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 人员身份转换等成难点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7:38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封面：解放文化力。

　　解放文化力

　　文化央企改变了什么

　　“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改革后不发展，就是一个翻牌公司，仍然是死路一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胡锦涛：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胡锦涛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综合观察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文化建设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

　　李长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主持召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调研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使“十二五”时期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期，为推动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奠定坚实基础。

　　刘云山：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青岛考察社区、企业和宣传文化单位时指出，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

　　他强调，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到优秀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上。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要靠思想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打动人心，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决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

　　中国文艺院团近十年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展演---“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2010年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于 7月~ 8月在北京举行。

　　“国家队”和“民营队”集结京城，形成兵团对垒。展现精粹之余，文化部也试图通过这一碰撞产生的电光石火，推进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

　　院团改制，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最难点所在。目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有228家，仅占全国2400多个国有院团的10%。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院团改制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员身份转换，它之所以成为难点，“与院团发展的历史有关，也和院团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有关。”

　　8月，文化部宣布，所属六家转企改制试点单位的全部1020个事业编制已由中编办批准核销，改制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央企。为此，文化部先后召开过14次部长办公会议。

　　国有院团的前途在哪里？如何破解改制之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文化央企正在经历什么？改变了什么？

　　《解放》的遗憾

　　灯光打在一双血淋淋的脚上，它的颤抖，诉说着精神和肉体的扭曲，而后，舞者开始挣扎，反复翻滚扭翻，及至最后，缠足放了脚，裹脚布变成一块灿烂的红绸，舞蹈在自由慷慨的红绸舞中结束。

　　这是1995年保利剧院李玉兰独舞晚会中的《解放》。 它一亮相，就显露出卓然独立的经典气质。

　　2010年9月4日，著名导演张继刚将《解放》改编后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此前，《解放》已在各地演出100场。

　　对于《解放》的首位演绎者李玉兰而言，那场独舞晚会，也是一种解放。

　　李玉兰1984年进入中国歌舞团，任主要演员。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并不是内部每个环节都能以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为运行逻辑，当时，文化新产品本身就少，艺术创新显得凋零。李玉兰“强烈感觉吃不饱”。

　　1992年，李玉兰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古典舞大师花柳千代门下学习，三年后，李玉兰回国，花柳千代评价说：这是唯一一个能跳纯正日本古典舞蹈的中国舞蹈家。

　　在日本的大量市场化演出，让李玉兰浸透了市场化运作的意识。她将在日本习惯的精细和团队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邀请了导演张继刚等人，两个月打造出一台全新的独舞晚会。

　　这台没有借助体制内力量的晚会，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当时，准备一场晚会的时间一般以年计算。

　　在那个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启动，体制外的演艺界公司化运营仍待发展。李玉兰携旅日归国锐气，将一个舞者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遗憾的是，独舞晚会如烟花般璀璨，却无法延续辉煌。

　　“打造品牌，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团队进行运作，那时，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团队。而当时的事业体制，更难以做到这一点。” 《解放》解除了李玉兰对民族舞蹈的焦虑，但并没有冲破体制的束缚。此后，李玉兰主要从事行政工作。

　　拥有类似经历的演员，在各大中直院团普遍存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迫在眉睫。

　　计划经济体制最顽固的堡垒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就是事业与产业混淆---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依赖政府。

　　十六大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此后，全国170个单位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事业体制下，很多中直院团给国家一级演员的工资在2009年也仅仅是3000多元左右。北京生活的成本，将许多艺术家们逼入一个相对狭窄的选择空间：要么是混日子，要么是走穴，在外面接私活。

　　拥有体制内身份，在体制外赚钱，成为国有院团演员的常态。这种文化生产，注定有缺乏可持续性的先天缺陷。

　　文化部系统的一份内部调研报告总结了国有文艺院团事业体制弊病：“大锅饭”使得人浮于事，观念陈旧，人多、但人才不多，有才者进不来，无才者又出不去；平均化保底的微薄收入和僵化的论资排辈，耗去了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和经营者身上的锐气；资源配置上的无规划低水平重复，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源浪费；因为不是市场主体，无法建立全面完善的投融资体系。

　　文化产品和人民群众精神需要已严重脱节，院团“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造成资源建设低水平重复，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与市场经济大相径庭的局面，成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

　　《人民日报》2010年8月4日的社论将其归结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现象。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则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统计：“全国人均一年还看不上半场演出。”

　　许多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终其一生，也没有看过一场戏剧。

　　向旧事业体制彻底告别

　　决策者也急于改变现状。

　　2009年11月，中国东方歌舞团成为第一个转企改制的中直院团，彻底去掉事业编制，成立国有独资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1月，顾欣就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他还兼任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

　　江苏省演艺集团是全国国有院团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最早向旧体制彻底告别。2005年1月1日，这个职工超过1000名的集团去除了所有编制。这一做法，在2000多个国有院团中，至今仍属少数。

　　顾欣又肩负重任：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复制、提升在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改制经验。

　　“我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第一个去掉编制身份的人。”顾欣对《望东方周刊》说。2001年，顾欣由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赴任新组建的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2005年，集团改制，顾欣完成了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再到企业的身份转变。操盘这一系列改革的，正是他本人。

　　2001年，江苏省把原来文化厅所属的剧团、剧场、演出公司剥离，成立“江苏省演艺集团”以及事业单位“江苏艺术剧院”，两块牌子一个单位。顾欣首先进行了一次资源整合，将原来分散在各院团低水平重复的各类资源，以现代企业的运行结构整合起来。然后，打破人事体制和工资体制，破除“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看能力，看贡献，多劳多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改制之时，江苏省演艺集团院内最醒目处张贴有一条抢眼标语---“南郭先生怕竞争”，直指改革的核心要义。

　　顾欣还想走得更远一些。

　　2004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江苏省演艺集团考察调研。在汇报的最后，顾欣说：“机制改革改到极致，不动体制绝对不行，因为走不下去了。”

　　这次考察之后，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撤掉了“江苏艺术剧院”的牌子，包括顾欣在内的1000多名员工置换为企业人员身份。

　　一开始，一些主管部门并不支持这样的改制。以至于顾欣2006年7月在中央有关部门于重庆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演讲：“请领导们有机会向官员们说一下，江苏省演艺集团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改制的效果得到数据支撑。截至2009年底，人均年收入由改革前的1.68万元增长至7.05万元；演出场次超过5000场，而改革前演出场次仅为1736场；改革后经营收入达1亿1027万元，而改革前演出业务收入仅为760.66万元。

　　正在展开的 “苏演院线”和“中华戏曲文化博览园”项目，展现了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前景。

　　新体制的未来

　　“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改革后不发展，就是一个翻牌公司，仍然是死路一条。”顾欣说。

　　顾欣上任后，同样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进行一次资源整合，重新组建了相对独立的四大演出分团。各个分团是人、财、物、营销相对独立的二级法人，所有岗位都放开竞争。

　　在2010年8月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新组建的四个分团集体亮相，各自推出了一台大型晚会：《爱的伊甸园》、《秘境之旅》、《乐起东方五洲情》、《东方世纪行》。

　　不到半年时间，推出四台大型晚会，这样的密度前所未有。

　　“以前是开专家座谈会，现在收集观众反馈。文艺为谁服务？是为观众服务，不是为个别专家服务。”顾欣说得相当直率。

　　今年央视青歌赛期间，担任评委的顾欣看上了被观众誉为“情歌王子”的西尔艾力，趁着比赛间隙跟他商谈，成功地将他“挖”到了集团。“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得要打多少报告啊！”顾欣说。

　　“不光是想走的人不走了，以前已经走了的人，如成方圆、阚丽君等，也纷纷主动要求归队。灵活的体制机制，让她们有更大的空间。”

　　西尔艾力、成方圆等人都在展演中贡献出自己的原创作品。

　　“到七月底，演出场次超过去年同年的300%，收入5425.8万元。”顾欣说，“集团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目前，顾欣每天接触最多的是各地的投资者，以进行股权融资、资本运作。“最终是要上市的。”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有多大，文化体制改革有多迫切。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7月份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出版物出口3498.8万美元，逆差27533.5万美元。全国输出出版物版权4205种，版权贸易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是1:3.3。

　　出版业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走在最前列、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相比2002年版权贸易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1：15的比例，中国出版业已取得巨大的进步。

　　在其他领域，国际文化贸易“赤字”局面更为紧迫。这与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巨额贸易顺差极不相称。

　　从产业结构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10%，美国达到25%，而中国最新数据仅为2.43%。据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透露：“全国人均一年还看不上半场演出。”

　　7月23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文化体制改革自2002年由中共十六大提出，自2003年启动，7年来，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胡锦涛这次讲话，于这场改革攻坚战意义重大。

体制改革为中国电影松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7:38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体制改革为中国电影松绑

　　中国电影票房繁荣的背后，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电影产业大国的低收益率，要想在2012年实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电影业须尽快完善产业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报道

　　7月22日，首日票房达3620万元，超越《阿凡达》，成为中国影史首日票房第一；8月8日，上映两周后突破5亿元；8月24日，这个数字是6.4亿元。

　　《唐山大地震》仍在不断刷新中国电影市场上国产影片的票房纪录。

　　2003年以来，中国电影业产量、票房收入等主要指标，均实现了数倍于GDP 增幅的高速增长。其中，电影票房年复合增长率近40%。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达62.06亿人民币，其中国产片票房占全年总额56.6%，连续7年超过进口片。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是中国首次跻身全球票房前十名。而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更将突破100亿大关。

　　“甚至有人预测，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能突破200亿人民币。这样的增速太惊人了。”《唐山大地震》出品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300027.SZ，以下简称“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十年前恐怕谁也料不到十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能够呈现这样的繁荣。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分支，解脱了层层桎梏的中国电影业正在产业化的道路上疾行。当然，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改革前传

　　走进北京新影联公司，可以嗅出历史的气味。这栋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建筑原属北京电影公司，而且至今仍挂着这块牌子，保留着中国电影改制的印记。

　　“我是看着中国电影这30年怎么走过来的。”在朴素得有点简陋的办公室里，北京新影联公司副总经理高军感慨道。

　　1990年代，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高军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公司做电影策划宣传工作。他亲眼目睹了那时中国电影市场的颓势：1993年国产影片生产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1994年，观众年观影人次已经从1979年的293亿下降到了3亿。

　　“当时中国电影的年票房不足9亿元，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高军回忆说。

　　生死存亡的关头，电影体制改革一触即发。

　　1993年至1994年，当时的广电部连续出台3号文和348号文，将国产影片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改为自主发行，电影业从计划经济最终迈向了市场。在此之前，中影公司是以一刀切的价格统一收购影片，再经由省、市、县级电影公司向下发行。这个收购价最高也只达到90万元/部，然而，在1980年代末，国产电影的平均成本已经接近100万元，制片方无利可图。

　　“这引发了江苏、山东、北京等地的突破，都是由片方打破了原有的发行格局，越级向下直接发行电影，市场开始呈现出活力。”高军告诉本刊记者。

　　真正引爆中国电影票房的是进口大片。1994年，中国决定每年引进20部进口分账大片。来自好莱坞的首部进口分账大片《亡命天涯》上映，制造了观影风暴，在中国市场创造了2500万元的票房，将观众从电视机前再次唤回到影院中。

　　国产片票房在进口大片的挤压下一度滑至生死边缘。有数据显示，国产片票房份额曾到达10%左右的低谷。但反过来说，进口大片使票房起死回生，这也使中国电影人看到了电影的前景，刺激了他们的创造力。

　　1995年，叶大鹰带着《红樱桃》在武夷山搞了一个南方19省市的看片会，尽管影片投入1700万元巨资，包括灯光师在内的好几位主创都是前苏联功勋艺术家，但拷贝征订数却是零。没人敢买这部大量对白为俄语和德语的片子。

　　最终影片到了高军手里，他决定出奇制胜，为这部影片实行“首映权拍卖”。当时高军冒充拍卖师，借了个砸地砖的胶皮锤，请来了北京几乎所有的媒体。就这样，《红樱桃》9天独家首映权拍了52万元，最终在全国取得了5000万元的总票房。

　　在这之后，高军开始研究电影档期。“以往春节电影院都关门休息，那时也没电影，但成龙从《红番区》开始，连续三年给中国带来了贺岁片，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于是新影联和北京紫禁城影业开始策划中国内地的贺岁档。

　　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由发行方和放映方向制片方推动的创造。1998年，冯小刚的《好梦一日游》剧本被选中成为内地首部贺岁片，也就是《甲方乙方》，随之一炮走红，大卖3600万元。此后的1999年直到2001年，冯小刚每年一部贺岁片支撑起了国产电影贺岁档。

　　2002年，冯小刚缺席贺岁档，这一年成就了张艺谋的《英雄》。

　　“《英雄》集合了华语片中最优秀的几位演员，碰巧他们都有档期，再加上没了冯小刚的电影竞争，创造了2.5亿元的票房。”高军说。

　　这个惊人的数字再一次深深触动了中国电影业，紧随其后的陈凯歌的《无极》与冯小刚的《夜宴》，将国产电影带入了商业大片时代。

　　然而《英雄》的成功与这一年中国电影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不无关系，即“院线制”的成立。

　　2002年，中国强推“院线制”，规定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组建院线的地方将停止供应进口分账大片。短短半年内，全国30条院线被催生。尽管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但结果是中国式的“院线制”彻底结束了中国50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改为发行方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再由院线统一向旗下影院供片。

　　“当时我们也并不理解，觉得怎么能用行政手段来左右市场呢，但结果证明，尽管中国的院线制还不成熟，需要理顺各种关系，但它确实打通了渠道环节，成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票房从2003年的9亿元爬升到现在的100亿元，院线是起了关键作用的。”高军说。

　　民营力量崛起

　　“这十几年以来，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出台的各种管理规定非常密集，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有利于电影行业的产业化、商业化的进程。”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说。

　　1995年，原广电部出台《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社会资本即业外资金获准投资电影制作；2002年初，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布，明确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参与摄制影片，并规定这些非制片单位与原国有制片厂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为社会资本进入电影产业开辟了通道。

　　这使得华谊兄弟得以从1998年正式涉足影视业。原本影视投资只是王中军、王中磊经营的民营企业华谊兄弟广告公司的一个很小的业务部门，然而短短几年的发展，随着《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功夫》、《夜宴》等一系列知名影片的投资与制作，华谊兄弟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向影视产业。

　　“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在华谊兄弟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它的产业链纵向整合能力在业内非常领先。” 艺恩咨询副总裁郜寿智评价说。

　　华谊兄弟通过进入上游艺人经纪业，获得了稀缺的演员资源，目前签约艺人已近百位；而在上市之后，拥有更大资金实力的华谊则介入下游的影院业的投建。

　　“华谊是一个大传媒概念，现在所有的投资不管是网游还是影院，都围绕着娱乐本身。这不同于别的公司，上市有钱以后就去做一些盈利较快的项目比如房地产。”王中磊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而在另一方面，华谊的高速发展也依赖于其建立的影视娱乐工业化体系，以模块化和标准化的方式使业务不断复制。例如华谊的导演工作室模式，最早是联手冯小刚打造“贺岁”系列，而从2006年又把工作室的模式移植在电视剧领域，陆续成立张纪中工作室、李波工作室等，在最短的时间内合力拓展了电视剧制作机构。

　　如今，华谊兄弟已成为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影视集团，并于2009年登陆深圳创业板，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

　　今天，活跃在电影产业中的民营力量已经越来越丰富。除了华谊兄弟、保利博纳(《十月围城》)等专业的电影公司，纳斯达克上市网游公司完美时空(《非常完美》)、网络视频运营商乐视娱乐(《机器侠》)、电视剧制作和广告代理商小马奔腾(《花木兰)、电视内容制作商欢乐传媒(《大内密探零零狗》)、地铁媒体运营商DMG(《杜拉拉升职记》)等一批新的投资主体。

　　“这批新的电影投资主体大多是娱乐行业背景，他们不但可以把旗下拥有的资源与电影进行分享，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发挥最大的协同效应，而且自身业务稳定的收入也保障了在电影投资面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艺恩咨询副总裁郜寿智告诉本刊记者。

　　国产电影“不差钱”

　　2003年起，电影票房年复合增长率近40%，单片票房也不断创造纪录，某些影片的投资回报率达数倍。

　　“我们投资的《叶问2》投资回报率就有200%。”高军告诉记者。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票房的繁荣刺激了资本敏感的神经。

　　2003至2007 年，国产电影产量年复合增长率为20%，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则为40%，国产电影票房收入增幅两倍于电影产量的增幅。

　　“在2009年全国票房总收入62.06亿元中，国产片大概占一半，也就是30多亿，而在其中票房前十名已经占去了近20亿元。”王中磊对本刊记者表示。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如果惭愧一点说，2009年的456部国产电影里边绝对不会超过20部是盈利的。”王中磊说。

　　高风险+高收益，正成为电影制片业的标签。而这种特质也吸引了具有同样特点的VC和PE产业。清科的研究报告指出，2005~2009 年中国电影产业共发生VC/PE 投资事件28 起，其中已经披露投资金额的案例有26 起，披露投资金额2.56 亿美元，平均单笔投资金额为985 万美元。保利博纳、小马奔腾、欢乐传媒的背后都有VC/PE的支持。

　　电影是个“烧钱”的行业。成功率较高的商业大片尤其需要大额资金的投入。

　　2006年8月，华谊兄弟曾以《集结号》的项目价值，获得了招商银行提供的无担保授信贷款5000万元。这是国内银行首次为国产电影提供商业贷款业务；2008年5月，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签约，提供1亿元贷款，开创了版权质押打包贷款的先河；随后北京银行为光线传媒、中影集团、万达院线等公司提供贷款累计超10亿元。银行业与电影业的结合已经初现轮廓。

　　尽管华谊已经上市，但王中磊认为这还不够。“在国外，几大电影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但是他们每一部电影都会选择各种不同的资本来源，比如单片债券的发行，或者单片跟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进行的金融合作，形式非常丰富。”王中磊说。

　　然而，电影制作行业并没有建立起与资本市场的对接的稳定通路，因此吸引了许多来自业外的游资。

　　“有房地产老板，也有煤老板。有的要出钱给我们拍电影，条件是要捧某人做主角，或者干脆出高价跟我们抢演员。”高军一脸无奈。

　　“资金很多，现在欠缺的是梳理和消化这些资金，业内人士都了解，在他们投资的几百部电影中大概60%到70%其实是血本无归的，我担心的是这些资金在遇挫后会很快离开市场，这会造成行业突然走进一个缺资金的状态。”王中磊告诉《望东方周刊》。

　　产业链扩张

　　2010年7月22日，新影联华谊兄弟影城开业。这是华谊兄弟投资的第一家影院。拥有制片及发行等上游业务的华谊兄弟开始向下游渠道进军。

　　2009年，中国各大影视机构开始加大在影院方面的投入，除中影、星美、金逸、保利等已有投资主体建设影院外，橙天嘉禾也开始以并购和自己投资建设两种方式进入内地影院市场。

　　在中国，制片、发行、放映方在对票房进行分账前要先扣除5%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3.3%的营业税，然后国产影片要按照“制片+发行43%，院线+影院57%(影院50%，院线7%)”的比例进行分账。

　　可以看到，影院虽然并不参与电影投资，却能分到一半的票房，是产业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环节，有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国外制片方分账比例也不高，但其非票房业务，例如后续音像版权及各种衍生品的收入可占到其收入的50%以上，而在中国，电影的绝大部分收入必须依赖票房。所以这个分账比例对上游企业来说比较低。” 艺恩咨询副总裁郜寿智分析说。

　　但这却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2009年全国院线范围内新增银幕626块，平均每天增加1.7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4723块。然而这仍不足以满足放映需求。2009年国产电影产量为456部，但进入院线放映的只有130部左右。

　　“放映空间不足会使影片的单片收入降低，所以国家近年来一直在鼓励影院的投资，较高的分账比例也会引导资金进入这个领域。” 郜寿智说。

　　而另一个迫使制片、发行这些上游企业投建影院的重要原因是，如果实现了制片、发行、放映的统一，会直接提高影片的票房收入。

　　例如《麦兜响当当》放映场次最多的是上海联合院线，而其发行方上海东方和上海联合院线共同的股东是上影集团；又如中影为自己投资的《疯狂的赛车》在其自己的影院安排了较多的场次。

　　反过来，下游企业也在向上走。新影联即是一例。2008年，新影联牵头组建了盛世华锐电影投资有限公司，由高军任总经理，而参与投资拍摄了《画皮》、《叶问》等影片。

　　“院线在利益链条上分的钱并不多，所以我们也想利用自己的资源拓展一下产业链，除了投资电影制作外，也在更深地介入并整合院线资源。”高军说。新影联采取的是合约加盟制，旗下各影院并不统一品牌，大多数与新影联也没有股权关系。然而，签约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需要用资金纽带来整合。

黑猫警长怎样成为国际巨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7:38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黑猫警长怎样成为国际巨星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也为黑猫警长们沉寂多年后的复活带来了希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 | 上海报道

　　看到T恤上的黑猫警长头像时，金文觉得尘封多年的记忆瞬间就恢复了。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你磨快了尖齿利爪到处巡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哼着当年动画片中的主题曲，金文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钱包。

　　1986年，《黑猫警长》上映时，金文6岁。在金文的记忆中，这部“比变形金刚更好看”的动画片却只有5集，这也是他儿时的一个重大“遗憾”。

　　《黑猫警长》在最风靡的时候戛然而止，也是中国动漫业最大的遗憾之一，甚至将其看作本土动漫行业走向低迷的标志性事件。

　　版权纠纷和落后的产业机制，导致了《黑猫警长》沉寂20多年，这也正是整个本土动漫产业普遍的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也为黑猫警长的“复活”带来了希望。

　　“我们要将‘黑猫警长’打造成一流的文化产业链。”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负责人张天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该所正在进行着让黑猫警长“复活”的工程，让黑猫警长出现在T恤上，是第一步。

　　“黑猫警长”多值钱？

　　黑猫警长淡出屏幕20多年，最直接的原因是版权纠纷。

　　1984年，儿童文学作家诸志祥出版了《黑猫警长》的图书，图书销量大约是50万~60万册。1986年，上海美影厂将书改编成了动画片，在全国的影院院线播出。

　　此后，上海美影厂又开发了录像带、VCD、连环画、画刊等产品。但其中一部分产品没有署上诸志祥的名字，诸志祥也未从中受益。

　　于是就有了上海第一例著作权纠纷案。

　　1987年6月，诸志祥在上海静安区法院状告上海美影厂导演戴郎，在近20次的调解之后，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戴郎赔偿诸志祥2880元，诸志祥则撤回起诉。

　　诸志祥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当年实际写了100多个黑猫警长的故事，总篇幅达30多万字。可惜的是，虽然最终赢得了赔偿，但剩下的故事再也没有走上屏幕。   

　　在张天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如今美特斯邦威为获得3年的“黑猫警长”形象在该品牌服饰上的使用权，就花了3000多万元。“如果从一开始就有良好的运作，谁能想象现在‘黑猫警长’能值多少钱？”

　　黑猫警长走向世界

　　对美特斯邦威授权所获得的资金，将成为黑猫警长世界之行的启动资金。

　　“接下来，将是全国范围内的新剧本征集，让黑猫警长重新登上电视荧幕。”张天说计划让更多世界级的卡通形象加入黑猫警长的故事。“日本的hello kitty也是猫，我们就让它们谈个恋爱。那黑猫警长在日本的市场就打开了。同样，美国、欧洲的动画片市场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运作。”2010年6月，黑猫警长电影已在国内影院播出。

　　张天说，20多年的沉寂让黑猫警长错过了发展的最好时机。现在让黑猫警长复活，眼光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文化产品在不同圈子里，价值也是不一样的。黑猫警长一定要到国际市场上去，才能获得最好的定价。”

　　如火如荼的文化体制改革，让文化产业越来越彻底地面向市场。但历史原因形成的版权纠纷、融资难、定价难等问题，依然是行业桎梏。

　　张天觉得应该先将“蛋糕做大”，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黑猫警长的版权纠纷，总金额也不超过几万元。如果当时有一个好的机制，告诉双方黑猫警长可能运作出几个亿的价值，双方只要稍作让步，就能获得多得多的收益，也许黑猫警长就不会沉寂20多年了。”

　　和黑猫警长一样将被“复活”的，还有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和闹海的哪吒。

　　按照上海文交所提供的信息，美特斯邦威已经和上海美影厂签署了5年战略合作协议。由美特斯邦威对《大闹天宫》、《黑猫警长》、《哪吒闹海》3部动画片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挖掘和发挥。这次版权授权交易涉及的总金额为5000万元。

　　“圈子”的壁垒

　　在和美影厂的合作协议中，上海文交所的职能，包括版权运作、融资服务以及宣传推介服务三大部分。

　　版权运作包括：为动漫形象提供交易服务，开发衍生品及进行版权运作；为原有形象与内容寻找传播渠道；为原有形象注入符合时代的新内容以及将原有形象进行更新并配上新的内容。

　　融资服务则包括：在商业准备阶段及产品制作阶段及衍生品开发阶段为美影厂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立项申请补助资金；征集单位及企业赞助；引入投资者以及申请抵押贷款等。

　　“开发衍生品和版权运作，应该是文化经纪公司的事；寻找传播渠道、征集赞助和引入投资者，应该是相关中介公司的生意；原有形象更新，更应该是创作公司的专长。”十多年一直为中小漫画公司提供中介服务的韩峰告诉本刊记者，业内公认的事实是，中国文化产业链仍处于“四无状态”，上海文交所如今的业务，早已突破了一个文化产权交易平台的范围，延伸到了下游的多个环节。

　　所谓“四无状态”，是指国内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没有固定或稳定的交易资源；没有配套的中介环境；所谓的文化经纪公司大多为皮包公司，缺少专业的法律、会计、投资服务机构；就连专业的价值评估机构都不成熟。

　　这导致文化产业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拍电影的、出书的、做动漫的、做音乐的，都有各自的圈子。

　　“几个朋友之间互通有无，是圈子最早的雏形。因为圈子小，所以版权能得到保护，交易的成本低。”剧作家王海告诉本刊记者，过去，这种自发形成的平台高效而安全，“不担心人家看过剧本，回去自己仿个类似的，因为圈子小，名声就非常重要。有些漫画公司的朋友，哪天突然有了灵感，就业余时间做出样片，交给韩峰，让他去找投资或者播出渠道，成了，就自立门户当老板，不成，就继续干着原来的工作。”一切都在非公开的环境下进行。

　　这是上海文交所面临的最大的行业壁垒。

　　宋奇就曾考察过上海文交所的平台，并打算将自己的动漫样片挂牌，但最终还是退缩的。“要挂牌，就必须让对方充分了解我的设想和创意，但我却非常担心，他们回去另外找个小团队复制出来，成本会低得多。”

　　另外，“圈子的意义还在于，我拿出一个样片，对方衡量一下自己掌握的资源，就大概知道能赚多少钱。合作得多了，大家心理价位非常接近。但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我说我的作品值20万，他可能说这只值5万。因为按他的运作能力，片子拿过去也的确只能赚10万。”

　　打破“圈子”

　　“圈子”所造成的壁垒，抵消了特殊身份给上海文交所带来的优势。

　　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是在中宣部、上海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国内首家从事各类文化创意产业产权、版权等交易的服务平台，是一个权益性资本市场。 “是上海及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市场平台，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2009年9月正式运作以来，上海文交所实现融资、股权转让、咨询服务等各类文化产权交易51亿元，其中，2009年11.5亿元，2010年39.5亿元。

　　和挂牌量相比，51亿元的成交额不算多。张天说，自成立以来，在上海文交所挂牌的版权项目有1500个，挂牌金额为2025亿元，在上海文交所挂牌的项目总量，则有5100个，“项目库里还有几万个项目。”

　　而且，“这51亿元的成交金额中，真正来自于版权交易的很少，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咨询服务。”

　　2010年7月19日，上海发布了《上海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要求“本市各类机构、企业针对其所拥有的国有文化产权开展转让、租赁、投资等经营处置行为，须通过文化产权交易所进行”。

　　“其实，国有文化企业也有自己的圈子。”张天说，对上海文交所而言，关键还在于能否打破这个沿袭了多年的“圈子模式”。用现代化的资本运作方式，创造出更有吸引力的前景。

　　制造资本运作“神话”

　　“这个动漫形象原本只能卖10万，可放到文交所来，大笔资金注入，国际一流的公司包装、运作，最后价值千万甚至上亿，那这个圈子就能打破了。”张天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成熟的产业链，但这恰恰是国内市场最欠缺的。

　　改变文化产业“四无状态”，张天认为，关键在于先制造出一个资本运作的“神话”，激起全行业的热情。

　　上海宝山区一个体育馆项目也是上海文交所的另一个尝试。

　　“这个体育馆是全国最现代化的NBA赛场。”张天说，按照以往传统的做法，赛事之外，“体育场会被租出去作为活动场地，或者吸引一些散客来打打球。有的地方可以开商店或者健身房。”但此前国内很少有类似体育馆盈利的先例。

　　“第一步，是将体育馆20年的经营权打包出售，8000万元。”张天说，在资本运作的道路上，这个项目走得比黑猫警长更远。“为什么有公司愿意买？因为体育馆里有个电影院，8块屏，我们也找到了买家，还是20年经营权，租金6000万元。”

　　赛场也有了更好的出路。“云南一个大型歌舞节目在我们所挂牌，我们引进到体育馆，在赛事空档期驻场演出，粗算下来，每场有50万元的收益。”张天说，上海文交所还联系上了国际邮轮公司，“以后这里就是邮轮公司的一个景点，邮轮在宝山吴淞码头靠岸，就有车接游客来看表演。”

　　等演出常态化之后，上海文交所将引进风险投资，将这个节目引入长三角其他城市，院线式运营，“如果一直做得很好，上市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个节目在交易所的挂牌价只有每场6万元，从云南来上海如果只演一场，除去人员工资、场地费用、设备运输费用和其他成本，基本赚不到什么钱。”

　　相比之下，国外的私募基金更具敏感性。 “目前，来自以色列、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私募基金都成了上海文交所的会员，涉及的投资金额达500亿到600亿美元。很多私募基金经理隔三差五地问我，现在又有什么好项目。”

解密贝贝特：出版的未来？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7:38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解密贝贝特：出版的未来？

　　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很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很多人文社科书籍的背页，诸如《退步集》《常识》《温故》等，印有一个小小的标记---“贝贝特”。

　　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公司，即便业内人士，也常常误会了它。“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总经理刘瑞琳说，贝贝特兼取体制内外之长。

　　据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7月发布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广西师大社名列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第六名。

　　前十名大多数以教材教辅为主，广西师大社却同时以人文社科类图书赢得声名。 这个偏隅一方、资源匮乏的地方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实现“现象级”崛起的？

　　2000年设立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是其间的隐秘所在。通过这个公司，在出版改制真正启动十年之前，广西师大社就已实现了改制的目标。

　　也许，贝贝特在体制上的突破意义，比其资产翻番、好书迭出更为重要。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桂林视察广西师大社时，时任社长肖启明请求全体合影，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介绍说，截至8月，全国528家经营性出版社要转企改制，已完成435家，应该转制的148家中央部委出版社，已有101家转制，剩下的将在2010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或退出。

　　相当一批改制出版社还在向主管部门抱怨十年前的老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对于广西师大社等改制先行者而言，问题已然翻转，更紧迫的问题是---“钱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

　　误解

　　2010年1月，由广州日报、广州购书中心等举办 “2009中国图书势力榜”，贝贝特入围“金推手”，主办方为凸显民营出版势力崛起，将获奖者分成国有、民营阵营。

　　“他们把贝贝特作为民营阵营的代表，我上台后笑着说：其实，我应该站在对面人民出版社那个行列。”刘瑞琳说。

　　现实就是如此，外界往往将北京贝贝特视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人们不相信，一个如此有气质、有活力的出版机构居然是国有的。

　　贝贝特是“Be Better”的音译，意为“更好”。

　　“成立北京贝贝特时颇费思量。政策不允许，但我们要想办法安全地取得体制突破。”肖启明1998年至2008年担任广西师大社社长，是贝贝特模式的设计者。

　　从法律地位而言，贝贝特是图书批发公司，不是一个出版机构。但由于贝贝特总经理是由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兼任的，而这个职务由广西师大党委任命，因此，贝贝特间接取得了出版社最核心的资源---审稿权。

　　公司化运作的贝贝特实质上成为一个出版机构，独立策划选题、发行、营销。贝贝特远离桂林本部，不论空间还是制度上，保持了独立，所有员工都是新招聘的员工，从一开始就没有事业体制的问题。

　　在前期投入了2700万元左右之后，2005年，贝贝特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并形成资产。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出版社都往北京这个出版中心集中，设立了工作室、编辑部、公司。但是，随后大多数地方出版社的在京机构都陷入亏损，其中的一些依靠卖书号为生，一些则不得不撤出。

　　采取贝贝特模式的只有广西师大社一家，对本部品牌有大幅提升的也只有贝贝特一家。

　　体制内外

　　当肖启明邀请刘瑞琳前来出任贝贝特总经理的时候，刘瑞琳敏锐感觉到了贝贝特模式在当前格局下的优势。

　　“我认定我这一辈子就是做出版了，但我绝不会再进旧体制的出版社，而民营机构没有出版权，这两种都会花费非常多且不必要的精力。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还是想做文化。贝贝特则刚刚好。”

　　对旧体制的弊病，刘瑞琳已有多年切身体验。

　　刘瑞琳1993年进入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逐步成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她主编的《老照片》在业界影响深远。

　　“出版业职业性、市场性很强，可是事业体制下的出版社却按照官本位的规则来运作，办什么事总是先问级别。一项稍有规模的投入，得两三年以后才有收益，但事业体制之下，往往三四年就换一届社长，社长为了政绩，肯定要做表面文章，喜欢评奖，喜欢做大码洋，根本不考虑良性循环。”

　　官本位对整个行业形成了逆淘汰效应。不懂出版的人常常成为一把手，“一把手是一个出版社的灵魂，他不懂出版，用的也会是不懂出版的人，几届这样的领导之后，整个出版社就成为一个不懂出版的出版社，最后连本社产生的总编辑也不懂出版。”

　　这样的体制，无法形成做事的环境，看不到出版的希望。

　　2003年，刘瑞琳担任广西师大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其实，我没有在桂林本部工作一天，社里对北京贝贝特非常放权，我可以完全按照出版规律设置公司。如果我觉得要快，拿到某个选题，我会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不必像很多出版社那样走很多程序。有人说，在北京，贝贝特是选题决策最快的。”

　　小环境

　　取得制度突破，并不意味着解决出版社困境。

　　“即便我把所有经验告诉其他出版社，他们也没办法复制。出版的小环境太重要了。”肖启明说。

　　归根到底，出版仍然是高度依赖于人的文化生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广西师大社在上海、广州、南京、南宁等地都成立了同样制度的贝贝特公司，但是，北京贝贝特却独树一帜，原因即在于刘瑞琳的到来，并为此注入强烈的个人风格。

　　“一个类似贝贝特公司的成功，需要总编室、印刷部门、财务部门，每个流程配合。一些项目，如果部门配合，成功率可能有七成，如果不努力不配合，就只有四成把握。如果各个环节不通畅，创新就越来越少。”肖启明说，这种小环境在出版界极为难得。

　　一些优秀的作家，往往对出版社文化氛围或者一些编辑有高度的认同。2006年，由贝贝特出版的《退步集》取得30万本的销量，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有记者问陈丹青：下一部书将在哪里出版？陈丹青指着旁边的刘瑞琳说：“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

　　“当时我也被吓住了，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场面。”刘瑞琳说，去年以来，一批优秀的作者向贝贝特集中，以至于一些同行认为贝贝特在到处挖人。“其实，这是因为一个出版周期结束了，我们认真出书的态度，得到了作者们的认可。”

　　比如，2009年，贝贝特出版了汪涵的《味道》，一年之内销量超过20万本。“汪涵是主动找到我们的，他是《温故》的读者，感觉到了我们对书的诚恳。”《温故》是刘瑞琳主编的系列丛刊。

　　在白先勇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上演之际，贝贝特推出《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白先生到北京来，我们整个编辑部就给他做义工，推广昆曲。连他也发现，有些营销活动，我们甚至忘记了卖书。”

　　由于对经营作者的重视，贝贝特一年的营销活动(沙龙、讲座、展览、对话)甚至比中国出版集团还多。

　　警惕改制走向反面

　　“为了书与人的相遇”，贝贝特的这一口号，浸透的是“给地道的读书人出书”的理念。

　　“改制应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如果将市场仅仅理解为赚钱，完全以码洋为标准，很可能将文化理想也改掉。比如编辑会问：这个书能挣十万块钱，你出不出？按照码洋逻辑，就不得不向编辑妥协。这样一来，良好的编辑部文化氛围就无法形成。”刘瑞琳说。

　　由于拥有垄断的书号资源，一些出版社在改制之前，就已经如同脱缰野马，“既然束缚了手脚，就粗暴简单地挣钱，没有人顾及品牌。还不如民营机构有文化理想，反倒是他们目光长远。”

　　“改制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是改制之后出版社就一定能活。”肖启明说，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实际上也是自己养活自己，改制的区别在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明晰了产权，提供了资本运作的可能性。“胸怀理想的出版社才能成功，不想做大事的时候，改和不改无所谓，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感受到束缚。”

　　在刘瑞琳看来，出版资源是有限的，民营机构在市场中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与国有出版社的差距越来越大，留给国有出版社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肖启明的人生轨迹，与改制越发紧密。

　　2010年4月肖启明调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代社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是第一家转企改制并与原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的中央部委出版社，现隶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肖启明说，2000年创办北京贝贝特之际，他们就已经设计了以上市为目标的股份制公司---“贝贝特实业集团”的构架，并请证券公司开展前期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他本人中途前往美国访学一年，出版社没有沿着原来的轨迹发展。“如果计划实现，今天的贝贝特，将是另一番景象。”

　　在改制脱钩后的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首任社长位置，他会再次取得“现象级”的突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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