最早的优质棉产区之一。黄道婆是除传说人物嫘祖外中国古代纺织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她回家乡上海松江后，发明了轧棉的“搅车”(据说一人一日可出花30多斤)和弹棉花的“绳弦大弓”以及纺纱的“三锭脚踏纺车”，这些六百年后还能在中国农村见到。明清的纺机虽有进步，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据元代王祯《农书》中记载，宋末就有一种很使人惊讶的“水转纺麻大纺车”，有30多个锭子，绳弦集体传动，用水力作动力，其产量相当大，据说每日可纺麻百斤。由于是大设备，不能适应中国农户的小生产，以致渐被淘汰，没有被用到棉纺上。一直到建国前，农村中的土纺仍是小纺车，每天只能纺一、二斤棉花。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英国一位文盲发明的“珍妮纺纱机”8个锭子，它成了世界工业革命的先声之一；而我们的30锭麻纺机直如此命蹇！为什么官办手工业不能扶持这些技术革新呢？为什么古代中国的低劳动生产率能战胜高劳动生产率呢？在西方，正是纺织业孕育了最早的“机器大工业”，它成了世界工业化的摇篮。但是我们看到，在有数千年丝织史和六百年棉纺史的古老聪慧的中华民族的土地上，这项式样繁多、技艺很高的手工业的发展没有将中国的经济引向“工业化”，连一点迹象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陶瓷业也是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的强项。陶器的“年龄”太老，难以考出其发端岁月。瓷器则在汉代进入成熟期，两汉至魏晋为青瓷时期。北朝时技术上有突破，烧出了白瓷。隋唐时出现了彩瓷。中国的瓷器相当独到而精美，以致于英文单词中的“中国”(CHINA)，也有“瓷器”的意思(正如“日本”一词也称“漆器”)。宋元时期，中国陶瓷闻名于世界，南宋末年荷兰商人把景德镇瓷器贩到欧洲，价值常与黄金等值，可见其名贵。元代的瓷器出口是中国的大宗对外贸易。瓷器在宋朝发展到高峰，现今出土的宋瓷价值连城。宋瓷在产量和技术上都较前代大有进步。当时的五大名窑是：定窑、汝窑、官窑、均窑、哥窑，后来北宋中叶后，“国营企业”景德镇窑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有名的瓷都。我们感到，陶瓷业是手工特色较强的行业，由此业刺激“工业化”的出现的可能性相当小。
在古代中国，除了上述较为重要的经济行业外，还有如采矿、制盐、兵器、甲胄、车辆、造船、漆器、制茶、酿酒、制伞、乐器、制糖、油料等等，这些就不一一仔细考察了。但是，一般说，无论是什么时代，全国的经济活动大致都会是一个分工、合作和竞争的社会体系，有各种不同行业，其间也总会有某种结构。即使在“自然经济”中也是如此，西汉时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就曾写道“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当时的工矿业(“工”和“虞”)在全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转中是很重要的方面。
中国古代经济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官办手工业”，也就是“国营经济”，占有主导地位。优秀的工匠常常大都集中在官办手工业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手工业即有了官营、私营之分。秦统一后，随着“三公九卿”的中央政府制度和“郡县制”的地方政府制度建立后，官办手工业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两汉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各种官员，中央直接控制一批作坊，地方也设有工官、盐官、铁官、服官等。官办手工业常有规模较大的工场，有时一个纺织作坊就有数千人工作，专门生产宫廷服装，产品很精美。至魏晋南北朝时，在官办手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身份仍较低，但比两汉前有所提高，以前的工人大量的是犯人、没官奴婢、服卒役的，使工场好象“劳改工厂”；晋时工匠被称作“百工”，自由度大了些，但仍不是自由雇工，他们世世代代子承父业，为官办手工业作工匠，可能还身穿固定的“制服”。但我们估计，这种作坊里的“技术人员”可能地位较高，说不定就是由一些技术官员来指挥具体作业。因为此时有些生产技术已很复杂，例如南北朝时已有了“百炼钢”和“灌钢法”，所谓“灌钢”并不是用钢水铸钢件，那时炼不出液体钢来，只有将生铁水灌到熟铁中去，取得合适的含碳量；宋时的“灌钢”法是将生熟铁盘在一起入炉烧炼的。因为工艺复杂，我们估计，势必有专门的技术负责人或能工巧匠来指挥生产。隋唐五代时，官办手工业的生产力又有了不小进步，作坊中工匠人数相当多，身份也多样化起来，有些是从民间雇佣来的，有相应的“工资”，当然还保持有以前使用的犯人、俘虏等，还有临时征调的定期服役的工匠。隋唐五代丝织业规模很大；官窑的瓷器也占有重要地位，品种已有青瓷、白瓷和唐三彩；矿冶业相当发达，例如唐元和年间的官营年产量即达到：银1．2万两，铜26万斤，铁270万斤，锡5万斤；隋唐造船业亦颇惊人，如隋代造出高45尺，长200尺的大龙舟，唐太宗时在四川造的船长百尺，宽50尺。到南宋时，大型的军用船竟长二三十余丈，可容纳战士七八百人。明代郑和航海时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明代时官营手工业机构十分庞大，级别也更复杂，全国工匠人数达到10万人。由于有明一代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明中叶后工匠发动了不断的斗争和逃亡，官办手工业开始走向衰落。清朝时官营手工业进一步衰落，主要表现在比重下降了。说到私营手工业，在中国机器工业出现前的二千年里，总的来说，它们的特点是：种类多、规模小、技术差、进步也很慢，但商品率较高。隋唐五代时，私营手工业在日用品的生产上相当发达，两宋时更加明显，且似乎日益与农业脱离，其时商品经济也已相当繁荣。到明清时，对于普通老百姓，花花世界商品社会似乎更呈五彩缤纷状态。但私营手工业始终难以达到社会生产的主流地位。这种历史特点是否使中国更艰于“工业化”呢？这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大题目，这里就不讨论了。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还不能证明明清两代是中国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和地主经济，与西方封建社会的领主庄园经济有着显著不同。在中国，农业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很古时就有了。对土地和金钱的占有，也经常发生变化，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西方为发展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革命，获得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的权利，在中国似乎是“古已有之”。所以，我们想换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经济能否自然走向“工业化”的问题。我们认为，是不可能自然走向的，起码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不可能，理由如下：
1、到19世纪中叶时，中国已有了铜制农具约三四千年，已有了铁制农具约二千五百年，“百炼钢”已出现二千年，“灌钢”已出现一千八百年。中国比西方早应用生铁一千九百年，“炒钢”工艺比欧洲早约一千六百年，中国用焦炭炼铁也比欧洲早五百多年。此前，中国曾有数千年丝织史和六百年棉纺史。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手工业技艺水平上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没有迈过“工业化”这道门槛。从时间上讲，中国似乎应当比西方离“工业化”更近，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中国手工业最重要最关键的技术，大都在千年以前就已确立，千年等一回，没有等到“工业化”。因此，首先，时间证明了中国没有能自然走向“工业化”。
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的千年迟滞，是否受到了“生产关系”的束缚？我们看到，古代中国没有出现中世纪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封建贵族领主庄园制和农奴制对生产力的那种“束缚”。那么，到底是什么束缚了中国古代生产力走向“工业化”的发展呢？
2、其次，我们来看看钢铁业。就冶炼业本身来说，似乎最容易提出“工业化”生产的要求，换句话，也就是最容易导致“工业化”。朝廷和地主豪绅好象不可能费神去压制钢铁生产，古代“服劳役”的匠人们通常似乎也不大有“失业恐惧”，恐怕也难以由于热爱繁重劳动而不允许技术革新；实际上千百年中技术上也还不断小有改进。为什么钢铁业千年不能“工业化”？我们感到，是因为这里还缺少一个基本条件：即理论自然科学的指导。具体地说，是不具备理论化学知识，不能对钢样作出精确的定量定性分析，而是全凭宝贵经验，跟着感觉走。感觉再高明也未必能可靠无虞，何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家传”的，由于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因此“传子不传女”，也因此，弄来弄去，特有的宝贵经验还有“失传”的危险。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古代钢铁技术虽然了不起，例如，到明清时铁炉已大到可容一吨矿砂；使用焦炭；还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风压大风量的“活塞式木风箱”，但它们仍不能使中国钢铁胜任“机器工业”的基本材料。而我们知道，任何工业时代的机器和动力设备都离不开合乎规格和多种质量要求的各种钢材。
3、然后我们再看看纺织业。中国古代纺织业颇有特色，特别是为贵族富豪服务的丝织产品，花样繁多式样精美。我们不明白，纺纱机在西方引发了工业革命，而善于精巧构思的中国工匠在千百年中间却没有造出一台金属的纺织机器，足使我民族汗颜。中国宋末的“水转大纺车”比英国的水力纺织机(1769年)早三四百年，为什么没有走向“工业化”？以前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是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等等。但是，生产力为什么没有能冲破这种阻碍呢？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应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看到，中国的纺织业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它缺乏应用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支持和高级金属材料的支持。
我们想在这里顺便讨论一下古代中国发展机器工业的先天不足。在中国，有优美的汉字，适于创作诗歌和散文，但容易疏于数学、逻辑和理论自然科学。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和古代冶炼业纺织业类似，曾经在相当早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西方千百年后的成就。例如，公元5世纪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比欧洲人早一千一百多年；“杨辉三角”比“帕斯卡三角”早四百年；甚至远古时的“勾股定理”也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要早六百多年；其它如“祖暅定理”、“高阶等差级数”等，中国都比欧洲早出数百上千年。但是，用外界难懂的汉字表述的亟具东方神秘色彩的数学成就，中国人自己都很难看懂(例如杨辉三角的表述就是用了“八卦”这种常人莫解的方式)，应用数学几乎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中国数学没有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中国数学从没有达到“微积分”和“解析几何”的高度，而研究变量、曲线和曲面的微积分，正是解决工业化中的各种工程技术问题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明末利玛窦和清初汤若望等一批著名西方传教士来华时，欧洲正在建立研究变量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当时未能传入中国(而欧氏几何、代数、三角学等那时经传教士传入了中国)，后来直到机器工业被“引进”中国前都没有传入。这个情况，对于中国古代经济走向工业化，有着根本性的制动作用。此外，在欧洲，理论自然科学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发展，通常认为以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1543年)为正式启动的标志，此后虽然有人为着探索科学而流血或被定罪(如布鲁诺和伽利略)，但一代又一代具有优秀思维能力的科学家们，终于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了愚昧和迷信。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物理、化学及其不同的各种学科分支建立起来了。正是数理化的科学理论，才奠定了机器大工业的真正基础。情况正如《资本论》所描述：“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自然科学的一定成果，工业化是不会到来的。古代中国在理论物理、理论化学上没有任何重要建树。虽然中国多有炼丹术士，但化学知识支离破碎，人们除了神秘的“阴阳五行”外不知道物质有单质和化合物之分，更不要说对声光电的理论研究了，这些是“工业化”故乡命中注定不会在中国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不能自然走向“工业化”，这是事实，但不是耻辱。对于人类古代文明，中华民族已经尽了力，已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建立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至于中华民族未能率先创造理论自然科学，这不是民族的错误，而是在短短二三千年里，中国人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符号”工具来进行这种思维和实验。数学史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数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精彩故事，但推动数学进步有两个很基础的东西：这就是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和使用拉丁字母等符号(西方16世纪才找到这个数学的合适表达方式)。否则还有什么数学可言呢？物理学和化学也如此，各种物理公式和化学分子式、反应方程式都只能用拉丁字母为符号，才可能有精确的说明方式并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中国，一旦有了这种思维工具，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能创造科学奇迹。当“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这两个宝贝进入中国并溶入古老的社会时，它实际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生。人们看到，如今中等高等教育中的数理化课程离开这两项工具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不能“国产化”。外国的确也常有更好的东西，中华民族不必为此懊恼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中国的历史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以上，我们用了相当篇幅极为扼要地回顾了中国古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若干基本情况，是为使读者更方便地思考至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建立大工业经济体系的历史意义，并不是专门要耗费读者的时间。
我们认为，历史地看，中国古代经济的确没有呈现走向“机器大工业”的自然趋势。后来，在腐败的清朝统治下，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炮声中，跌跌撞撞地迎来了“工业化”的第一抹曙光。如果不是从外国“引进”了机器工业，我们恐怕至今还没有工业。因此，自从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形势形成后，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就已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在中国深沉的民族痛苦中掀开了第一页。
(二) 工业化是怎样出现并征服世界的？
 
说到“工业化”，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因为“工业化”是从欧洲的英国开始的。
欧洲的古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在这里孕育了人类最早的“理论”科学思想。如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科学巨匠，他们留给后代的恩惠远远大于他们给予自己当代的。历史证明：欧洲人是地球上非常优秀的人民，特别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哥伦布船长“发现”新大陆，意大利文艺复兴，欧洲历史进入了崭新时期。欧洲在人文科学方面和自然科学方面都为人类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巨大的历史贡献。
但是，欧洲经济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不断向上的“直线”。18世纪以前，虽然人类早已和动物界脱离，但远未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神秘莫测不可抵挡的自然力主宰着世界，贪欲而凶暴的统治阶级经常随意地加深人民的生活困苦，政治黑暗和宗教迫害又束缚着人们的聪明才智。18世纪下半叶开始，虽然人民的苦难尚远末结束，但在欧洲，人类经济力的发展却陡然向上翘起，犹如飞机离开跑道开始升空。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将18---19世纪的工业进步归功于“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但机器工业是否仅由一个阶级所创造，还需要证明)，它惊叹道：不到一百年的资产阶级统治中，“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农业和工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而时至今天，不过又只有一百多年过去，我们似乎已没有时间去惊叹200年来的成就，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实在太快了，人类社会经济力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连马克思和近代科学技术巨匠们再世也会认不出来了：电视、电脑、核能、激光、卫星、登月、信息高速公路……
但是，历史地说，“工业化”并非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来人间的。《资本论》写道：“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它认为14---15世纪在地中海出现了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16世纪即开始了资本主义时代。但我们看到，此后二百年间，“工业化”并没有到来。为什么？似乎工业化时代等待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业化”首先在欧洲这个舞台上开始。英国是全球最早的工业先躯，它开始工业化比欧洲大陆早半个世纪左右，所以英国的历史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英国虽是一个岛国，却首创了不少有历史意义的事，例如：1215年当东方灾星成吉思汗的铁蹄制造了一片片血海和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时，英国却出现了破天荒的“自由大宪章”，对王权加以限制，虽然宪章首先保障贵族权力，但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宪法”。1265年，英国国王被囚禁之后，英国又出现了世上第一个“议会”，由教士、贵族、骑士和平民的代表组成。1649年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宣布成立克伦威尔为执政的共和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经济上，英国也创造了异乎寻常的“成就”。英国在15世纪发生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迫使贫苦农民与土地分离，农村中出现了一批富起来的人和大量无业游民，后者成了雇佣工人的预备军。英国在海上也取得了霸权，1588年英国与荷兰在海上夹击了老牌殖民主义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获胜，17世纪中叶三次英荷战争后又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18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英法七年战争后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被英国逐出，英国成了残酷剥夺全世界的首屈一指的最强帝国。虽然70---80年代时英勇的美国人打败了英国军队取得了独立，使英国丧失了北美13州和在美国的近300万人口，但英国仍然占有印度、加拿大、还有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其它地方，积聚起大量财富。英国在从非洲向美洲贩卖黑奴的“贸易”中占世界第一位，仅从1686---1780年英国就向美洲贩运了230万非洲黑奴，获得了血腥的暴利。以上这些给英国带来了“横财”，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上的，它也为英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某种物质保障，即所谓“原始积累”。此外，英国本土为海洋所保护；境内已有好几代人未发生战争；18世纪初境内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成了一个统一国家内的自由经济区；境内还埋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不怕大陆对它封锁等等。这些，无疑是英国“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是，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实现“工业化”，道理很明显，机器工业的发生，还必须有工业和技术本身所含有的一些更为内在的东西作为必要条件，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数理化的理论成就和工业技术人才的准备。
为世界打开现代科学之门的哥白尼(波兰)、伽利略(意大利)都生活在大陆，但科学思想并非海峡所能隔断。英伦岛国也产生了几位划时代的科学巨匠，这就是牛顿、瓦特和达尔文等。17世纪80年代，牛顿的三卷不朽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经典物理学的理论体系从此问世，对世界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牛顿于60年代就发现了微积分的方法，尽管后人争论他与德国人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问题，但真正有意义的是：人类从此获得了计算变量的方法。而我们看到，机器工业出现后的工程技术问题几乎无一不涉及变量。对于“工业化”的起步来说，力学、热力学和微积分，还有化学，是最有力的潜在的支持。
工业化从何时开始？也是众口不一。但可以肯定，它不是直接从学者那里开始的。1733年钟表匠兼织布机挡车工J.KAY发明了“机投梭”(也译作“飞梭”)，这使织布的速度提高了一倍，须有10个纺工，才能供一个织工，矛盾很突出。1738年J.WYATT和L.P.LEWIS把滚轴技术和纺机的纱绽结合起来，获得专利，从此纺纱由“罗拉”(即ROLLER的音译，直译为“辊筒”)和纱绽完成，第一次摆脱了人的手指，该技术1748年又做了改进，但仍不能满足织工。1751年伦敦皇家学会悬赏纺纱机新发明，1764年一名木匠兼织工J.HARGREAVS(他不识字)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有8个锭子(《资本论》中说12－18枚锭子)，但还只能用手工操作。1769年出现了用水轮驱动的新纺机，又称“水力纺纱机”,由R.ARKWRIGHT发明，他也是个普通的好动脑筋的企业家，早年当过理发师。终于，1779年出现了纺织工业革命最关键的“走锭精纺机”，这是技术员S.CROMPTON将“水纺机”的主要优点(牵伸机构)和“珍妮机”的关键技术(交替踏板)结合后的产物，并为它起名“骡子”，表明它是杂交的产物。他将20－50枚纺锤安排在一个走车上，包括一个牵伸罗拉，可以纺出细支纱。这项技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仅在某些细节上作了改进。瓦特划时代的蒸气机的发明，就是首先为这种纺机作动力的。一台精纺机比一台脚踏纺车的产量一下子高出30倍以上，结果，棉纱供应量大增(织工反而跟不上了)。从此，世界走向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业化的道路出现在人类面前。《资本论》认为工具机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说“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气机的革命成为必要。”这是一种看法，有它的道理。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宋朝时就有了30多锭子的纺麻机，却并没有因而出现蒸气机这样的动力设备。这主要是因为制造蒸气机所必须的理论、材料、加工精度等等条件，是古代中国所不具备的。(瓦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许青年时合乎“卑贱者最聪明”的标准，在家庭遇到经济困难母亲又去世后，18岁的瓦特开始制作数学教具。格拉斯哥大学的迪克教授帮助他在学校内办了一个修理教学仪器的工场，教授们也经常来和他愉快交谈，瓦特充分利用大学和图书馆条件，他在27岁时修理教研室的1705年T.NEWCOMEN制造的纽可门蒸气机的模型。瓦特这位可称为世界第一位工业化技术专家的人，1766年经过改进发明了第一台双作用蒸气机，使用了冷凝器；后于1785年在蒸气机上安装了离心式调节器；世纪末又在汽缸周围装上热水套，以保持气缸温度，减少热能损耗。伟大的蒸气机与物理学的力学、热力学的成就相映成趣。)
在西方，纺织工业是工业化的摇篮。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英国既不产棉花，也不知如何生产棉织品，它把来自印度的棉制品视为对本国羊毛业的危险竞争对手，因而发明了各种棉纺机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高手艺低工资的印度棉纺业竞争。无可否认，竞争的确是工业革命的刺激力之一。90年代初，英国的机械棉纺业已达到了34万工人，200多万锭子，兰开夏、诺丁汉、利物浦、曼彻斯特等成为年轻的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业地区。纺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织业的发展，1785年E.CARTWRIGHT发明了第一台机械织机，回答了纺业的要求。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大织布厂，以蒸气机作动力。1822年R.ROBERTS发明了全自动纺机，后来很快在欧洲获得推广。到30年代，英国的纺织厂已有8.5万台机械织布机。英国的棉纺工业化大大提高了对原棉的需求，这刺激了东印度和美国的植棉热情和轧棉技术，美国南方的棉花产量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不到10年间竟增长了200多倍。英国当然不希望技术外流，它禁止输出纺机，只输出棉纱和棉织品，但是，事情控制不住，工业间谍、盗取机器零件或者挖走英国技术人才的事日益增多，工业化浪潮遂逐渐推向欧洲大陆。比利时是大陆第一个发展工业的国家，瑞士也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再接着是欧洲大国法国，然后是后起的德国，还有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些国家最早发展起来的工业都是纺织业。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这门工业所需投资量不很巨大，而周转快，因而利润较丰的缘故。1851年，英国以1800万锭子(占世界产量一半)而冠于全球，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但是，单单是纺织工业一枝独秀并不能开创工业化的时代。纺织工业除了能使人们的穿着日益便宜丰富，它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带动了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中的全面发展。在英国，我们看到，工业的发展首先是需要蒸气机，因而机械制造工业发展起来；机器的制造又要求优质钢材，钢铁工业自不能落后；钢铁当然离不开煤炭和采矿冶炼，矿冶也必须紧紧跟上；而所有这些大量的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销，使得铁路、公路、运河和造船业也随之发达起来。
工业化，终成燎原之势。
这结果可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部类各生产部门间的“不断对流的运动”。
工业化前绝大部分“机”都是木制的，只有在军火生产中积累了最初的金属加工经验，可以进行简单的铸锻，17世纪英国已生产出一种简单车床。纺织革命和蒸气机革命后，机器需要量迅速增加。在英国中部地区，出现煤矿、铁厂、炼焦厂和轧钢厂等，于是专门生产机器的工厂也出现了，以向各项机器工业提供机器。1775年英国人J.WILKINSON发明了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台工作机床的镗床，对圆孔的内表面进行机加工，它可以精确进行镗孔工作，瓦特蒸气机的气缸体就是用它加工出来的，50英寸长的气缸的长度公差不超过一个硬币的厚度。从此开始了机器制造业的一系列发明。1787年出现了滑动轴承，1797年被认为是英国机床工业创造人的H.MAUDSLEY发明了螺纹车床，这种被称为“英国车床”的产品的基本原理与今天的车床仍然相符，它可以加工各种形状和数量的机器零件之圆的面。MAUDSLEY还发明了齿轮的铣削和攻丝技术。J.NASMYTH1826年发明锉床，1841年发明了蒸气锤，对加工重型机械有重要作用。40年代又出现磨床。同时，欧美其它国家的工程师们也对机械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美国人E.WHITNEY1818年发明铣床，英法两国的工程师30年代研制出钻床，法国机械师CAILLON改进的刨床19世纪初投入了工业使用，等等。这个时期，欧洲不仅开创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方法的机械工业，而且使“机加工”达到前所末有的精密度，工艺与数学自然科学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工程师们不断地使机器及其零件的设计、加工和组装更趋合理化，减少物耗能耗，降低成本，提高机器效率。同时劳动分工愈来愈细。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使用机械的行业，它逐渐囊括了包括我们常说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在内的各行各业。
与机器工业密切相关的是煤炭业和钢铁冶炼业。英国本土就有煤矿和铁矿。煤的开采超过了所有其它矿业，它不仅要用于做饭取暖，还要用于蒸气机和炼铁厂，煤产量不断上升，1700年仅为265万吨，1770年达630万吨，1800年为1179万吨，1850年达5020万吨，1860年达8133万吨，1866年突破1亿吨，1897年突破2亿吨。蒸气机最初对采煤的意义是从坑道抽水和从矿坑中将煤运出。19世纪中叶的英国煤矿工人有20余万。与煤的增产相应，钢铁工业也日益增长。1740年英国炼出了优质的坩埚钢，到1766年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炼钢工艺---搅炼法，也就是与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冶炼史时的“炒钢”工艺相类似。此后又过了近百年，炼钢才有了更合理的方法：在高炉中用焦炭把矿砂炼为生铁，生铁在搅炼炉中呈粘稠状并不断被搅拌，吹进热空气，加进硅、锰、碳等元素，最后清除矿渣。18世纪蒸气机的出现刺激了冶金工业的发展，用蒸气机“鼓风”可使炉内温度更高(中国此前一二百年出现过“活塞式木风箱”，不知结构上是否与欧洲的相同)。1782年蒸气机又用于轧钢，轧钢技术的出现对于板材、型钢和铁轨的生产有重大意义。锻压机与拉丝机也出现了。1856年，英国的炼钢业出现划时代工艺---酸性转炉炼钢法，炒钢法脱去碳硅等原需鼓风24小时，由于炉的转动，现在只需20分钟。新技术带来了巨大经济进步。18-19世纪，英国的钢铁业日益红火，特别是在较大的钢铁企业中。欧洲大陆开始工业化后，英国的钢铁制品装备了比利时、瑞士和德国。最大的销路在美国。英国除将钢铁用于制造机器、工具、军火、农机、锅炉外，还用于桥梁和建筑(如“魂断兰桥”的滑铁卢桥)。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它所提供的技术与材料，推动了机器驱动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我们认为，交通运输业因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特殊的产业部门。其中最为重要和引人注目的是铁路与轮船(汽车和飞机是后来才有的事)。世界上第一条营运铁路线出现在英国，全长27公里，1825年9月27日交付使用。第一部列车(G.STEPHENSON设计生产的蒸气机车)时速18公里，拖了12节货车和22节客车。最早的铁路建设者大概没预计到后来在地球上会布满密如蛛网的铁路，因为最初的轨道车是马拉的，轨道先是木制的，后又改为铸铁的，最后才开始使用轧制钢轨。1802年英国机械师R.TREVITHICK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气机车，它的开动惊天动地，声若洪钟，竟使铸铁轨道多处震断，且消耗大，经济效益差，因此很快进了“博物馆”。成批生产蒸气机车开始于1812年，由英国人BLANKINSOP设计制造的。铁路建设的真正缔造者是英国人G.STEPHENSON，他还领导了1828年开始建的利物浦---曼彻斯特48公里铁路线的铺轨建设，他和儿子一起独立经营机车制造业；他于1829年设计世界上第一台高速蒸气列车“火箭号”，他们在列车上安装了法国人M.SEGUIN研制的大大增加加热面积的“汽管锅炉”，从而大大提高了效能，时速达26公里，空载时速为56公里(比马正常跑得快些)，它成了后来蒸气车头的模式，通行于全世界。史无前例的铁路建设热潮就此开始，首先波及北美，然后波及欧洲大陆。铁路带来了交通繁荣，运行速度更快了，而运费却反而大大下降(到20世纪初只有有铁路以前的几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由于客货运量提高，利润反而比以前更高了。铁路建设需要钢轨和机车，刺激了钢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大量需要煤炭和木材，用于燃料和枕木。铁路还带来了移民高潮，大大加速了城乡物资交流，并使人口不断流向城市。英国的铁路是由私营的股份公司兴办的，因为个人的资本力量有限，“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见《资本论》)　19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与英国有不同，铁路开始就是国家企业，独享特权，其铁路网在欧洲最密。在瑞士，由于地势崎岖，修筑费用很高。法国对铁路的热情亦高，国有和私有分工协作，来自英国的投资占相当比例，全国自1842年铁路法颁布后几年间，迅速建立起以巴黎为中心的交通网，并有力带动了法国重工业的发展。19世纪末巴黎成了第一流的工业城市。德国起步较晚，但工业技术进步很快，质量很高，其钢产量在进入20世纪后把英国远远甩在后面。到20世纪初，德国的铁路网密度在欧洲首屈一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铁路总长高达6．3万公里，此时在辽阔的俄国虽有7．2万公里铁路，其密度却小得多了。但俄国政府庞大的铁路计划也很了得，它带动了俄国重工业最初的发展。最大的铁路长度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一半，达61万公里，真是难以思议(按1994年我国铁路营运里程为5.4万公里)。
以上，我们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了英国的工业化起步的情形，“工业化”以其不可阻挡的汹涌浪潮从这里涌向四面八方。由于地缘上的原因，离英国越近，工业化越早。但是狭小的英国不可能永远保持它的领先地位。逐渐地，工业化的另一个中心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崛起，欧洲也出现了德法俄等工业大国。下面我们还想简单讨论一下美国的工业化。关于俄国，它的工业化最初是由沙皇政府来推动的。仅就“政府推动”这项职能来说，中国的清政府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出现机器工业的情形我们将在第一章中专门讨论。奇特的例子是日本的工业化，这个在近几百年间侵略成性的国家，目前的工业力量已相当强大。关于它的情形，由于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大有关联，我们也想在下一章中就便讨论一下。
美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得天独厚，土地非常辽阔，资源极为丰富，独立带来了自由和兴奋，政党竞选制度使得这个由各种移民组成的国家政治上相当稳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民众选举元首的国家(它为世界奉献了一位道德高尚的乔治·华盛顿)，而且只隔四年就选一次。美国在18世纪为世界开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1785年，独立战争结束两年时英国内阁禁止钢铁的机械工和专业人员移居国外，并禁止机器、零件或设计图纸出口。这一措施反而刺激了美国人奋发图强。当时,世界上不少优秀的人们认为这里发展机会很多而拥向美国。至19世纪中叶，美国夺取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和新独立的墨西哥的一半，国土面积比刚独立时增加了七倍多，欧洲来的移民增加了500多万，1856年人口达2800多万，超过英国；一次大战期间达到1亿人口。辽阔的美国人才济济，而且不断吸引世界各地人才，至今亦然。1793年E.WHITNEY发明了手动的轧花机(脱出棉籽)使一人一天脱籽一磅棉花的劳动效率提高了50倍，这使得美国的棉花生产迅速膨胀了200多倍，保障了产业革命的棉原料供应。此外，尽管早在瓦特蒸气机之前的1736年，英国人就有个轮船设计方案，尽管1763年法国人就制造了一条航行动力甚差的汽船，但是直到1807年，美国人R.FULTON制造了世界上公认的第一艘轮船，在纽约航行，从此开始了轮船的商业航行。航行也从此摆脱了对风力和臂力的依赖。轮船的出现，使内河航运和运河的开凿成了铁路之前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机械制造也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农业的工业化使现今美国人95％以上呆在城市里，而巨大的美国农业仍远远走在世界最前列。仅举19世纪美国农机的发明为例，就可以看到钢犁(1833年)、旋风式割草机(1822年)、单座两轮式犁(1864年)、单座三轮式犁(1884年)、机械割草机(1822年)、草打捆机(1884年)、跳动式钉齿耙(1869年)、组合式脱粒机---风选机(1837年)、打捆机(1871年)、自动收割脱粒机(1888年)、蒸气动力拖拉机(1829年)、伯格式柴油拖拉机(1889年)、弗罗利克内燃拖拉机(1892年)、真空挤奶器(1862年)、牛奶冷冻器(1850年)等等。农机制造是美国早期的重要工业部门之一，是当年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美国成了世界第一的农业生产大国，每年都有大量廉价农产品向世界倾销。在美国，也是纺织工业为工业革命的先导，它不仅迅速发展起机器纺、机器织，印染也很快采用了机器，1845年美国人制造出第一次有实用价值的缝纫机，1850年即出现了大型成衣企业，雇佣好几千工人。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开出了石油，这是西方世界第一口油井，石油的出现大大刺激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时的美国工业生产已仅次于英法而位居世界第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进一步刺激了北部大企业的创立，此后，美国无论在铁路、钢铁、采煤、电力、石油还是各种制造工业、汽车工业等，都奇迹般地急剧发展起来，美国很快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繁荣的工业，把其它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成了一个超级的工业大国。
美国的工业以其巨大而雄踞世界，国外有人称南北战争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半个世纪为美国的“大企业时期”。这期间，经济权力日益集中于银行家和大资产者手中。在激烈的工业竞争中，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总是易于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于是，最初是股份公司，然后又出现了托拉斯和康采恩等。各行各业的托拉斯和其它控制市场的垄断组织不断出现，这也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产家族或大财团手里，他们对各地各级政府和白宫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美国的大企业虽然都是私营公司，但是他们呼风唤雨，控制一切，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不一样。这些巨大的企业，有一项功能和后来第三世界的国营大企业相似，就是对于发展和稳定全国经济有基础性作用。它们促使资本集中，使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全国的经济创造力也因此不断提高。
既然已经说到了19世纪，我们还想简单地谈一下电。电的开发和使用，比蒸气机更大规模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微电技术”是指电报(1837年)和电话(1876年)，“强电技术”是指发电机、马达、电灯等。发电机的发明顺序是永磁发电机(1832年)、直流发电机(1871年)、交流发电机(1878年)；直流电动机则是1873年发明，交流电动机为1878年出现，三相交流电动机上市则是1885年；高压线和变压器都出现于1882年；电灯出现于1881年。电灯发明者爱迪生第一个用蒸气机转动发电机，在1881年巴黎世界电器博览会上同时开亮了1000盏电灯，举座皆惊，次年爱迪生公司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座发电厂。从蒸气机到发电机，计一百余年时间，可惜我们的马克思于1883年3月去世，他从未有机会在电灯下写作。当然，不奇怪，他的著作中也就没有提到过“电气工业”对社会经济、及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电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世界，高压线和变压器的出现使远距离输电得以实现。1890年，美国建设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5年后投产送电。水电站和热电厂发出的电由高压输变线路连成了电力网。电力的神奇和方便又使蒸气机望尘莫及了，产业部门很快即广泛使用电机作动力，此外也很快用于交通，1899年伦敦出现世界第一条地铁(“地铁”其实是电车)。本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中电的意义自明，无须赘述。
与工业革命开始时略有所不同的是，电的出现和使用可以说完全是科学研究之工业化成果。“工业化”乍起，纺织品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蒸气机给纺织以动力，它们对物理学的依赖远不如“电”那样彰明昭著。如果没有电学的成果，就不可能有电气工业，再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无法凭空生产电和使用电，此事再清楚不过。虽然人们对静电和电荷早有研究，1650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静电起电机，但是，电学和电磁学理论的重要定律都是在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期间发现的：例如1785年法国工程师C.COULOMB经多次精确测量确立了“库仑定律”；1827年德国物理学家G.S.OHM发现“欧姆定律”；1841年英国物理学家J.P.JOULE提出了“焦耳定律”。电磁学的科学理论也已解决，1819年丹麦学者C.OERSTED发现电磁感应，次年法国数学家A.M.AMPERE建立了电流的磁效应理论，提出了安培“磁针”原则，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研究了奥斯特和安培的成果后，于1831年提出了电磁感应原理，这一重要发现在技术领域得到很大回响，人们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发明了永磁、直流和交流三种发电机。他的学生J.C.麦克斯韦，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于1864年假设了电磁波的存在；德国物理学家H.HERTZ首先发现并研究了电磁波，所以它又被称为“赫兹波”。他们的研究为将来远距离发射无线电波创造了条件。
为节省篇幅，以上我们极为扼要地简述了世界工业化最初的历史。但世间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工业化”是否具有两重性呢？是的。我们这里想提出两点：其一，人类曾为“工业化”付出惨重的人文代价。其二，“工业化”如果过了度，得不到“制约”，它也可能使人类过早地失去我们眼下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地球。
每当我们捧读青年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中的“工作日”、“资本的积累过程”等，或有关英国工业革命时的人文文献时，我们都深感到工业化史上的这令人震动和痛心的章节。一代思想家就是在对苦难的劳动者深深的同情中写出了《资本论》等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当然，工人阶级的痛苦、被贩黑奴和殖民地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未必是工业化本身的罪过，但它确是人类文明的耻辱。我们似乎至今还能听到“工业化”大潮初次滚动中生产者们沉重的喘息和呻吟。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无论如何不是人类的荣耀，且人类至今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公正问题，无论是什么主义的社会。但我们认为，应对此负责的并不是工业化本身，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是那些在某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中为饱私利而疯狂盘剥他人劳动的“资本的人格化”。他们贪求无已，不顾别人死活，有道德缺损，但同时也在获得工业效率的狂喜中推动了“工业化”的前进。有人告诉我们，自私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而我们认为，公正，才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专利是公正的，利润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失为一种公正，而暴力欺骗虐待盘剥敲诈行贿和利用社会权力所获暴利则是不公正的，这些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就已广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
此外，“工业化”也并不是一道佛光，好象除了吉祥如意没有别的。时至今天，当工业化的浪潮已拍打世界上所有海岸时，人类更应对此有所思考。“工业化”自来到世间，几乎没有“天敌”，它战胜一切，失去任何制约，但如果任其肆意扩展，野马由缰，我们的地球可能因此失去常态和平衡，这就是：资源殆尽，植被破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灾变，垃圾成山，工业废料可能终将淹没地球，臭氧空洞可能带给世上所有生物的礼物是---死亡。
我们认为，人类只能自己救自己，人类必须认识到有责任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条件。只有人类的智慧和共识，只有责任感和道义感，才能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工业化的成就，同时保护和建设好我们的家园---地球。
(三) 关于工业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工业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
工业化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就连古代最富想象力的幻想家，也未描绘出“工业化”所创造出的今日人间：天上是五花八门的飞机，外层空间已有数千人造卫星和飞船，地上则奔跑着无数移动的小房子---各式汽车、火车(当然也还有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纵横的江河和浩瀚的海洋里有各种各样的舰船，城市里耸立着密林般的高楼大厦，那些电灯电话电视冰箱空调等一大串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奇妙东西，早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继蒸气电气之后，机器已不只是“人手的延长”，而且成为“人脑的延长”，机器的运算速度之快令人咋舌，每秒种数以若干亿次计，目前最高已达一万亿次。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抵成千上万个算盘计算人员同时工作，它还可以做许多人脑也做不好的事情。目前的科技发展已足使人眼花缭乱：有人认为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的世纪，有人说电脑和信息科学将带来后工业化的“第三次浪潮”，还有遥感、激光、超导、核能、遗传工程、空间技术、射电天文技术……，它们给了人类一个崭新的世界。但这些也都是只有在工业化社会中才能成长起来。它们，由工业化本身所带来，也可以说是工业化成就的进一步拓展和延续，是18世纪开始的“工业化时代”的新的组成部分和新的阶段。我们不认为“工业化”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已是与现代人类生活基本无涉的“第二次浪潮”。
工业革命的力量到底在哪儿呢？
为什么数百万年间人类好象无力地挣扎在深渊，数千年文明史中广大人民在自然界面前仍是度日艰难，而一旦工业革命降临人间就翻天覆地了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工业革命后创造了大大高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巨大而便利的动力机和高速运转的工作机、巨大的反应塔等是这种效率的根本保证)。这种提高无法以百分比计算，甚致也不只十倍八倍地增长，而是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以上地增长。这种力量非同小可，是无法抗拒的，任是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也好、成吉思汗的残暴铁蹄也罢，在工业革命面前，全都黯然失色。工业化能对旧世界摧枯拉朽，秘密就在这里。以棉纺为例，即使是现已貌不惊人的“珍妮纺纱机”也能抵上6---24个手纺纺纱工人，走锭精纺机每架产量可抵数百手纺工人，到19世纪中叶一个纺纱工可达工业化前手纺工人1800倍的工作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商品的价值，从而使价格低廉，具有竞争能力。再举交通为例，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在田野奔跑的火车，强大的动力使运输效率与工业化前的交通运输无法相比较，古代的牛车马车手推车，无论速度或是运量，都成了儿戏。按18世纪清政府规定的驿站传递公文的速度，北京---广州为56天(紧急文书为32天)，比起牛车来当然已经是“草上飞”了。但是现在京广线15次特快列车仅为32小时，飞机只要2小时多。古代一匹骏马只能骑1人，带物少许，而现今一列火车则可载运上千吨货物或几千名乘客；轮船的载重吨位以万吨计，油轮则以几十万吨计。因此，工业化必然取代落后的生产，就成了铁的原则。工业化对于旧世界，不仅是征服，也是示范；那些仍处于手工时代的落后国家和地方，不仅是在惟恐灭亡的恐怖中采取西方的生产方式，也想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来达到自强和致富的目的。
因此，我们认为，探讨“工业化”的历史，探讨“工业化”的理论，就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更好地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同时真正汲取西方工业化史上的教训，也理应如此。
自“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以来，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论文和著作也属汗牛充栋，使人们获益匪浅，使各种政策出台事出有因。例如，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问题就曾争论不已；后来讨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现在也已经是明日黄花；打破“条块分割”，要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曾被认为是中心问题；于是要求建立经济责任制，好办法是“承包”；“包”字进城，可万事没有大吉；要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可自行销售，自行定价，利润留成，设立企业奖励基金什么的；又进行了一番“利改税”，这样国营企业便可能更好地被推向市场，而国家财政收入也希望不要连年下降；确认了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热门的理论话题又转到了“股份制”，转到了“产权改革”……，等等等等。这些经济理论家们的药方的确不少，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不知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涉及到工业化自身的理论探讨还不太多，而且多少总有点隔膜。
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想借此篇幅，略略谈一下“工业化”的理论问题。由于我们长年埋在故纸堆觅史，理论识见相当浅薄，应当预加说明。再说，将理论部分放在本书序部，也很不伦不类。我们知道：原则不是出发点，事实才是出发点；结论应当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但是，我们本不是理论家，千虑过后偶有一得，放在本书前部，似乎更方便些。这里，我们想就“工业化”问题，简单讨论如下理论问题：(1)技术基础；(2)生产规模；(3)第一部类产业的对流；(4)资源配置和工业布局；(5)运力的配合；(6)周转时间；(7)生产费用的节约；(8)节能；(9)社会化和专业化；(10)管理；(11)投资和预付资本；(12)农业的工业化；(13)必须建立保护环境的工业；(14)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
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理论问题，可能“层次”并不高，但是它们对工业化有切身利害，应当加以说明。这些也是本书的理论指导。
(1)关于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使用“技术基础”一词，而工业化的真正基础就是技术。工业化的每一个进步本质上都是技术的进步。尽管资本在滴血、工人在流泪，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令人发指；尽管后来资本高度集中垄断，跨国公司涌现出来；尽管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扩权”、“承包”、“利改税”、“股份制”、“产权改革”等办法上，但无论有怎样繁杂的情形，若想获得工业进步，最根本的，就是必须获得技术上的进步。技术进步的标志，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离开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外延上可能也扩大了工业生产，但在“集约”的意义上讲，并没有工业进步，只能“复制古董”，就是复制已有的生产能力(当然，有时新机器可能未提高生产率，而只是减轻或取代了工人过重的体力负担，这也是一种人道意义上的进步)。
工业化史明确显示，机器首先突破的是人身的限制，不是由“生产关系”突破的，而只有技术才能突破它，无论是工作机还是动力设备。技术进步首先是设计的进步，任何工业化的产品都必须首先有设计。还有加工能力的进步，例如加工精度的进步，可以使机器运转得更好更快，降低能耗物耗。总之，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第一条生命线，任何改革如果不是有利于技术的进步，都会损害工业化而不是促进工业化。这道理是很清楚的。技术进步的基础是科学的进步和不断被应用，因此，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操纵技术的工作人员，就成了工业进步最关键的部分。历史上，工业革命一旦发生，就成了活泼之泉，开始喷射而出，继而奔泻千里，永不止息，其原因就是由于科学总是处于进步之中。科学是技术之母。忽视科学，无论是忽视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的研究事业，对于国家工业化的进步都无疑是“釜底抽薪”。“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资本论》)马克思还曾非常准确地表述道：“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一个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资本论》)
我们认为，工业化的生命就在于技术进步。研制、开发、引进、消化各种先进技术，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并应当进行的，不存在什么“机遇”问题。
我们曾经提倡过许多精神，如六七十年代的“扁担精神”、“铁肩膀精神”、“蚂蚁啃骨头”、“蚂蚁搬泰山”、“千里百担一亩苗”等所谓革命精神，我们曾经大唱“锹镐”的颂歌，要求“人拉肩扛”、“出大力，流大汗”，把干部赶到五七干校去“拿起牧羊鞭”来恢复“革命精神”，其实是工业革命的逆动，因为工业革命真正的本质只能是技术的革命。
后来，我们总算给“科技”送匾了，但总是口有惠而实不至。对科技苛待，只能使民族落后，没有别的。我们对科学著述和科技创收没有任何减免税等含有“国家眼光”的优惠政策，倒是对个体老板、私企业主、歌星、影星等非科技牟利的财主，总是拍拍打打摸摸，实质上对之“倾斜”不已。这是我们的又一个特色。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严重而认真地正视我国目前的科技状况，明白我们在世界科技中的位置，不要被新闻宣传上的某种“虚假繁荣”所迷惑。严重的情况是：许多至为重要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产品，我们没有掌握，或不能生产。例如我们认为搞得还不错的信息产业中，最关键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我国发展极为迅猛的通讯业中，最关键的大型程控设备；我国的重要支柱产业石油化工中，最关键的大型裂解设备；这些，都得依赖进口。我国电视机产量不小，装配线的数量恐为全球之冠，但长时期里不能生产关键元件显象管。令人惊讶的是，我国竟不能生产小小的BP机。我们曾经能生产汽车，我们现仍号称有国产小轿车，但它们已大都有了洋名字。惨的是，其关键部件一经“国产化”，质量便一个劲下滑，几乎成了定则。要知道，如果我们的“硬件”不硬，特别是核心的和关键的技术不行，那么，从我们的火箭和导弹，到会计桌上的计算机，再到人们口袋里的BP机，其中有的重要物件的制造，就会捏在别人的手心里。我们再不要自吹或自满，而要迎头赶上世界科技大潮，才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成为英雄的民族。
(2)关于工业化与生产规模
没有一本国产的经济学辞典上有“生产规模”的辞条，但是“生产规模”一词在《资本论》中出现频率甚高，其中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
单讲生产规模，其本身含义不太确定，它有时被用来指某项具体产品的生产，有时指某企业的生产，有时指某行业的生产。但无论所指系何，工业化本身似乎就包含着走向“规模生产”的自然冲动。竞争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其有效途径就是“大规模生产”。规模本身就是效率，现在人们通过西方人的用语，称其为“规模效益”。生产规模愈大，投资自然愈增加，但不是按相同比例增加，因此单位成本反而会下降。正因为如此，工业化的世界里，人们总在追求“大”、追求更“大”。工业化经过百年发展，20世纪初，“大”便统治了各经济“大国”。资本愈来愈大，生产线也越来越大，甚至设备也愈来愈大，造的船也越来越大，楼房越建越大……。到本世纪初，美国的一半生产掌握在占总数1％的大企业中，而据1962年四季度调查，最大四家公司所占的资产额的百分比，在汽车工业为79·9％，钢铁为48·0％，有色金属为41·1％，工具为41·2％，基本化工产品为45·5％。1966年，在运输业最大的50家公司占总资产额的67·1％。1968年，法国一家大公司，占电力工业产量的90％，机床产量的53％，化学纤维的87％；5家大公司生产了钢铁产量的70％；全国总共只有4家汽车公司。这一年，西德4家钢铁康采恩拥有全国钢铁销售量的90％，4家化学企业占有全国销售额70％，4家汽车公司占销售额86·3％。1969年的日本，7家大钢铁公司生产日本生铁产量的97％，粗钢产量的81·1％，5家大公司生产了日本造船量的99·2％，5家大石油公司占日本炼油量的57·7％，6家大纺织公司占日本尼龙生产量的99·6％。所以不厌其详地罗列这些数字，主要是想说明大规模的意义和力量。当然，绝对垄断不一定有利于发展，但垄断是由大规模而引起，是确实的。电脑业兴起后，美国的IBM公司的集成块产量曾高达占世界产量的60％；而中国的汽车工业则是相反的例子，中国目前的汽车工厂的数目可能超过了全部发达国家汽车厂数目的总和，但全国汽车总产量的总和则仅及韩国一家公司的汽车产量的3/4。这样的汽车工业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巨大的企业是社会经济稳定的支柱力量。在西方国家，让大企业亏损、破产、混不下去，而让千百万小企业到处开花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小农经济的惯性，使中国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小工业比较青睐。大跃进时期大搞“小土群”；文革时又大搞“五小工业”；直到改革以后，人们仍然十分欣赏所谓投资少、见效快、船小好掉头的集体所有制或乡办的小企业，认为它们的生命力强，首先给它们以政策“倾斜”(如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城市中先赋予小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殊不知中国的小企业还有它的另一面，就是产品质量差、假货多、产量低、能耗物耗高、污染严重、行贿现象亦严重……。
(3)第一部类生产部门间的对流运动。
“第一部类”是马克思主义用语，很多人已不大明白。它是指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则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中国人已采用了西方常见的三次产业的说法和统计方法。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有时依然使用了第一部类的概念，并不是要和人们唱对台戏。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常常被人们称作“重工业”的那一部分居多。以前有一种意见认为，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是中国改革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所谓“重重轻轻”；如果反过来，“重轻轻重”。问题就会解决。而且，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回收慢，利润低。我们认为，工业化史表明，尽管是纺织工业启动了工业化，但工业化最本质的部分，它的脊梁是机器大工业。能使机器大工业傲立在世界上，最关键的正是钢铁业、矿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所谓“基础工业”。如果没有这些，还有什么工业化呢？80年代许多地方追求所谓“轻型结构”，大力发展轻纺工业，主要面向日用品消费者。好象这样就可以救中国经济出“误区”，实在是很大的误解。在西方，竞争使利润平均化，资本总是流向“有效投资方向”，所以即使是再笨重的重型的工业，也不会比轻纺工业利润低。事情往往是这样，由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资本有机构成高，投资重工业的热情和利润常常更高。日本度过了战后的经济困难后，在1956年开始采取了有泽广已的所谓“倾斜生产方式”，投资重点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结果经济迅速膨胀。而且日本尽量采用了先进的工业技术，获得很大成功，例如用顶吹氧气转炉炼钢代替平炉炼钢，是战后比较大的技术改进，1970年日本有77座，美国有70座，英国只有13座。1969年美国的纺织服装皮革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仅占7.07％，纸张和印刷仅占8.08％；日本1970年的这两项为9.9％和3.2％。发达的美日两国不能算作“轻型结构”吧！
有人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须生产消费者买回家去用的工业品才算商品，不然好象生产就没有了“生产目的”。这也是很大的误解第一部类各生产部门间也完全可以建立起商品市场关系，建立起对流运动。而且只有“重型结构”中对流运动顺畅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4)资源配置和工业布局问题
这是一个经济地理问题。世界上早期的工业地区的形成，有其地理上的原因。任何工业地区的形成，除了投资方面等经济上的原因外，一般都有水、交通、资源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地理原因，当然也还有人文条件。于是，经济地理的研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人们不能再盲目地或马虎地决定工业地区的投资建设，或者让工业地区自发形成。没有全国一盘棋地小心翼翼地发展关键的大工业的精确设想，盲目地随意地让小工业到处开花，可能会成为“饮鸩止渴”的民族自杀行为。
中国“地大物博”，但是这并不应引人陶醉。因为，如果按“人均”一算，中国只能是“资源小国”，例如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量的1/4，人均煤可采储量为世界人均量的2/5，人均森林蓄积量仅占世界人均量的1/10。除了个别矿种，如钨、稀土等，中国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为前苏联的1/10，为美国的1/7，居世界第80位。且我国贫矿多、富矿少。这样宝贵的资源，浪费却名列世界前矛，后代会怎样说我们呢？因此，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工业布局，是节约能源和其它资源的重要方面。
工业布局时应当考虑各种引起节约的因素。例如坑口发电可以节约运力，地热的开发应当就地完成能量转化，石油天然气的输送管道建设也可引起节约，等等。
还有，工业建设应相对集中。这样也可以引起运力的节约，水的节约，电力的节约，还可造成较好的人文条件。即使建设处理工业三废的工厂，也可以提高其效率，从而引起节约。
(5)工业化和大规模运输的问题
一个工业企业，必然消耗大量原料、材料、燃料，必然要运出大量制成品和工业废料，还要有许多职工上下班。因此，大到一个工业地区(工业城)，乃至全国，都必须考虑“工业化”所带来的运输问题。的确，市场经济要求顺畅的流通，但流通的物质基础是交通。
铁路是我国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举1980年为例，中国铁路营运里程为4.99万公里(这与欧洲诸工业国家19世纪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相比，是比较少的)，这一年人均拥有的铁路长度为美国(其铁路早已处于萎缩状态)的1/32，为前苏联的1/11强，甚致这一年的印度都相当于中国的180％。中国铁路迫不得已以相当低的装备水平完成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运输量，这一年美英日三国只达到中国铁路客货运密度的27.1％、13.2％和30.8％。在这种异乎寻常的重负下，中国的铁路能喘息多久而不致躺倒呢？时至今天　(1994年底)，我们已经拥有铁路营运里程5.4万公里，铁路的装备也有所改善，但对于中国这个大工业部分主要依靠铁路运力的国家，还是很不够的。
中国的公路总货运量与铁路长时间里旗鼓相当。70年代后期，非交通部门在公路上的运量大增，使公路货运总量远超过了“技术”先进的铁路运输。1980年全国公路约89万公里，人均水平仅及美国的1/32，为日本的1/10，这一年的印度居然是中国的2.7倍。这一年，中国和印度的公路货运量一样多，但印度所使用的卡车只有中国的30％。这说明中国公路运输的效率是很低的。十几年来，中国的公路建设取得了相当进步，至1994年底，公路里程达到112万公里，公路质量也有了提高。但由于各种原因，增加运量和降低油耗的潜力还是十分巨大的。
其它如水运和空运，还有管道运输，在中国，都有大大提高效率的需要和可能。
近时期世界工业化的进步还刺激了通讯业的发展，通讯本身也“工业化”起来了。
(6)周转时间
工业化的发展，大大加速了商品的周转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成了一句常见的口号。马克思的理论曾把商品的“周转时间”分为“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生产时间中又包含了长短不一的“劳动时间”。缩短这些“时间”，就是增加财富。生产时间的缩短，与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密切相关。而流通时间的缩短，也与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分不开；当然也与流通领域本身的效率有关，如果能够按订货生产，流通时间就可以等于零，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7)生产费用的节约
对于一个工业企业来说，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除了技术进步，提高效率而外，节约是一个重要原则。在英文中“经济”和“节约”是同一个单词，可见节约与经济的关系之密切。在资本主义社会，“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资本论》三卷)，而我们的许多企业中常常存在大量令人痛心的浪费现象。那种认为大工业就必然浪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国，经济学家们经常批评“一五”开始后生产性投资过大，因而只有“骨头”，没有“肉”，挤了人民生活；说重工业片面发展，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造成经济困难。这总使人感到有点隔靴搔痒。一是我国当时重工业的技术水平仍然很低，如机械工业主要是粗加工；另外，即使在“生产性投资”中也有许多浪费，有些巨大浪费，计算下来一定触目惊心，如：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深挖洞”、三线的“工厂进山洞”、大量发展“五小工业”、燃煤锅炉改为燃油锅炉、“有水快流”中的掠夺性开采……等，都是具有全局性的生产费用的大浪费。
(8)节能问题
节能问题是全球问题。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用了大量能源，工业化开始后的200多年间，人类烧掉的煤、烧掉的石油和天然气，比几百万年人类活动烧掉的总和还要多千百倍，它产生了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甚致影响了气候，惊扰了我们人类共有的母亲---地球。据统计，1970年世界能源总产量为70亿吨“标准燃料”(其中煤炭占24亿吨、石油占30亿吨、天然气占14亿吨)，这一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仅为3.1亿吨“标准燃料”。到1985年，中国能源产量已到8.6亿吨，消费7.7亿吨，增长非常迅速。中国是世界少数几个能源以煤为主的国家，煤炭又十有八九为直接燃烧，然后给我们以烟尘和酸雨。另外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非常之高，据世界银行1987年统计，比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要高一倍，是韩国的4.2倍，是新加坡的2.5倍，是印度的2倍，是埃及的2.5倍，是墨西哥的3.2倍，是美国的5倍，是日本的7.9倍。这些估计未必准确，但大致说明问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说到底，还是工业化水平低的问题，即技术和管理问题。机器的能耗高，说明设计、加工精度、轴承、传动、散热及保温装置等都有问题，还说明锅炉和各种装备的热效率都亟待提高，这些主要是技术问题。(燃油锅炉同样有技术问题)
有人说，现代世界的繁荣是建立在石油之上。这多少有点道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动的，大都以石油制品如汽油柴油煤油为燃料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开始超过煤炭。70年代末期世界石油总产量已达30多亿吨。一次大战时，世界上只有几百万辆汽车，但到了二次大战结束后不几年，世界汽车就超过1亿辆。1900年的美国只有汽车1万辆，1980年已达到1.55亿辆。汽车行业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部门，开辟了工业史的新篇章，并成为不少重要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但石油不是无限的，这样大规模消费，要不了多久总是会把它干光的。现在世界大约已开出了1千亿吨石油，地下还能有多少呢？就算再能找出一两个这么多，这般挥霍，好象“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又坚持得了多久呢？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了人们以教训。西方国家迅速反应，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节能措施，最根本的还是技术上的改进。而我们却迟迟未引起应有的警觉，有些部门，如北京的交通管理似乎完全以浪费汽油为特色，毫无节能意识。
(9)社会化和专业化
工业化，从它开始来到人间时，就带了个与生俱来的特点，那就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并一再提到它。专业化和社会化，不仅对技术进步有利，而且能引起节约。
不少意见对我国工业的“大而全”、“小而全”提出批评，表明工业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糟就糟在一个“全”字。但不少企业求“全”也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说“维修车间”吧，几乎什么工厂都有，那里大部分时间都是设备闲置、人员抽烟，这就是浪费。但如果不办“维修车间”，设备出问题又到哪里去修呢？修而不好，或总修总坏，不是更浪费吗？如果设备维修是社会化的，由“维修中心”来承接各种工厂的设备维修，就能引起极大的社会节约。因此，全社会必须建立起人人都懂的市场的法则和市场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在不“全”之后达到真正的社会节约的目的。
说到市场，应当说，理想的“市场”和人人都遵守“游戏规则”的市场运行，能够引起社会化，也能够带来某种公平。但其前提，必须是由法制保障的“游戏规则”。如果人们大都抛开了规则，市场也可能造就出魔鬼。如果钻进“市场”的人们，只顾睁着发红的双眼：这下子好啦，市场就是欺骗，就是谎言，诚实成了可笑的东西，“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所谓“商品经济”无非是向魔鬼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而整个民族都身体力行得话，那么，这种式样的“市场经济”，终归会把民族的道德搞掉，把人们引向“东邪西毒”。
专业化对提高企业的技术素质会大有裨益，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会有好处。在发达国家，许多小企业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并且依附于大企业的，这种依存关系是一种合理的“大小”结构。而我国大量的小企业情形则相反，专业化程度很低，又是同大企业争饭吃的，这种结构只能是“众毛不整，难振其领”。
鲁迅先生曾有杂文，讽“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家庭经济”历来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以小家庭作为经济单位，虽然能提高生产者的关心程度，但它处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立物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家庭工业”能否存在下去主要在于能否专业化，并能够将这种“专业化”的小优势维持多久。
(10)管理问题
这个问题虽在改革初期就时髦了，出了不少书，至今人们对工业化的管理问题仍不甚了了。“文革”中指管理为“管卡压”，现在又有不少人以为管理就是管人，就是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其实，管理是一种科学，有了大规模工业生产后才真正有了管理问题，而且现代的工业管理日趋复杂和严密，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才能。马克思在他的年代里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这种管理既是监督，又是协调。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协调。通常工业企业的生产是被分成若干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一直到技术上不可再分的工序，这就是工厂的各种生产流水线和装配线，其上有许多工人在工作。“泰罗制”有它的道理，它使得管理有了更合理的科学性(虽然人们认为这在美国也成了剥削工人阶级更精巧的手段)，它在世界最先工业化生产汽车的福特公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管理体制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十一节作专门讨论。
(11)关于投资和预付资本
建设任何一个工业企业，都必须有个“第一推动力”。这就是在工业生产之前，预先投下一笔资金，建立一个生产场所，要盖车间、安装机器，进行“基本建设”。然后才能在今后的岁月里，使这些最初的投资从流通中一部分一部分再流回。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集中使用资金的问题，这是办厂的“原始积累”，是“一次预付”的资本，这是建设工业的前提条件之一。不管具体实施中是否分期或延期付款，都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单个资本家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总是不太大的。这种情况对大规模工业化是不利的。因此，有些需要大量投资或大规模经营的企业，其投资由公共团体或国家来作，《资本论》第二卷中似乎认为这就不算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了(见260页)。后来，工业发达以后，不少资本家已有力量经营大企业，同时，更为普遍的方式仍是股份公司，再加上信用制度，它们转瞬间就把所需要的资本集中起来了。
要建立对国家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大企业，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投资机制。大工业是国家的命脉，性命所系，不可小觑。改革后，尽管个体户和小型私营企业已经铺天盖地(他们中很有些人专门生产着或只能生产着假冒伪劣商品)，如果把对大工业的投资即“民族的未来”系在这些小暴发户身上，未免“岌岌乎殆哉”。投资机制，无论是哪个主义当家，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12)农业的工业化
中国曾是个农业国家，人人都爱谈农业，但大都不愿意自己去干。不错，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但也是个狭窄的天地，主要原因是农作方式的落后，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灵。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把农业和工业对立起来，或隔离开来，或把农业单纯视为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输血者，或在宣传中把“农业”这个词排到“工业”的前面以示其重要，都没有把握住现代农业的脉搏。
美国是个农业大国，战后的西欧也逐渐成为农业大“国”，它们的农产品日益丰富发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86年美国生产的谷物为2.8亿吨，人均1.16吨；法国生产谷物0.52亿吨，人均0.95吨；中国生产谷物3.6亿吨，人均0.35吨。在美国，农业是工业化国家中的一个产业部门(第一次产业)，95％以上的人不在农业里，一个农业生产者生产的食物，可以养活60人以上，可给40人上以提供高蛋白食品；而在中国，不少经济学家按西方学者的说法，称中国农业为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元”。我们认为，坐而论道、玄而又玄地研究一个“元”及其战略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当切切实实地把农机工业、农用化学工业、生物农业等搞上去，推到农村去。把农业变为首先是尽量采用工业技术的产业，然后使其成为与生物工程、电脑技术等现代科技结合起来的高级产业部门。这是全世界农业的大方向，惟此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上不去使得轻工业和重工业也上不去；而农业的问题主要是公社化和“左”的政策的问题。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工业就获得了可以“上去”的基础了。我们认为，问题应倒过来提：工业上不去，农业不能工业化，就势必落后。西欧工业化后，农产品反而成为出口产品，就是一个好例。
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村的出路也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亦在于工业化。这里所说的“工业化”，是指工业相对集中、在具有大中城市功能和“城市效率”的地方实现的工业化，而不是颇具小农经济色彩的在辽阔的农村星星点点地大办“落后工业”的那种“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化。全国2000万个农村“工业”单位，可能终将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现在的传媒，极力要给人们一个印象：“小厂办大事”、“小厂办高科技”，似乎大工业和高级技术人员并不比“农民企业家”更能“创汇”、更能“争光”什么的。这是没有用的。
(13)必须建立保护环境的工业
当年马克思在工业烟尘迷漫的“雾都”里写《资本论》，那时的工业污染尚未给他很大的刺激，在2500页的巨著里，他没有提到工业对环境的危害问题。但他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紊乱。”
现在，工业化从起步至今不过二百余年，地球似乎已在震颤，已经需要人类的理智来拯救了！否则，我们的后代将没有生存之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改革初期，有识之士希望我们发展工业时能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同时防止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但是后来，人们忙着“大干快上”、“有水快流”、要赶紧让经济“腾飞”，急着进入“高速增长”，于是工业污染也跟着“腾飞”了。对大气污染的烟尘，主要来自直接燃煤，由于大量烟尘笼罩，辽宁的本溪市在卫星照片上已经消失；而北京的那个使劲发展的“首钢”上空，终日一团烟雾不散，北京市区因此也少见蔚蓝的天空，灰色的空气使人长年昏昏沉沉(“首钢”曾得到国家的最高关怀和特殊待遇，但“首钢”一家所给予北京地区的废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均占到一半或更多)。整个北方的城市大气降尘均已超标，无一漏网，南方也有一多半的城市超标。长江沿岸和沿海35个城市出现酸雨，重庆、贵阳、广州为其魁首。水污染更其可怕，因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排世界第88位，缺水城市占70％左右，本来已相当不足，再加上大量排污，各种有毒物质进入我国80％以上的河段。城市地表水的污染也很严重，饮用水也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北京市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59.1亿元，工业废水排放量却达4.45亿吨，这就是说，每创造出区区80.70元产值便会排出1吨污水，就是这么惨重的代价！北京的废水处理率只有27.9％！而且污水中各种有毒物质都非常凶，有的甚致超标一二百倍。此外，在广大农村，大量乡镇企业作为巨大无比的污染源，使污染迅速蔓延。由于全国2000万个乡镇企业通常技术设备落后，布局零碎混乱，总体数量多且产品经常变换，“三废”基本得不到什么处理而任意排放，直接进入农业生态系统，使全国土壤、水源、植被和生物资源面临极大的威胁。
现在，环境问题已不是一国一洲的问题，而是全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尽管不少大国政治元首表示关心环境问题，法国的政权力量还是对绿色和平组织“大打出手”。因此，世界也还在等待着人类的觉醒。
中国对环境问题已经开始有所重视，公民也开始稍稍有了一些“环境意识”。我们认为，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还必须立法保障“保护环境的工业”，特别是让“保护环境的工业”能够大量建立并在市场经济中“有利可图”。例如，如果法律规定任何工厂排污水必须“达标”，否则或重罚或关闭(而不是仅仅采用征收“污水处理费”这样轻描淡写的办法)，这样，它们就必须向统一建设的大污水处理工厂缴纳处理污水的费用，使综合的大型的处理“三废”的工厂有利可图。不能把保护环境仅仅建立在公民意识的觉悟上，那是靠不住的。
国家还必须花费巨款投资保护环境，这件事拖欠越久，代价越大，以后就要补偿得更多。否则，终将只有“死路一条”。
(14)工业化和教育问题
工业化不是一天早上偶然发生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许多有才能的人们智力劳动的结晶。我们注意到，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都不是一个人独自做出来的，而是很多人智慧综合作用的结果。工业化所以首先发生在西方，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文化教育兼数理化教育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缘故。著名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创建于16世纪中叶，伟大的牛顿就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在西方，大学是工业化成就的真正摇篮，虽然也有个别早期的发明家没读过大学，但所有工业化的科技成就都与大学里产生的科学成就有关，而且绝大多数创造工业化成就的人本身就来自大学。在今天的科技高度发展水平上，数理化教育程度不够的人们，是更加不可能在工业化的事业中创造和开拓的。这样的例子能够发现成百上千，可以证明，读书“越读越蠢”并不是一条定律。尽管至今仍有人在热衷于寻找没上过大学但又作出了了不起的科技成就的“生动例子”。这样的例子今天只是凤毛麟角，这种“罕见”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让人不解的是那些寻找它的人们。
工业化，是与能够推动工业化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而要“生产”出大批工业化人才，只有在教育事业中产生。在工业革命的欧洲，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但对教育的意义领悟颇深的可能是日本人，因为从明治维新时起他们就选择了用教育来改变国家的办法。虽然当时明治政府没有在全国建立小学的财力，而生活困苦的民众也并不热心送孩子上学，但经过努力，到明治末年小学普及率已达95％以上。二战后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又实现了9年义务教育。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的经济奇迹提供了人才方面的条件。在日本、前苏联和美国等，教育的发展在战后开始逐渐优先于经济的发展，例如196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倍多，而同期，教育经费则增加了10倍；1965---1974年，美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由5.3％上升到6.6％，增长了41％，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2％。这种为未来而预先支出的“长效”投资方式，吸引了不少发展中国家不顾经济困难予以模仿。但是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仍比发展中国家要多10倍以上，而其受教育学生数量仅占世界的1/4。要想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亚洲的“四小龙”，其实都是从发展教育开始起家的，这样，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又有了更优秀的劳动力。在两方面，他们都尽占风流，故此才能发达起来。
科学技术总是在发展，劳动生产率总是在提高，劳动力不断从某项生产或产业中富余出来，这是一个规律。如果不牺牲效率，劳动力就要不断下岗；但同时，其它产业或部门中又会出现新的工作岗位，能否成为新岗位的合格劳动力，就要看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这些事业的发展了。
我国采取的是先经济后教育的办法。先把经济“搞活”，先争取翻两番，以后再说增加教育和科研的经费问题。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成功后，“如果我们拿1％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办好多大学，消灭文盲，这些事情就可以用更多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1％。现在……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得很。”这可能是1984年10月最终定下来的。中国的教育经费(姑且先不说“科研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75年为1.8％，在世界各国中排在100多位之后。我们发现，中国以外的世界平均水平1960年的该比例是3.02％，1968年是4.24％，北美洲达到5.9％。
像中国这样处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自然也是办法之一。但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的速度可能会有所减慢。我们很难相信人们的物质生活好起来后，精神面貌就自然“会有大变化”的神话。
以上我们相当粗浅地讨论了一番有关“工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我们认为，既然写中国的工业化史，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仅止罗列现象。
好，让我们就此揭去历史的序幕，来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和烟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