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大工业与中国》：第一章　机器工业的曙光照射中国

《大工业与中国》：第一章　机器工业的曙光照射中国
第一章　机器工业的曙光照射中国
 
“地理大发现”以后，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带来的并不是科学技术。
中国的四周，似有天然屏障将中国与世界隔开。北面是天寒地冻的风雪大漠，那里总是出没着袭击了中国三千年的异族骑士；西域方向，绵亘着终日灰暗的千里戈壁，仿佛吞噬着一切生命，但在其中，到处觅缝插针的商人之旅竟走出一条细长而名传古今的“丝绸之路”；高耸入云的帕米尔高原和西藏高原使蜀道之难还不能算“难于上青天”；东方和南方是浩瀚无垠的大海，巨浪滔天，永不稍停。就在东亚这片土地上，苦难的中华民族，在众多黑暗王朝的统治下，在战乱时起的数千年岁月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物质文明。但繁杂难辨的方块汉字的辐射力度有限，仅及东亚及东南亚的若干近邻。在西方世界眼中，中国仍是一片遥远的、神秘的、蛮荒的土地。
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恐怕主要是从13世纪一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得来。波罗描绘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他在江苏扬州当过3年“市长”，他到过江浙一带许多美丽的名城，《游记》说“蛮子省是东方世界众所周知的最宏伟、最了不起、最富饶的地区”。这可能使一批后来习惯于海盗生涯的西方人想到中国来探险，取得黄金和宝物。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人发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更刺激了许多殖民主义者的胃口，欧洲海盗式的“商业资本”的触须伸向世界各地，到处掠夺。16世纪初叶最早闯进中国的是葡萄牙海盗，17世纪来了荷兰人，他们干着抢劫、蓄娼、行凶、贩毒等各种为非作歹的勾当。再接着是可怖的西班牙强盗，17世纪他们在菲律宾对华侨进行了数次种族灭绝的兽性大屠杀；荷兰人也是一样疯狂，在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将河水染红，史称“红河惨案”。英国的强盗“商人”来的较晚，首次于1637年来华“贸易”，他们开船进入广州湾，一路上炮轰村庄，抢劫财物。但是，英国人的地位后来居上。
西洋商人蜂入后，明政府于1536年把荒凉的澳门半岛划出，允葡萄牙人在此经商，并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清王朝于1644年建立，1684年开四口通商，1757年限广州一口通商，1759年颁布了对西洋商人的管理条例，其中有的规定相当苛刻（因外商常有酗酒行凶嫖娼漏税等事），如：只允许外商每年在广州贸易6个月；不准雇佣中国女仆；外国女子不准进广州；外国人不得坐轿；不准见中国官员；不得上街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等等。这时，占有海上霸权的英帝国已开始工业革命，这个视自由贸易至高无上的英政府想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贸易，便于1792年派出一个600余人的庞大使节团携带巨额厚礼来华，以特使马戈尔尼爵士为首，次年7月到达北京。当时的乾隆皇帝是个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的人，他拒绝了允许英商居住广州并到天津、舟山经商等所有的要求，然后安排马戈尔尼一行沿陆路南下回国。皇帝的本意可能想以中国的巨大来震慑洋人，但马戈尔尼的此次长达5个多月的旅行却使他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况：皇帝傲慢自负又无知；官员们贪污腐败，且中饱私囊；人们对科学了无所知，极度落后；社会上普遍贫困，极不稳定；中国的武装部队不堪一击，因为仍在使用大刀和弓箭。他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和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防止人民智力进步。”这一次，使得欧洲人摸清了中国人的“底”，为未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进行了最初的“调查研究”。1816年，英政府再次派使团图谋谈判，因“下跪”的礼节问题再成僵局，使团被嘉庆皇帝驱逐。（按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面圣”非同小可，有着世上最使人倒胃的趴在地下的跪叩礼仪，这说明中国人在皇权面前的奴性曾冠全球，难怪中国不需要全国性宗教，皇帝即是“天命”所归，“忠君”成了中国最高的理性原则，成了人们头脑中愚昧的“极至”）谈判之路因清政府全然不懂国际外交惯例而被堵死。24年之后，蛮横的英帝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从此沉入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血海之中。
（一）　悲剧与希望并存的国度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异的转捩点。
从这时起，外国侵略者所给予中国的全面的战争灾难、民族痛苦和国家耻辱，一古脑儿地涌进中国；但在同时，机器工业、科学和技术也来到了这块古老而血腥的土地上。
先看看鸦片战争的悲剧。
18世纪末尾，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这是英国政府于1773年授权的毒品贸易，属于犯罪性质的政府行为。英国1729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4吨，世纪末迅速上升，90年代达到280吨，至鸦片战争前夕，输华鸦片竟达到令人吃惊的2400吨（40200箱，每箱50---60公斤）。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禁烟猛将、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来到广州，下令禁绝鸦片。这一行动从今天观点看来，也完全是正义之举，现在的英国政府不也在对海洛因进行“战争”吗？当时，林则徐命令外国商人三天之内交出全部鸦片存货，否则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即正法”。英国官方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表示愿意具结保证英国商船不再夹带鸦片，但不同意不经公开审判就“就地正法”。在那个时代的林则徐尚不具备今日关于人权的“法制观念”，这也并不奇怪。义律的商馆被包围了10天后，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合1400吨（同时，美国商人也被迫交出1500多箱），林则徐举行了壮观的“虎门销烟”。
义律下令英国商船不准进黄埔，同时要求英政府派军队来武力解决。当时，义律手下有两艘军舰，与中方发生数次接战后均被打退。北京的道光皇帝因此头脑发热，命令停止与英国的所有贸易，尽行驱逐英国船只。本来林则徐并未封海，他认为正当贸易仍应照常进行，但他不能违抗皇上旨意。英国政府最初的反应并不激烈，国会中反对派指责政府支持“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英国外交部曾通知义律“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但1840年2月，同一个女王陛下的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远征军进击中国，下院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战争立场。英国政府自称为了平等贸易而战，实际上首先保护了贩卖毒品的“不道德的商人”的利益。后来《南京条约》的赔款中就有600万两的鸦片赔偿。因此，这不是一场为“自由贸易”的战争，人们有理由称之为鸦片战争，马克思当年也称之为“鸦片战争”。
英国远征军有16艘军舰、4艘轮船和一些运输船，约5000名战斗人员，补给线如此漫长，所以并不是一支了不起的战斗力量。但是，那时与现在的情形大不一样。当年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世界第一号强国，其武器装备显示了工业化的可怕力量。恩格斯说过：“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他没有认为“人的因素第一”）。而中国，庞大固为庞大，禁烟和反侵略都是正义的，仍不能取胜，关键就在这里。昏庸皇帝和腐败大臣的愚蠢是战败的次要原因（这个次要原因，后来在中国1895年的惨变中上升为主要原因）。战争的过程极其简单，没有戏剧性：义律留少数军队封锁广州，率大部舰船北上，直抵天津大沽。“洋鬼子”到了身边，道光吓了一跳，立即命琦善前往谈判，把林则徐撤职。义律11月退广州，次年1月见琦善拖延签字，又攻占虎门、穿鼻，迫使琦善草签《穿鼻草约》，同意割让香港，赔款600万两。道光大怒，下令逮捕琦善，义律又进攻广州。同时，强梁英政府亦拒绝批准该条约，它是认为中国赔款数目太少、香港割让的不彻底，遂另派一人顶替义律。英军从澳门北上，攻克厦门，占领镇海、宁波，攻陷上海，切断漕粮运河，攻到南京城下。英军在中国到处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道光无奈，只好接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五口通商、赔偿鸦片款和军费2100万两（为清政府财政岁入的1/4），……
中国走向民族屈辱，中国开始了近代史。
鸦片战争后，欧洲强盗们蜂拥而上，清政府也手忙脚乱地和他们一一签订一大批不平等条约……。中国就这样开始被列强们“利益均沾”了。俄国强盗则先后乘机从中国东北和西北攫取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残存的愚蠢自负，再次被1.6万英法联军在圆明园一把凶恶之火烧得个罄尽。从此，中国天朝大国的“脸面”不再有了，原本被皇上认为“性如犬羊”的夷人如今成了践踏中国的主子了，中国人的心里状态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空前的民族自负换成了空前的民族自卑。
在这个时候，中国土地上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机器工业。从工业化史的角度看，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的开端。
中国官员对国外的东西似乎不再有强烈的抵抗心理了（或只把它放在“心灵深处”），反而还有一点羡慕。清朝统治阶级中开始认识到洋人的“船坚炮利”、“炮火器械，猛烈精巧”，是一个优点了。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一次痛苦的挨打，按皇上的脾气，“英夷”等外国人若想在中国办工业，可能没有门。最早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的正是洋人办的小型船舶机修工场，是为外国人的船运业服务的，这当然不能算中国人自己的机器工业。这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声机器轰鸣，不是属于中国人的（也不是合法的），它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强盗在鸦片战争的烟幕掩护下对中国发起的经济侵略大合奏中的一个笛声。
应该说明白的是，西方列强（其实，在其侵华初期就十分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我们认为用不着等到20世纪再称呼他们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是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棉制品、棉花、煤油、钢铁和奢侈品，其中鸦片仍常为销量第一。同时，从中国攫取丝、茶、大豆、棉花、豆饼、皮革、毛类、植物油等。从地域上讲，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后，迅速成为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因为在中国，自唐安史之乱长安洛阳被大破坏并遭到中国统治阶级导演的大屠杀后，中国经济繁荣地区就不再是关中而逐渐移到了长江下游的美丽富庶的江南地区，上海地兼江浙之利，在长江的入海口处，占有最佳的地理位置。英国侵略者进入上海后，各式外国商人、外国“冒险家”、外国流氓蜂拥上海，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出现了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逐渐成为世界上排名第四位巨大的“国际都市”。除对华商品输出外，西方对华资本输出在上个世纪则主要是金融业。在中国长期居于金融霸权地位的是英国设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它是英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至于对工业的投资，是不多的，基本集中于船舶修造业，还有一些出口加工业（以茶、丝为主）。在1861年中国人自己开办工业以前，外国人在中国共开办了16个工厂，其中8家都是船舶修造机器厂，另有印刷厂4家、制药厂、食品厂、缫丝厂、打包厂各1家。这16家工厂有13家开在上海。（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共开办了103个大小工厂，其中63个设在上海）
最早洋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是出现在广东黄埔的“柯拜船坞”。1845年，一个名叫柯拜的苏格兰人在黄埔租了几个船坞，雇用中国工人维修英国几家公司的来华船只。他自己投资，修造了一个石坞，这是外国人在中国不合法地开办工厂的最早活动。50年代，外商在黄埔又开了3家船厂，他们使用蒸气机，并有修理轮船和蒸气机的设备，它们在1856年甚致装配和制造了两艘轮船，其中“飞马号”载重量150吨80匹马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柯拜本人及其船坞都毁于炮火，战后，英国为其子小柯拜向清政府勒索了12万元赔偿，小柯拜获此横财，一口气又建立了4个船坞。其中一个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坞（长550英尺，宽70英尺）。所有这些船坞在1863年均为英商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兼并，成为一家大公司，长期垄断华南和港九的船舶修造业务，直至20世纪。当时洋人兴建的这些船坞，其技术设备是中国土地上以前所没有的，例如，蒸气抽水机和车床、刨床等机械，此外，还有锅炉厂、炼铁厂等。香港被英国割占后，其现代化的船舶修造设备比黄埔更为先进而齐全，船坞也更长更宽更深，栈桥上竖立了巨大的起重机，船坞所属工厂有各种修船和修蒸气机的设备，有车床、刨床、螺钻机、截斩机和压穿机等，可进行大规模的修理工程，机加工动力则完全使用蒸气机。香港黄埔公司1865年制造了载重615吨的轮船。香港外商船舶修造业是由于船舶运转量刺激而发展起来的，1845年时香港停靠的外轮刚刚超过20万吨，不过二十年间,到1867年便剧增至573万吨，外商感觉到再没有比干船坞更带劲儿的了。
上海，由于经济地位的重要，也成了外国在华船舶修造工业的另一个中心，其最早的发祥时间早于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50年代开始，在上海出现了6家与造船有关的外国商号。最早的是一家美商1851年在虹口设立的“新船坞”，它就是后来垄断上海造船工业的“耶松船厂”的坯子之一。1856年，又有两家美商船厂同时进入上海，一个在吴淞，一个在下海浦，同时浦东出现了一家英商船厂。吴淞的船厂当年制成了两艘小轮船。第一艘名“先躯号”，载重40吨，12匹马力，是在上海（也是在中国）制成的第一艘轮船。50年代后期，虹口和浦东逐渐成为上海船舶修造业的两个中心又出现几个船厂，除造船外，还有铁工、机械和炼钢等经营项目。这些船厂最早的经营者们，大都是些赤手空拳的“冒险家”，因此船厂规模都不大。进入60年代后，上海港口进出船只吨位激增，这是因为长江和北方都“开放”了，上海成了重要的集散港口的缘故。于是上海又出现了许多家外国船厂，其中1862年成立了“祥生”和1864年成立的“耶松”，不久便脱颖而出，迅速发展，成为上海占有垄断地位的两大船厂。英商的祥生公司船场占地18亩；此外还有机工场、铁工场和锅炉房各一间，翻砂铸工厂两间，堆栈两座；设备包括蒸气机、锅炉、车床、刨床、轧床、钻孔机、剪斩机、蒸气锤、熔铁炉等，当时被认为是在东方设备最完善的企业之一。耶松船厂开始是一美商企业，后来逐渐成为英资企业。耶松和祥生之间的竞争激烈，它们不断兼并别的船厂，装置起新的设备，技术上得到不小的改进。到80年代初，上海的几个较大船坞，基本都进入了这两家的掌股之中。到了90年代，这两家大企业（拥有资本80万两和75万两）的赢利常在18-20％，一般股东的股息通常在10％以上。至20世纪两家船厂合并为“耶松船厂公司”时已有资本557万两，成为东方最大的船业垄断组织之一。
外商还在农产品加工业上举办了一些工厂，主要在丝茶两项中国最大的外销项目上。从60年代开始，他们使用了西方的先进技术、降低加工成本，确保外销。另在大豆榨油和甘蔗制糖上也偿试过运用西方技术，但没有成功。英商1861年在中国境内办了第一家外商丝厂，叫“怡和纺丝局”，使用蒸气做动力，有100部缫丝车，从法国雇来技术工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厂入不敷出，亏空很大，10年后终至倒闭。70年代前在中国办缫丝厂的外商都没有成功。但国际市场上手工缫丝其实已没有出路，因为和机制丝价格相差悬殊。70年代末开始外商又在江浙办丝厂，80年代初遭到洋务派李鸿章、左宗棠的打击，原因是洋务派想保护官办的“上海织布局”的利益。在砖茶业上，外商获得很大成功，90年代后出口的砖茶，几乎全是外商的产品，外商的蒸气机制砖茶完全击败了中国手压机制砖茶。
此外，外商还想染指棉纺织业、煤炭、铁路、电报等行业，但在1895年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惨变之前，这些产业的投资建设和技术引进，不是西方对华经济侵略的重点，于是也没有很大的发展。洋人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摸清了中国的皇帝和官僚基本是一群昏蛋草包，但草包到什么程度，强盗们还没有完全摸透。直到1895年的惨变到来，列强们才知道他们在中国原来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地为所欲为，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扑到中国身上，像一群“海乙那”撕食尸肉。
在1895年沉重的民族苦难到来之前，在中国还发生了两件大事：太平天国革命和机器工业的引进。
（二）　机器来到古老而血腥的土地
 
太平天国与“工业化”本不相干。可是，是天国战士的血，引来了中国的“工业化”最初的发轫，使读史者不由为之怆然。
善良的中国百姓，几千年里，在暴虐下与苦难中逆来顺受的程度，世上罕见。可是残暴的统治者、凶狠的富豪、蛮横的流氓，却最乐于欺压他们。不过，地下运行的烈火也有压抑不住的时候，这时就会出现“官逼民反”的大暴动，犹如天崩地裂，整个中国统治结构都会为之颤栗和摇晃。于是，革命，也就成了千百万民众的盛大节日。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于1851年，终结于186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古代中国的农民暴动，常常与江湖帮匪缠夹不清，起事后破坏性较大，仇恨带来了残忍，又不懂得纪律和秩序的重要，因而又常常迅速失败或被人利用来做改朝换代的工具。但太平天国的革命，和天地会或黑社会不同，大大高于历代农民起义的水平，它提出若干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实施了若干正确政策，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流民的破坏性。它的宗教色彩其实并不十分浓厚，将西方的一位精神领袖（耶稣）借来，似乎反而提高了拜上帝会和天国的“层次”，宣传了某种平等思想，具有人文上的进步意义。太平天国曾做出若干改革的规定，例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吸鸦片、禁止崇拜偶像和崇拜祖先、禁止娼妓、禁止人口买卖、禁酒禁睹、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蓄发、厉行土地改革、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天朝田亩制度》，废止阴历改用阳历，等等。这些大都不错。天国的失败，主要是内部原因，领导层的争权夺利、迅速腐败和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否则，任何外部的进攻和外国的反对都是不可能战胜天国的。没有实现民主的革命，自己断送了自己！
太平天国尊奉“上帝”，使西方基督国家的一些来华传教士为之兴奋，可能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中国朋友，出于对清政府的厌恶，他们希望太平天国成功。但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者的行事原则，是基于他们的在华利益，而并不顾及西方人民的好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发现可以很方便地从昏庸又无知的清政府手中攫取更大利益，如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自由的内河航行等权利。因此，清政府在，对帝国主义来说更为带劲儿。于是，他们抛开了上帝，紧紧拉住清政府的脏手，共同绞杀革命。
在战场上，天国唯一的劲敌并不是满族人，而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汉族人组成的地方部队“湘军”。其首领名曾国藩，原是清政府一个副部长级官员，虽然是个秀才出身，但耽于屠戮，杀人如麻，又名“曾剃头”。湘军的残忍和兽性自古少见，他们对战俘凶恶无比，剜目凌迟，甚至生吞人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从没有用一兵一卒对付过外国侵略者，他以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就是扑灭不剃头发的汉族同胞“长毛”。他的同僚中有李鸿章（后曾组织汉人军队“淮军”）、左宗棠等得力干将，也都是靠屠杀人民起家的。这些用千千万万天国战士的血染红顶子的家伙，后来作为“洋务派”主要人物，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继续演出，他们把机器工业在中国的诞生，变成了血腥的一幕。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史，以纺织工业作为开端。
我们中国的工业化史，以杀人武器开始起步。
对于清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获得大批杀人武器。当时对付天国的军事力量，除了曾李左之流，除了清政府的军队，还有如美国流氓华尔组织的洋人雇佣军洋枪队。当然，侵略上瘾的在华外国正规军也非常想并乐于亲自上阵屠杀的。帝国主义还直接以先进的武器训练清军，由洋人任教官，李鸿章的“淮军”中洋枪洋炮很不少。当时除太平天国（它也曾在后期购买过极为少量的西方武器）以外，还有北方的捻军起义，也狠狠打击了清政府，捻军曾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一次战斗中击毙了清朝狠将僧格林沁。因此，要更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和东西捻军，还要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人们，这个中心思想，使得长时期以来在清廷中首先获得了兵权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对先进的武器---洋枪洋炮求之若渴、寤寐思服。因为，不须多少智力，他们很容易地发现，枪炮的杀伤力为大刀长矛远远莫及。火器使战斗力的质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如果不是由于先进武器的介入，后期的天国战士还不至处于那么艰难的位置。清政府的武器装备，本来一直是“古已有之”的大刀长矛和弓箭。所以，当50年代帝俄军官在黑龙江重镇爱珲见到清军的刀箭装备时，不由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对这种二百年不进步的国家，如不马上侵略，简直不能忍受。于是，这只俄国大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张开血盆大口就“从中国夺取了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语），合64万平方公里。现在呢，清朝统治者们也已经爱上了“洋枪洋炮”，他们也要拥有更多的洋枪洋炮，可不是为了侵略或反侵略。他们想的，只是要能更好更快地射杀自己的同胞！看老百姓还敢不敢再“犯上作乱”！
中国的机器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滴着血。军火工业，是中国机器工业的灵魂和纲领。
1861年11月的辛酉政变结束后，6岁的同治皇帝背后是指挥一切的慈禧太后，政府主持人是恭亲王奕訢，他和实权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发起了一场“自强”运动。他们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我们，只不过“船坚炮利”罢了。由于军事的西方化主要和洋人打交道，因此又被称为“洋务”运动。它的开端，也可以说在1861年11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办了一个小工厂，名叫“安庆内军械所”，这可算是中国第一个机器工业的生产单位。他罗致了一些技术人员（其中有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进行火轮船的试制工作。看来他对于军事运输颇为注重。由于技术资料缺乏，机械设备也不足，厂内产品多为手工制造，但第二年居然制造了一个木壳小轮船“黄鹄号”，其动力部分不是“暗轮”，而是“明轮”。这艘船的“国产化”程度相当高，只进口了回轮轴、烟囱和锅炉所需钢材。这是中国产的第一艘轮船，虽然它很不成样子，行走迟钝。但比起一般火器，轮船生产技术相对复杂得多，一上来就制造它得有点“大跃进”精神。此外，该厂华蘅芳负责生产的炮和炮弹的性能也很低劣。
1863年，中国第一个留美耶鲁大学学生容闳（此人并非学工业技术的，亦不通微积分）向曾国藩建议办机械厂，购买工作母机，生产各种机械，可以造生产枪炮的机器，也可造生产其它产品的机器。曾国藩遂派其赴美国采购机器，携款6.8万两。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地购买外国的技术设备，后来，100余台机器于1865年装运回上海。
还在1862年的时候，李鸿章的淮军进上海和攻占苏州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了两个“炮局”，雇用几十个工人，制造西洋弹药。一般认为，上述这三个所谓近代工业的工厂，是中国的机器工业之肇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机器工业的出现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同。中国的机器工业的出现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备，不是由私人资本家和科技发明家来推动的，也不是从纺织工业这样的民用工业品的生产开始的。开创中国工业化时代的人物，既不是瓦特、爱迪生这样的伟大科学技术专家，也不是洛克菲勒、福特这样的大资本家，也不是彼得一世这样雄心勃勃的国家首脑人物，甚致也不是木匠纺织匠一类畏畏葸葸的小人物，而是一班既凶狠又无知的浑身血淋淋的刽子手。中国的机器工业从一个反动王朝清政府的手中开始，是拉开了中国机器工业悲剧性的序幕。
就是曾国藩、李鸿章自己，也并不认为他们在开创什么前无古人的事业。他们的眼光，一是向上忠于满清，二是向下搞到厉害的武器好能够镇压人民。他们不懂科学，不知数理化为何物，虽然身为“洋务派”领袖，但对洋世界也了无了解。他们办的这三个小厂，虽然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时代，但在后来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国并没有真正工业化，没有建立大工业体系，在世界大国中树了一块创立了失败的工业化的国家式样。
三个企业都是军火工业，完全合于统治阶级的政府需要和秉性，很说明中国的特色。军火工业在洋务派的领导下，发展相当快，到90年代的30几年间，清政府一共举办了18个军火工厂，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工业和主导工业。但是，其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如果没有综合的工业化国力，单单着力发展一项洋务派领袖的心爱之物---军火工业，这一项也是发展不好的。30几年间中国军火工业得天独厚，一枝独秀，但没有“秀”出什么名堂，在世界上仍然落在最后，直到一个世纪之后。（1964年中国造出了原子弹）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买下了一家美商旗记铁工厂，这是一家用一小型蒸气机为动力的铁厂，但是修船的机器多，造枪的机器很少。李鸿章又将原来他办的两个“炮局”并入这个铁厂，并向朝廷要求将容闳买的机器也合一处，成立了80年代前最大的工厂---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为扩大生产规模，工厂从虹口迁往上海城南高昌庙，成立了机器厂、汽炉厂、洋枪厂、铸铜铁厂、熟铁厂、木工厂、轮船厂、库房、煤栈等。整个建设费用为54.3万两，至20世纪初，每年拔款60万两。所以，该厂的生产无所谓“利润”，没有企业化，没有商品经济，这也是清朝军火工业的特色之一。1867年，该厂已由原来占地70亩扩大到占地400余亩、工匠2000多人的规模。至1891年，职工共达3592人，各种机器662台，蒸气机363台（总马力4521匹，大小汽炉的总马力为6136匹），是个相当大的工厂了。但从1867至1895年间，该厂总共生产51285支枪，585门炮。各种水雷563个，炮弹1201894个。另外还制造了各种工作母机249台，起重机84台，还有些较小的设备和机器零件。值得一提的是还造了15艘舰船，排水量共1万多吨。我们认为28年间的产量如此，效率很使人失望。我们还记得，美国人富尔顿的世界第一艘轮船“克莱蒙特”号1807年8月作处女航；1812年英国开辟了欧洲第一条轮船航线，到1847年英国汽轮吨位达11.6万吨，到1885年增加到400多万吨位。
江南制造总局是90年代前中国工业的最大硕果。它就是现在中国大型企业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它在本世纪的发展比上个世纪要好多了，但是与同期欧美及后起的日本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总的来说，江南制造局所制枪炮军火和舰船，质量都是较差的，与国外同时期同类别产品相比，总是使人赧颜抱愧（国产货的这个特点延续至今，仍本色未改，这到底是为什么，值得好好研究研究）。
与江南局同时起步的，还有左宗棠1866年筹建的福州船政局（也称马尾船政局），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兵船的单位，设备相当完备。它拥有：（1）铁厂，能制造150匹马力轮船机器的若干部分，能锻制15公分厚度以下的铁板。（2）水缸厂，制造铜水缸。（3）轮机厂，每年约能制造500匹马力的轮机。（4）铸铁厂，平均每日可铸铁12至15公斤。福州局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它拥有各种机床，能够车、削、刨、旋、钻、剪、钳等。工匠达二三千人。当时，除了这两家大工厂以外，还有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两家，它们在初创时期对新式设备的购置安装规模远不及江南福州两局，不过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虽没什么辐射能力，但还是有些示范作用，可使这一带的人们对“机器工业”有个感觉。
金陵局的前身是苏州洋炮局，它是淮军时期的李鸿章军队的一个附设小厂。当时的“国家工业”也煞是奇怪，李鸿章办的，就跟李鸿章走，像他的“家属”似的。李1865年任两江总督，到南京办公了，苏州洋炮局也就随迁了（后来90年代的汉阳铁厂也是跟张之洞一起从广州“调”到湖北；左宗棠西迁时，西安机器局跟他到了兰州）。金陵局也买了不少西洋设备，可以制造枪弹、炮弹、药引、自来火以外，还造过几种迫击炮，后来可能还造了步枪和雷管。
值得说一下的是天津机器局。它不是洋务派办的，而是一个清室贵族大臣崇厚奉旨创办的。这里说明了中国当时奇特的政治情况（而这种情况对工业化的发展只有阻滞作用）。原来，太平天国初起，势不可挡，满清旗人军队和由汉人充当士兵的绿营部队已不是当年“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时的疯狂凶悍之师，遂无法抵挡太平天国军队。危急之中，在家居丧的“曾剃头”把地方上分散的地主武装“团练”办成了正规军，与太平天国对抗。朝廷此时也顾不得曾国藩是不是“汉人军队”的问题。后来，曾、李等留辫子的汉人军队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劲敌。但满清朝廷在内心深处对曾国藩等总有些忌讳，不知“汉人军队”会不会对清朝形成新的威胁。“辛酉政变”之后，曾国藩集团已经是最大的实力派。对外，他们从未与帝国主义发生过任何矛盾，他们从不反对各种“不平等条约”，而且淮军过去就与洋人合作很密切，而帝国主义也是很支持清政府的存在的；对内，应当说，曾国藩集团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后，也依然对满清忠诚不二。尽管如此，当洋务派大肆举办各种新式军火工业时，清廷又派满人崇厚也去办它一个“工业”，是出于一种微妙的民族心理。但崇厚这种贵族官僚，昏庸无能更到极点，搞了三四年，什么也办不好，只好又由李鸿章接办。崇厚后于1879年作为清朝第一个派出使节到莫斯科谈判领土问题，丧权辱国，朝廷哗然，看来也不合“老佛爷”的意思，回国后被判斩监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出现了“工业化”的历史机会时，却是碰到由这么一堆人在历史舞台上营造了这么一种政治的时候，这是中国的坏运气。但是没办法，历史只能从自己原有的位置上起步，无法超越或更换一个更好的时代。
除了这几个大工厂以外，其它涌现出来的，多为地方性的小型军火工业，如：后迁往兰州的西安机器局（左宗棠）、福建机器局（英桂）、广州机器局（瑞麟）、广州火药局（刘坤一）、山东机器局（丁宝桢）、湖南机器局（王文韶）、四川机器局（丁宝桢）、吉林机器局（吴大澂）、金陵火药局（刘坤一）、浙江机器局（刘秉璋）、北京神机营机器局（奕譞）、云南机器局（岑毓英）、山西机器局（张之洞）、广东机器局（张之洞）、台湾机器局（刘铭传）、湖北枪炮厂（张之洞）等。90年代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举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其前身为“广州枪炮厂”，是张之洞卸两广总督后带到湖北的。它后来生产了中国较为出名的破步枪“汉阳造”。这些地方性的军火工业被大力举办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保卫“大清”的江山永不变色而对付“变民”的。至于国防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一时是谈不上的，洋人依然在中国高高在上，是真正的太上皇。
这里应当说明一下，即当时的军火工业虽然办的热闹，技术上却仍是落后的。1856年，枪膛里有膛线的枪在欧洲被称作步枪（也曾音译作“来复枪”），它使子弹旋转而稳定飞行，射程远，射击精度高。60年代，西方开始出现了“后装线膛枪”热，很快便被用于装备军队。但是，中国的军火工厂却生产不了这种新式武器，只好仍向西方国家买。中国由于技术落后，在世界市场上总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技术落后，用搜括人民的钱办的许多用于镇压人民的军火工厂的产品，也很多都质量低劣，全不合“用”。
在血淋淋的军火工业的机器声中，中国的工业化吹响了最初的号角。
军事工业在中国，相当于纺织工业在西方。它也成了一个带动力，一个刺激力，使得各种其它工业被牵动，被拉动，因而也随之发展起来。由于中国缺乏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备，缺乏大批数理化和技术人才，民众的思想和智力依旧被笼罩在东方神秘主义的烟雾之中，所以，人民在接受科学和工业时决不是轻易的或如饥似渴的。因此，中国艰于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条件和民众条件，而不在于是否有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进。雇佣劳动在中国“古已有之”，雇主不会有雇不到“人手”的困难；未庄的阿Q也可以到处打工，不是中世纪欧洲式的农奴。
中国的机器工业所以不能一带就起，迅速发展，就是与上面所述的情况有关。但巨大的历史车轮既已起动，无论怎样缓慢，它在巨大的中国，还是开始缓缓转起来了。军火工业成了中国发展其它工业的一种推动力，而李鸿章他们的思想、脸色、焦虑和吆喝，则是中国军火工业的动力。洋务派在搞军火生产时已经发现了“自强”必须先“求富”，这就是我国民用工业得以兴起的来自中央政府的推动力。这力量到底有多大呢？
军火工业的生产一旦出现，所面临的问题无非是燃料、原料、材料、机械加工、大规模运输等问题。从理论上说，任何部门的机器工业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社会的经济体系，孤立地生存和运转，工业化各部门之间大致会自动保持某种比例，是技术上决定的，这样，整个经济才会比较平衡地发展。军火工业必须需要大量的煤、铁，这是由机器工业的本性所决定。而当时军火工业所需煤铁不可能长久地全由国外取得，因为进口最终总是要由出口来偿付的。许多兵工厂所需原料和零配件均需从国外购买，甚至还要买“上等英煤”，这种对外的依赖造成了中国军火工业实质上的脆弱。外国帝国主义者又不会让中国制出最精良武器来对他们自己的在华地位造成威胁。所以江南局和马尾局的船只大都是用购自国外的残旧机器“组装”的。在这种发展机器工业的态势中，中国机器工业相当长的时期里的落后性是命中注定的；军火工业带动起其它工业的迟缓无力，也是命中注定的。
让我们来分门别类地简单看看煤炭、钢铁、机械和交通运输业最初的发展。
煤炭：煤炭是能源，自从中国土地上出现了机器工业，无论其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必须使用能源。因此煤炭需要量在60年代以后增长很快。中国采煤历史虽早，大约始于宋朝，但一直是土法。机器采煤最早的两个煤矿出现于1875年，李鸿章创办直隶磁州煤矿。盛宣怀创办湖北广济兴国煤矿。该两煤矿并未能办下去。1876年，台湾的基隆煤矿开办，由洋务派官僚沈葆桢负责，雇用英国煤矿工程师，从英国购买机器，雇用了约1000工人，到1881年产量达5.4万吨，主要供应马尾船政局，这是中国实际成功的第一座机器煤矿。李鸿章又委托买办唐廷枢创办直隶开平煤矿，唐山开平煤藏丰富，唐廷枢偕一英国矿师1876年前往勘测，1878年在天津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投资总量为220余万两，雇佣工人达3500---4500人，聘请了英国专家，1882年产量为3.8万吨，1894年达40.2万吨，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主要供应天津机器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全国各地先后出现规模大小不同的煤矿16座，其中6座为“官办”，10座为“官督商办”，例如盛宣怀办荆门煤矿（1879年）、戴华藻办峄县煤矿（1880年）、叶正邦办富川煤矿和贺县煤矿（1880年）、纽秉臣办临城煤矿（1882年）、胡恩燮办利国驿煤矿（1882年）、盛宣怀办骆马山煤矿（1882年）、徐秉诗办贵池煤矿（1883年）、吴炽昌办京西煤矿（1884年）、张曜办淄川煤矿（1887年）、张之洞办王三石煤矿和马鞍山煤矿（1891年）。此时全国共有煤矿工人7900---9600人。这些矿山大都步履艰难，只有基隆煤矿和开平煤矿颇见成效。中国的煤矿工业是非常艰难的行业，我们曾经读到英国工业革命时煤矿工人的可怕生活条件的材料，但中国煤矿工人比起他们还要痛苦得多，困难得多，危险得多。尽管如此，中国的煤矿工业在世界上仍属十分落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不到2％；而在同时，苏联“二五”计划结束后的1938年的煤产量占33％，美国占41.5％。
钢铁：古代中国曾经炼钢成就斐然，前一章中已多有介绍。近代的钢铁工业进展却极为缓慢，这种缓慢，可能是中国上个世纪整个机器工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1874年，李鸿章办磁州煤铁矿，算是国家的近代铁业萌发。中国发展机器工业，需钢铁甚多，基本上都是靠进口，至1888年年进口钢材达8.3万吨，而且洋钢铁价格昂贵。于是1889年春张之洞在广州筹划建设专门的炼铁厂，而以前都是军火工厂里附设有炼铁厂。这次似乎有些专业化的意思。向英国订购机器后，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后任广州官员反对在广州设铁厂，于是铁厂移建于汉阳，是为“汉阳铁厂”，这是一个较大企业，在东亚是最大的。张之洞热情有余，但对工业无知，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毛病。订购英国机器时，英方要求将矿石和焦炭寄去化验，知道其质量后才能知道用什么样炉子。张之洞想，以中国之大，无所不有，为什么要先找煤铁后购机炉？他指令将英国已有的先买一份，结果买回的机器炼铁炉与矿砂成份不相配（虽也炼出了钢，但化学成份不对头，含磷量高，性脆，不能做铁轨；对于钢，硫磷为有害物质）。后来找到湖北大冶的铁矿石和王三石煤矿，这也是万幸的事，如果铁厂按原计划放在广州，原料问题无法解决，肯定要砸锅。工厂选址也很可笑，定在汉阳并不合算，原料燃料的运费增加，但张之洞觉得放在他身边他可以经常去看看，就这么定下来了。1890年动工，3年告竣，共6大厂、4小厂、炼炉2座，聘外国技师约40人，雇工人约3000人，大冶采矿工人1000人。焦炭问题解决不了，只好买德国焦炭和马鞍山土焦混合使用，又高价买开平煤，最后炼的钢成份不合，不能做钢轨。这个厂共用经费580多万两，结果没有获得像样的东西（这令人想起了“文革”中包头钢铁厂的情况）。1896年只好改为“官督商办”，由颇有神通的盛宣怀主其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中国现象：一是不少负责办工业的官僚不懂科学不懂工业；二是他们办了这个又办那个，什么都能干，“万金油”，忙个不停；三是他们把几百万两花掉，就是胜利，什么成绩也没有都可以，照样做高官，骑骏马。这是顺便说说，言归正传，进入本世纪后，1908年成立了汉冶萍煤铁有限公司（汉阳、大冶、萍乡），但好景不长，至20年代举债22次，借债5700万日金，但钢铁炉终至熄火。在中国的钢铁工业，在一次大战期间有些发展，本溪湖制铁所于1915年、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扬子机器公司于1920年，纷纷出铁。说起来，中国钢铁工业从未先进过，铁矿均为贫矿，19世纪中生铁产量不到20万吨，其中新式的化铁炉的产量仅有2.5万吨，为汉阳铁厂所产；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洋法炼铁产量也仅及25万吨。钢产量更可怜兮兮，到1907年时，仅产8538吨（汉冶萍一家所产），全国人均不到1两。而国内所需钢铁甚多，只好还靠进口，30年代初每年进口40---70万吨。相比起来，帝俄的钢铁工业比中国强得多，1888年钢产量为22.2万吨，1896年为102.2万吨，1907年为267.1万吨，1913年为491.8万吨，人均27公斤，比中国多500多倍。在工业化起步较晚的日本，1888年生铁产量为1.37万吨，钢2338吨；1896年生铁为2.46万吨，钢降为1595吨；1907年生铁为14万吨，钢13.59万吨；1913年生铁24万吨，钢38.24万吨。它们都远远超过了中国。
机械：中国古代的机械装置颇有成就，例如东汉时可将水车的园周运动变为风箱的直线运动，制造了利用减速齿轮系的“程序控制”的“指南车”（不是磁铁的，它还能报告行车里程，现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陈列）；唐宋时可制造出内孔外园不同心度很小、子母口配合严密的装置，北宋时制造出内有擒纵装置的能自动报时的仪器，与现代机械钟表内的卡子相似。但中国古代机械成就，与古代冶炼等业相同，属于经验的，不是理论的，精密度亦很低，成就自然极为有限。自从洋务派大力举办军火工业时，各种西方机械设备进入中国，中国出现了现代的机械工业。进口机械中，起初多为造船设备、通用机械和兵工机械。这些都是洋务派的心爱之物，他们希望也能达到“船坚炮利”以“自强”。因此中国的机械工业，较过去、较其它工业，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总体水平仍然极端落后。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技术水平在世界仍属极其落后。洋务派不明白这个道理：外国公司是不会把最好的设备和技术卖给我们的，因为技术秘密是企业的生命线，工业间谍耍尽机巧尚且窃之不易，何况来者是一群拖着一根可笑辫子的清国男人，官员们差不多全都颟顸无知，只知中饱私囊，怎么可能得到最好的技术呢？二是中国技术人才极为罕见，这是限制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动因素。中国与当时的日本国策不同，对国民的科学教育极为落后，国民教育问题从未成为国家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之一，清政府也从来害怕人民的智力进步；此外，洋务派也不明白，只靠培养少数人，靠几个出国后盘起辫子的清国留学生，靠他们弄到外国先进工业的一点皮毛，不可能使整个中国工业振兴（按1872---1875年清政府共派遣赴美留学青少年121人，1881年全部召回国，怕他们受到外国的影响而“数典忘祖”）。当然，洋务派本也没有什么历史责任感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怪他们不得。三是由于设备简陋而重复的中国机械工业不能自己进步，没有竞争，没有创造性，所以只能“复制古董”，产品粗制滥造，竞相模仿的是容易制造的简劣产品。1931年时有杂志写道：人均拥有的机器价值：美国为23金元，英国为10金元，德国9金元，印度1.7角，中国5分。
交通运输业：一是轮船，一是铁路。开始时，洋务派的心思都在船上，这可能与洋务派大都来自长江水网地区有关。他们特别喜欢兵船。尽管轮船的生产受到极度重视，但考察下来，却也不怎么样。铁甲大兵舰，中国是造不了的。甲午战争前，总共造了几十艘兵船，质量也是低劣的，对于中国的海运江运，没有很大意义，但造船本身却是个喝钱的无底洞。遗憾的是，它们对于海防也毫无帮助，碰到敌舰则一败涂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钢质船舶的平均年造船量不过1万吨左右。而大致同时开始发展机器工业的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的1937年其商船下水吨位已达到45万吨。中国的轮船运输业，最早的是“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1872年李鸿章令浙江官员朱其昂在上海试办，次年1月正式成立，后来经盛宣怀介绍由唐廷枢、徐润主持局务，规定资本100万两，每股500两，直到1881年才招足。1872年买了三艘轮船，载重分别为1万石、1.7万石和1.8万石；至1876年陆续又买了8艘，开辟了南来北往的十余条航线。外国商船公司本来互为竞争敌手，如旗昌、太古、怡和等洋行，见到有了中国轮船招商局，便立刻勾结起来，跌价竞争，共同挤压轮船招商局。结果闹得个几败俱伤。中国航运业在整个清政府统治时期，发展是迟滞的。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过几十个轮船公司，在中国最大的四家轮船公司，本国公司只有招商局一家。另外，交通运输的另一重要部门铁路，在中国的发展更是相当艰难而迟缓的。洋人一直想弄到在华修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在西方是效益很诱人的事业。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訢暂时没有答应。1865年英商成立了“中国铁路有限公司”，准备对沪苏一线投资214万两，清政府仍一直未同意外资在中国修铁路。1872年，英美商人的“吴淞道路公司”偷偷地修筑了上海到吴淞的一段长15公里的轻便铁路，因与当地乡民发生冲突，清政府官员冯竣光指责外商盗窃中国领土。英国政府就向李鸿章发出恫吓，李胆战心惊后，清政府以28.5万两将铁路买下，然后予以拆毁了。但西方列强80年代后也一直没有放弃获得在中国修铁路权的企图。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除淞沪铁路外，中国共有两条铁路，是自己修的，一条是唐山至天津及延伸至关外的铁路，总长320公里，一条是从台湾的基隆到新竹，77公里。两条铁路都起因于运煤，也算是清政府的洋务派对顽固派占了上风后的一个结果。中国的铁路运输从1881年6月投入使用的唐胥铁路（15公里）开始。1886年至1888年，铁路从胥各庄修到天津，计175公里。至1894年，津榆铁路出山海关又修了64公里。甲午惨变后，帝国主义们开始疯狂宰割中国，他们纷纷获得了铁路修筑权。例如，沙俄修了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德国修了胶济铁路、滇越铁路，日本修了安奉铁路。通过他们条件苛刻的借贷给清政府修的铁路有：京奉线（英）、京汉线（英、法）、粤汉线（英、美、法、德）、津浦线（英、德）、沪宁线（英）、吉长线（日）、广九线（英）等等。到1911年，中国共修建了铁路9618.1公里，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有3759.7公里，间接投资的有5192.8公里，中国资本修的为665.2公里（比重为6.9％）。到1927年中国共修铁路13040.5公里，中国资本修建的占8％。直到全国解放时，我国铁路（包括台湾）总长只有26857公里（大陆的通车里程仅达21810公里），前后历时68年矣。在俄国，自有铁路起68个年头后为1904年，那一年其铁路运输线路长度为59616公里；美国呢，自有铁路68个年头后为1898年，那一年其营业铁路为30万公里，全部铁路总长为39万公里。这两个国家也都是国土辽阔的大国（而且，这种跨越时空的时间上的比较并没有意义，起步越早，技术条件就越差，耗费时间也越长，是很正常的，例如，钢产量从500多吨发展到2000多吨，英国从1873年---1955年共82年，美国从1892年---1905年共13年，苏联从1930年---1949年共19年，中国从1957年---1971年才14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中国的14年间与英国的82年间相比，技术条件和设备生产能力已大不一样；苏联的19年里还隔着那一次惨烈无比的卫国战争）。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相当慢；如果我国铁路建设全使用清政府拨款，那么，铁路建设还会更慢些。机器驱动的现代交通运输业的落后，是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中国工业化最初的脚步就是这样迈出的。它的上边是冥顽愚钝的“官老爷”和唯利是图的“洋大人”，它的旁边则是盘根错结的封建黑社会、宗法势力、迷信愚昧的人群，它在异常黑暗、丑恶和痛苦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步履维艰的最初几步。因此，它在科学技术上、生产规模上、发展速度上、资源配置上、工业布局上、产业结构上、生产管理上、市场环境上、法制保障上，等等等等，都与先进国家相差甚远。我们不能给它太高的评价，但是，它毕竟在中国开始了一个时代，一个根本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业化时代。平心而论，洋务派虽然时有拙劣表演，但历史就那样了，沉渣泛起，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丑角人物卷进历史的主流，这是历史，没有办法；它们的确经常居心凶险，但在发展工业上也还很有热情，到处伸手。尽管有的事情办糟了，多花了千百万两，或者中饱私囊，因为他们是实力派，也没有人因渎职撤李鸿章的职。说到“外侮”问题，李鸿章之流尽管对洋人卑躬屈膝，内心里可能也想过“自强”以后“外侮谮消”。尽管他们弄到的大都是国外三流设备，但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可能做过“强国梦”。或许他们真的认为，中国只要有了大炮和轮船，外国人就再不敢怎么样了。
到了1994年，“自强”已经有了相当成绩，当然，主要是军事上的成就，其实也仅只是一种外貌上的成就。例如在阵容堂堂实力最强的北洋水师（当时中国有3支海军，另有南洋和福建2水师），化了430多万两新买来的铁甲战列舰“定远”、“镇远”、“济远”漂在鳞光闪闪的海面上煞是威武，还有“致远”、“经远”、“靖远”、“来远”4艘巡洋舰，还有快舰、炮船、鱼雷艇20余艘；此外在旅顺、威海卫等军港，也花几千万两修筑军事设施，配备了几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4月份进行了大检阅，场面非常壮观，万炮齐发，起止如一，外表上确很漂亮了，英法俄日兵船也赶来观看。李鸿章煞是得意：二千里海防，似乎已经完全坚固……
但就在此一片“大好形势”下，3个月后，突然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惨变。
（三）国破方知人种贱　瓜分惨祸依眉睫
 
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自强”、“求富”的运动中，时时涌动着一股股浊流。这就是渗进中国官僚骨髓的贪婪、腐败、中饱私囊。官员们眼中的“工业化”，恐怕只是给他们带来了弄到钱财的机会，于是，购买设备、办矿、修路、建厂、招股，无一不是发财的好机会。从这些交易中渔利的是官僚、洋商、中间买办和他们的亲戚好友。因此，在购买当时先进的铁甲兵舰时，当然有人要浮报价银；在修建军港防御设施时，也有人从中克扣防费。清政府的财政本就一笔糊涂帐，为清国总头目慈禧太后游乐快活而修建的颐和园就曾大量挪用海军经费和铁路借款等。这种政治统治层，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鸦片战争中挨了外国人的打，于是也想学学外国人的“船坚炮利”，还聘请了洋人担任若干军事指挥员，花了许多银子，若说完全不想成为一个强国，完全不想让“外侮”消失，恐怕不尽然。但事与愿违，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他们的腐败屈服，终于将空前的亡国惨祸和民族苦难抛到中国人民头上。
中国东面有一个隔海相望的凶恶邻邦---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国土狭窄、人口众多的岛国，1854年被一艘美国军舰吓得打开国门，和中国一样，受到军舰大炮的刺激后，决心努力图强。1867年，德川的幕府政治结束，明治天皇即位，开始“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教育立国，文盲很快消灭，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1874年，日本突然派军队三千，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烧毁村庄，清政府吓得张皇失措，英美法等国反而都支持日本，清政府只得赔款55万两了事。1879年，日本将琉球国王（他曾向保护国清朝求援）抓到东京，吞并了这个王国，改名为冲绳县。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准备再吞并朝鲜，并与中国作战。
1894年，朝鲜南部发生大暴动，朝鲜政府无法控制，请清政府派中国军队平暴。中国政府6月派了1500人的军队入朝；日本亦派兵入朝，但几天后日军突然占领汉城。战争立刻逼在眼前，胆怯的清政府央求俄英“调停”，正当清政府抱着幻想等待时，日本于7月25日不宣而战，击沉了一艘运送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增援部队一千余人在海上遇难。于是清日两国同时宣战。应当说，和后来的战争相比，这是一次很小的战争，但是它一举改变了东亚的格局，使中日两国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此日本疯狂暴发；从此中国则面临着列强的瓜分狂潮，沉入空前的民族苦难。
我们不明白，中国政府投资兴办的工业绝大部分是军火，中国向国外购买军火不遗余力，中国的北洋舰队使中国当时有海上“第七强国”之称，难道就不能与当时军事力量基本相当的日本一拼到底，血战一场吗？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不战败。但是，中国军队的对外作战，按通例只有失败。9月17日在海上仅有的一次不期而遇的“甲午海战”中，5小时里，中国16艘战舰中5艘舰沉没，其余全负重伤。好象中国指挥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战争（他们在电影《甲午风云》里的表现却似乎不错）。日舰则无一沉没，大获全胜。日军进而侵占安东，11月袭击金州和旅顺。11月7日金州战事吃紧时，慈禧在宫里正举行盛大的60大寿庆祝活动，快快乐乐，诸事不问。11月22日，热爱着残忍屠戮的日本鬼子在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到处挂满中国百姓的人头，全城2万居民只逃出36人，完全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预演。数百门德国造大炮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次年1月，2万日军又在威海卫登陆，清军15艘兵舰13只鱼雷艇不敢出击。10天后日军从背后攻击炮台，军官们不战自逃，丁汝昌自杀，11艘兵舰和炮台上军械全落入日军手中。作为“自强”象征的北洋舰队，至此灰飞烟灭。不几天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被派往日本求和。这时，陆地上，日军在辽东进攻正紧，他们又攻占了海城和盖平，威胁辽阳和锦州。无论是淮系还是湘系的军队，都只能溃退，不久日军又进占了牛庄、营口和田台庄。清政府惊慌失措，只求赶紧媾和。（我们认为，的确，清政府内心深处还有一恐惧，它深怕对外战争中会再出现太平天国和捻军那样的汉族人民起义，推翻“鞑虏”的统治。它不懂得，假若政府果能坚决抗战，全国人民反会暂时捐弃旧恨，团结对外。政府愚蠢的政治认识，也使得慈禧几年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反复无常。但对外侮的卑躬屈膝和献媚的笑脸并不能挽救他们免于垮台。最终呢？仍实质上是由汉族人孙中山所领导的“驱逐鞑虏”的革命所推翻。）
甲午战争的参加人数并不多，规模也很小。日本人说他们出动12万人，战死5147人，可能实际并没有这么多。当时在东北的中国军队人数比日军多，军事装备也差不多，但是可惜，望风而逃成了旧中国军人的习惯（我们看到，后来1931年沈阳北大营发生“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东北只有1万余人，一周内即基本占领了东三省，张少帅携蒋介石不抵抗令，率数十万大军却丢弃国土一溃千里）。当1895年3月初牛庄等地失守时，李鸿章正赴日本求和。其实，日本此时虽又打败了湘系军人的防御，再要补充兵员军需也很困难。24日，在野蛮的日本，突有一暴徒刺杀中方外交官李鸿章，子弹打进了左脸颊，欧美报纸也报道日本太狠毒了。但年逾古稀的李鸿章，一不为安全而上船，二不愤然回国，坚持着伤体，最后签署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中国为甲午战争的小小失败，付出了可怕的沉重代价：
（1）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后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但中国须为此再付出再3000万两。台澎则直到1945年才“光复”。
（2）战争赔款2亿两，加上“还辽”3000万两，还要支付日本在威海卫驻军的军费150万两，共计23150万两。其中2亿两中的5000万两和“还辽”的3000万两必须半年内付清，余下1.5亿两分8期付完，年息5％。日本最初“谈判”时提出的赔款额是3亿两（据说最早酝酿竟是7亿两），可能由于李鸿章临时挨了一枪，日本的外交形象已经很恶；另外，要的太多，恐怕谈崩，战端再起，而日本其实并没有力量继续打下去，所以，改为2亿两，7年还清，算是做了“让步”。但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这笔钱，其财政岁入只有8000万两，还要供大批官僚穷奢极欲，所以只有向西方举债（为此事曾7次举债，其中3次为1亿两，史称“三大借款”），同时向西方出让主权和利益。
（3）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完全疯了一般扑到中国身上吸血，他们在中国为所欲为，全然成了主子。中国被划分成各种“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完全打断了中国工业经济正常时的缓慢发展，同时却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产业革命”吹响了金喇叭。日本正是在清政府的赔款基础上，建立起蔚为壮观的现代工业。日本的工业经济实力直到甲午战前尚微不足道。至1893年全日本只有463家工厂使用蒸气机，全部工业资本为0.7亿日元，全国平均一个工厂约2.5万日元。甲午战争后，中国这笔战争赔款，约合当时的日币共计43852万日元，从中，使日本的机器工业因此一下子获得了3.6亿日元巨额资本。不少有良心的日本学者也认识到，中国对日本的“产业革命”在客观上做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付出了多么大的民族牺牲，陷入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曾给予日本这样大的“历史的恩惠”。日本学者井上清感叹道，“还没有一个外国从中国攫取如此庞大的现金的先例”，这笔战争赔款“使得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大仓为首的大官僚资本家获得了空前的巨额利润”。我们看到，事实上，日本经济发展至工业革命的困难，当时不在于人才，而主要是缺乏资金，所谓“原始积累”。正是有赖于清政府的赔款，日本方得以在1897年将不稳定的银本位制改为金本位制。日本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甲午战争后有了惊人的发展，主要工业部门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工业公司的总数从1896年的1227家增加到1904年的2257家，其纳税资本金额增加了1倍。从1893年至1903年：雇用10人以上的民营工厂数目从3740家增加到8274家；这些工厂使用动力机的工厂数从675家增至3741家；民营工厂的工人数从285478人增至483839人；国营工厂的工人数从11859人增至61876人；铁路开业里程从3280公里增加到7230公里；轮船总吨数从110205吨增至656745吨；出口贸易金额从8971万日元增至28950万日元。日本这10年的增长倍数是很令人吃惊的。日本的棉纱于1897年出超，至1903年进口仅3000件，而出口竟高达30万件。日本的重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从1903年至1907年生铁产量约增加4倍，钢增加1倍；至1918年，日本的生铁达58.3万吨，钢材达44.7万吨（钢达81.3万吨），可满足其国内需要的73％和48％。从日本工业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数次战争是使日本发了横财（也愈益刺激了帝国主义日本热衷侵略的豺狼本性），甲午战争是最为重要的一次。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变本加厉。日本首先一步步将中国的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以便攫取东北的资源。特别是东北沦陷后，其重要工业悉数被“满铁”等日本大公司所垄断。“满铁”，即“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于1906年创办的，它是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是日本插进中国吸血的粗大的管子，初创时资金为2亿日元，其中半数为日本政府提供的实物，因此具有官方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霸主。开始时，除了经营铁道外，还经营汽车、电车、国际运输、旅馆业、建筑公司等。1909年，“满铁”发现了鞍山的铁矿石，为对我资源进行掠夺，组织了一个“振兴公司”，在鞍山兴建了钢铁工业，于是，著名的鞍钢就从一个小火车站发展起来。不久有了两座高炉，可年产20万吨铁，但当时该厂技术是落后的。煤都抚顺1905年落于日本的股掌之中，后来也成了“满铁”经营的重点。起初，日本人想用抚顺煤进行鞍钢的冶炼，后发现该煤不宜炼焦，遂用于铁路、轮船、其它工业及民用。1905年前抚顺煤为土法开采，最高年产量13万吨；日本人用机器开采，至1930年已达800多万吨，占东北煤产量的81％。抚顺煤矿是当时世界上表面开采最大的一个矿区。“满铁”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还在东北经营了若干制造业、化工、水泥、制糖、制烟、纺织、面粉、玻璃、油脂等工业，还经营建筑业、通讯、金融、商业等。据认为，1930年末日本在东北直接企业投资已达11亿日元，在关内也达到6.5亿日元。“七七事变”后，日本许多财阀的资本更是源源流入东北，除带有国家资本色彩的“满铁”、“鲜根”、“东拓”等外，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大仓、日窒等财团的产业在东北的投资都有数亿日元，金融资本主要投资在工业，其次交通，产业资本则集中在金属、窑业、电气等部门。
因此，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夺取了巨大的金钱，首先为日本自己带来了全面的工业振兴。
其它国家也很快抛开了通常的外交方式，礼貌成了多余的东西，它们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权益。它们纷纷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这其实是一种国家政府的“黑社会”行为。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任何要求或乞求的余地。俄国军舰突然闯进旅大，清政府只好把旅大“租”给俄国。英国要租借威海、九龙，德国要租借胶州湾，法国要租借广州湾，清政府也只好“租”给他们。列强要在汉口、杭州、苏州、天津、厦门、福州等许多城市划定“租界”，建立“国中之国”，使中国主权在“租界”里完全地失效，清政府也只好同意照办。划分完“势力范围”后，这些国家又先后获得铁路航运开矿和办厂的权利。可怜的中国已经快被列强肢解开，然后各自揣进他们的口袋里。
客观地看，中国土地上的经济活动仍然有所发展，有些经济活动甚致干的更欢了，如铁路。但是，这已经多半是国外投资的狂热所带来，它们首先给外国资本带来更大利益，特别是在八国联军逼出辛丑条约之后。
由于外国人在中国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他们很快与人民群众处于敌对状态。另外，康梁与光绪的“百日维新”流产后，列强对慈禧处理光绪不满，反对所谓“已亥建储”（公元1900年），使她突然对外国人有了一股子怨气。于是她便采取了招抚那些反对洋人但又迷信色彩颇浓（他们相信口中念念咒语便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的政策，然后她对所有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出一奇特的“宣战”诏书。当然，她并不是要打到国外去，而只是想在北京的外国使馆里搞一点武打。可能她自己认为，这样，一来整了洋人，二来又可借洋人之手剿灭义和团。但是，她因此给了“八国联军”进北京迫出《辛丑条约》最好的借口。在北京曾有数万拳民（清政府军也混在其中）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洋人卫队约近400人（387名为军人）守卫，并无失守之虞，可见冷兵器与火器之间战斗力相差之悬殊。这时已占领天津的各国派出1.9万人的军队攻打北京，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800千人，英军3000人，美军2500人，法军800人，德军尚未到，奥意各派50多人。日本又是最凶恶的一国。当时清政府调到北京的正规部队约10万人，但基本上不战即溃，西方军队得以第二次祸害北京，屠戮、抢劫、强奸，无不令人发指。
《辛丑条约》是套到中国脖子上又一副沉重的枷锁。
本世纪初，清政府刚刚还清甲午战争赔款，惊魂甫定，喘息未稳，这时新的一棒打来，清政府的财政拮据，简直陷入绝境。条约决定的“庚子赔款”数额到达天文数字：4.5亿两，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238150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超过了10亿两。不过，面对国际强盗，清政府反正有办法，就是再把负担加到人民头上就是了。清政府的海关税、盐税、内地关税统统给洋人拿去作保，但这还不够，清政府中央要各省每年摊派2000万两，以应付庚子赔款。不过，庚子赔款并没有交付现银，而是转化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生息资本”（成了外国给中国的“借款”了，或者成了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后来，1909年起美国退还了已付给了它的部分庚款，转作中国教育经费和留美学生的基金。十月革命后俄国宣布放弃庚款，德国由于一次大战为战败国，因此其庚款后来取消了，奥国庚款也取消了。（俄德两国庚款占比重最大，其它国家的庚款至20年代大都不了了之；庚子赔款，如同行抢，对于西方国家也并不是光彩的事情）此次打击更为沉重的是压在人民心头上的。因为从此后，外国军队都有权来保卫他们的使馆了，而且还有权在中国各处驻军以保证北京至沿海的通道，这样一来，整个华北乃至全国都处于帝国主义的枪口之下，中国成了世界的兵营。俄国在条约前就曾以保护他们的中东铁路为由，出兵占领了东北，赖着不走，后来到了1904年，俄日两国还为争夺在东北三省的权益，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进京后，中国面临被瓜分而亡国的前景。由于美国反对瓜分，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保持清政府的架子，列强同意仍然维持那个闯了祸而知“悔过”的老太婆继续统治中国。受到惊吓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则表示痛心疾首，感激不尽，因而说了一句足以使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为了洋人心中的快活，中国的一切都可以拿出去的。（慈禧反复无常，八国联军打到杨村时，她还杀了尚书徐用仪等几个所谓“主和派”的大臣，表示支持义和团；当八国联军获胜，她又判了大臣英年等所谓“主战派”9人死刑，2人“死缓”，满足列强的要求，向八国联军讨好）
这一次，中国虽然表面上没有被瓜分，没有再“割地”，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秋瑾烈士曾在诗中悲愤地写道：“国破方知人种贱”、“瓜分惨祸依眉睫”，正是倾吐了当年这种深沉的民族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土地上的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此后的确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不能相比，而且它首先是为外国提供了更大的利益。根据统计计算，日本“满铁”1907年至1913年在华投资，在铁路、工厂、船舶、港湾、矿业、电气和煤气上的投资上占其总投资的比重为87.70％，资产上占其总资产的比重为85.75％。1895年至1913年，投资10万元以上的外资在制造业上共设立了116家工厂（拥有10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数目增加了1.5倍），共投资4807.8万元，其中日本最多，占38.87％；矿业投资上英国最多，共投资3793.0万元，占全部外国矿业投资的75.90％。
上一节介绍了中国机器工业发展的初期铁路方面的情况。帝国主义各国所以对修铁路兴趣颇大，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工业化建设，而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同时，他们闪动着的那双双漂亮的蓝眼睛还盯着中国的各种矿藏。列强在甲午战争后获得的铁路建筑权，是包括了投资、筑路、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各项权利。即使后来形式上有所改变，实质不变。但铁路建在中国，总是有好处的，将来一旦赶走帝国主义时还可收回，他们不可能把铁路带走。而他们获得采矿权，却是在喝中国埋藏在地下的宝贵的血。从1895年至1912年，清政府总共与法俄英比日意等国订了39项条约或合同，赋予他们在云南、两广、中东线、胶济线、山西、京牛线、热河、河南、正太线、四川、新疆塔城、京汉线、开平、安徽、福建、贵州、吉林、西藏、浙江、直隶、山东、抚顺等许许多多地方的各种矿（如煤铁石油金银铅锑云母等）的开采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采矿和冶金上几乎取得了绝对垄断权。
甲午惨变之后，中国人自己办的用机器转动的工矿运输业又如何呢?
甲午军事上的失败，张之洞认为武器不精是重要原因，他要求朝廷再继续到处设立兵工厂，特别是在“内地”。清政府也几次想办新厂，但都没成功。还是几个老的“制造局”向清政府供应军火。例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清政府最主要的军火厂之一，年产量为1106枝枪，炮20尊，出钢321吨，大大小于该厂生产能力（快利枪2000枝、炮20尊、钢2000吨）。而且该厂生产总是落后于形势，因为产品设计定型都很陈旧。例如原来生产的“林明敦枪”（按大概是一种滑膛枪或枪口装弹的线膛枪，即前装枪）各营军队都不肯用，以至库存1万多枝。1891年才全部改产“快利枪”（按可能是后装枪，肯定应是线膛枪），但这时快利枪亦已过时，只好于1898年改产7.9毫米小口径毛瑟枪（按毛瑟，德国步兵武器发明人两兄弟的姓，经查，其1871年生产11毫米“单弹”步枪；1884年生产可装8发子弹的“弹仓式”步枪；1888式和1898式使用无烟药枪弹，7.92毫米口径，估计此时清政府生产的是1888式的），又将库存的2000枝快利枪报废。炮的生产，1893年前一直生产旧式前膛炮（从炮口装弹），当此时改为生产“阿式炮”时，阿式炮业已过时，国外军队已流行装备克虏伯式全钢炮。这种技术总是落后的情况，是当时中国的宿疾，通常人们认为这是由清政府对新式工业的腐败的“封建主义的”经营管理所致。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技术人才的缺乏、技术信息的不灵、技术改进的手段太差的缘故。换一换官员来管理，或者“市场化”它一下，都难以解决上述根本性的缺陷。
后来居上的湖北枪炮厂是张之洞90年代开始兴建的。张之洞此人有喜欢追求新式的个性特点，因此湖北枪炮厂的机器设备较新，因而很快成了清政府军火供应的新中心。该厂在甲午战争时已有枪、炮、枪弹、炮弹、炮架5个厂，尔后又建成无烟火药厂、炼铁厂。1904年又扩建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铜、打铁等6厂和一所绘图房，专门仿造和修械，并开始仿造汤玛新式机关枪（按机关枪是美国人马克辛首次于1883年发明，因而机关枪当时是个很新式的东西）。该厂生产的枪炮样式也比较新，一开始便生产德国1888年五响毛瑟快枪，7.9毫米口径。炮厂也开始仿造较新的国外样式。该厂1903年步枪已从日产5至12支增至50支；枪弹则从日产1000发增至1.2万发，快炮也从年产60尊增至90尊，生产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大。该厂从开始办至1906年购机器和材料、建厂房共用741万两。经常的费用每年需80万两，但每年缺口仍有40万两，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后来因清政府必须偿还巨额外国债务，40万两也没有了。1909年只得停办，只生产少量快枪和子弹。
福州船政局在1897---1907年10年间制成5艘兵船，总计排水量4000多吨，1907年该局洋员遣散，暂时停办。颇具规模的天津机器局（年产炮弹1.4万发，子弹800万发）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隳毁。这个时期，有所发展的，如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所设德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后发展为西南一大厂，辛亥革命后改称四川兵工厂）、山东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其余如福建、金陵、云南、吉林、奉天均无发展或停产。
这期间与原洋务派有关的民用工业亦处于萎缩状态。比较大的两个厂是汉冶萍和开滦煤矿，它们一个落到商人手中，一个掉进洋人嘴里（也是一种“国有资产流失”）。汉冶萍，前面已提及，它是张之洞举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盛宣怀后来办成的萍乡煤矿1908年合并而成。洋务派办企业，纯由“官办”碰到许多财政困难，李鸿章等官僚便想利用民间资金，于是又有两种新形式：“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是商人出钱，官僚来办；后者虽说“合办”，实际上还是“官”说了算的。汉阳铁厂1894年出铁，不及一年即停顿，英法等外商曾提出“中外合资”共办，张之洞拿不定主意，适朝廷有招商之议，他就于1896年着盛宣怀“承包”了，名为“招商”，实际上还是“官督商办”。为解决焦煤问题，盛宣怀乃决心办萍乡煤矿，新法开采，煤矿中心在安源，整个矿区长10公里，宽5公里，属大型工程，计有机矿平巷3条，直井一口，安装矿轨、煤车、钢缆、起重、打风、抽水、钻石各种机械；还有大小机器制造厂，大小洗煤机、洋式炼焦炉、制火砖厂、电灯电话等设备；此外还有栈房、码头、医院、轮驳等附属设备。竖井最深的达800公尺，横井的双轨路有3000公尺。1899年日出煤200至300吨，第二年日产增至2400吨，月出焦2.1万吨（其中洋式1.2万吨，土式0.9万吨），1907年年产量已达45万吨。萍乡供应汉厂焦为每吨11两，开平焦则为17两，洋焦为20两。汉冶萍在燃料问题上站住了脚。此后，盛宣怀为解决钢的质量问题，派员出国考察，才发现张之洞随意从国外买来的炼铁炉不对头，又改造设备，又扩建了矿山，生产出了含磷量很低质量很好的钢轨，津浦、京汉等路均来定货。虽然1907年较1900年各项产量（煤、焦、矿砂、生铁、钢）都翻了番，但由于欠日本债务太多，使得汉冶萍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终至不能自立。汉阳铁厂生产日上，反而连年亏损，1907年负债已达1500万两。萍乡煤矿外债亦达200余万两。盛宣怀为了扩大招股，解决经费困难，1908年3月向清政府的“农工商部”（相当于今之工商局）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4月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撤销“督办”名称，汉冶萍终由“国营企业”成了一家完全的“私营企业”。但招股并不顺利，从1908年到1911年清朝垮台为止，公司共借了11次外债由于借债太多，它成了一家为日本服务的公司了。但汉冶萍的煤、铁砂、钢轨等销路都很好，有的远销国外，先后供应的铁路有沪甬、沪宁、广九、南浔、津浦、京汉、粤汉等路。辛亥革命前，汉冶萍的生产状况不坏。
至于开滦煤矿，在八国联军之前，开平矿生产经营状况仍然很不错。1895年产量为348817吨，1899年又达812524吨，4年间增长了132.94％。该矿蕴藏丰富，煤质又适于炼焦、火车、轮船和工厂，市场上销路很好。这样一个矿山，被英帝国主义在八国联军入侵时用强盗加骗子的手段不明不白骗占而去。没办法，袁世凯于1907年又开办了滦州煤矿。滦州矿区达80多平方公里，设备大都购自德国，工程技术人员以本国为主，只聘用3个德国工程师。1908年即产煤12648吨，1910年就达到357205吨。这时骗占了开平的英国鬼子通过驻华公使要求立即停止滦矿开采，并以武力相威胁。未果（清政府这次居然小声说了一个“不”字）。后来英国人转而使用压价挤滦矿的办法。终于，他们乘着清朝完蛋之机，通过袁世凯新组内阁的批准，实际上又吞并了比开平大10倍的滦州煤矿（至清朝末年，中国机器采煤年产约500万吨，95％以上落入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中）。
我们想乘机谈一下纺织工业。
我们还记得，在西方各国，“工业化”几乎都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这可能与纺织工业的性质有关，纺织工业不是高不可攀的“高精尖”技术，其生产效率比起手工生产可提高千百倍，而且它的消费者几乎是每一个人。虽然棉麻丝毛等是原料，纱是初级产品，布也不是最终产品，还要做成衣服或床上用品、窗帘、桌布等，但是通常纺织工业所需投资不太大，周转甚快，对“原始积累”的要求较低。所以，从纺织工业开始“工业化”，有它的道理。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与众不同，“工业化”是从军火工业开始。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办的纺织工业完全没有西方纺织工业的历史作用，它的规模非常小，又被国家垄断起来，不许其它人也去办纺织厂，以免影响政府独家办纺织厂的利益。这使得中国纺织工业根本无法对其它工业起带动作用（无拉动功能）。因此，对甲午战争前的中国纺织工业，我们不能有较高的评价。70年代初，棉布的年进口量已达到3000万两金额，中国正在成为洋布倾销对象；外商也积极策划想在中国办纺织厂。但是清政府始终没有同意，也不想自己办厂。直至洋务派发现要“自强”必须先“求富”后，于1878年才开始筹办中国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棉纺厂，1890年方始生产，这时距曾国藩办安庆内军械所已近30年过去了。从筹划至生产，前后12年，一波三折，中国官场的坏习气尽皆发生作用。原定在上海设立一个800台机器的机器织布局，招商股50万两，到1880年超过原订计划，到1883年却发现实际只收现银35万两，其余为股票存局抵押，而几十万两现银又被拿到金融市场上去“生息”去了，进入商业投机。到1887年发现只有现银800两，连洋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又折腾了一段时间，到1891年还在筹款，这时已装成部分机器，乃于1890年先行投产。“上海织布局”厂址在杨树浦，占地300余亩，厂房为长180多米、宽26米多的三层楼房，职工约2000人，机器设备有纺绽3.5万锭子（美造），布机530台（英造），锅炉5座，美造500马力蒸气机一套。这些机器在当时属于陈旧设备。开工后每日出平纹布五六百匹，销路却不错，1891年外销2.2万匹，1892年外销约9.6万匹，1893年为7.7万匹。内销也很好。据说每日日用500两，获利500两，利润率为100％。1891年又准备再买英国的新式机器。但祸福常在旦夕之间，1893年10月19日，忽遇回禄之灾，一场大火把全厂烧得个罄尽。40天后，李鸿章向朝廷要求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官督商办。这就是“华盛纺织总厂”，由盛宣怀等督办，“华盛”于筹建当年1894年9月就迅速开车生产，它拥有6.5万纱绽，750张布机。这时，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已于1892年投产，它拥有8万锭子，布机1000张。可笑的是，1894年春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一个“计划”：全国以“华盛”为总厂（按类似托拉斯），分设10个厂，加上湖北织布官局，全国共计划有纱绽40万锭，布机为5000张，以后10年之内，不准续添。使人惶惑莫解的是“不准续添”四个字，就是说，只要垄断，不要发展。没有自由竞争，就达到了高度垄断，皇权国家的朝廷重臣就会做出这样的事。只是这种情形并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垄断”或“反垄断”。打破这个垄断计划的，说来也惨，并不是清政府又有了“好政策”，而是被甲午战争后的外国列强所硬性打破。仅1897年一年内，杨树浦就有了5家外商纱厂开业，其中英商3家、美德商各1家，它们的纺绽大大超过了“华盛”，达到16万枚（到1913年，上海共有外资纱厂8家，共有纺锭33.9万枚，布机1986台，外资纱锭在上海的比重为70.5％，在全国的比重为40％以上）。这时中国私商也有5家，在沪杭一带办纺织厂。官办的纺织工业在甲午战争后走上穷途末路，“华盛”大概被盛宣怀耍了一套伎俩后变为他私有，即把“国营”工厂变为他的“私营”工厂。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官局1894年拟招商未果，情形越来越糟，到1900年几乎停顿；张之洞还在1894年筹办了湖北纺织局，1898年部分投产，1900年也停了工。他的这两个局共有9万锭子，1000台织布机，有这般生产规模，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中竟至于无法维持。
通常，在西方国家，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总是处于更有利的竞争位置，它易于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规模效益”更容易实现，因而成本低。所以，以前经常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大鱼吃小鱼”。可是，我们发现在中国常常不是这样，元代出现的“水转大纺车”因其大而不能适应中国的小农经济；现在张之洞办的厂也出现类似问题；我们还看到江南制造局和江南船坞1903年“局坞分家”后，船坞商业化了，造船速度大增，以前造的都是排水量500吨以上大军舰（甚致有达到2800吨的），现在90％以上造的是500吨以下，包括数十吨的小火轮了，适应了颇具小农经济特色的中国市场的需要，效益反倒好了。其实，船的载重量吨位越大，单位能耗越低；反之，船越小，单位能耗越大，造成全社会总能量的浪费，这是无庸置疑的。（其实，江南造船厂最为名声大噪的时候，还是1918---1922年为美国承造4艘1.45万吨级远洋货轮时，职工由原3000人猛增至七八千人，虽然船体的许多基本材料须购自国外，但毕竟在造船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中国交通运输业在甲午战争后也在走下坡路，主要是外轮势力大增。在长江航线上，本来招商局占优势，在4家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的总吨位（7688吨）占27％；到1911年，其总吨位（8864吨）仅占16.2％，日本升到第一位，占46.2％。此外，海运方面，招商局本来就不行。“漕运”（即从水道向京城或军需部门运粮的古代说法）本来是招商局的特权，可1898年后一直亏损，反成了负担。1895年后，清政府因国库空虚，所以挖招商局也很厉害。把持局务的盛宣怀也“近水楼台”地对它巧取豪夺，大量收购和吞并股票，逐步成了最大股东，1909年改为商办时，盛宣怀成了董事长。再说铁路，本来是清廷中顽固派反对的重点。甲午失败后，朝廷始发现不能迅速运兵是个大问题，于是掀起了一个修路高潮，并准商人筹资修建，官督商办。清政府倒台时，共修筑铁路4326公里（其中用外债修筑为4000多公里），商办铁路约900公里。同时，外国资本直接修筑了3718公里。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总算是有了近万把公里铁路。在西方，工业化前期中，铁路是推动经济繁荣的重要杠杆，我们的怎么样呢？老实说，不大怎么样。其原因有待人们探讨。
不管“大清”治下的机器工业情况如何使人感到沮丧，它都已是一段无法更改的历史。机器工业在西方出现，碰到了现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它在中国出现时，现成地碰到的却是腐败愚昧的“大清皇朝”。机器工业在中国登场整整半个世纪后，轰然一声，清王朝塌台了！苦苦地折磨了中国人民二千多年的皇权制度也一起滚进了坟墓，此后顶多只能像一团阴魂那样游游荡荡了，……
1912年，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人们不知道它是否是短命的“周召共和”？皇帝还会不会再坐“龙庭”？皇权及其深深渗进人民头脑中的皇权意识的“惯性”到底有多大？反正，皇帝是完蛋了。后来，袁世凯称帝和“辫帅”张勋复辟的历史也表明，已经对世界有所了解的中国人真的拒绝了皇权政治制度，不管什么人招魂，也将无济于事。皇权制度在中国将永远消失。未来的人们能够发现：它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万年史上一段二千来年的可笑而又愚蠢的悲剧插曲。
但是，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仍然没有建立，中国的大工业时代还是迟迟没有到来。
（四）　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
 
这两个时期之间，横亘着近代中国的几项重大政治事件：
1，五四运动。1919年，虽然我们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看到“反对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请斩曹陆以谢天下”等标语，但透过这些具体口号，运动实质上成为一个伟大的新思想运动。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击中了中国社会最要害的问题。
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一大”在上海召开，党提出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从那时起，无数共产党人曾经为了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抛头洒血，前仆后继……
3，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
4，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7月蒋介石、李济深、许克祥、汪精卫等先后开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8月1日开始了共产党人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中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武装斗争史……
上述政治事件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从工业化史的角度来看，北洋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建立大工业经济体系，均无重要建树，因此我们将它们置于同一标题下，只为叙述方便。另外，人们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比较清楚，我们的叙述和讨论也就尽量简略些。
清政府倒台前，总共办了99个用机器生产的工厂，这是清朝留给民国的工业遗产，其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军火工厂，此外，还有机械、造船、制呢、铸钱、造纸、纺织、烟草、制革、瓷器、电灯、洋灰、火柴、玻璃、电力、印刷、铁路机车的修造等工厂，还有矿山和铁路亦属于民用。我们为什么在前面的章节里着重介绍清政府的机器工业（还有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机器工业），是因为它们客观上是扭动中国工业化开端的钥匙的主体，不管它是多么无力、糟糕和令人厌恶。我们认为，私营部分在上个世纪确也参加了中国机器工业“合唱”，但仅站在一溜小边上，不是领唱，调门不高，对中国工业化没有多少推动作用。
私营企业，现在通常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或者“民营企业”，它们零星地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约有20多个企业；到甲午战争前，已经有100多家私营的机器工业企业。的确，它们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为学者们所乐道。但是，尽管它们数目较多，其面孔长得更象规范的资本主义，它们对于中国“工业化”所起的作用，却远不能和清政府、外国资本相比。这不是“民族资本”的错，这是历史事实。个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探讨。我们认为，是19世纪的中外社会历史条件，使中国的私营企业不能充当推动“工业化”的主体，这是“命”中注定。本书不能因其“长相”姣好就随意拔高它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有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不一定就有工业化。我们的观点在本书的开头已经说过，在获得西方技术和数理化人才方面，私营业主常常处于比清政府洋务派困难得多的位置；另外清政府的统治又没有造就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是19世纪中国私营企业不能成为中国工业化主力军的根本原因。要工业化，没有大企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大企业才能容纳更多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转而进一步推动科技的发展，使国家富强起来。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建立的，日本的大企业是政府帮助私人（原也是官僚如三菱、三井）建立的，俄国则是由国家建立的，德国则大部分是由国家建立的。很明显，19世纪的中国私营企业是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因而它们的历史作用就很有限了。据材料，1894年以前，包括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制造工业在内的54个商办企业，只有资本48.44万元，平均每个企业只有8.9万元；而19个“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却有资本1620.3万元，平均每个企业有85.3万元，为商办企业的9倍以上（清政府办的大企业，动辄投资都是好几百万两）。另据材料，甲午战争前，外资在华工业方面的投资为2791.4万元（在全部外国在华投资中仅占12％）。又据材料，英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一家1894年的资本即达159.3万元。我们不知这几组以“元”为结算单位的材料能否进行严格比较，但可以由此看出端倪，即19世纪的中国私营企业没有也无法成为大企业。而凡是发展较快较大的私营企业，又都是仰仗官场方面的关系。中国的“官”，确实厉害！
从私营机器工业企业进入的行业来看，也多是原手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如缫丝、轧花、棉纺、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行业。19世纪著名的企业如广东“继昌隆”（缫丝）、宁波“通九源”（轧花）、上海“裕源”（纺纱）等，都远不能和官办企业相比。此外，在轻工业方面还有豆饼制造、制茶、制糖、玻璃、制冰、制药、碾米等行业中有些很小的企业，它们或生或灭，影响都很微弱。在重工业方面，私营资本的力量非常小，在上海、广州、汉口有几家小修船厂和机修厂，根本谈不上机器制造。私营矿业也规模甚小，约有20来个，完全使用机器的只有一二个，还有几家部分使用机器，大部分还是手工业开采，与机器无缘。
私营企业在北洋时期，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一段时间里，获得相当发展。中国的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就此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由于统计材料的缺乏与混乱，要完整地弄清这一时期私营工矿经济的发展是很难的。总之，20年代开始时比大战前增加了几百上千家新的私营工矿企业，投资额也增加了几千万到上亿元。国外有人估计，它们1912---1920年的增长率达到二位数。私商投资的重点仍是轻纺工业，其它如机械、电力、化工和矿冶，也有点发展。棉纺业是私人投资的主要部门。1920年达到约160万锭子和6.7万台布机，它们分别比1912年增加了2倍和1.5倍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二位数。1914---1919年纯私营的纱厂有50家（其中战前开设的只有14家），1920---1922年只3年间又开设了36个新厂。这期间私营棉纺业已从上海江浙一带向华中和北方发展，例如天津有6家，武汉有4家。按纱锭计，上海约占38％，江浙25％，天津14％，武汉10％。这期间，厂房建筑和设备上都有改进。重大的技术改进是动力上普遍采用了电力，这使厂房、机器位置和工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期间私营棉纺业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荣宗敬、荣德生（荣家后代中有荣毅仁）的上海申新纱厂，后来成为中国棉纺业中最大的私人资本集团，拥有13.5万锭子；周学熙的华新纺织公司，为北方一大资本集团，拥有10.8万锭子；徐荣廷、张松樵、苏汰余的位居华中的纺织资本集团，拥有5万锭子，后不断扩充；郭乐、郭顺的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后来成为仅次于申新的棉纺资本集团。面粉业，也是私人资本有突出进展的行业，大战期间各国纷纷来华采购面粉，此业遂兴盛起来。申新的荣家兄弟开始也是在北贩面粉暴发后又投资纺织业的。此外，缫丝业、卷烟业和火柴业也都有所发展，没有太大成就。私人资本投在所谓“基础工业”上是非常少的，这也是中国私营企业推动工业化的力度小的一个表现。如果靠中国的私人资本建立起西方国家那种大工业经济体系，恐怕也只能如梦如幻。中国资产阶级在胸怀上还未必有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理想和企望，当然他们也没有李鸿章那样的名利和地位，他们的经营目的，通常不含政治，只在于赚钱。另外，在中国，由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所以“利润平均化”的规律还没有成为规律，因此投资机制也成为畸形的。广大资本家对于国家有没有“基础工业”，并不在乎，“这不关我的事！”也有道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国家的事。这样一来，资本就不会自然流向那些对于建立工业化体系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和行业。北洋时期的私营机器修造工业有些发展，至1920年上海已有8家制造机床的专业工厂，有几十家修造农产品加工机械（碾米、榨油等）的工场作坊，还制造针纺织和缫丝机器。问题是规模很小，而且只能做些简单的产品和零配件，它们离现代大工业还差得很遥远。当时办的稍大的工厂，不是失败，就是被外商盘去。上海机械厂唯一成功的是严裕棠办的大隆机器厂，其主要客户是日商纱厂，大隆后来拥有100余台机床，300余工人。上海以外，武汉的机器工业也有发展，其私营机器业主要为张之洞创办的那个汉阳铁厂服务。此外，私营的电力工业也都是小火力电厂，全国有70余家私营电厂，平均每厂设备容量不过400千瓦，没有“规模效益”。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化学工业的永利制碱公司。化学工业当时属于“高技术”工业，范旭东的永利紧紧抓住了科技与人才两个关节，获得很大成功。后来因“侯氏制碱法”而扬名世界的侯德榜工程师即在此工作。私营矿业发展较快，它在全国煤炭产量中的比重，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增加，1920年占23.2％（1912年为8.1％）。私营的机械采煤比起外商少多了，但是逐渐有改善，部分地开始使用机器，如抽水机、卷扬机等。增加机器设备后，产量提高很多。有的矿也比较大了，如邯郸的峰峰煤矿。
北洋时期，私营机器工矿企业有所发展，而官营经济基本上在走下坡路。
北洋时期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特别是袁世凯死后，直奉皖战端不息，使中国社会秩序大乱，正常的经济发展大大受阻。军阀中即使有人还有李鸿章、张之洞的兴趣和志向，也无法再施展他们对机器工业的垄断能力（没有垄断，也没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何况袁世凯之流根本不乐于也不精于此道，因此没有什么创造性发展。工业方面，除汉冶萍、江南造船厂有所发展外，多数陷于停滞状态。军火工业方面主要还是前清所留下的十来个“局”，另外，袁世凯图谋称帝时计划在他家乡河南巩县建设一个大兵工厂，后来改为中型厂，1916年开始建设（这一年老袁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1921年方告竣工；1923年又兴建一枪厂。北洋时期还办过一个湖南兵工厂，此外就没有了。清朝最大的老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在北洋时期时而停产，每况愈下，日渐衰落。湖北枪炮局改名为“汉阳兵工厂”，辛亥革命时汉阳失守，该厂遭到破坏，损失严重，后经修复投产，有所发展，1913年在黎元洪支持下北洋政府拨款200万两扩建了几个分厂，向德国购买新的设备，袁世凯曾计划将上海局并过来，建一个兵工中心，帝制事件后袁恐怕军火厂落到南方革命党手里，乃改于巩县设厂。汉阳兵工厂的产品在国产货中算是打头的。1913年至1917年，日产能力达枪弹20万颗，步枪150枝，过山炮10余尊，陆路炮3、4尊，流霰炮弹2000余颗。1920年又能生产若干新产品，如克虏伯七五陆炮、七五山炮、马克辛机枪、七五迫击炮、八三迫击炮、黄色火药、TNT炸药、手提机枪、手榴弹等。北洋时期汉阳兵工厂成为全国主要的军火工厂。以前人们常常说起的“汉阳造”，就是该厂生产的步枪。总的来说，国产的军火，其性能远比不上西方国家的产品，也不如日本的“三八”枪。另外，说到民用工业，北洋政府基本上没有建树，1912---1926年设立的民用工业厂投资200万元以上的仅有5家，其余均为投资70余万元以下的。军阀混战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很少工业建设。他们忙乎的事是：“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去打王大帅……”（见老舍《茶馆》），哪里还顾得过来搞什么工厂建设呢？北洋政府经营的矿业，只有汉冶萍所属的煤铁矿有发展，其余洋务派时期的矿业遗产，或者被外国吃掉如开滦煤矿的悲惨命运，或者关闭。北洋时期与政府有关的矿场，多为官商合办，有的政府仅设一管理机构而已。这些矿投资100万元以上的仅有7处，它们是东北的八道壕煤矿、河北的临城煤矿、热河的北票煤矿、安徽的水东煤矿、辽宁的西安煤矿、河北的龙烟铁矿、云南的个旧锡矿，它们中除“八道壕”和“水东”为官办外，其余都是官商合办。个旧锡矿还是在1909年清朝时创办的。就矿种来说，金矿主要仍在东北，著名的如漠河金矿，它1913年产量为27635两。铜矿仍以云南东川为主，一次世界大战时销路颇旺，年产铜达560吨，战后降至312吨。铅锌矿在湖南水口山，民国初年年产铅砂约3000吨，锌砂近10000吨，世界大战期间产量翻了一番。锡矿以云南个旧为主，民国初年曾投资约200万元安装机器，但后来竟没有成功，仍土法开采。锑矿在湖南新化，因藏量丰富后被称为“世界锑都”，民国初年产纯锑400余吨。中国当年唯一的石油产地在陕西延长，民国初年年产轻油68吨，重油为82吨，20年代里该矿报废了。汉冶萍仍属大企业中的骄子，看来张之洞的主观愿望和盛宣怀的猛烈折腾结合起来，还办成了几个大的工矿（包括轮船招商局）。辛亥革命后，盛宣怀这位李鸿章的当年密友亡命日本，差点使日本吞并了汉冶萍，舆论大哗，致使孙中山大总统明令取消。后北洋政府、日方和汉冶萍三方发生多次曲折，在引发了五四运动的“二十一条”里都提出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可见日本对此企业垂涎三尺。汉冶萍在辛亥革命中停工减产，1913年汉厂恢复到革命前产量的八成以上，大冶和萍矿则超过革命前水平。由于向日本举债，这一年着手扩建：（1）在大冶建30万吨年产规模的铁厂。（2）在汉厂新建250吨炼铁炉一座，30吨马丁炉一座，使全厂年生产能力达23万吨生铁，7万吨钢。（3）扩建大冶和萍乡的矿山。但扩建工程进展很迟缓，10年后才告完成。这期间老设备的生产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铁为40万吨，铁矿石为150万吨），从材料较完整而产量较高的1921年来看：生铁12.4万吨，钢4.7万吨，铁矿石56万吨，煤82.4万吨，焦炭24.5万吨。大战期间铁价猛涨，但战后价格狂跌，钢铁销路日蹙。到20年代前期，汉冶萍陷于停顿，只有铁矿山生产尚能维持。
铁路方面：清政府垮台前曾宣布“干路国有”，激起了四川、粤汉大规模的保路斗争，引发了辛亥革命。但北洋政府时期，依然继续推行铁路国有的政策，叫“统一路政”。意思是说，各省已建成的私营铁路要收归国有，并不许新建私营铁路（日本亦有“国铁”“私铁”之分，前者约占4/5）。民国开始以后，北洋政府的铁路成绩逊于清政府。清政府修建铁路从无到有，难度比北洋时期大，1881---1911年的30年间，所修铁路长度为9292公里；而北洋政府1912---1926年14年间，新修铁路长度只3436公里。北洋政府所借修铁路的外债的数量与清政府所借的相当，但实际每年修铁路成绩只及清政府的2/3。不过，北洋时期，京沈、京汉、津浦、沪宁、沪杭甬等干线都已基本完成，铁路的设备也好些了。1912---1925年，机车数量由600台增至1131台；客车由1067辆增至1803辆；货车由8335辆增至16718辆。
北洋时期，是私营工矿业发展较快，而官营工矿业萎缩不前、比重进一步下降的年代。甲午战争后，私营工矿业在清政府内外交困、控制不住的时候，有了较大发展，其资本总额在全国工矿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由战前（1872---1894年）的21.9％上升到战后（1895---1911年）的60.7％，而官办和官商合办的资本比重则由75.2％下降到20％。在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外国购求钢铁面粉棉纱棉布等物资日急，刺激得民族资本工业空前发展起来。私营工矿业所占比重可能进一步增大，但我们缺乏统计材料。大战以后，私营工矿业迅速衰落。也可能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给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某种繁荣，但从“工业化”角度来看，这种繁荣带来的不全是福音，因为中国的“基础工业”并没有在这种“繁荣”中矗立起来。大战后的经济衰落，与此关系很大，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工业体系，所以也没有重工业的市场需求，发展更加乏力。
为什么北洋时期与前清不一样，官营工业不仅比重下降，而且也没有什么“重点建设”了呢？　我们认为，主要源于不稳定的政治。
比起清朝，由于北洋时期军阀当家，互不认帐，国家权威反而大为减弱，当然，政治独裁因而也难于完整地实现，1895年以前“官办”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了。推翻皇权，毫无疑义，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对大工业的建立，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暂时尚没有什么推动作用。人们曾经抽象地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不错。不过，具体地说，社会革命并不是直接和生产力相联系的事物。革命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科学技术才真正解决经济问题。但是政治环境的改善，其意义并不低于经济的进步，而且它可能带来人民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教育）和人民精神的愉快（法制），从而提高社会公正的程度，使经济发展获得更大的动力。这些，清朝是不可能做到的。民国也没有做到。说到大工业，在清朝主要还是由国家来办的，到北洋时期反而陷于停顿。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曲折也可能是必要的牺牲，因为只有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独裁，大工业才能真正获得必要的和良好的发展条件。历史地看，慈禧1908年11月死后，在中国上空，独裁者的吼叫声嗄然而止，新的独裁一下子还上不来（摄政王载沣甚致宣布8年之内准备“立宪”，完成“政治改革”）。后来，袁世凯想独裁，独则独矣，裁则未必。例如，民国初年，他通过诡计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刚刚辞职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它称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并确定国家机构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那时，由于对袁世凯专权不满，教育总长蔡元培可以愤而辞职；国民党二号领袖宋教仁则积极进行竞选活动，呼吁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1913年，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392席，拥袁的几个党才获223席。袁世凯毒牙毕露，乃使人刺杀了30岁的宋教仁。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随后，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等省纷纷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9月，辫帅张勋率辫子军攻破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继续为恢复独裁制度而奋斗，1914年5月，他废除了孙中山《临时约法》，12月，颁布了他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还可连任，继任候选人也由总统提名；如此，还觉得不够味，于是，一年之后，1915年11月袁记御用“国大”一致投票赞成“君主立宪”；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唐继尧、蔡锷等立刻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开始了“护国运动”，3个月后袁无奈取消帝制，6个月后则一命归西。第二次帝制闹剧，是1917年1月辫帅张勋、保皇派康有为等拥戴溥仪复辟，但各省马上就通电“讨逆”，仅12天后张勋即逃入荷兰使馆避难。之后，北洋政府的政治如走马灯一般变幻无常。孙中山乃于1917年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大元帅，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史称“护法运动”，1918年失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国民党时期，最终蒋介石成了独裁者，但整个国家在政治上依然分崩离析。新军阀蒋桂冯阎，打打好好，貌合神离。此外，地方上还盘据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国家仍未摆脱军阀政治的局面，根本谈不上“民主与法制”。1928年6月3日东北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8日阎锡山军队入北京，南京政府于15日宣布国家的“统一告成”，其实此时东北还在张学良手里，谈不上真“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总算取得了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但2个多月后，就发生“蒋桂战争”，当然，它“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诗），此战结束后仅及1月，蒋又下令讨伐冯玉祥。1929年10月开始蒋与冯部西北军之战。1930年4月，发生蒋冯阎混战，史称“中原大战”，持续至11月。此后，12月至翌年7月，蒋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红军均获胜。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这样，从南京政府对国家形式上“统一”到丢掉东北，共计2年8个月，国土又破碎了。此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而蒋介石只顾反共打内战，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接与国之欢心”，超过了西太后。但日本人的胃口是要吞掉整个中国的，1937年又爆发了全面战争。艰苦无比的八年抗战过后，“统一”终于又回来了。但到此时，离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也不远了。
这就是中国出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时的基本历史轨迹。
旧中国的国家资本，习惯上常被称为“官僚资本”，就象私营资本习惯上被称作“民族资本”一样。这些不是严格的理论术语，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好处是易于使广大群众一下子就领悟了旧中国国家资本的“反人民”色彩。但其反动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政治意味的。皇帝的官办手工业不属于人民，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不属于人民，这判断是对的。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既倒，民国时期国家资本的产权归属仍然有了质的变化。国家总统和朝廷“天子”对国家产权的占有有区别，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皇上的国家不同之处。不再“皇恩浩荡”了，不再是皇上“养活”人民了。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者提出了“主权在民”，人们也指出这是虚伪的，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首先和主要地不是为人民谋福利，而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这是不错，但是，仍应看到，政治统治者对国家资本的直接产权占有已失去了法律依据。因此相对于皇帝时期，民国有了历史性的进步。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琪瑞、徐世昌、曹锟等一系列“总统”之流的家伙能够操纵或窃取部分国家资本，但不能象“天子”一样合法地直接占有国家的全部资本。国民党“官僚资本”也是如此。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政治上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官有”的国家资本，的确，首先和主要地是为了政治统治者和少数人“所得而私”服务的。虽然，工矿业的发展本身、铁路与轮船的使用、还有若干公用事业的建设等，客观上也与改变人民生活状态有关。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前就建立起来了的金融垄断资本（四行两局），还有战时战后建立起来的工业垄断资本，其运作和谋利，都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宗旨的。嗜杀的独夫蒋介石在30年代曾很推崇德意法西斯蒂的政治理论（世界首恶希特勒曾给蒋派来他最厉害的将军之一冯·塞克特，帮助蒋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蒋也很中意国家的经济垄断，于是在全国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空气中，南京政府推行的是对工矿业及各项经济活动的国家垄断政策。为此，1928年成立建设委员会；设立了铁道部；1929年成立交通部；1931年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因其中没有工矿业管理机构，遂于1935年成立了大名鼎鼎的“资源委员会”，以面对工矿业。
在1928---1937年间，南京政府在工矿业中几乎没有多少建设成就可言。它主要是继承了北洋政府的原官办企业，它采用加资、合股、接管、国营等方式，同时也对私营企业巧取豪夺，加以控制。吞并没收“逆产”，是其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下属11家厂矿吞并来的有8家，其中有包括萍乡在内的5家煤矿；新建的只有3家。但这时国民党政府官营工业在整个中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仍小，大约只有10％多些。到1938年，资源委员会经营的企业已达53个，其中有冶炼、机械、电工、化工、煤矿、铁矿、油矿、发电等行业。国民党政府的建设委员会，也吞并了一些企业，主要是发电厂和煤矿。国家资本开始迅速膨胀。关于铁路，完全由铁道部自理，独立于财政部之外。这个时期修建的铁路主要有浙赣线1004公里，粤汉线中株州至韶关段450公里，陇海线灵宝至宝鸡线400公里，湘桂线约600公里。此外，同蒲线900余公里为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所修，不属于铁道部。至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铁路总长已达2万公里，从1928年至1936年共计修路6862公里（其中1935年一年即达2474公里），这时期从国外获得铁路借款只有北洋政府得到的一半，但修成的铁路反比北洋时期多半倍，也说明此时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北洋时期为小，毕竟有了一个南京政府作为形式上的中央。铁路借款在北洋时期被大量用于军费。中国的铁路在“九一八事变”前约有4成在东北，至抗战开始日本在东北修的铁路比关内多，因而上升到4成半。所以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铁路只有11419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中国首次出现了航空公司，但南京政府所设的航空公司，实际也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的。
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情况到底如何？众说不一。有意见认为它们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搜括，已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状态；有意见认为“破产”还没有确证。反正，无论如何，它们的境况总是：有所发展，比较艰难。这是历来如此。不管私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如何，我们认为，情况仍然说明私营企业并未走入“大工业”主流：一是私营企业本来在中国古代经济的风浪中就是数目众多，规模狭小，技术落后，时起时落，或生或灭，此起彼伏，对全局一般不会发生巨大震动或致命影响；到机器工业进入中国后，它们仍是旧习未改，有缝就钻出，见风就生长，也可能被吹倒，也可能就熬过去了，继续长一长。这是它们的历史特点，也难改。由于中国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时政府对工厂的视察制度中产生的大批书面材料与正式报告，因此，对私营企业的考察材料也难以完整和全面。定量难，定性就更难。二是私营企业直到本时期仍然主要在轻纺工业中活动，最主要的仍是棉纺，其次是面粉业，然后是缫丝、卷烟、火柴、造纸、水泥等等。其它如矿冶、电力、化工等较为重要的行业，私营企业进入的热情较小，企业规模也小，技术装备差。因此，他们活动的领域使他们的重要性也不够大。三是私营企业中缺乏对全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大企业。因此，总的来说，它们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难有全局性的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国家垄断资本，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借战时军事管理与“统制经济”确立之机，国家得以更强有力地推行对新式工矿业的垄断。例如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单位已由1938年的53个发展到1945年的125个，职工人数由万人左右发展到6.4万人，工业产品产量也有了不小的提高，例如煤由50.4万吨提高到62.5万吨（占后方煤的产量的11-13％），发电由384万度增加到7014万度（其新增发电量占后方发电量年增长率的36％），1945年的钢产量达1万吨，生铁2.2万吨（可实际上其生产能力还要3-5倍于此，不知为什么战时反而不景气）。除资源委员会外，国民党政府其它部门还办了一些企业。
1931年以后，特别是1937年以后，疯狂已极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和关内大肆经济掠夺和控制。为了支撑那个亚洲东部人民对之咬牙切齿的“大东亚圣战”，日本力图把中国东北（当时习称满州）建成它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到1940年日本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经占80％以上，这一年金属工业占全部工业资本的32.8％，化学工业占24.8％，机械机具占21.9％。东北重工业虽然集中，但技术水平却不高，就这点技术还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中国人只能进行繁重的粗笨的体力劳动。由于日寇的残忍野蛮世所罕见，因此东北人民的境遇极其悲惨。日本只是要掠夺资源或初级产品所以，东北采矿炼铁能力大，炼钢轧钢能力小；钢铁工业规模大，机械工业极为薄弱。这是典型的殖民地工业特色，令人难忍的又是在日本这头野兽统治下。关内则被破坏的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工业集中的地区，凡没有内迁的工厂，除了被炮火摧毁外，就是落入日本的魔掌之中。日本对关内的资源亦疯狂掠夺，他们在关内把凡是日本政府经营的矿山工厂公用事业等称作“统制事业”，日商经营的工商业则称为“自由事业”。凡重要的物资生产如煤铁盐等都被凶恶已极的日本政府“统制”了去，产量显著增长。其实，“自由”的那部分，也同样掉进了日本人那张血盆大口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着人们尚未认识到的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战胜了德日法西斯混世恶魔，人类的文明便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包括德日等国自己）。人类从这次浩劫中得到迄今最为沉痛的教训。人们已愈益认识到：和平、文明、友爱、道德等等人类相互关系的准则，应真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高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屠戮、犯罪、侵略、恐怖活动等尽管战后半世纪间不断发生，甚至颇有规模，但它在世界道义力量面前已经站不住脚。侵略世界之希特勒的产生已失去了历史条件。无论热战冷战，都只能使人民厌恶。世界大多数人们心中的“善”在天平上已经压倒了“恶”，这很重要。在《水浒》里，“剪径”和凶杀也成了一种英雄行为；在波黑战争中，屠杀的疯狂和快感往往铸就一批真正的魔鬼；在“文革”中，拷问甚至将别人折磨致死又变成了对革命路线忠诚的表现。但是这些在战后都没有成为人类精神的主流。就世界范围来看，人民之间相处之友善、理解和讲道理的程度，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代。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包括其它物种的生命，特别是那些有“灵性”的动物们），受到空前的尊重和爱护，这已成为当代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具有高度文明的象征。如果就人类文明来划分时代，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成了人类从总体上告别愚昧期、野蛮期、半文明时期的分水岭。时至今天，全球和平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了世界主流。
在中国，战后发生的“内战”正是消灭战争的前奏。蒋介石政治集团这时已在国家经济生活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成为“庞然大物”，但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并不能使他们得到人民的支持，也不能使他的军队战斗力更强一些。在短短3年里，这个以屠杀起家的独裁者蒋介石所建立的政权，便忽剌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前后共800余万军队土崩瓦解。特别是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后，蒋政权半壁天下崩溃之速，令支持他的西方世界也目瞪口呆。
国民党国家资本是在抗日战争中发达和充盈起来的，据有学者估计，抗战期间，官营资本在工矿业的投资占52％，私营占48％；但是，第一，国家资本比私营资本集中，平均每厂209人，资本37.6万元，私营厂平均53人，资本6.3万元；第二，国家资本进入的是基本的和重要的部门，如冶金、电力、电器、机器、化学等部门，而民营厂只在五金、木材、食品、文具、印刷等工业中占优势。例如1942年蒋管区有铁厂114家，官营仅16家，可是在全行业资本总额中占84％，在动力设备中占80％强；炼钢厂中，官营在资本比重上占91％，动力设备的比重占87.7％。连曾经相当一段时间里私营为主的纺织工业也已经是公私平分秋色了。煤矿仍是私营矿产量多，但资源委员会直辖的煤矿也有29处，当时为解决燃料问题对私营亦采取鼓励办法。金属矿和石油矿则是由国家独占。铁路的情况，前面已经谈过了。
有一现象应加以说明：有一些“民营”面目出现的工业，是“官”们私人开办的，这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特色。蒋宋孔陈当时被称为“四大家族”（蒋名下无企业，但他对国库可以予取予求，已具有帝王派头），他们和其它有权势的大官僚及其“龙子龙孙”偕他们的亲友，依仗官势而为私人谋幸福的企业，亦颇不少，而且势旺。所以，统计中的“民营”即私营企业并不一定就完全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例如“中国兴业公司”（孔祥熙家为主）、“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宋子文家族控制）、“华西建设公司”（陈果夫、陈立夫）这类“商”办公司，实际上也是规模巨大的垄断企业。如果把这些以“官”为背景的公司从私营工业中剔出来，可以想见纯粹民营的公司仅有多么狭小的活动天地；而且这些人也还必须设法和“官”建立起各种热乎一点的联系，多请安作揖，多请客送礼，以减轻对自己的压迫。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的敌伪产业，截止1946年底，资源委员会就接收了292个单位，技术和管理人员近3000人；全国共接收日伪工厂2411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托拉斯性质的组织，例如，全国性的公司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国农机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造船公司、中华水产公司等等。地方性的公司则更多，华北、华中、上海、台湾等地，都有不少。战后官营工业在全部新式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已由1935年的10％左右，1944年的50％左右，增加到70-80％了。从1944年到1947年间，官营工业所占比重，煤从12.4％上升到38.8％；电力从14.2％上升到83.3％；钢铁从77.9％上升到90％以上；棉纱由47.1％下降到39.2％。除棉纺业比重略有下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约占53％）外，其它均上升。其它再如石油、铁矿、有色金属、铁路、轮船公司、航空公司等等，国家资本已达到独占地位，私营资本很难插足。
这里还应说明：到了二战结束，美国资本在中国已经独占鳌头。其它曾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外资已纷纷退场，德日是战败国而偃旗息鼓，英法等战后初年也困难重重。独有美国，在二战期间，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大工业使其经济力量日益强大。战后，国民党接收了在华外资中约占3／4的日本和德国资本。然后一头扑在美国怀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来自“美援”。1946年以后，美国许多著名厂家和公司，纷纷制定来华投资的计划。计划投资的地区以华南和台湾为主；行业以矿业、军用工业和交通事业为主；工业方面以电气为主。所以，台湾的许多工业部门为美资所控制，美国从蒋政府那里获得了台湾全部矿产开采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美资和美援更是大量拥进台湾。台湾具备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物质条件：资本条件、技术条件。蒋败退台湾时，将能弄到手的“黄白绿”（黄金、银元、美钞）全部席卷而去。日本占领台湾50年间强行推行中小学奴化教育，但凡事都有两重性，40年代末台湾的文化教育水平因而在全国各省中最高，这对其日后的工业经济发展极为有利。
因为美国在世界成为反共主义的堡垒，在中国也采取了反共主义的政策。它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当时已非常厌恶的蒋介石政权，因而在中国斗转星移的风云变幻中失掉了美资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可能性。1948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给他的政府的报告中说蒋的“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但是，他和美国政府都抑制不住他们对蒋的爱。这是毫无办法。虽然不少美国人士（包括官员和军人）都发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廉洁、勤奋、认真，并得到当时的老百姓拥护的真实情况，但是，历史没有给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伸手插脚的机会，也没有给中国在建设大工业经济体系的50年代取得美国技术的机会。我们将在下一章节里简述这个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实现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的历史时代最终还是到来了。
终于，在中国土地上出现机器工业的一个世纪之后，工业化的春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