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伤痛

关于少数中国知识精英日益贵族化的历史感伤
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伤痛”问题
作者：润泽东方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感伤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所谓的历史伤痛究竟是源自民众的？还是源自知识精英的个体敏感的感悟？是源自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企图殖民化中国的？还是中国坚持闭关锁国而造成的？它到底有多少属于伤痛？有多少是历史的必然？它是被人为的夸大了？还是被情绪化了？这个问题便是80年代以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相剧烈碰撞而日益需要回答的问题；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感伤问题呢？所谓中国工业化的感伤问题：指的就是中国工业化之初，在完全没有海外殖民的历史现实之基础上——在期望通过压缩个人消费进而完成中国社会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契约关系与道德伦理等等激烈冲突而产生的一种个体感伤的历史现象；这种感伤从工业化之处至今——愈加强烈；其实，中国正是在这种工业化之历史感伤与巨大的文化冲突的矛盾之中而艰辛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梦想的——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悲壮；值得说明的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与英国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的也浸透着英国劳工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国工业化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血汗吗？美国工业化的历史也有抹不掉的对印地安黑奴血腥吗？伯恩斯在他的《世界文明历史》中曾经这样描写法国创造资本主义的浪漫的：
“恐怖统治时期的两万个被害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是这个数字的20倍以上”。这便法兰西的工业化之初的历史代价····
相反，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历史没有英美老牌工业国家的工业化这样的历史血腥，而是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的高扬下，在中国传统的节俭、勤劳的民风下，通过压低社会总体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最终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今天，以霍夫曼的工业化观点来衡量，中国大规模的早期工业化实践完成了以能源、钢铁、机械等资本资料的原始积累而从工业化本身总体提高了国家实力；可以评价为人类历史上较为成功的工业化模式——但产生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感伤问题····
这便是中国当代知识精英念念不忘的“历史旧帐”·····也就是与中国工业化总体发展方向与路线相违背的人群——承受着一系列运动而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与痛苦，这些人群包括当时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右”扩大化带来的老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其害的知识精英·····令人奇怪的是，要求历史清算的人群里却没有为工业化做出巨大牺牲的工农大众的队伍！
中华文化用对工业文明特有的理解与思维方式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的确带有个人生活的“清教徒方式”，但中国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化工工业、两弹、一星等等就是在当时一种基于对祖国、人民无限忠诚的个人献身中实现了相对完整的体系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个人牺牲”当然也包括为了实现工业化、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而发生的中美朝鲜战争、中美越南战争、中印的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与中越西沙海战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群——这种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牺牲”的性质，当然具有抹不掉的历史“痕迹”。今天，当我们今天回眸中国工业化历史的时候，那个８０年代源自中国知识精英的、对工业化进行个体历史感伤的文化反思——究竟有多少理性的成分？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伤痛，中央与民间的评价是不同的，知识精英与工人、农民的评价是不同的，知识精英内部的评价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与心灵伤痛者的评价也是不同的···
为何如此不同？还是一个感情与立场的问题？“工业化历史感伤者“大多是当时挨整的党内人士，主要是从反右到文革所受伤害的知识精英——当然，党内的某些人士也在心灵伤痛的范围内；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用个人感伤的情调来评价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所谓“主流观点”；说明一点，当年挨整的知识精英群体（包括文化界）后来在８０年代成为当权者，这就是诉苦文化弥漫整个８０年代的政治原因；哲学上有解构大师李泽厚——代表作是用中国极为封建的厚黑学说之观点写成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厚重的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在他个人历史感伤的呻吟中变成了否定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责任；也就有了李先生的针对于中国工业化之艰辛的所谓“政治、道德基础说”与“文化继续解构”说；
“政治道德基础说”的含义就是：中国工业文化的历史进程应当以“政治斗争”做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而非以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工业文化的基础，将中国工业化妖魔化为建立在“毫无人性”的、“个人牺牲”的所谓政治道德基础上的、通过政治权谋而创造了极为黑暗的封建文化的历史过程——这便是李先生的政治道德之学说；在他的学说里面，雷锋便是造成中华文化黑暗的历史罪人，“雷锋精神”便是“政教合一”的道德基础，应当拆掉；用蔓延５０００年“厚黑文化”的历史观念评价中国工业化及其巨大的历史过程的“工业化诉苦”——便是李先生的所谓工具理性与文化的上的“创造”；
当时，中国急于打破一种模态，实现一种文化上的超越——厚黑的解构可谓来得扑风捉影又漫无边际！当权者乐见其成。
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晚年发现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已经解构，中国在道德不断沦丧中正在走着一条“坏的现代化”时候，又天真的提出用“西方民主的政体”与经过他李泽厚改造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来实现关乎中国未来工业文化理性设计之方案···他以为文化是盖房子····呵呵，房子拆了可以重新盖，文化拆了——你拿什么盖？
上面说的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感伤情调，而文学上则有倡导西方“精神分析学派”而美其名曰：文学界的精神领袖——刘再复；刘先生在文学界倡导用佛洛伊德治理精神病的方法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无意识”唤醒——来看看中华“政教合一”的文化是多么的黑暗；当时的文学界极力推崇刘再复的“读沧海”、“又读沧海”——被评价为中国文学之经典；呵呵，曹操的观沧海在当时的青年眼中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那种企望象对待精神病患者那样对待中国工农大众的贵族形式的诉苦文化——在整个８０年代弥漫在中华大地；那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文学作品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便是刘先生的时代杰作——将整个描写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反抗殖民文化的、提倡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缺乏想象力的、缺乏灵气、缺乏一种形而上的叩向命运的精神层面——最终导致中国文学贵族化的畸形发展；更加导致了中国语言的断代·····说是贵族文化——是因为这些提倡者是整个８０年代的既得利益者与精神贵族······在刘先生亲自把握的文化潮流下，文学作品中不是描写政治阳痿者的遭遇之不幸，便是在高粱地里怪异的阳刚所生产出的革命的“杂种”！
诸如此类，这些80年代流行的上层社会的主流观点用个人权谋、政治斗争、乌托邦等怪异的论调来评价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重大的文化现象，通过工业化的诉苦来造成中华文化工业化的断代（李泽厚先生、刘再复先生便是突出的代表），那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便是中国部分知识精英的“精神阳痿”与整体功能的文化堕落之表征！（另外精英的花絮：诉苦文化达到颠峰的便是“政治阳痿之精神论者”的张贤亮。在经商的大潮中用金剪子为自己的产业举行隆重的开业庆典···）
其实，文革的部分知识精英挨整——本来就是另外一部分知识精英干的——这件事情不是中国的工人或者农民干的，关于这些所谓的挨整的部分中国知识精英的“文革历史伤痛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道德框架内去思考与解决，不要连养活了他们的工人、农民都给骂了，更不要在中国工农面前充当什么精神领袖！王丹在大洋彼岸高声呼号：北大学生不能够卖肉——中国的工农倒是乐见其成，总不是卖身，呵呵，卖肉有何不好·····中国的所谓部分精英不要因为自己的同类伤害了自己——就连子孙做人的道德基础也要拆掉；这样就会让人蔑视“你们”——坚持这样的言行就是在中国人民面前让自己的人格继续地轻贱······在互联网上主张投降论、民主无政府主义的XP言论等等怪异行为的发生，便是让中国的工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年挨整的所谓精英，是否真的就是人们憎恨的精神贵族？
呵呵，天天骂一个死了多年的人或者漫骂传统文化——有用吗？天天的诉苦也不觉得累。到工人、农民中来看看——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辛勤的劳作——他们也有怨言，但他们永远是抨击现实的黑暗——因为他们承受现实黑暗所带来的心灵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